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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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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其实并非不知道国民党上下体制性的腐败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如1942年8月23日日记中有记：“……马生积祚自渝来访谈，商市艰难，日用品存量日少，货运日艰，且谓沿途检查之密，自浙至川，有纳税二十一道以上者，告以商人本务，在使货畅其流，仍应勉力为之……”从浙江到重庆，竟然要收21道税，商人生意难做，物价当然上涨，老百姓如何活法，可是陈布雷还是冠冕堂皇地告以“商人本务在使货畅其流，仍应勉力为之”，这就是仍要维持这种腐败的体制。1942年9月16日日记中，陈布雷又记下了一则内幕新闻：“……十一时，委员长约往谈以立夫（庆祥、毓麟）诸人参加工矿银行组织，深为不满，嘱即令彼等退出董事职务，往访立兄，正在行主持开幕礼也，十二时立兄来与之讨论，彼尚固持己见，以为动机不谬，余无法使之明了，约与同往乃兄果夫处商之，果夫所见乃较老成，遂约下午同见委座……五时与立兄同至官邸谒委座，立兄报告参加工矿银行之经过，委座谓已令停闭，余等以为太过，申述理由，言政府有关人员声明退出则可，对于财部已核准之银行，未有重大犯法行为，于开幕日即停闭则不可，委座命令且与陈公侠秘书长商之，遂同赴政院及财部，由立兄说明之，为此事碌碌半天，太不值得……”政府官员参加工矿银行当董事领干股，连一向标榜清白的陈立夫等人也挤进去了，陈布雷最后只好说“碌碌半天，太不值得。”陈布雷是矛盾和痛苦的。陈布雷熟读史书，他是懂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之周期律的，可是他在这里仍旧陷入了怪圈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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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孔祥熙案向参政会做说客（1）
孔祥熙陈布雷在重庆后期，最苦恼的一件事是对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案违心地去向国民参政会做说客。他对孔祥熙在抗战中大发国难财的一系列行径，由于在侍从室工作的关系，早有所闻。
1942年，抗战进入第5个年头，军政两费日感困难，由蒋介石兼主席的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委员会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向西南、西北大后方各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每元折合法币20元。初发行时，大肆宣传说：“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可是一般民众不很相信，故于购得之后，多愿折价脱售，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钞黑市曾以官价20元下跌至十七八元。后因通货恶性膨胀，法币贬值，美券回涨，由初期十七八元，一直涨到30元。于是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的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中央银行国库局长吕咸便利用职权，上下其手，对美券大干其贪污舞弊勾当。
孔、吕的舞弊勾当，是在1942年10月15日干的。当时由于美券黑市上涨，不利继续出售，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停售美券，所有尚未售出美券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完案。吕咸和孔祥熙密商后，先由吕咸拟一签呈，说：“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赀，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政府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孔祥熙大笔一挥：“可。”吕咸将第一批购买美券金额350．426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法币7008．52万元，尽先送孔祥熙一人独吞。不久，他们又第二批购买美券金额799．574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法币亿元……
