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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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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和艰难”吗？各位同胞们：我这几句话，就是为着今天而说的，从前我要我们军民同胞准备，今天我严肃的要求我们同胞对这几句话来实行。目前正是国家安危存亡极大转捩的时期，我们能否不愧为黄帝的子孙，能否不愧为世界战争中健全的战斗员，在和各友邦并肩作战之中，我们能否并驾齐驱而不落后。这就要看我们同胞能不能任重致远，能不能极端刻苦，格外勤劳，能不能英勇奋发，自立自强而决定。
各位同胞：现在我们抗战的局势愈重要，而我们经济情况和国民生活当然是格外艰苦，我们必须不自馁不懈怠，不自暴自弃，要正视现实，承受艰难，进一步的克服艰难，我们全国同胞无分海内外，无分男女老幼，不论农工商学兵，都要各守岗位各尽本职，各自发挥其最大的勇气和努力。在外来物资供给方面，最近海上形势的变迁，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百分之百的自力更生，我们是革命建国期中的国家，试看世上哪一个革命国家不是从四面紧密包围封锁中恶战苦斗出来的，苏联和土耳其就是我们的先例，何况我们并不曾完全隔断和各友邦的联系，在军需物资上尽有充分供给的来源，而其他一切日用必需品，因为我们天生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的国家，国内尽可以生产，只要我们真能做到普遍节约，真能发挥经济自给的力量，老实说：今天这一个形势正是我们坚苦撑持自立自强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之我要求我们全国同胞真正实行全国总动员，彻底革新我们的精神思想和行动，集中我们的意志和才能，发挥我们全国人力、物力和地力，牺牲自由，放弃安乐、贡献一切的所有，供国家的需要，为战斗而使用，要知道艰难是成功之母，革命以创造为本，从现在为始，我们的经济与人民生活正可以彻头彻尾的做到自力更生，民国三十一年，真是我们中国百年来空前未有的大转机，更是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彻底更新的唯一机会。我们务必谨严沉着，向着抗战胜利的大道上前进，我们更要乐观兴奋发挥更英勇的气概，向着建国必成的大道上前进。我们的政治要能成为真正战时的政治，经济要成为真正战时的经济，社会要成为真正战时的社会，而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要无愧为这个伟大时代中一个战斗员，大家同心同德，造成我们国家为一个坚强的战斗体，而后可以消灭敌寇，打倒侵略暴力，重现世界和平，对内建立起三民主义的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对外达到我们三民主义尊重独立自由平等，重奠世界正义和平的理想，我们的机会是千载一时，我们的努力要事半功倍。我愿我全国军民和海内外全体同胞，都以这个蓬勃热烈的精神和坚如金石的决心，来迎接民国三十一年的元旦，来承接摆在我们前面的胜利和光明：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以无限的热诚和信心，祝我们同胞向前努力，祝我们抗战胜利和反侵略国家整个的胜利。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陈布雷撰文电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4）
陈布雷在为蒋介石写1942年元旦对全国国民广播稿中还是倾注了一股爱国之心的，而且将世界上反侵略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这一篇文字在抗战中是他第二篇杰作了。
自此，中、美、英三国在远东一致对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42年4月10日日记载：“……为蒋夫人修改《新中国之成立》译文，译文译者笔墨故作缭绕，又不能忠实达意，见其英文根底似不佳，故每次修改极费力……”这是陈布雷附带谈到对译者文字的看法。蒋介石与史迪威10日日记中又记：“……七时，委员长自缅甸前线归，即往官邸谒见谈十分钟归，委员长此行至腊戍、曼德里，九日回昆明，行期共6天，晚餐后，俞国华君来谈缅军事情况，孔先生函呈英方所拟五千万磅借约草案，即为呈送之……”可是到了1942年夏秋，蒋介石对美国态度却极为不满起来，所以在1942年6月28日，陈布雷的日记中就明显反映出来，“……委员长约往谈话，命拟致罗斯福一函，口授要点约二千余言，随听随笔记于小册，凡一小时毕事，右腕为之酸痛异常，委员长今日之神志对于美国至为不满，历述其追随英国，甘心为英国所左右，而不能独立自主之决定政策战略之错误，尤侧重于批评‘先德后日’之战略，以为长此不改，美国将永远处于两洋作战，而应付之被动境遇，非唯不智，亦亦可危，又述及美国供应我空军，不及所要求者十分之一，而已经决定运华之飞机，尚欲应英国要求而移用，此非责其不应漠视中国，至此盖闻美国拨至中国战场之第四十大队空军，忽复他调而发也，此函复杂而难达意，午餐后以二小时之力写成，略改其语气轻重，而已未能多所修正，以委员长甚坚持也……”7月4日，陈布雷日记中记载的更加明显了，“……晌午，亮畴先生来谈，商致罗斯福文件内容，亮畴意最好稿不发，否则亦须大大删节，余意亦有同感，近来委座对英国之无识，美国之专断，颇感焦急，为全局着想，亦难怪其，然激刺之言，自仍以避免为当耳……”罗斯福派史迪威来华，史迪威欲指挥中国军队，而且史迪威是轻视蒋介石的，且亲共，蒋介石当然不满，与美国关系有点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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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1）
