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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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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不遗余力地运筹帷幄，构筑新世纪的“霸权帝国”的同时，美国一些清醒的学者却没有忘记霸权必衰这一历史的铁律。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最近以《业已坠落的苍鹰》为题，论述了美国霸权不可逆转的衰落趋势，“实际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落，而是美国能否找出一条体面地衰落下去、对全球及其自身的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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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帝国主义》（1）
自冷战结束以来，拥有上述超强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实力，把实用主义奉为行动指南的美国，从未停止过对建立一个“美国帝国”的孜孜追求。如上所述，美国在物质和文化上已经建立起实质性的霸权地位，它急切需要一套支持其构筑全球性帝国的理论。历史进入21世纪，美国利用全球因2001年“9·11”事件而对其提供的支持，不但组建了全球性的反恐联盟，而且在阿富汗战争中大获全胜。在此背景下，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赛贝斯欣·麦雷贝在大名鼎鼎的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2002年3—4月号）上发表了《不得不帝国主义》一文，认为要想消除苏丹、阿富汗、塞拉利昂和索马里等国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必须对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该文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最终导致了支持美国建立全球性帝国的两大理论——“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的出台。
哈佛大学教授、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罗伯特·罗特伯格在美国《华盛顿季刊》（2002年夏季号）上刊登了《民族国家失败的新实质》一文，认为目前在世界191个民族国家中，有少数可以归类为失败或崩溃国，如阿富汗、安哥拉、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苏丹这7个国家。还有几十个国家处境衰弱，属于重要的失败国家的候选国。罗特伯格开出的“药方”是：当务之急应是巩固衰弱的国家以免其失败，因为这比在国家失败或崩溃之后再复兴它容易得多；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对这些失败国家或衰弱国家的救助，他并未提及。
与罗特伯格相比，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却提出了救助失败国家的具体“药方”：对它们实行“新帝国主义”。库珀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英国《观察家报》，2002年4月7日）一文中，把全球的国家分为三类：（1）前现代国家，主要指前殖民地，如索马里和阿富汗；（2）后帝国、后现代国家；（3）传统的“现代”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或中国。库珀认为，由失败的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解决这种威胁或者混乱可以有许多办法，然而卷入是危险的，干预则会旷日持久。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殖民化；从目前看，建立一个有效地、井井有条地输出“稳定和自由的世界”显然是可取的，这就是所谓的新帝国主义。
库珀写道：在古代世界，秩序意味着帝国。那些在帝国以内的人有秩序、有文化并且有文明。在帝国以外则存在着野蛮人、混乱和无秩序。
通过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实现的和平与秩序的形象一直是强大的。但是帝国的设计是不完善的，不能促进改革。要使一个帝国统一起来通常需要一种独裁主义的施政作风，因为改革将导致不稳定。在历史上，帝国一直是稳定的。
但是，在欧洲取代帝国的力量均势制度也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始终存在的战争危险。1945年之后，最终的简化把欧洲的多边力量均势变成了一个双边恐怖均势。但是它也未能持久。1989年力量均势的结束还标志着帝国欲望的减弱。一个19世纪开始的在欧洲帝国中间瓜分的世界以所有欧洲帝国或几乎所有欧洲帝国的消亡而告终：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法帝国、英帝国和苏联帝国如今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作为替代，我们有了两种新型国家。第一，有了前现代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是前殖民地，它们的失败已经导致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状态：索马里和直到不久前的阿富汗就是这样的国家。第二，有了后帝国、后现代国家，它们不再主要从征服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第三种是像印度、巴基斯坦或中国这样的传统的“现代”国家，这些国家举止端正，因为这些国家在有了利益之后总是有力量和存在的理由。
我们欧洲人生活在其中的后现代制度不依靠均势；它也不强调主权或内政与外交的分离。欧洲联盟已经变成一个相互干涉内政，直到日常生活的高度发达的制度。后现代世界的成员不考虑相互对对方的入侵问题。但是现代的和前现代的地区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我们最熟悉来自现代世界的威胁。这个后现代世界必须开始习惯于双重标准。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根据法律行事并通过合作来确保安全。但是，在与后现代的欧洲以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恢复以前一个时代的比较强硬的办法——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欺骗，与那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世界中的国家打交道所需要的无论什么办法。
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遵守法律，但是当我们在丛林中作战时，我们还必须利用“丛林法则”。欧洲长期的和平时期已经危险地诱使人们忽视我们的防务，无论是物质上的防务还是心理上的防备。