孔、吕贪污美券丑行，激起了爱国人士的义愤，他们将全部材料搜集起来，提供给国民参政员，制成提案，准备请大会讨论通过，送请政府严办。国民参政会主席团王世杰劝说参政员：“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亲者痛。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提案人、联署人（大会规定，提案须有五个以上参政员联署才能成立）以及大会信誉，都会有损。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可是参政员们却说：“证据确凿”，坚持在参政会上提出。王世杰慌了，向侍从室报告，陈布雷知道孔、吕贪污肯定是事实，参政员绝不会无事生非，于是也向蒋介石报告：“蒋先生，参政员提案，庸之先生鲸吞美金公债。此事言之确凿，恐对庸之先生大大不利。布雷想，当此国难时期，庸之先生趁火打劫，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实在太失公职人员体统……”
这时，监察院长于右任也提出了对孔祥熙的弹劾案。
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说：“这事很糟糕，庸之只好辞职，所吞美券只好分期吐出。但是还是不宜在参政会公开提出，一列入提案，对友邦将造成极坏影响，对我们抗战将不予继续支持。布雷先生，我看你是不是以新闻界前辈身份给参政员说一说这种利害关系，就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送给我办好了。”
陈布雷原想公开触动一下孔祥熙，现在蒋介石这么一说，只好去访问参政员陈赓雅。他一开口就表明自己不是以侍从室二处主任身份来访的，是以老报人身份来随便谈谈。
陈布雷也说陈赓雅是出于公心：“这提案资料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提出讨论，当然也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
陈赓雅问：“敢问布雷先生，何以见得会投鼠忌器？”
陈布雷说：“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美、英、苏等友邦更会认为我们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后果之大，将不堪设想。”
陈赓雅似乎有点不相信。陈布雷继续说：
“前此不久，政府决定黄金加价，被财政部高秉坊泄露，掀起轩然大波，友邦朝鲜人士，啧有烦言。现在不幸又另一空前大舞弊案发生，必然会引起友邦的更大失望与不满，为抗战招致‘失道寡助’的后果，想来也不是大家所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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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孔祥熙案向参政会做说客（2）
陈赓雅对陈布雷的为人是尊敬的，也知道陈布雷决不是个人的意见，问：“陈先生，那么尊意以为如何办？难道眼看此等人大发国难财？”
“我想可以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主席查办，蒋主席是会严办的，这样既可达到查办目的，也可照顾到影响。”
可是参政员们还是不肯罢休，有的说：“不列议案也好，找另一个方式，戳他一下。”
于是提出了一个“质询案”，当行政院长张群在参政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提出质询。这轰动了大会。陈布雷一听到，马上派人把质询案提去，说：“蒋主席要看。”这样，大会秘书处无从印文件，加之，新闻上加以封锁，案情不得公开，社会上也就不能了解内幕。
