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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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亚是当今世界最主要两大石油供应基地，因此可以说如果控制了中东和中亚，也就掌握了世界经济的命脉。美国分别利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实现了驻军中东和中亚的战略目标，如果美国能够成功推翻萨达姆政权，必能加强对中东的控制。这样美国不仅可以进一步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并可以对其他大国形成巨大的牵制，将来不管是盟国，还是被美国视为“潜在对手”的国家都将不得不听命于美国。这是法德等美国的欧洲盟友强烈反对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单独对伊动武的真正原因。　　
俄罗斯虽然不依赖中东的石油，但它在中东拥有大量的现实经济利益。首先，伊拉克累计共拖欠前苏联约80亿美元的债务，伊方承诺在联合国解除对伊制裁之后偿还给俄罗斯。其次，俄罗斯与巴格达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石油合同，据报道，伊境内目前出产石油的油田有73处，已经在采油的有24处，全部由俄罗斯公司负责，伊官方表示未采油的也将由俄罗斯开采。俄罗斯领导人十分担心一旦美国对伊动武，并在战后建立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权，不仅伊拉克欠俄罗斯的巨额债务可能随之“泡汤”，而且俄罗斯此前与伊签订的多项石油开采合同也可能会被西方石油公司夺走。　　
此外，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主要产油国，在其财政收入中，税收的40％来源于石油。所以，俄罗斯非常担心，萨达姆倒台后，联合国会解除对伊的制裁，这个海湾国家的石油产量将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下跌，这将沉重打击俄罗斯在石油出口带动下的经济。据有关报道，如果联合国解除对伊的封锁，伊拉克的石油日产量到2010年有望达到800万桶，国际油价将大幅走低。而国际油价每下跌6美元，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将下降一半。如果油价跌到13美元以下，俄罗斯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将亏损，而如果油价降到每桶7至8美元，甚至更低，俄罗斯的采油业将彻底破产，俄罗斯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便是莫斯科对爆发新的海湾战争表示担忧的主要原因。　
　　　　　　　　　　　　　　　　　　
　拿下伊拉克，救活中东一盘棋
　根据2002年10月1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甚至在巴格达发生政变、萨达姆下台的情况下，美军仍然准备进驻伊拉克。也就是说，布什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换掉萨达姆，扶植反对派上台，或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位牛仔总统对伊拉克的设计是，以美国的军事占领，打造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民主国家。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指出，“这是一个改变阿拉伯世界面貌的黄金机会，就像我们二战后在德国所做的一切改变了中欧和东欧的面貌一样。”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他认为代价不算高。“85年前，当我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有8个或10个民主国家。现在有120个左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一半民主了；20多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也有一半是；我们有整个欧洲，除了白俄罗斯和短期内的部分巴尔干。如果你回顾这不到一世纪内发生的事，那么让阿拉伯世界和伊拉克移往同一方向，看上去就不是很可怕了……这是办得到的。”　
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开始全面主导中东事务，试图在这里建立一种“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此，老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全面的中东政策。在阿以问题上，以1992年马德里中东和会为框架，美国大力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全面和解。在安全问题上，以美国的军事存在为核心，以与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的盟友关系为支柱，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中东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对伊拉克和伊朗实行“双重遏制”政策。　