由失败的国家组成的前现代世界所构成的挑战是一个新的挑战。前现代世界，是一个由已经失去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或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的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完全垮台的国家的例子相对来说较少，但是处境危险的国家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在这些地区，混乱是家常便饭，战争是一种生活方式。某些政府竟然以类似于集团犯罪的方式运作。
前现代国家可能太软弱了，甚至都不能确保它自己领土的安全，更不用说在国际上构成威胁了，但是它可以为非国家行动者提供基地。如果贩毒、犯罪或恐怖主义团伙利用前现代国家作为基地，对世界更有秩序的地方发动袭击，那么，有组织的国家就可能不得不进行还击。如果它们变得过于危险，有秩序的国家无法容忍，那就可能想像出一种防御性的帝国主义。人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西方对阿富汗作出的反应。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前现代国家的混乱问题呢？卷入一个混乱地区是危险的，如果干预是旷日持久的，那么它就可能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如果干预是不成功的，那么对于下令进行干预的政府来说，那就可能是破坏性的。但是像西方对待阿富汗那样，让国家走向毁灭，风险可能更大。
解决混乱问题的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殖民化。但是这对于后现代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已经被滥用，尽管实现殖民化的机会——也许甚至是需要——同19世纪时一样大，但是没有一个殖民地宗主国愿意承担这项工作。那些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的国家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软弱的政府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意味着投资不断减少。
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一种符合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一种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但是今天依靠自愿原则的帝国主义。
《不得不帝国主义》（2）
我们通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已经有了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这些多边机构向希望找到返回全球经济中和进入投资与繁荣的良性循环道路的国家提供帮助。作为回报，它们提出了要求，它们希望这些要求能够解决造成了最初对援助的需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后现代帝国主义的第二种形式可以叫做邻国帝国主义。你们邻近地区的不稳定将构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忽视的威胁。巴尔干地区的政府管理不善、民族暴力冲突和犯罪对欧洲构成了威胁。反应就是建立驻波黑和科索沃的维和部队。国际社会不仅提供士兵，而且提供警察、法官、监狱官、银行家和其他人，同时还监督和组织选举。
欧洲的扩大表明了另一种自愿帝国主义。过去，帝国强行实行了政府法律和制度；就欧洲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强行实行任何东西。当一个国家成为欧洲联盟的候选成员国时，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像过去臣服于帝国的国家曾经做的那样，接受给予你的东西——一整套法律和规定。但是奖赏是，一旦进去了，你就在这个联盟中有了发言权。后现代欧洲联盟提供了一个合作帝国的憧憬，这个合作帝国中有共同的自由和安全，而没有过去的帝国往往有的一个民族的统治地位和它所实行的集中赦免，不过也没有民族排外主义，民族排外主义是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特征。
这个合作帝国将提供一个国内政治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国家在政府中都有一个份额，在这个政府中，没有一个国家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政府中，管理原则不是民族原则，而是法律原则。中央同地方必须有最起码的联系；“帝国官员们”必须受到控制、负责任，必须是这个联盟的公仆，而不是主子。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像它的组成部分一样致力于自由和民主。像罗马帝国一样，这个联盟将为它的公民提供一些法律、一些金钱，偶尔也提供道路。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憧憬能否实现。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核武器的秘密竞赛正在进行。在前现代世界里，集团犯罪，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获得的利益比国家获得的利益还大，速度还快。 也许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于为建立美国帝国而“只争朝夕”、不遗余力的布什政府而言，罗伯特·库珀的“新帝国主义论”为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行动指南。一句“也许时间已经不多了”，更说出了布什总统及其“左膀右臂”——副总统切尼、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等的“心里话”，促使他们加快了构筑美国帝国的步伐。
“9·11”事件无疑暴露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的脆弱性，而且显示了全球性的、强烈的反美情绪及对美国的怨恨，这几乎粉碎了布什政府构筑“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但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大获全胜的事实，却显示出它在本质上具有单独向全球的多个地区同时投放打击力量和摧毁对手的能力。布什政府从阿富汗战争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恐怖主义面前的脆弱性，对于美国在传统的国际事务上的控制力和霸权并无太大的影响。阿富汗战争的胜利，不但使美国击溃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从很大程度上报了“9·11”的“深仇大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上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这为它建立“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提供了下述基础：