陈布雷与《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有近20年交情，始识于二十年代陈布雷在《商报》时代，抗战后，关系更加密切，日记中隔三两天都有记载，可谓文字之交，在对外宣传方面，张出了很多主意，陈布雷常常把张的长信和建议几千字几千字摘录在日记中，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死于重庆，9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有详记：“五时方在朦胧中，接右任先生来电话，知季鸾于今晨四时长逝矣，季鸾真诚爱国，出于至忱，抗战以来，昼则运思，夜则奋笔，其贡献一切以求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诚，在中国国民党党员中不可多见，尝自谓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为中山先生之继承人蒋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两大际遇，故疲身劳神或奔走道途，或献替帷幄，其忠勤有为外人所不详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锐敏之思，以从事于对敌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间所得而详者，今抗战局势甫见曙光，而夺此念念不忘‘国家至上’之论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临殁之方必不瞑矣，以电话报告委员长后，六时卅分到中央医院临视遗体，与其夫人谈临殁情形，凄怆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来为安排殓室，备办殓具，九时始归，念之不可置，午后为委员长草一唁电，四时再至医院视殓，到新闻界友人及其乡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龄，出面拜谢，英巍过人，喜其有后也，与吴院长商殡地后，至右任先生寓，邀张夫人共商后事，决定暂葬四川，不迁陕，八时始归，委员长电话来询，将经过报告之……”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记友人或亲人之死，但从未这样详细和充满感情，而且对张的评价也远远超过其所记之任何人。过了20天，9月25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上一笔：“七时起，以季鸾之逝，余独无悼文，明日为其三七，特撰‘追念张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经过及其言行，为余所能忆者，文成读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犹未尽也，季鸾近年对国事前途与革命义谛认识甚深，虽无党籍，而热情炯识过于一般徒装门面以读三民主义者，余此文特送中央日报发表……”
我遍找原文不着，最后竟在陈布雷1946年日记中见到《追念张季鸾先生》全文，兹全录于下，陈布雷在报上写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评价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满感情。
追念张季鸾先生
季鸾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缠绵病榻时，余三访之于医院，病亟犹自谓“疾有转机，将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终不自意其将死，其生命意志之坚强弥满，虽目睹其盖棺，余直不信其已死也。余哀蟠胸，挥之不去，纪其前言往行，藉遣余悲。
余识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订交，在民国十年，其时余在商报，以某案与先生主持中华新报往复论辩者七八次，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则在彼报揭一短评曰：
“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此与先生二十年来热心奖进青年闻一善辄称道不置者如出一辙，盖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竟未践夙志，愧负死友多矣。
黄少谷先生最近所纪十六年郑州总部早餐之盛会，始重晤先生，最使余不能忘者，则先生郑重告语，谓“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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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2）