然而，在阿以争端问题上，尽管包括总统、国务卿在内的高级官员在这里进行了上百次的穿梭访问，敦促阿以进行了十多轮的谈判，但总体来说进展十分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双方不仅没有实现和解，还再次陷入了几乎无法中止的“暴力循环”。在构建安全体系方面，美国与其阿拉伯盟友的分歧在不断扩大。例如，在沙特，民众反对美国军事存在的呼声不断提高，出现了针对美军的恐怖活动。在对待伊拉克的问题上，1998年，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拒绝为美国空袭伊拉克提供基地，海湾战争期间的反伊联盟出现了分裂。在对伊遏制问题上，尽管美国通过“禁飞区”、空中打击、武器核查以及对伊制裁试图推翻萨达姆，但是，萨达姆政权的寿命似乎比任何—届美国政府都长，它敌视美国的政策也没有任何改变。更让美国人气馁和“疑惑不解”的是，尽管美国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庞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资源，但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主要出自这一地区。可以这么说，“9·11”事件的发生从某种程度表明，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遭到了失败。　
“9·11”之后，面对这种日益感到“夹生”的局面，美国开始进行全面的反思。许多保守派认为，按照美国的标准，实际上像沙特、埃及、叙利亚以及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不配”做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不是“专制、独裁”，就是“王权当道”，它们对内都实行“压制政策”。美国与这些国家结盟，实际上把这些政权与国内民众的矛盾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中东和平之所以不能取得进展，主要是这些阿拉伯国家从中作梗，因为这些政权“害怕”一旦阿以实现和解，他们就失去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的渠道。同时，这些国家利用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屡屡对美国在这里的政策加以羁绊。而更为严重的是，其中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恐怖之源”，“基地”组织的成员不是沙特人，就是埃及人，他们的经费也主要来自这样一些国家。为此，美国在这里“最好”的选择应当是，重起灶，另开张，将这种“夹生”的局面推倒重来，运用自己的实力另建一套“新秩序”。而对伊动武可以说是这一战略构想的枢纽。　
不论从战略地位、面积、人口和资源上看，伊拉克都是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如果能够拔掉萨达姆这个“钉子”，不仅能够消灭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个主要敌人，而且能够通过战后重建以美国自己的方式全面塑造一个“新的”、“民主的”伊拉克。这样一个伊拉克可以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新的战略支点，发挥辐射作用，推动整个地区的政治变革，进而达到全面改造中东的目的。正如美国的一位保守派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推翻萨达姆是为建立民主而战。过去美国通过对德国、日本的占领，出色地使民主在那里扎下了根。现在美国同样可以这样做。只有推翻萨达姆政权，阿拉伯世界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处于沙特、约旦、埃及等专制政权下的阿拉伯世界才可能点燃希望的火种。只要美国的决心不变，中东那些机会主义者就会与美国合作。美国要在整个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这是美国作为自由帝国的义务，美国要建立世界新秩序。”　
事实上，在“9·11”事件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就开始了这一酝酿，认为这才是在中东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治本之策。但是，由于当时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需要阿拉伯和###世界的配合，美国才没有对外声张。随着阿富汗战事进展顺利，美国在反恐行动中单极霸权地位进一步上升，美国的“帝国”野心也日益膨胀起来，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并在一系列行动中日益清楚地透露出这样的设想。　
例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美国更加不顾及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进一步偏袒以色列，甚至否认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布什不但要求阿拉法特镇压自杀攻击组织，还要求他实行民主改革。而对美国的一些阿拉伯盟友则采取一种日渐疏远的政策。最近披露的一份美国国防部内部报告认为，沙特奉行的政策已对美国在这里发挥领导作用构成了障碍，沙特统治集团内部与“基地”组织在内的###极端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沙特是美国的“敌人”，而不是盟友。所有这些与布什的“邪恶轴心说”以及美国对伊动武不断升高的调门结合在一起，美国想在中东地区重新洗牌的战略企图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解释“锁定”伊拉克的原因，布什总统于2002年9月12日就伊拉克问题专门发表演讲，对萨达姆作出了以下指控：伊拉克违反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继续为直接对以色列和西方国家政府采取暴力的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庇护和支持。伊拉克在海外的###人士成为谋杀的目标。1993年，伊拉克企图暗杀科威特埃米尔和一位美国前总统。伊拉克政府公开赞扬9月11日的攻击，据知，逃离阿富汗的“基地”恐怖主义分子就在伊拉克。　