（1）美国打着反恐旗号闯进了中亚。这里的国家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中心，可控制商品和资源从东南亚、中国和印度进入欧洲这一最短的战略要道。
（2）在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最丰富的中亚地区建立了进攻基地。
（3）使巴基斯坦大幅度靠近美国。
（4）美国展示了精确制导武器的性能，这必将吸引更多的国际订单，巩固美国作为全球头号军售大国的地位。
（5）它向欧洲人表明，美国没有北约的支持也能过得去，没有美国欧洲人解决不了全球性问题。
（6）美国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建立了多种形式空前广泛的联盟。
（7）美国分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加强了它在中东和波斯湾产油区的霸权。
（8）美国大大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这是它20年来的努力目标。
总之，阿富汗战争的大获全胜，再次激起了美国向“新的罗马帝国”进军的勇气和热望。为了给实施下一步的称霸计划提供最直接的理论指南和借口，布什总统于2002年1月29日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轰动一时的“邪恶轴心论”，在对朝鲜、伊朗进行了攻讦之后，对伊拉克进行了以下的指责：伊拉克继续叫嚣对美国的仇恨并支持恐怖。
伊拉克政权10多年来一直在策划发展炭疽病菌和神经性毒气及核武器。这是一个居然使用毒气杀害本国公民的政权，数千人被杀害，留下的母亲们的尸体紧紧偎依着自己死去的孩子。这是一个同意让国际社会进行核查工作，却又将核查人员赶走的政权。这是一个要对文明世界掩盖某些东西的政权。
这类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党构成了邪恶的轴心，图谋武装起来威胁世界和平。这些政权妄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构成了日趋严重的极大危险。他们可能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这些武器，让他们得到发泄仇恨的手段。他们可能攻击我们的盟友或妄图胁迫美国。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不闻不问的代价都将是灾难性的。
为规划全球性帝国的具体实施框架，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出台了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它宣称目前“美国具有无可比拟的军事实力和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美国将利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刻将自由的成果扩大到全球”。
《不得不帝国主义》（3）
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如果有必要，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通过对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行使美国自卫的权利”，这表明，美国已经把“先发制人”战略正式确定为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选择之一（另外两个是“遏制”和“威慑”）。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即“美国将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以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当然，“先发制人”战略并非仅仅局限于军事打击，还包括外交孤立、经济制裁、金融封锁等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
“先发制人”战略将严重挑战许多现行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准则：（1）按国际法的现行规定，双方在交战前应先寻求国际法庭或联合国的调解，交战前要正式宣战。对使用的武器和战争规范，国际法也都有明细规定。“先发制人”的实质，是用高科技武器摧毁敌人的作战能力。为保证效果，其行动必须是闪电式的“偷袭”，根本不可能事先“正式宣战”。这就带来“先发制人”战略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2）“先发制人”战略是以假想敌为攻击对象，即美国只要给自己所仇视的国家贴上“心怀不轨”的标签，就可以以武力置该国于死地。这无异于为美国随意侵犯别国主权，颠覆别国政府开了一张通行证，显然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可。（3）假如各国都按“先发制人”战略行事，国际社会就将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现行国际秩序就会不复存在。
“先发制人”战略的危险还在于，美国依仗其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如果在今后随心所欲地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可能会迫使一些敌对国千方百计地尽快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只有拥有这些武器，才可能对美国产生威慑作用。”这是一种极有可能出现的安全困境。另外，一旦美国认为它可以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它就无法制止其他国家效仿它的做法。”这就意味着国际稳定的丧失，如果这种局面成为现实，美国也必定会深受其害。
“先发制人”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做法，美国是在借助该战略确立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将使《联合国宪章》以及美国历届政府所承诺遵守的国际条约都显得可有可无。美国的“逻辑”是：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在任何时刻都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条约；而美国自身却可以在需要它们时，就拿来一用，不需要时就把它们抛在脑后，绝不愿意受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羁绊和约束。
目前，布什政府已在着手实施这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1）一直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声称要恢复小型核武器的试验；（2） 2001年9月出台《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规定美国不仅要打赢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性战争，而且要保证击败“任何威胁”；（3） 2002年1月份出台《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将中、俄、朝等七国列为核攻击对象；不再承诺“不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决定对敢于对美发起攻击的无核国家实施核报复；（4） 2002年6月6日，布什宣布将成立国土安全部，其雇员达17万，第一年预算为近375亿美元；（5） 2002年6月13日，正式退出《反导条约》，并在阿拉斯加州动工兴建陆基反导发射井；（6）出台“邪恶轴心”论，并积极部署兵力、制造舆论，以便对“邪恶轴心”的成员之一——伊拉克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