先生之逝，海内外识与不识，皆深悼之，曾读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爱国之热情，而凡与先生接触者，更钦服先生气度之渊深，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闻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吴达诠先生来京，尝谓余曰“他人亦忧国，唯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忧国，唯其如此，其病不可瘳，然亦唯如此，其扶病工作不可止”。而先生既逝之后，胡政之先生为余言：“各方如此称美季鸾，非逝者地下之志，季鸾为典型的中国文人，其自视至平凡，抑其工作精神，实亦一般记者所应耳，中国如须进步，虽产生季鸾百辈不为多也”。先生临死前夕犹殷殷询日美谈判事。平日每闻誉言，辄避开话题。能阅欧宇之书报与通讯，而人只知其通东人语言。故吴胡二氏之言，实龙状其生平”。
先生不只为文人，而其文字实别具一格，许君远君言先生尝劝人读吕东莱王船山论议，余意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先生有传人矣。
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谊进而为道义之切磋，半年以来，过从谈论尤密切，其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论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殚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两段谈话，宜追纪之以告于同志与青年。
其论国事前途者：谓“千言万语必须巩固国家基础，他事有可商，此义无疑问。中国前途决定有希望，但同时不是无危险。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与道义上负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亦有权要求人民以服从战时政令，以巩固国家基础，然负责所以求成功，此为最要义。一切政治经济与国防上之缺点，必须勇于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须敏于发觉，勤于救济。负公务责任者，其身伤欺其责任本同于党员，应自知为公仆，不能再泄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义。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原是要国民大家负责，所以实行民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断改善实际，尤应放在实行民治之口号之先，今日大家应负责不可自己有责不负而卸责于他人，党内之党员如此，党外之国民亦如此。譬如作战，部队位置有前后而任务无分别，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语尽之矣，而尤要者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
陈布雷痛悼张季鸾（3）
其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者，谓“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练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并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病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凡标新立异，激越以鸣高，其实皆出于贪竞自私，无以自立，故无以自守而自重。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的人格，如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中国本来有教导做人的极好标准，余以为即在《礼记》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为汉儒伪托，要知即令汉儒所为，但其所提倡刚健特立之儒行，实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此必须特别提倡。”先生告余此语时，目炯炯而语音特沉着响朗，如有千万俊伟青年环立其前。越日而《大公报》有“论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别标揭“儒行”，此当为先生最后呕心杰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检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报》社评与儒行本文而一读之也。
季鸾先生所给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兹均略之，谨述其有系于国家民族与教化之大者，泫然书之，而犹不能尽。呜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远不死，奕奕光辉，如在左右，邦人诸友，吾党同志，必有以慰先生九泉之望也。