1991年，伊拉克政权同意销毁并停止发展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导弹，并答应通过接受严格的武器核查向全世界证明是否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伊拉克背弃了这一基本诺言的每一个方面。　
从1991年到1995年，伊拉克政权一直声称不拥有生物武器。但在伊拉克一位负责武器项目的高级官员投诚并揭穿这个谎言后，伊拉克政权承认制造了大量炭疽病菌和其他致命的生物制剂，用于飞毛腿弹头、空中炸弹和飞机喷洒器。联合国核查人员确信，伊拉克制造的生物制剂为它所说的2～4倍，而且没有对3吨多可以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的物质做出解释。目前，伊拉克正在扩大和改进曾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的设施。　
联合国的核查还发现，伊拉克可能一直储存着VX神经毒气、芥子气和其他化学制剂，该政权还在重建和扩大能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　
1995年，在进行了4年的欺瞒之后，伊拉克终于承认在海湾战争前曾有一个重点核武器计划。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海湾战争，伊拉克政权可能最迟在1993年就已拥有核武器。　　
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进犯伊朗，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萨达姆·侯赛因向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巴林和以色列发射了弹道导弹。他的政权曾下令对伊拉克北部一些库尔德人村庄15至70岁的村民格杀勿论。他曾对许多伊朗人以及40个伊拉克村庄使用毒气。　
为配合布什的演讲，美国白宫在布什演讲的同一天公布了长达万字的《欺骗和违抗的十年：萨达姆·侯赛因对联合国的公然蔑视》的报告，列举了萨达姆的7大“罪状”：“违抗联合国决议、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压迫伊拉克人民、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拒不交代海湾战争战俘的下落、拒绝归还掠夺的财产、规避经济制裁。”　
如果美国的指控全部属实，萨达姆确实罪不可赦。但实际上，美国的许多指控，如认定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等，是拿不出确凿证据的。2002年10月9日的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主张的疑点》一文：　　　人们对美国攻击伊拉克提出了2个疑点：（1）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直接威胁美国吗？（2）伊拉克在支持“基地”组织吗？　　　
　　　　　　　　　　　　　　　　　　
　用生化武器“攻击美国本土”仅是…
　生物和化学武器可以在无法核查的地下工厂中制造。不过要想让这些武器直接对美国构成威胁，还必须有导弹等运载手段。从当前的伊拉克导弹技术来看，尽管能把驻周边国家的美军纳入射程，但无法打到美国本土。　
也并非完全没有通过恐怖组织和用无人驾驶飞机运载生物化学武器的可能，但这仅仅是揣测。正如布什也承认的那样，最具现实性的威胁是，在美军投入地面部队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时，伊拉克作为最后的抵抗手段而使用生物化学武器。　
没有证据证明同“基地”组织有关　布什总统指出，“基地”组织的头目受到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保护，在伊拉克接受过治疗，此外，“基地”组织的成员在伊拉克接受了制造武器的培训。　
不过这些情报都是被关押的“基地”组织成员供认的，至于这是否是“关键的证据”，人们的看法还不完全一致。现在还没有伊拉克直接参与了“9·11”事件的证据。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但伊拉克同阿富汗却并没有外交关系。　
海湾战争后，美国不答应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伊拉克国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一再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了平民的伤亡，老百姓的反美情绪高涨。在没有确定新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框架的情况下，即便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也难以保证伊拉克的重建。很可能导致多民族、多宗教的伊拉克的分裂，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不仅国际社会对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提出质疑，即使在美国国内，反对布什政府对伊动武的呼声也从未停息过。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网络杂志）在2002年6月号刊登《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荒谬之处》一文，对布什政府提出的对伊动武理由进行了驳斥：来自伊拉克的军事威胁被大大夸大了　美国一直对伊拉克在过去10年中对中东地区的潜在威胁感到担心。