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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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毛泽东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作战原则：一个人背着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时遇到了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与强盗对打，不但打不赢，甚至会被打死，财宝也会丢掉。如果他扔掉包袱，就会动作灵活，打败了强盗，也就保住包袱。毛泽东所确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把包袱扔给蒋介石，让解放军痛打对手。
　　毛泽东扔掉了包袱，蒋介石却接过了包袱，而且洋洋得意地背到了身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解放军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论如何集中兵力，负隅顽抗，始终不能掌握任何重要的据点，不能占据任何重要的城市”。因此，他把打通交通线和占领城市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军疯狂地争夺城市，炫耀战果，尽管这种“战果”水分太大。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要稳固地占领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守备兵力。刘伯承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军事学说都强调，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少于机动兵力，但蒋介石要独裁，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他的包袱“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3）
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气焰极其嚣张，企图一举荡平华北。然而，随着需要守备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不断增多，其本来拥有的绝对兵力优势在逐步分散中不断减弱，到了1946年底，可用以机动作战的部队已经不足其总兵力的一半。
　　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则经过动员新兵和整编部队，总兵力达到24万人。虽然丢失县市40多个，但部队开始确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轻装上阵，因而能够放手作战，歼灭敌人。
　　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以南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
　　毛泽东充分肯定晋察冀部队的战绩，同时指示：要进一步确立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据此，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军主力，灵活自如地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彻底扭转战局。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他强调：放弃城市和地盘时，要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无代价放弃；要边打边撤，而不是一泻千里；要有选择的放弃，在放弃中保持野战军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回旋余地，创造战场。有打有放，打放自如，毛泽东精确地把握了其中的尺度。
　　于是，战局在毛泽东的有效掌控下，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4个月，国民党军占领153座城市，解放军歼敌32个旅，平均丧失座城市歼灭敌人1个旅。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209个旅，其中一线攻击兵力最多时117个旅。虽然总体兵力仍占优势，但随着其深入解放区，机动兵力与解放军比较，正逐步丧失优势。
　　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87座，而解放军也收复城市87座，双方得失相当，但解放军歼敌34个旅，已经不必丧失城市就能消灭敌人。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增加到219个旅，但用于一线进攻的兵力则下降到85个旅，不得不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
　　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95座，而解放军歼敌31个半旅，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净得城市58座，已经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部分城市。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达到227个旅，但能够担负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南线只有40个旅左右，北线则数目寥寥。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综合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共占领解放区城市335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288座。国民党军虽多占城市47座，但却付出了112万人的伤亡代价，平均每占一城，就要损失兵力3300余人。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解放军赢得了作战行动的高度自由，能够避开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避免死打硬拼；能够迫使国民党军在分兵守备城市的过程中，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暴露弱点；能够有效缩短自己的战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放手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毛泽东用放弃城市换来了敌我作战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增加到195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下降到370万。而在机动作战力量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有明显优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直到此刻，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不得不承认：“国军过去攻下一地，不论其有无军事价值，都分兵据守。如此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可惜，这种检讨来得太晚了。因为一旦他赖以发动内战的力量优势丧失，他反动统治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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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4）
毛泽东用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程，演绎出一部充满军事辩证法色彩的经典战争史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用部分城市和地方换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主动权，战胜了力量绝对优势的敌人，度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毛泽东因此而颠覆了传统的战略防御法则，确立起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战争指导原则。