悼文中，陈布雷对张虽无国民党党籍，但服从蒋介石的评价大体是符合事实的，解放后也有人称张“亲蒋”、“媚蒋”，“《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等等，但是无可否认，张季鸾是爱国的，对重大事件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例如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因为1919年，张在上海《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时，与沈钧儒共事过（沈是主笔），两人私交甚笃。陈布雷在日记中对沈钧儒多有诟病，那是他的立场所至。据说庐山谈话会中，叶楚伧想让沈钧儒等俱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并未做错。当时陈布雷、张季鸾都在场，蒋介石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叶楚伧却说：“钧座放心，沈钧儒已同意这样安排，”蒋指示“一定要在开会前把他们送来，”谁知沈钧儒等不买账，写了一篇“答辩状”，当时报上不敢发表沈等“答辩状，”张季鸾当然经陈布雷默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沈等的“答辩状”，1937年7月31日沈等七君子无条件出狱，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陈布雷虽未直接与沈等接触，但他是默认张季鸾这样做的。西安事变，陈布雷通过张季鸾的《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张学良“叛国”，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京，被软禁起来，张季鸾认为张学良悔过“是真诚的，”这一点陈布雷也有相同看法，但他不敢明说，1937年6月初，张季鸾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张季鸾还向蒋力谏放张，蒋介石不表态，张季鸾激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达成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意见，召见了张季鸾，陈布雷也在场，蒋只告知张一个字“打”，张就逢人便说：“《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大公报》就全力宣传抗战，陈布雷其力乎！
其后，王芸生接了张季鸾的班，在陈布雷日记中，代替张与陈打交道，陈布雷代表国民党控制《大公报》，主要通过张季鸾、王芸生等之私交，并不强制下令，而是潜移默化，让新闻界为国民党做“小骂大帮忙”的事，当然，在爱国这一点上，张季鸾应该说是不亏的，当然，陈布雷在经济上也帮了《大公报》不少忙，战时外汇很紧，陈布雷在日记中常记有给《大公报》搞了几十万美金以购买设备和新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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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对子女、家乡情钟万千
从1940年到1942年，陈布雷对大哥与四弟和子女仍寄以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他的爱女陈琏，因1941年“皖南事变”，一度失踪，陈布雷更是日夜焦虑，他托他的外甥翁泽永给郭沫若当秘书之便，向周恩来打听过下落，1942年初得悉陈琏行踪后，在日记中几乎有20几次记到怜儿怎样怎样，一片爱女之心跃于纸上。
1941年9月14日日记中记到对子女教育，那一天是星期日，陈记：“七时起，为迈、远、遂三儿各书一自省课目，召集讲解之，盖性行各有偏至与缺点也，讲毕付之保存，细儿亦与于听讲焉，致泉儿皓儿各一书……”，这时陈琏已失踪几月了，陈布雷觉得非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了。1942年元旦，正逢其妻子王允默50岁生辰（1月26日），陈布雷在元旦日记中记：“……十一时到官邸谒委员长。行礼毕并报告数事，旋奉命至交通银行访友未遇，留剌而归，即偕九妹、细儿等回老鹰岩，今日为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并预祝允默五十生辰（一月廿六日），特在山寓备酒肴汤团，集家人作一日之欢，肴馔系四弟望弟所备，到四弟、七弟、二儿、三儿及实之、积祚等十六人，欢叙至四时始散……余饮白兰地二杯余，酣睡至七时始起，精神愉快，八时略进稀饭，集家人欢叙一室，并听广播，以终年劳碌，今日完全休息，十时即就寝。”这可以说在战时陪都一次家人的难得的团聚，就是缺了一个他心爱的怜儿。但是过了一个多月，陈琏突然有消息了，实际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根据组织上布置，离开西南联大，转移到云南农村隐蔽，后来党组织见一个女孩子，在农村长此以往不很安全，就指示她可以回到重庆，所以她先与在云南昆明的八叔联系，1942年2月7日，陈布雷日记中记：“……七弟、细儿来，闻怜儿有消息，且悲且喜……”2月8日日记中又记：“……今日续有二喜讯，一为六弟安抵肇庆，一则怜女已有来函告行踪也……”陈布雷在日记中还坦露心境：“……七时，惟果伉俪携儿女来，留共晚餐，此心乃怡悦，余近年最爱与十岁以下小孩接近，殆老年心境欤。”