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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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等设施切割得支离破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对这种点、线、面的格局早有预料。通过“做眼造势”，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已经实现了面的扩张目的。现在，他要以面制点，以面破线，展开一场面对点线的较量。
　　较量首先从破线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交通线破袭战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展开。扒铁路、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平路沟，根据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常常是一夜之间就将日军的交通线变得面目全非。这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战法，却成了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然而，正是这种战法，让日军胆战心寒。
　　1940年8月开始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沿线、在长城内外全面出击，前三个半月时间，即作战1800多次，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拔除据点290多个，歼敌万余人，正太、同蒲、白晋、平汉等铁路彻底瘫痪，日军的“囚笼”战略一时间被毁得七零八落。名不见经传的交通破袭战，被八路军做成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
　　破了敌人的线，面与点的较量就更加激烈地展开。日军以重要城镇为据点，力图以“铁壁合围”、“梳篦清剿”、“拉网扫荡”等行动占领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等形式控制抗日游击区，持续封锁、挤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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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3）
毛泽东的方略是，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他幽默地说：“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
　　“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新的任务。在这场“挤地方”的较量中，面的威力尽显无遗。1942年11月，日军在山西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地沁源县城建立了据点。太岳根据地军民将沁源县城四面包围，用地雷战、阻击战、麻雀战和伏击战迫使日军不敢轻易离开城池一步，困守县城两年半，最后日军在饥寒交迫中狼狈逃窜。
　　“挤地方”的较量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也在日军控制区内展开。八路军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神出鬼没，四处打击敌人，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恢复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敌后军民就是在这种面与点线的较量中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1944年，日军不得不承认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战”失败，称：“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确保点线”。
　　八年全国抗战，毛泽东由做眼造势到面制点线，演绎出一部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敌后抗战壮丽史诗。这部史诗不仅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胜利的基石，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军事力量分布的局面。
　　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尽，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为国民党军制定的也是“先占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能自由调动，不能集中主力，则他们以大吃小、以多吃少的策略，就无法实现。而我们正反其道而行之”。
　　这番高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到了毛泽东面前却屡屡失败。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指挥多路大军齐头并进，分别沿平绥路、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大举北犯，大中城市成为其抢夺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的对策依旧是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让出大城市，让开交通干线，占领广大乡村，获取广阔作战空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以面对点，以面制线，以面取胜。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蒋介石调动大批精锐部队凭借机械化装备，沿铁路线北进，进攻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
　　1945年12月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在距离国民党军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八个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放弃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以主力部队投入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当1946年6月东北战场烽火再起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发展到36万多人，并拥有了稳定的战略后方，在一系列“面”对“点、线”的作战中，由防御逐渐转入进攻。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介石也懂得“面”的重要性。但要控制“面”，必须得到中国最广大的人口——农民的支持，要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他绝对无法做到的。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性质，决定了他只能依恃武力，只能进行“点”与“线”的作战。而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则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援。人民军队的“面”，就是人民战争。因而就能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优长，以“面”制点，以“面”控线，最终以“面”的优势取得对“点”、“线”的胜利。
　　人民军队将“面”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国民党军所占据的“点”处于孤立，“线”陷于瘫痪，进而以“面”的发展与扩大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占领的“点、线”的淹没之势，夺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4）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弈棋，雅兴所至，信口出了一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反应敏捷，脱口应道：“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在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棋局上，毛泽东全局在胸，目炬如电，投下的每一粒棋子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雷霆万钧之力，在对手不知不觉之中就将棋局的发展导入了他所设计的进程。古今中外，善弈者无数，以棋道入兵略者亦不乏其人，但能运用到出神入化之境者，毛泽东真是杰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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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1）
1951年6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经历了激烈较量后，在北纬38度线南北地区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美国军政当局意识到这是一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遂将朝鲜战争政策调整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光荣的停战。
　　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政治军事仗，军事政治仗。这是毛泽东的和战观。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指导人民军队冲破和谈的迷雾，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全国抗战终于获得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全国人民期盼和平。
　　在抗战胜利之前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已确定：“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他确定的战后方针是，或者以和谈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消灭中共武装。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抗战胜利到来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部队还大都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整个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连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子都不见。蒋介石首先要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但他明白：他的部队难于立即开到日军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他需要时间。国内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声浪也让他顾忌诸多。更重要的是他打内战的决心虽定，但军事准备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玩弄起了和平的花招。