而伊拉克的军队，包括它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20世纪80年代末要比它现在强大得多这一事实已经减轻了这种担心。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过去曾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当时他有足够数量的中程导弹，有一支能够起作用的空军，同时还有大量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原料储备。然而，从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再到老布什政府的前半个任期，美国拒绝考虑伊拉克的任何潜在的战略威胁问题，它们竟然以公开的经济补贴和秘密的军事支持来姑息萨达姆政权。　
伊拉克目前的武装部队的实力只有战前的1／3。尽管没有要求伊拉克减少其常规部队，但是它的武器被摧毁以及这个国家的经济困难已经导致现役军人大大减少。海军几乎不复存在，空军只有它战前的一小部分。伊拉克的军费开支只有80年代的1／100。　
虽然伊拉克过去毫无疑问既生产了化学制剂，又生产了生物制剂，但是美国一直未能拿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伊拉克目前拥有生物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同时，也难以想像伊拉克的一架飞机，大概是某种无人驾驶飞机，能够以某种方式渗入邻国的领空而不被击落，更不用说渗入以色列的领空了。伊拉克的大多数邻国都有先进的防空能力，而以色列则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导弹防御系统。同样，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和发射器经历了海湾战争之后还完整无损。　
以色列军事分析家梅厄·施蒂格利茨指出：“有人说伊拉克拥有带有有效的生物弹头的远程导弹，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没有人发现伊拉克拥有生物弹头。伊拉克不经试验就成功地研制能够使用的弹头的可能性为零。”　
尽管不应该完全不相信伊拉克有可能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萨达姆在1998年12月的轰炸之前没有充分与核查制度合作，以及他后来断然拒绝合作这两个做法更可能是一名受到削弱的暴君采取的孤注一掷的强权行为，而不是表明伊拉克隐藏着任何可能威胁其邻国的武器的迹象。萨达姆的目标更可能是激起美国作出反应，从而利用阿拉伯国家对华盛顿双重标准的普遍怨恨。华盛顿对阿拉伯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一直感到惴惴不安，但同时却容许以色列拥有核武器。　
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美国没有采取任何鼓励措施来鼓励伊拉克允许核查得以恢复。从一开始，华盛顿就清楚地表明，即使伊拉克与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全面合作了，也不能导致制裁结束。即使不恢复核查，依靠现有的空中巡逻和卫星监视系统看来也比一场全面的战争更加安全得多。空中巡逻和卫星监视可以确保伊拉克不能建造任何大型武器工厂，这种工厂只要一建造，就会被发现，大概还会被摧毁。　
　　　　　　　　　　　　　　　　　　
　对伊拉克发动一场战争将是不合法的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该决议是在1991年3月通过的，它明确规定了伊拉克必须解除武装）是这个世界机构历史上最详尽的决议，但是它并没有明确规定执法机制。执法是整个联合国安理会的事，这是当政府违反这种决议的全部或部分条款时的一个正常程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除非联合国安理会查明已经出现了严重违反其决议的行为，确定所有非军事执法手段已经用尽，然后明确授权动用军事武力，否则，任何成员国都没有权利用军事手段来执行任何决议。安理会1990年11月就这么做过，当时，它针对伊拉克继续对科威特的占领，通过了第678号决议，但是美国自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以来对伊拉克发动的每一次打击都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些打击开创了非常危险的先例。……美国一直坚持认为它有权单方面发动打击，这实际上破坏了集体安全的原则和联合国的权威，并且还可能助长国际无政府状态。　
国际法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何时允许动用武力。除了前面提到的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之外，另外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允许成员国使用武力，那就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在遭受“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单独或集体自卫……直到安理会采取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措施”。如果伊拉克的邻国或美国认为受到了萨达姆的武装部队的威胁，这些国家中的任何国家本来是可以同安理会接触并提出理由来证明它们的安全为什么受到威胁的。伊拉克的邻国在1991年之后并没有这么做，这显然是因为它们并没有感到受到威胁。美国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样一种说法将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　