　　他的这种统帅气度、这种战略思维，让他的对手无计可施，但却心服口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由衷地承认：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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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1）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对话始见于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而毛泽东则指挥3万多红军反“围剿”，结果让蒋介石吐血而归。后因毛泽东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斥，被解除兵权，两人暂时失去了在战场上直接对话的机会。
　　到1935年1月，毛泽东承担起统帅3　万多红军走出险境的艰巨使命。而蒋介石则亲自指挥40多万国民党军，再次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围追堵截。于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在川、黔、滇、康的崇山峻岭中，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毛泽东再次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遵义，这座黔北古城，北靠峻岭娄山，南临湍流乌江，西面就是名扬四海的赤水河。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遵义，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惨痛失败和长征途中的艰苦转战，红军官兵对毛泽东的“出山”欢欣鼓舞。会议采纳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所打的第一仗，竟然很不顺利。
　　1月19日，中央红军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派出模范师打头阵，再调集主力大举入黔，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通道。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下伏击圈，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发起进攻。原判断川军为4个团，实际有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继续恋战，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就在于他的军事指挥从来都不墨守陈规，从来都不恪守固定的计划，敢于并且能够修正被实战证明是不可行的计划，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变被动为主动。
　　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扎西为苦寒之地。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处境极为困难。蒋介石笑了，判断红军“已入死地”，必向南北两路逃窜，立即督令北路川军和南路滇军南北夹击，务求将红军在扎西地区一网打尽。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竟会声东击西，来了一个回马枪。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声东击西，是毛泽东作战指挥中运用娴熟的一种谋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谋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转兵扎西，是要充分利用敌人常规思维判断上的失误，以自投绝地的行动，吸引国民党军追兵进入滇东北，在黔北地区的防务空虚后，再回师东进，重入黔北。
　　一渡赤水进扎西，国民党军重兵跟来，毛泽东泰然自若，一直等到各路敌军逼近，方率领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调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再入黔北。红军一路夺关抢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夺娄山关，并以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再占遵义城。面对满天晚霞和如血残阳，毛泽东登上号称天险的娄山关，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千古绝唱。
　　蒋介石暴跳如雷，他特别训令嫡系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立即北上，夺回遵义。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蒋介石当然不知，再占遵义只是毛泽东为回师黔北作战所造的“势”，要聚歼冒进之敌才是他所寻求的“果”。当攻占遵义城的战斗尚在进行时，毛泽东就已紧紧盯住了吴奇伟纵队，决心抓住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在遵义以南的忠庄铺地区将其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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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2）
红军在遵义城南重创吴奇伟纵队，吴奇伟带着残兵狂逃几十里，砍断乌江上的浮桥，方才侥幸逃脱。红军再入黔北，5天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另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了运动作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调动和歼灭敌军。这与长征前期作战中步履维艰形成了鲜明对照。红军的胜利，使得遵义会议确立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蒋介石被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实在搞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决定采取堡垒与挤压并举战术，令遵义以南的部队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封锁线，又令遵义以北的部队沿川黔大道加紧进攻，南守北攻，四面防堵，步步推进，首先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的狭小地域，然后“一鼓荡平”。蒋介石从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执掌作战指挥权。
　　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特别采取了稳健推进的进攻战略。红军多次寻战，均未达到目的。毛泽东将红军分布在鸭溪地区，告诫上下要以耐心的机动来制造国民党军的错觉，寻找战机。
　　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召令各路纵队对红军实施决战。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鲁班场，态势突出。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纵队。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周浑元3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峙。