参政会闭幕后一个月左右，胜利前夕，《中央日报》发表一则消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至于“分期吐出”多少，只有天晓得了！陈布雷为此，心中十分矛盾和苦恼。
陈布雷感到写文章“难乎其难”
陈布雷给蒋介石写文告，实际上是一个苦差使，因为从文告之结构与文字，所要表达的意思，基本上都是蒋的观点和思路，按照陈布雷自己说法，余今日之思想已与他人一体，完全没有自己独立思考之余地，蒋介石也不是一个草包，他也懂得文字结构，又不能糊弄他，他会反复按照他的思路修改，这就苦了陈老夫子了。1941年11月13日，为了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这么一篇并不大的文章，陈布雷就花费了三四天，11月13日日记：“八时十分起，准备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而口授要旨，繁复曲折，颇觉行文组织，难于自然，而说理陈词，未能惬当，彷徨绕室，几乎不能下笔，至晚八时，犹只成八百字也，委座五次来电话补充要点，愈重视此文，余愈不敢下笔矣……十时始凝神定心，专意撰拟，二时卅分完成，凡六千言，三时（夜）就寝。”但事情还没有完，14日日记中记：“十一时卅分（中午）委员长将文稿核阅后发下，谓大体可用，嘱再加以修改，午后三时及七时，又速送条谕二叠补充，陆续修改至夜九时始完毕，然知此文断不能就此作为定稿，以委座每写一文，陆续修改补充不止，此历年之惯例，而近年尤然，然余之拙笔有不能追赶之苦也……”11月15日日记又记：“……十一时卅分归，则委座又来条谕，嘱余将此文归并为四个中心要点，如此实际等于拆开重写矣，午餐后小睡至二时卅五分起，静心思虑，安排全文改造之组织，先后改定第一张，四时往官邸会谈……”11月16日再记：“……委员长对讲词再有条谕，为研究之，午餐后小睡约一小时，二时承委员长召，往官邸谒谈，以改正稿再命整理，加入三段……七时将文稿整理完毕，即缮送呈……（晚）十时一刻，委员长将演词最后核定稿发下，又增删数次，如此反复修改，难乎其难承命执笔者矣，十一时起，为亲摘要点，二时十分送董显光翻译，三时就寝。”怪不得陈布雷与李惟果谈“文字工作之难，相与叹息”了。
这样改来改去的文章不知有多少次，后来，陈布雷的四弟陈叔谅到了重庆，也到侍从室来帮忙，有的文稿就是由他代拟，陈布雷再修改，1942年7月1日日记记：“九时卅分起，近来晏眠迟起几成习惯矣，盥洗毕，即就四弟所拟告青年初稿为之修润，此文本不易作，而委座指示，系荦荦大端之要道，甚难将其精义表达，使青年真能认识发扬民族哲学思想与造成独立人格及独立思想之必要，尤以近年各校教训方针凌乱，中学教师程度低落，大学一年级生甚有不能举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者，欲于此抗战重要关头，提高其对民族哲学传统之认识，甚难措辞圆满，而达预期之功效，苦思许久，几不能下笔，自十时至十二时仅改定前言一段，天气酷热，脑力更觉疲滞，午餐后未及小睡仍赓续为之，其间呼理发匠间断者约四十分钟，至五时改定五分之四，惟果兄来访，辍笔与谈又约一小时，并阅六组批表等件，薄暮更热闷，挥汗完成之，至七时五十分始完稿，既成自视非完善之作，不得已交缮呈核，甚望此文能不发表也。”9月2日日记续记：“……今日再阅昨晚写成之告青年书，觉文气尚连贯，惟内容稍空虚耳，以昨晚签呈自认文字衰退之语为太过，恐委座阅之不乐也。北非情形紧张，亚港已垂危，浙赣线敌寇达横峰，甚为忧愤……”7月4日又碰到一致罗斯福文件，日记中记：“……晌午亮畴先生来谈，商致罗斯福文件内容，亮畴意最好请不发表，否则亦须大大删节，余意亦有同感，近来委座对英国之无识、美国之专断似颇感焦急，为全局着想，亦难怪其，然刺激之言自仍以避免为当……”7月5日日记：“七时五十分起，约王亮畴、王雪艇两先生来寓，共同研究七七告军民书初稿，对于第3段论及太平洋战略及美国应操之行动者，均觉语意太急直，乃删节补充修改若干语，十时卅分商酌完毕，十一时缮与送核……三时卅分委员长约往谈，以核定稿交下，并谕将重要部分摘要先交翻译，拍发外电……”，7月6日又发生了一件孙科一文出了问题之事，日记中载：“……公展兄来电话言哲生院长有抗战五周年感想一文，其末段关系甚重大，但已迳送各新闻机关，而各报已有付排制版者，嘱即转呈总裁请示，乃约新闻检查局李中襄同志来谈，细阅全文，乃知其末段所论者为抗战胜利后之对日休战议和条件，除归还甲午以来之侵地外，尚有极具体之十二条件，包括五十年内中美两国驻兵日本境内等条款，不仅言之过早，且亦是授敌寇以反宣传之机，实觉有考虑之必要，乃与李同志同赴国府，请委员长亲阅后，约雪艇部长来商，率由委座删去之……”陈布雷不仅要为蒋起草文告，还要为孙科等文章操心，真是心劳日拙。陈布雷内心对此种文字工作实际上是不愿干的，在1942年8月27日日记中就有透霹：“……今日在回渝车中，忽自省数年来言行，缺失甚多，而尤以对友明交际过于落寞，在不知者必以为倨傲，此不仅足以败德，亦足以害事，细思致此之由，实因我始终对政治无兴趣之故，因‘不愿入官’之念，乃至一切近于怪僻之行为，均以‘我本无志周旋’之一念自恕，然即摆脱政治，亦真岂能遗世独立者，欲作一现代之人，不可不善于处群也。”陈布雷将自己对政治无兴趣，不愿作官，现代人又不得不处群之矛盾心理讲得再也明白过了。