　　　　　　　　　　　　　　　　　　
　夹缝中的声音
　“9·11”事件后，美国曾赢得全球范围内广泛的支持，人们普遍谴责把平民作为攻击目标、滥杀无辜的恐怖活动。美国的西方盟友更是有钱出钱，有兵出兵。盟友的大力支持使得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既有理又有利，摧毁塔利班政权十分顺利，既没有出现“大象踩蚂蚁”似的尴尬，也没有同前苏联一样陷入游击战的困境。可惜世事难料，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当小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论，继而将矛头直指伊拉克萨达姆之后，美国的联盟不再是反恐初期那样的铁板一块了。　
首先是欧盟始终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欧盟担心，一旦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东地区就会出现难民外涌、石油危机、当地各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不稳等动荡局面。而欧盟正打算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建立共同市场，通过“南下战略”策应新一轮扩大，以推动大欧洲一体化进程。此时，如果在南翼出现安全和稳定上的威胁，的确有损于欧盟的战略利益。　其次是欧盟有关国家各有盘算，自家人又不一致。本来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是欧盟建设强大、统一欧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此次美国“倒萨”之战涉及各自国家的切身利益，虽然欧盟各国在几十年的一体化进程中不乏让渡主权的先例，然而“倒萨”之战牵涉过多，兹事体大，各国只能各唱各的调，谈不上什么“一个声音”了。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这次又是坚定地站在美国老大哥一边，布莱尔首相甚至说“不惜流血”也要和美国一起武力攻伊。法国由于在伊拉克有自己重大的经济利益，但又无力与美国“叫板”，因而强调要通过联合国授权解决武器核查和伊拉克问题，德国则干脆得多，就是反对动武。于是，以英国为一方，德法为另一方，欧盟内部围绕是否对伊动武发生分歧，一时间欧盟内部出现两条阵线，好几个声音。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亚欧会议上，以德国和法国为一方，以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为另一方，双方意见僵持不下，以致于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大庭广众之下不顾外交影响，相互驳斥起来。当时，贝卢斯科尼说：“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打击的不仅仅是世贸大楼和经济，而且还有它的心脏五角大楼。因此，我们欧洲人应当理解美国，联合国安理会应当立即通过一项明确的、有效的、包括对伊拉克动武条款的决议。”希拉克当即反驳道：“我反对强国攻击弱国的法则；在不知道应由谁来取代萨达姆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只能是一种盲动；至于说‘预防性打击’理论，它将导致世界各国都可以动用武力的风险；法国坚决反对单边军事行动，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有权按照议事规则作出相关决定。”欧盟内部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在反对者中，说“不”声音最响的当属德国。德美矛盾一度发展到领导人间明显表现出不友好的程度。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公开场合把布什形容成一个“爱好开枪的得克萨斯牛仔”，德国司法部长格梅林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竟把布什策划对伊拉克动武比作希特勒。而布什做得更绝，他给德国来个视若无物的漠视姿态，当施罗德再次当选后，他既没有按惯例打电话祝贺，也没有发贺电，大有“德国总理是谁无足轻重”的意思，狠削了一下施罗德的面子。　
　　　　　　　　　　　　　　　　　　
　欧洲的惆怅与痛苦
　本来德美关系不是这样的。“9·11”事件发生后，德国迅速表示将毫无保留地支持反恐大业。2001年11月，德国应美国的请求派出3　900名士兵参加反恐军事行动。二战以来，德国还从没向其他国家派遣过如此规模的军事力量。德国的大力支持也赢得了美国的感激，2002年5月，布什上任后首先访问德国，并在德国议会作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讲演，用当时媒体的话说，是“将美德关系推向了新的高潮”。但是，就在此时，德美之间一系列矛盾显露出来，先是在成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德国外长菲舍尔坚决拒绝美国提出的关于保障参加维和使命的美国士兵享有普遍豁免权的要求。然后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对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主席阿拉法特本人的立场突然发生变化，而且事前根本不与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国沟通。