　　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要求周浑元固守待援，急令各部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连夜秘密西进，来到了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喝上了纯正甘洌的茅台酒。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渡赤水，毛泽东“调”国民党军离黔北，入扎西；二渡赤水，毛泽东再“调”国民党军回黔北，蒋介石在“精明”中却总是办着糊涂事。毛泽东以动制静，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与敌周旋，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诱使蒋介石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主力全部调至黔北地区，从而给红军留出了机动作战的充分空间。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蒋介石断定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他再次命令川军前堵，中央军后追，又从黔北追到四川古蔺，要在川南构成新的包围圈。
　　毛泽东又把国民党追兵从黔北“调”到了川南。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重入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与国民党追军相向而过，向着遵义、仁怀之间地区疾速前进。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意在调动国民党军入川南；而四渡赤水则是秘密的，意在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机动。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活动”。四次渡赤水河，一个“调”字，被毛泽东用神了。
　　坐镇重庆指挥“追剿”行动的蒋介石苦思冥想，认为再也不能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打圈子了。他再次调集各路部队在黔北地区布下重重防线，要以不变应万变，用铁壁合围对付佯动机动，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他认定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遂带上夫人宋美龄和数名大员由重庆飞抵贵阳设立行营，亲自指挥“最后决战”，并宣称：“###已是强弩之末……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然而，蒋介石还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这次毛泽东放出红9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地区大造声势，示形于东北，造红军主力再入川南北渡长江的错觉。红军主力则秘密穿越遵义、仁怀大道，向南疾进，突然渡过乌江，再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
　　

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3）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四渡赤水，南进乌江，行动飘忽不定，不仅蒋介石被搞得晕头转向，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也迷惑难解。红2师师长刘亚楼等人向毛泽东询问红军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毛泽东微笑不语，拿过一张军用地图，用红色铅笔在图上画出了一道大弧线。
　　这条线由贵阳向西、向西南，入云南，逼昆明，再折转直指金沙江，构成了一条大迂回行进路线。目标指向千里之外川滇交界的金沙江，而起点竟是蒋介石的行营所在地——贵阳。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色厉内荏的本质，就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让蒋介石在惊惶失措之中方寸大乱。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连续三次声东击西，极尽虚实奇正之能事，蒋介石真变成了瞎子、聋子。红军渡过乌江后，毛泽东使出了第一招声东击西。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地区，而前锋直指贵阳，距贵阳城只有一步之遥。贵阳城内风声鹤唳，蒋介石一夕数惊，一面令守军死守城池，一面严令各部火速增援，并连发数道“万万火急”电报，要滇军主力孙渡纵队火速赶赴贵阳“救驾”。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又是毛泽东的调兵韬略。兵逼贵阳是虚，调出金沙江沿岸的滇军是实。孙渡纵队是滇军主力，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毛泽东兵逼贵阳，终于借蒋介石之手调出了滇军主力孙渡纵队。
　　毛泽东却不急于挥兵入滇，而使出了第二招声东击西，继续给敌方造成更大错觉。4月5日，他让部队架桥，摆出了大军东向湘鄂西，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师的模样。毛泽东此刻的一招声东击西，就是要进一步加重蒋介石的错觉，把云集贵阳的各路国民党军引向东方，彻底闪开红军的西进通道。
　　蒋介石彻底被毛泽东搞昏了头，依然按照毛泽东给他的错觉调动部队，几十万“追剿”大军又向黔东地区涌去。毛泽东则从容挥师入滇。蒋介石这才搞清毛泽东的目的。大呼“上当”，疯狂下令各路部队全力追击。毛泽东使出了第三招声东击西，指挥红军主力快速西进，直捣云南军阀龙云的老巢昆明。毛泽东要迫使蒋介石、龙云调动军队驰援，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扫清障碍。
　　4月27日，红军前锋威逼昆明。龙云大惊失色，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令中央军等部驰援昆明。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敌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昆明而忽略金沙江防务，毛泽东并不满足，他知道在金沙江沿岸还有部分滇军部队，如果被其纠缠，也会妨碍红军迅速渡江。毛泽东在龙云的胸口再插上一刀，以一部兵力直抵距昆明仅15公里的大板桥，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
　　昆明城内一片惊乱，云南全境剧烈震动。龙云急令各地部队迅速向昆明集结，云南北部各县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因此被进一步削弱。北渡金沙江机会终于出现。毛泽东令红军兵分三路北上，抢渡金沙江，并特别指示：先头部队必须在5月3日以前抢占金沙江渡口。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军委干部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金沙江皎平渡渡口，2万多红军利用6只木船，摆渡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三次声东击西，换得了宝贵的7天7夜。待到“追剿”军两天后赶到江边时，渡口已空无一人。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是红军长征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毛泽东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指挥红军大小40余战，驰骋数千里，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奇正圆合，虚实汇融，如入无人之境，创造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4）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懊恼之余，讲出了一段痛心疾首的话：“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既能指挥自己的部队，又能“指挥”敌人的部队，四渡赤水中的毛泽东，作战指挥如行云流水，将一番惊心动魄的战场较量，变为一部激动人心的战争诗篇。他因此赢得了“用兵如神”的声誉。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1）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老对手坐到了一起，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住了43天，谈判过程艰难曲折。双方唇枪舌剑，屡屡陷入僵局。