陈布雷心病已重
从陈布雷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诸多痛苦和矛盾，兹摘录1942年3月16日晨7时记的“此2月来工作与生活之追溯，”颇能见其内心深处：
“自今年一月份以来，余之工作情绪颇嫌淡薄。其大半原因由于睡眠不佳，体力精神日衰，然尚有两个原因：一、处理工作，轻重缓急，往往失当。致事多积搁，心多牵挂此一也。二、儿女职业就学诸事待处理者太多，而二月以前六弟陷港，又无消息，且观四年之工作与生活亦多不安，家人情形，常牵怀念，时间精力，不能全部集中于公务，心太纷杂，曾增疲与失眠二也。追溯此两月有半之生活，殆为入蜀后烦闷最多而对公家负疚最深之时期。应做之事，均未速办。应阅读之参考件，亦多未读，每日营营扰扰，从杂乱中度去，此境均不可久。行年五十余，而修养薄弱如此，殊自悔疚，宜即猛省痛改，力矫前失。自下星期起，宜首先作到下列几事：一、每日晚间非有必要事，宜十一时就睡，晨七时半以前起，二、每日事务必须当天即了，未了者记于别册，宜五日一检查，三，对公共生活，如###等宜多参加，四、宜多访友，自动接洽公务，勿惮于外出，五、见客时谈话，宜尽量简短，爱惜时间，以积极情绪，涵养精神为要。”真佩服陈老夫子，一面16开“文渊阁”10行笺，用毛笔字随手写来，每面五六百字，虽是草体，然笔力遒劲，很少有错漏之字，14年间，估计起码有150多万字，工作方面，蒋氏夫妇交办何文告，日夜运思修改；受蒋介石委托，接待拜访党、政、军、文和社会名流；参加中枢各种会议，读书心得，国内外各种资料，还有自我反省之体会等等，无所不包，常常寥寥几字，把事实心境说得很透彻，为历史留下了很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有关亲属，也略有记载，兄弟之情，夫妻之情，舐犊情深，跃然纸上，陈布雷在日记中甚至把公私开支账目也记上，他平生二大嗜好和必需品，一是烟瘾甚大，有几听什么牌子香烟，有多少多少药品也一一开列，做人态度极为认真。有时在一天中有记事叙感，有时一月或几月作一回溯，如1942年3月29日，陈布雷有记：“七时卅分起，今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岁月如流，忽忽三十一年于兹矣，中国革命实为一种复兴运动，今日抗战方殷，吾人一致努力撑持，此最艰苦之一二年时间，待反侵略阵营整个胜利之后，中国不独可完全求得独立自由与平等，亦必一跃而为东方各民族（苏联或不在内）之盟主，目前问题当然要看经济有无办法，而经济之充实与管制则又系于内政，此盖极艰巨之工作也。国府今日颁布总动员法，闻将定于五月五日实施，盖均有深意存焉。”下面是大量工作和接待人物，也涉及家事“九时，袁景裕君来访，钱天鹤同来，谈沪上人心归向，抗战之热烈，为之兴奋不已。九时卅分，望七弟等送泉儿上机场去兰州，旋以气候恶劣未飞行，沙孟海兄来谈，李惟果兄来为我协助接洽，甚感其惠，旁午陈公侠秘书长来谈甚久，午后小睡至三时起，考虑宣传指导组问题，阅杂志一册，又阅呈六组件十余件，外复电六件，作函四缄，薛农山、曾虚日来谈海外宣传事，林圣凯君来谈工业，傍晚芷町来，晚餐后处理四组件并手谕三件，与芷町商谈今后工作之重点，阅蒋夫人为纽约时报所撰定论文，十一时卅分寝。”陈布雷每天日记几乎都是这样记载的，这里只是选择几则而已，《三月份之回溯》（1942年的）中记：“本月工作并不多，而余之精神脑力乃不能任重，颇自疑，岂遽衰疲至此乎，十五日曾检讨前半月之经过，记之于册，意欲寻其致病之根源，而加以修治，并列举应改正之要目，今日半月矣，综合检点，只早眠与夜睡时间尚能按照规定，而‘当天事当天了’仍未能做到，然大致已较前进步，筐中留牍渐少矣，独于外出访友多方接触一节，迄未能实行，而客来访晤者，接见时仍多作不必要之谈论，且中气渐虚，多谈即疲劳，此最宜改正者也，自省心思烦乱之原因甚多，而家人群集，未得妥善安置，亦为牵虑分心之一主因，至于最后一星期则因奉命接洽人事诸多乖舛，始悟今日政界中直道而行之人太少，如余率直简易，不宜过问实际之人事，以既无技术又无耐心也，来日大难，不知丛脞复杂，将更何如，而余欲免于悔疚，何可得手，计惟有对事则力求简单，对人则尽量宽恕，而黾勉治心双补，阙失而已。”