但陈布雷心境还是烦忧的，2月12日日记中记：“今日天气严寒，为四川所罕有，余心中忽感繁乱与凄苦，竟日不欢……自七日以来此心即感极端之沉闷，强自镇抑，不使发作，允默知余心境，遂亦留此相慰，余细思烦闷之由来，当有数因：（一）时局日益紧张，今后一切应付，弥感艰难，孱躯今冬较去年更为疲滞，精神委顿，深恐不称联任；（二）诸儿服务地点未定；（三）积叠工作太多，又无力即予处理；而（四）最大之原因为祖望、省吾、子猷以至学素等工作之不如我意……自憾无用人能力，至于此，今后时事日艰，恐振作更不易矣，此意难为人言之，言之徒增愧耳……”可是2月28日陈布雷心境又好了些，他在日记记了：“……接八弟电，怜儿将以车来渝云云……”3月3日，他又悲喜交集：“……接怜儿自昆明发一函，天真纯洁，骨肉之爱溢于字里行间，展诵三次不胜悲喜交集……”可见陈布雷对这个女儿是很爱切的。3月10日陈怜回到重庆，“……晚六时卅分，怜女回家，殊为欢慰……”3月11日“……午后与怜女略谈，客来不已……”3月12日：“……午后招怜女来谈，教诲而慰勉之……”，3月22日“……嘱皓儿转告怜儿今后求学之注意点……”当时陈琏拟转学到中央大学历史系，正在提交论文，陈琏的姐姐陈琇（细儿）正在中央大学就读。3月28日日记中记到：“……细儿、怜儿制松花团，以豌豆泥为馅，食之尚甘美，明乐两儿自校中归……”，陈布雷对万里之外的大哥陈屺怀仍切切在心，如1942年5月17日有记：“……上午读各报研究战局推移，对浙江情形悬念不置，大哥全家在金（华）永（康）之间，不知其心绪如何烦乱矣……”此时，陈琏大概论文已通过入学，5月3日日记中记：“……覆怜儿一函，颇致嘉勉……”6月6日日记：“……午后，九妹、怜儿自校归，皓儿亦来，与彼等谈话约一小时……”，陈布雷对子女的教育是抓紧的，8月26日日记有记：“……午前阅明乐两儿之英文课，各为作范句十句以示之，明乐天资亦均在中人以上，惜不能专心用功耳……”8月27日“七时起致细怜两女一函……”9月5日日记：“上午与默及细怜皑诸儿闲谈，示皑儿以作文之道，戒其不可刻意求之，以失自然之趣……”陈布雷也感到生活担子太重，9月20日日记中记到：“八时卅分起，上午在老鹰岩寓休息与家人谈今后生活日艰，宜事前准备，儿女长大，尚鲜能自立者，余之家庭负担将重矣……”陈布雷对故乡仍念念不忘，9月24日日记：“七时卅分起，今日为旧历中秋节，遥念故乡，沦于敌伪之手，大哥诸侄备尝流离之苦，加以天时阴晦，身体精神疲乏不振，甚觉怅怅……”陈布雷可谓性情中人，一身淡泊，两袖清风，既怜念子女家庭，又怀念故乡亲友。
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虽然在陪都重庆，日机也经常来轰炸，1940年7月24日，陈布雷记下了他平生第一次被日本方面造谣之事，“……今日敌人广播造谣谓余炸毙，文白来函以一诗贻我，阅之粲然，夜发四弟大哥各一电，十一时寝。”文白就是张治中，陈布雷与其关系极好，情同兄弟，张治中非常体贴关心这个兄弟，陈布雷也视其为大哥，日本方面，当然知道陈布雷对抗日的态度，所以恶意造谣，陈布雷处之泰然。陈布雷抗日是坚决的，对投敌之周佛海，本来与他也是深交，可是一旦周投敌，他就深恶痛绝，8月29日日记中有记：“……午餐后，果夫来谈，携示一电谓佛海有为中央效力之意，甚可异也……”1941年11月3日日记中记：“……十时，李厚微君（现改业就中茶公司事），来谈周佛海有悔悟意，余严词告以既入迷途，已为国人共弃，若非自拔，无人能救，念之痛心极矣……”然国民党既已开始掀起###高潮，消极抗战，积极###，密谋对新四军发动进攻，陈布雷当然跟随蒋介石也是一样认识，如1940年12月2日日记中记：“……白健生对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处置，所言极精核，此君见解有进步矣，十二时会毕归寓，午餐后小睡至三时始起修改何白二公覆朱彭等电稿，为芷町所拟，文气甚葱郁而用语稍嫌生硬，为加入数语并润色……”12月4日日记记：“……改定覆朱彭电呈校……”蒋介石要对皖南新四军动手了。蒋介石要加强他的独裁统治，陈布雷当然也认为要加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对所有要求民主的人是反感的，1941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就很明显记载着：“……岳军、雪艇今日为对付‘结束党治’之提案与张左诸人接洽极忙，实则此案完全出于捣乱政客之所为，明明为窘迫政府而已，利用危难之时机，以扩张其声势，是直小人之尤，较之共产党尤为卑下也……”11月22日日记接着记：“……等各同志因张澜、张君迈、舜生等意提出结束训政案，与香港民主政团大同盟之十大纲领完全相符，委座甚愤慨谓如此‘无异要我们解除武装，且加以重重束缚，而仍责我以抗战重任，试问于情于理毋乃太残忍，且提案精神，完全要本党自己否定革命历史，取消三民主义与总理遗教，此与宣统末年，各地逼王室立宪有何不同，要知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不能任其窃民主之名以捣乱抗战，’言时异常激昂……”，陈布雷日记中虽然是记录蒋介石的话，然陈布雷是完全赞同的，陈布雷的思想体系还是忠君思想，蒋介石打出国民党是革命的招牌和###口号，来强化他的独裁统治，斥结束训政统治为捣乱，此蒋介石与陈布雷之违反民主潮流，必然会导致失败，可陈布雷是无法认识到这一点的。
当时抗战正进入十分艰苦的阶段，可是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当权人物如孔祥熙家族是十分腐败的，所以大学生就上街游行反对，1942年1月8日日记中记：“……昆明六日有大队学生游行，到处书写反孔标语，皆受《大公报》论文影响，立言之不易如此，其实孔之误国，岂青年所能告知，不过谓其专证其贪而已，贪与专实尚非孔之罪也……”1月11日日记又记：“……十时卅分，奉委员长召往官邸一谈，为昆明鱼日各大学生游行事，委员长极注意其背景，断定为国社党分子受外来策动之所为，嘱龙云舟说明此事……”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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