乔治敦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瑞在美国《外交》上发表了《美国的帝国野心》一文，把布什政府目前推行的大战略总结为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帝国大战略。伊肯伯瑞指出，二战以来，美国逐渐形成了对外政策的两个大战略：通过国家间相互遏制和保持势力均衡达到国际体系稳定的现实主义，以及通过推广民主观念和市场一体化保障国家间稳定关系的自由主义。但是，现任布什政府认为，以上两种战略无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国家安全的现实，前者的遏制和威胁手段对并非国家的恐怖组织无效，后者可能具有远期效果但难解燃眉之急。由此，布什政府转而采取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帝国战略，其内容包括维护单极世界，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实施先发制人，裁定别国主权，轻视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国际准则，等等。不需要理由的理由 “美国的帝国野心”为什么执意要拿伊拉克开刀呢？概括来说就是：美国试图挟反恐之余威，以推翻萨达姆为契机，彻底改组中东政治面貌，独霸“三洲五海”交汇之地中东，独占“世界石油宝库”，进而掌控全世界。
独霸“三洲五海”交汇之地
伊拉克所处的中东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位于东半球的中心附近，处于欧、亚、非三洲的交汇处，又被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所环绕，因此被称为“三洲五海”之地。此外，中东地区拥有许多重要海峡，是沟通地中海和红海、大西洋和印度洋、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的咽喉要道，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例如美日欧等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主要就依赖波斯湾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进行运输，因此有“石油海峡”之称。
正是因为中东是世界上的战略要冲，陆海空交通枢纽，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因此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被列强视为称霸世界而必须要首先占领的关键地区。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将中东并入版图；公元11世纪，罗马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以夺取被异教徒控制的中东；公元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铁骑征伐中东；16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统治中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地区各国相继沦为英法等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又在中东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在美国人看来，中东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而且又位于欧洲的侧翼，是北约防御力量较薄弱的“软腹部”地区，是美国两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战略的中间环节。因此，美国历届政府都认为，无论从军事的或经济的角度来看，中东都是“美国、欧洲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生存的基石”，为保证美国在该区能源基地的安全、油路的畅通和欧洲侧翼的稳定，美国必须利用其所有的力量、手段来获得这一地区。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抛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以便加强对中东的军事和经济渗透，为此成立了中央条约组织，并加强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援，将其作为美在该地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主要战略支柱。同时，美国竭力阻止苏联势力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因为一旦苏联控制了波斯湾，不仅控制了西方国家燃料库和海上运输线，而且可形成对欧洲的钳形包围。因此，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迅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声称：“任何外部势力想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攻击，对于这种攻击，将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其中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卡特总统下令组建了一支“快速部署部队”，以保护海湾石油航道的安全。后来，里根总统将其升格为中央司令部，以加强对中东及周边地区的军事控制。1986年2月美国里根政府宣布，为了确保美国对世界主要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控制，以便保证对美国及其欧洲和远东盟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海洋战略交通线的安全，并扼制前苏联，要在全球范围内控制16个海上咽喉要道。而中东地区的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便被纳入其中。