陈布雷还拉了一位同乡同学沙孟海专门来为他办理庆吊文字，因为沙孟海此人为人方正，又熟悉文史，写得一手好字，沙孟海原在中英庚款会工作，他是不愿卷入政界的，一再拒绝陈布雷这位师兄之邀请，后来知道只是写些庆吊文字，他也勉为其难，1942年4月5日日记中记的即其人其事：“……祭奠韩紫石先生，奉命代表往祭也，委座赠挽联：江左文人推老宿，暮年风节重山丘。系孟海所撰……”对于陈布雷这种紧张的工作和身体状况，有不少人劝过他，连其兄弟都劝过他，如1942年4月14日日记：“……起居颠倒如此，生活之不规律已甚矣，四弟来谈，劝我诸事勿过认真……”可是陈布雷是无法解脱的，他对世事总是要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如1942年9月13日日记中记：“……傍晚果夫来谈中央政校事，乃知处友处事之道大难。稍不得其正。（即谓过于热情体贴，或过于激，过于严，或放不开，想不透，观察不彻之类），即不免以好心而生恶果。于处人数最多而复杂之群体尤然也……”11月5日日记记：“八时卅分起，昨晚睡眠充足，精神略佳，然环顾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方能使自身本分之事有个安排，杂念纷起，作友人私札数缄聊自宣泄郁闷，晌午惟果来，余与谈心中痛苦，悲从中来，为之下泪……”11月9日日记中陈布雷又有感慨，他先草拟《发动党员团员实行战时生活案》，并起草《刷新政治风气造成各级政治之战斗化案》，午后又校译蒋介石《对英国议员团之欢迎词》，“……皆为写成此一提案，以全文不过二千字之一案，而耗时如此之久，真如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殊自叹其何以憔悴也。”“春蚕腹已空，芭蕉心已萎。”这两句话把陈布雷内心委屈活脱脱写了出来，这时陈布雷心力疲惫之至，蒋介石本来提议他去昆明休养，可是陈布雷不愿走得太远，还是对侍从室工作放心不下，于是选定去成都休养，12月5日日记中记：“九时十五分起，因工作堆积，杂务从未间断，对于成都之行不能从容准备，适委员长约于今日前往黄山晚餐，忽感时间不敷分配，又以委员长问及事略编纂事，深感平日事繁，未尽督促之责，不觉焦闷愧悔，致形诸词色，有失态之言，事后思之，殊属不合，然实为病象，不能控制，此情景殊非他人所能知，即四弟与望弟必感觉莫名其妙，独允默知我之痛耳……”陈布雷并未记明“失态之言”，但可以看到在蒋介石面前“失态之言”“殊属不合”，连最了解他的陈叔谅和翁祖望也莫名其妙，他说只有妻子知道，陈布雷心病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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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四年生活点滴（1）
从1940年开始，陈布雷也奉命接待过国内侨领和名流，他对名流和宁波家乡前辈生死也常亲临庆吊。陈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蒋介石官邸招待过陈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闻枕琴先生病剧，往歌乐山中央医院访问，至则已昏迷不省人事，仅能颔首而已，不忍久留，遂与显光同归，十二时往机场送行，陈嘉庚定今日飞昆明……”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骏彦，奉化人，曾任奉化县龙津学堂学监，教过蒋介石的书，周骏彦还两度到日本攻读法政，追随过中山先生，后来跟蒋介石，当过军政部军需署长，掌握军饷、军粮与被服等后勤工作，蒋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骏彦的孙子周宏涛在1943年5月接替俞国华，当了蒋介石的中文秘书。周骏彦为人比较正直清廉，所以陈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记中陈布雷记：“……闻枕琴先生于今晨丑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寿谢世，不胜悼惜，委员长以电命撰挽联，并准备祭文……拟请国府褒扬之呈文稿则余自撰，追念清德，写罢不禁泫然，芷町谓余文中‘贞信普洽于将士劳瘁问候于晨昏’二语对于枕公洵非溢美美词也……”7月31日又记：“……偕孟海同赴歌乐山平正农场，吊周枕琴先生，向灵前敬礼，不觉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见矣……”。陈布雷对冯玉祥还算尊重，所以“至冯焕章家祝六十寿”（1941年11月14日日记）陈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陈布雷有赠诗，据陈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记实际是“芷町为我代作赠郭沫若五十生日诗四首，嘱永甥送去……”就是翁泽永，当时任郭沫若秘书。