　　8月14—23日，精于心计的蒋介石接连给毛泽东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谈判，“共定大计”。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他就昭示天下，共产党拒绝谈判、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到重庆，他就用几个内阁空头职位，换取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他断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即使来重庆也不会接受他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用和谈换取一段时间，进行内战的部署。同时，他特意密令重印下发《剿匪手册》，要各战区加紧“动员戡乱”。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阴谋洞若观火。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明确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了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毛泽东毅然决定走出延安，到重庆和他谈。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态度是，重庆谈判“可以去，必须去”，而且要准备作出一些让步，否则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这就是毛泽东，雄韬伟略的毛泽东！
　　他专门起草了关于重庆谈判的党内通知，要求全党争取“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也要做好充分准备，“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雾都重庆虎狼成群，毛泽东要深入虎穴，党内、军内许多同志担心不已。毛泽东坦然告诉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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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2）
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无需任何宣传，毛泽东的行动就展现了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一下凝聚了民意。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谈判中，蒋介石文武并用，一手拉拢收买；一手武装威胁。一个目的，就是要共产党取消解放区，完全交出军队。
　　谈判桌上他达不到目的，遂企图以武力迫使毛泽东就范。国民党军投入36个军73个师，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最严重的一次进攻，是阎锡山派重兵占领了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六城。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奋起反击，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阎锡山精锐部队3万余人。
　　战场上的胜利，打掉了蒋介石以军事实力压共产党订立城下之盟的幻想，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重庆谈判宣告结束。
　　关于毛泽东，蒋介石后来对心腹陈布雷讲过这样一段话：“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也讲了一番话：“以前的蒋还是一个抽象的人，这次谈判，长时间的接触，对蒋的为人、性格、思考问题的方法，心里有了个底。”
　　毛泽东因此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判断更加清晰，对打谈结合的方针更加坚定，他说：“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双十协定》签字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达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企图全部摧毁解放区，“根绝匪氛”。美国当局也全力援助国民党军行动，不但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调动起庞大的海空力量将国民党军运到前线。
　　内战的阴云愈集愈厚。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军事上坚决反击，政治上留有余地，争取和平，不惧战争，与蒋介石展开了新一轮有理有利有节的和战较量。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处理和谈与作战关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最早是在抗日战争中反击国民党挑起的###高潮提出的，具体说包括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第三是休战原则，就是打退敌人的进攻后，适可而止，在敌人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实行休战。
　　1945年10—12月，为了自卫，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了平汉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战役和其他一些重要作战，顿挫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进行艰苦的谈判。战场的胜利反击和谈判桌上的坚决斗争，加上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1946年1月10日，最终实现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重庆谈判到《停战协定》签署，在6个月的时间内，和战问题空前尖锐。如何既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的对策是：“水来土掩，将至兵挡。”蒋介石发兵，我们也发兵，“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关键在于军事、政治相互配合，以军事斗争作为谈判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非常坚决的。他所确立的这些原则和方针不仅指导全党、全军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军事、###的胜利，而且也成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战争指导基本原则。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交织进行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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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3）
毛泽东亲自指导朝鲜停战谈判，并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决打，争取和”的基本方针。
　　进入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表现得极端傲慢，声称其强大的海空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得到补偿，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后方数十公里处，企图不战而攫取万平方公里土地。当这种要求遭到拒绝后，竟狂妄地宣称：“让大炮、炸弹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8月18日起，“联合国军”以地面部队发起夏秋季攻势。同时，其用于朝鲜战争的空中力量倾巢出动，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绞杀战”，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谈判中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在谈判开始前就有预见，并指示志愿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粉碎了　“联合国军”的夏秋季攻势。“联合国军”的　“绞杀战”也未达目的。
　　大炮、炸弹的较量失败，“联合国军”不得不接受朝中方面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和平需要用实力去保障，毛泽东用三句话概括了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到了1953年春末，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兵力雄厚，阵地坚固，物资充足，不但足以粉碎“联合国军”的各种进攻，而且可以主动实施各种规模的进攻。而“联合国军”则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加上战场主动权的易手，都令新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急于结束战争。但在寻求“光荣的停战”思想指导下，又不愿在谈判中让步。
　　为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毛泽东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战争指导方略前推一步，变为以打促谈，指示志愿军：“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准备，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
　　志愿军发起夏季进攻战役。第一阶段进攻以“联合国军”连以下支撑点为目标，作战29次，歼敌4100余人。战场上的较量结果，立即在谈判桌上有了反应，美方代表态度明显好转。
　　而李承晚集团却坚决反对停战，大肆叫嚣要“单独打下去”。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阶段进攻，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李承晚军队，并攻占其营、团阵地，歼其万余人。
　　志愿军的进攻使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变得非常合作。双方代表很快就各项议程达成了协议，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就在这时，李承晚集团却再次作梗，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人民军战俘万余人，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实现有效的停战，保证朝鲜半岛和平的稳固，彭德怀司令员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李承晚军以严重打击。
　　毛泽东回电说：“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志愿军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阶段进攻，突破李承晚军4个师的防御阵地，连同其他方向作战，共歼敌万余人，收复阵地平方公里。金城前线的隆隆炮声，彻底改变了谈判桌上的气氛。于是，在板门店出现了令人振奋的一幕。