　　蒋介石曾以最后通牒般的语气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我的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毛泽东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点指城市，线指交通线，而面则是广阔的农村和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中，从来都是以“面”作为人民军队作战行动的基石。不占“点”“线”广控“面”，毛泽东将中国革命战争视为一个大棋局，从容地投子抢先，控面造势，最终以“面”制“点”“线”，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统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随即由陕北进入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此刻的华北战局，如同一盘复杂多变的棋局。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后，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战略进攻，随后，以太原为目标，大举进攻山西。而山西军阀阎锡山则拼出老本，会同中央军死守要地，固守地盘，结果陷入被动。山西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战场。面对这个大棋局，八路军如何布局，怎样作战，至关重要。
　　毛泽东洞察全局，他改集中配置为分散部署，将八路军三个师分布在山西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角，既可独立作战，又能相互策应，互为犄角。第115师、第120师各一部依托晋东北的恒山、五台山区，第120师主力依托晋西北的管涔山区，第115师主力依托晋西南吕梁山区，而第129师和第115师另一部依托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山区。
　　毛泽东的布局很讲究。部队集中可消灭敌人，分散可开展群众工作，依托山区，着眼持久抗战。三位一体，互为联系。
　　毛泽东所布下的棋子很快就展现出威力。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上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面抗战结束，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则热火朝天地展开。11月13日，毛泽东电示前方将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农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八路军各部迅速在山西境内完成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奠定了山西抗战乃至于华北抗战的基础。
　　在山西山区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平原地区。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向前方的八路军将领发出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要求立即在平原地区划分军区，广泛组织自卫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计划地普遍开展游击战争。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把经营山西的战略部署称为围棋的布局，那么向平原地区进军，则是大举经略中腹。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发展始终是依托山区，根据地基本上也没有离开过山区。但要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八路军必须走出山区，推向平原，才可能真正创造出全民抗战的局面，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因此，向平原地区进军，意义重大。
　　从1938年4月开始，八路军依托山地，一部挺进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平原地区，开辟出冀南、冀鲁边、冀鲁豫、冀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整个华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将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
　　在角逐华北的同时，毛泽东对华中的敌后抗战也作出部署。他指示新四军，以茅山地区为中心，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同时准备挺进苏南，进军苏北。据此，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和豫皖苏，于大江南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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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2）
这样，在整个中国战场上，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战争奇观。表面上看，日军处于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日军对中国军队构成战略包围。但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中国军队对各个分进的日军部队构成了战役战斗上的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中的“做眼”。他说：这“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通过“做眼”，八路军、新四军掏空了日军占领区的中腹，将日军的后方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发展的空间，变成了敌后抗战的战场。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陷。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由积极抗战开始转为消极抗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毛泽东发出号召：“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挺进”。
　　从1938年12月起，八路军主力大举向平原地区挺进。刘伯承、邓小平率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平原；贺龙、关向应率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罗荣桓率第115师主力挺进鲁西平原。
　　八路军要“做眼”求活，不断扩大根据地；日军则要“吃子”提棋，根除控制区内的威胁。于是从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始，“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抗日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形式激烈地进行。
　　1939年至1940年，日军对华北各大抗日根据地先后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近100次，共计出动兵力50多万。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构成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的“做眼造势”，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颓势，并且使敌后战场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使八路军、新四军真正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敌后抗战的巨大声势，使得日本侵略者胆寒，也使其更为疯狂。从1940年起，日军在华北地区推出了“肃正建设计划”，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为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
　　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等设施切割得支离破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块。这不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