陈布雷一有空或忙里偷闲，常常读书自娱，如1940年9月3日日记中有记：“……夜阅林语堂所著《四十年来之北京》英文小说……”，1941年9月8日“……读钱穆学术史论方东树等讲人一章，颇佩其言论之卓……”，10月9日日记中记：“……近日心里闲散，拟乘此暇时养息精神，故仅读书而不作事，自验此心近三月来略能做到‘放得下，丢得开’之工夫，然当慎防因此流于荒怠也，读宋元学案一册，阅杂志数种……”
陈布雷在重庆期间与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有接触，如1940年12月8日日记中记有“……四时（下午）谢冰心女士来说关于文化事业组及蒋夫人文学奖金各事……”12月10日日记中有：“……吴文藻君来访谈教育制度及中国造成现代青年之途径甚详，吴君为江阴人卅九岁，任燕京教授多年，其夫人即谢冰心也……”。陈布雷有时读书也会谈点心得和体会，如读冯友兰论文，1942年5月5日日记中载：“……阅冯友兰新世训两章，觉文字极僵硬而不自然，在作者之意或以为语必合逻辑，文必合现代西方文法，乃堪为学术论文，其实此为一偏之见，文字之道，在使人易读易解，不发生歧解为主，故写现代文者，诚不可不通西方文法，然亦不必拘泥于一词一句，乃至排列顺序上须为西洋的也，中国何尝无文法，中国文法何尝不合逻辑，但必运以中国文字之工具，而不违背民族语言之习惯，方使人易读易解，冯君通人，乃不解此，殆亦有所蔽耳……”。有时还记下蒋介石大谈所谓哲学，1942年6月11日“……十时卅分应委座之召，偕希圣过江去黄山谒谈，十一时卅分到达，先在余室内休息，十二时登山晋见，谈战局、文化等等，商榷经济理论甚久，而于哲学之研究指示独详，委员长之意以为‘吾人哲学实为一元的’。此一元即是太极。统驭心物，依余自身所体验，实为行健不息之天体，现时讲太极，讲阴阳，近乎易理，能了解而接受者恐不多。实际宇宙万物，自有盈虚消长之理，例如四时之运行，春夏秋冬，时序不同，其景象与功用亦不同，一舒一敛，递相嬗续，而循环不已。此即变易与不易，吾人唯当认识其恒久之理。而应其变易之象。把握其‘时’，而以自强不息之工夫应之。孔子说君子而时中，时乎春夏则春夏，时乎秋冬则秋冬，此天行之理，亦即人生之法则也。1时30分午膳毕仍略谈文化宣传理论，2时30分偕希圣回归。”陶希圣在当时也是专门写文章之高手，蒋介石一席主观惟心论后，酝酿要写《中国之命运》了。6月13日日记中又记：“……偕稚公再至委员长处，委员长与稚公谈太极一元之理，稚公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谓世间万物曰真善美，然求真太过则自私，求美太过则好胜，此善心所由泯，而恶业所由起，委员长闻之每为欣然称快，午餐毕已二时……，”稚公就是吴稚晖，是国民党###，有文才但迂腐，陈布雷所谓“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既是尊重，实含讥刺，但蒋介石很需要这个“###”点缀和捧场。10月27日日记中陈布雷记：“……十一时卅分委员长约往谈，拟撰小册子之要点……”这就是着手起草《中国之命运》，执笔者为陶希圣，10月28日日记续记：“八时起，载小册子之要点，将委座廿六日所示之意，加以贯串发挥，据希圣来谈，属其先拟要目，再定写作之人，希圣以为此册子最好由希圣撰之，余亦以为然也……七时（晚）散会归寓，则希圣已拟出纲目，佩其敏捷……”10月29日日记：“……九时卅分，就希圣所拟小册子目录详加审查，另拟简目一纸送被商榷……”一直到11月7日，始经蒋介石同意：“……接委员长手谕，对小册子内容又加批甚多，即送希圣兄办理……”12月4日日记中记：“八时卅分起，记述委员长2日晚间指示之语送交希圣补入于‘中国之命运’稿内……”《中国之命运》之撰写，陈布雷实在也参与其中，为什么由陶希圣来写，因为陈布雷实在忙不过来，他还要给蒋修编私人日记、编年事略，写其他文章，12月6日日记中记：“九时起约集王、孙、袁三编纂谈话后，即将已编各年事略整箱面交其存储，并以明儒学案摘抄本三册交其携去黄山面呈委座……”，1942年这一年中英美废约问题，陈布雷也参与其间，1942年10月31日日记中就有记：“……八时到官邸对修约事作第二次之会谈，到于、孔、孙、宋、寇生、少川、亮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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