接着，就出现了上述对伊动武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德国本来就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存在不同利益和立场，如导弹防御、气候变化控制等问题，加之近年来德国实力提高，自主意识和谋求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愿望进一步增强，原有的建立在主从关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上的和谐必然要被打破。德国民众对美国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作法早有微辞，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德国人民对战争十分敏感，认为美国攻伊只能破坏和平与稳定，危及德国人民的福祉。适逢德国大选，施罗德政府为求连任，不能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在选票与布什之间权衡之后，施罗德选择了前者。　
与德国相比，法国的态度似乎温和一些，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的态度至关重要。令美国苦恼的是，法国在安理会中所持的态度与美国总有一些距离，却常常与俄罗斯一致。　
跟美国闹别扭颇符合法国的一贯作风：冷战时期，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领导人为了维护法国自身利益，不止一次违背美国的意志。法国曾经拒绝美国和英国的多边核计划，坚持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收回北约中法国军队指挥权，甚至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弄得北约总部从法国卷铺盖走人；它还不顾美国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局”，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同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这次美国要“倒萨”，法国一开始就不太配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围绕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出现两种意见。分歧的焦点首先是要不要通过联合国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是立足“单边主义”，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甚至不惜以外力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现政权，还是通过外交、政治手段，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前者以美英为代表，后者则以法俄中为代表。　
法德核心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法德对美国的不合作，实际上反映出了长期以来欧盟试图摆脱美国对地区事务的控制，寻求更加自主，谋求更大的主导权。但是，法德不会走得过远，跨大西洋联盟也不会就此分裂。从实力上看，法德还不足以与美国抗衡。冷战结束以来，发生了几起对世界和地区形势有重大影响的战争，如海湾战争、波黑内战、空袭南联盟、阿富汗战争等，但是无论是在稍远一点的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在身边的波黑、南联盟，以法德为首的欧盟都没能发挥重大作用，主导权仍然操控在美国手里。北约空袭南联盟后，欧盟痛定思痛，于1999年的赫尔辛基会议上决定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可是事过几年，欧盟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拳头”。即使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如期在2003年准备就绪，其战斗力究竟如何？它能从几十年来一直负责欧洲防务的北约手中接过重担吗？恐怕欧盟当家人自己心里也没有个底数。
有趣的是，法德这些国家常常把自己与美国的分歧比作夫妻吵架，夫妻之间的争吵当然当不得真，不是你死我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如法国，再怎样谋求国际上的自主，也不会走到美国的对立面上去。希拉克自己就说过：美法之间并没有出现分裂，法国与美国没有根本的冲突，只不过法国更多考虑国际准则罢了。冷战时期，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组织，撇开美国自己去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但当出现古巴导弹危机这种美苏毫无余地的对抗时，法国仍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再如这次跟美国叫得最凶的德国，虽然采取了与美不合作的态度，但仍不愿意与美闹翻。施罗德当选后，马上出访英国，希望通过英国与美国修复关系、“再续前缘”。德国还派出外长到美国进行协调，主动表示将向阿富汗增派维和部队，与荷兰一起从土耳其军队手中接过驻阿国际部队的指挥权，以减轻美英两国军队的压力。德国外交部德美合作协调员卡斯藤·德·福伊格特更是再次搬出“夫妻论”来，他说：“德美之间好比一个家庭中的夫妻，即使夫妻相互吵架，婚姻中仍存在特殊关系，这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且是稳定的。德美关系是亲密、信任和友好的。正因为任何一方都知道在一个家庭中的关系越紧密，所以当偶然出现分歧时，双方就感到越痛苦。”　
　　　　　　　　　　　　　　　　　　
　阿拉伯世界的犹豫与观望
　美国“倒萨”，使阿拉伯世界陷入左右为难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