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努力谋求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和独揽中东和平事务。美国认为伊拉克和伊朗是其在中东的最大威胁，因为这两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长期反美，动辄使用“石油武器”相要挟，而且它们有当海湾霸主的野心，而这是美绝对不能容忍的。“9·11”为美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希望借反恐“东风”推翻萨达姆政权，剪除美在海湾的一个心腹大患。而且如果先把最弱的伊拉克打掉，便可完成对伊朗的军事包围，如果伊朗仍旧“不识时务”，美国便可如法炮制，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从在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以及游弋在波斯湾的军舰向伊朗发动进攻。理由？布什在其国情咨文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在伊朗，我们仍然看到一个压制人民、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为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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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占“世界石油宝库”
作为当今世界能源主体的石油，对工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被人们称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因而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主要目标。1982年的英阿马岛之战，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随后爆发的海湾战争，以及俄罗斯政府对车臣分离主义武装的坚决镇压不都是为了石油吗？难怪有人说：“许多地面上进行的战争，起因都是地下的石油。”
中东素有“世界石油宝库”之称，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约一千多亿吨，其中中东的储量就达七百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70％。中东的石油年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4％，销售量约占世界总销售量的65％，是世界能源的供给中心。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大、产量高、油质好、油层浅、易于开采，而且中东各国的油田离海近，便于运输，而不像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油田位于欧亚大陆腹心地带，必须修建漫长的输油管道，另外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成本很低，每桶仅为2—4美元。因此，质优价廉的中东石油对石油消费国来说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目前欧洲进口石油中的60％、日本80％以上都来自中东。据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消费的石油一半以上将来自中东。因此，“谁拥有中东石油，谁就拥有世界”。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石油需求的一半以上依靠进口，年进口原油近5亿吨，占世界原油贸易的近1/3。据美国能源部预测，到2010年，美国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将达70％，因此确保能源供应历来是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总进口的40％，因此在1974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中，美国经济遭受到沉重打击。随后虽然美国不断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但2001年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仍占到美国全部石油消费量的。据美国有关机构的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东地区对美国的石油需求仍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获取石油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而推翻萨达姆政权则无疑有利于美国控制中东的石油。
首先，获取伊拉克的石油。伊拉克有着令人垂涎的石油财富，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为1 120亿桶，占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11％，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伊拉克为了报复美国的封锁，不断发展与俄罗斯、法国等国的经贸联系，与这些国家的公司签署石油开发协议，惟独将美国公司排斥在外。而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美国势必在伊新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美国石油公司便可长驱直入，并能得到伊拉克石油开采的优先权。到那时伊拉克就会成为美国“最安全的石油源泉”。而且，随着大量伊拉克石油涌入国际市场，油价必将不断下跌，这无疑会加快美国经济复苏。
其次，削弱沙特对石油价格的主导权。沙特阿拉伯是全球头号石油生产国，而且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一（拥有全球1／4已探明石油蕴藏量）。沙特阿拉伯也是全球头号石油消费国——美国的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每天向美国提供170万桶原油，占美国总进口的20％左右。同时，由于沙特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保护，因此长期以来双方存在着一种战略依存关系。但是“9·11”恐怖事件后，美沙关系明显恶化。不仅被美方指称为“9·11”事件幕后黑手的本·拉登是沙特富商，而且19名劫机嫌疑犯中有15人是沙特人。沙特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之一。另外，在美军基地的使用上，两国也存在分歧。因此近来，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一直龃龉不断。美国军方和石油产业界认为，如果能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储备，不仅可以使美国摆脱对沙特阿拉伯的依赖，而且能削弱由沙特阿拉伯所主导的欧佩克控制油价的能力，从而使美国获得未来世界石油市场中的主导权并主宰新世纪的石油价格。
再次，对其他大国形成牵制。由于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都是能源消费大国，所需石油大部分依赖进口，比如，西欧和日本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度分别为60％和99％。而中东、中亚是当今世界最主要两大石油供应基地，因此可以说如果控制了中东和中亚，也就掌握了世界经济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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