　　当朝中方面代表再次要求美方代表确认，朝鲜停战是否包括李承晚军队在内，如果李承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怎么办时，美方代表明确回答：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如果李承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赢得了胜利，赢得了民族的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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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4）
能战方能言和。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靠胜利去保卫。这就是毛泽东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胜利的基石建立在人民的觉醒与动员之上。有了人民作为坚强的后盾，无论是谈是战，毛泽东都信心十足，无所畏惧。他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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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1）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军事上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在现代战争中，城市的得失，不仅关乎地区控制权的易手，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城市。蒋介石的信条是：“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而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蒋介石是“占市为王”，我们是“占山为王”。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不以攻城为作战重点，却围绕城市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常常围城打援，攻城阻援，而当他最终将围城打援变成攻城歼援，将作战重点指向大中城市时，蒋家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
　　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第一次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就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1928年初，井冈山寒气未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实施“进剿”，其中的1个营进占到了宁冈县城新城。毛泽东决定首先将其逼出城，然后歼其于运动之中。
　　2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架枪出操。工农革命军在晨雾掩护下突然出击，歼其1个排，然后猛力攻城。国民党军不明对手虚实，仓皇出城撤退，结果落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全部被歼。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新城战斗，是毛泽东指挥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他使用的围三阙一战法，也成了红军初期作战中攻击城镇时经常采用的战法。还有一种战法毛泽东也经常使用，那就是先围城，诱敌出城反击，然后在运动中歼灭之。对于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毛泽东则从来不主张贸然进攻，理由很简单：红军不具备打这种城市攻坚战的能力。
　　1930年8月，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则认为红军并不具备攻打长沙的实力，反对贸然进攻。但上有中央命令，下有多数委员的支持，毛泽东只得勉强同意进攻长沙。
　　红一方面军投入13个团，而长沙守军则有31个团，且工事坚固。双方强弱悬殊，尽管红军官兵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仍无法突破敌军防线。红军在坚城之下苦战16天，国民党军援军逼近，红军被迫撤围。这次攻坚战，红军也有不小的损失。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攻打长沙的教训对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影响很大。在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对城市攻坚，特别是进攻中心城市一直非常谨慎。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与红军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具备了一定的攻坚能力。毛泽东也曾指示部队进行过几次城市攻坚战的尝试。
　　1946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包围大同，展开攻坚作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固守大同，而傅作义部则重兵增援。解放军攻城、打援同时展开，重点不明，结果平分兵力，导致了战役失利。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这表明，解放军的战斗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要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犹显力量不足。毛泽东因此将作战重点转为野战，而尽可能地避免攻坚和阵地战。但如何调动敌人脱离坚城，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尚在观察之中。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为配合南满地区“四保临江”，发起了“三下江南”作战。一下江南采取“攻点打援”战法，长途奔袭战略要点其塔木，同时在敌援军必经的公路要隘设下了伏击圈。国民党军三路增援，结果由九台出援的1个团稀里糊涂地被解放军全歼，其他两路伤亡惨重。其塔木守敌也被歼灭。
　　其塔木战斗规模很小，却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战例。毛泽东接到战报，立即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攻点打援，就是围城打援，即攻击敌人必救的战略要点，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这是解放军在暂时不具备攻击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城市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过渡战法。
　　

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2）
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围城打援更是成为解放军创造战机，开辟战场，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有效战法，仗越打越大，而作战的重点则放在打援上。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北战役，围攻徐水。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派兵增援，与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展开激战。孙连仲再调石家庄的第3军主力北上，企图南北夹击，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遵照上级指示，部队急速南下，按时或提前到达指定位置，随后发起进攻，消灭第3军主力，活捉军长罗历戎。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城打援、攻点打援的战术打得心惊胆战，再也不敢如战争初期那样一点被围，四面驰援，常常是上峰命令急如救火，各路援军却犹豫观望，谁也不愿冒险驱前。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联合发起洛阳战役。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指出：“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国民党军“决不会不增援”。因此部队在扫清外围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发现解放军有进攻洛阳的企图后，果然令胡琏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但胡琏兵团距离较远，赶到洛阳尚需时日，孙元良兵团则按兵不动。
　　国民党军援兵迟迟未至，解放军前线指挥员遂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攻城为主，打援为辅，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攻占了洛阳，全歼守敌第206师2万余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洛阳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南线夺取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这次战役，解放军不但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了攻城阻援的战法。毛泽东立即肯定了这一创造。敌不真援，我就真攻城。从围城打援，到攻城阻援，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更加丰富多彩。
　　1948年6月，中原战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粟裕向毛泽东立下军令状，决心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而国民党军则集中了9至11个整编军或整编师准备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粟裕周密分析敌情，确定了“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发起豫东战役，攻城打援相结合，调动敌人，消灭敌人。为抓住战机，粟裕先斩后奏，边指挥部队向开封开进，边向中央军委报告部署。
　　毛泽东立即回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要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并电令中原野战军阻击国民党军援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攻击兖州，牵制敌人，全力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
　　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省会，工事坚固，守军达4万余人。蒋介石命令开封守军固守城池，同时令各路援军加速前进，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开封。
　　6月17日，华东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