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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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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与红15军团会师，开始创建西北革命大本营。
完成长征的红军，并没有摆脱危险。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和西北地方军阀，从四面八方压向陕甘苏区。
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一些同志主张，红军应该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面对优势的敌人，只有1万多兵力的红军很难巩固陕甘苏区。只有以攻为守，以发展求巩固，方能稳固陕甘苏区，发展陕甘苏区。
1936年2月，黄河岸边，漫天飞雪，毛泽东吟诵了豪迈的词章——《沁园春·雪》，率部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迈上了东征的新路。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战果辉煌。红军消灭敌人7个团，扩大了新兵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并且迫使“进剿”陕甘苏区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甘苏区。
东征回师，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了西面。1936年5月，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西征作战，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出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无论是东征，还是西征，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争取空间，积蓄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他圆满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东征、西征，红军建立起拥有200万人口、约13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苏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稳固地奠基西北，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一个起承转合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成为持久抗战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根本避免进行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而“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这一战略，指导中国抗战度过了漫长岁月，迎来了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第一次伟大胜利。
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3）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军就大举运兵北上，而山东解放区地处中原、华北之间，津浦铁路穿境而过，是国民党军北上平津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高度重视山东战场，特别看中津浦铁路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指示山东野战军立即截断徐州至济南段交通，“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打运动战的战场”。
山东野战军以争取先机、开辟战场、待机歼敌为方针，发起津浦路（徐济段）战役，向南北猛烈扩张，控制了铁路沿线大片土地，进而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及所属3个师。
国民党军的北进遭到阻滞，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大举增兵津浦路沿线地区。毛泽东洞察秋毫，再次指示山东野战军：“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解放区，拔除敌人据点，发动群众，把“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山东野战军继续进攻，包围临城，攻克滕县，猛烈反击进攻鲁南解放区之敌，不但迟滞了国民党军运兵北上的计划，而且为以后进行运动作战开辟出宽阔战场。
对毛泽东来说，战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主观能动的、因敌而变的、可以发挥创造的作战空间。
1948年1月，当国共两军在中原战场往复拉锯，处于僵持状态时，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直下闽浙赣，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军的深远后方。他要“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进一步扩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空间，创造新的战场，调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回援，夺取胜利。
粟裕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部进入濮阳整训。他知道大量消灭敌人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他认为：分兵渡江南进开辟新的战场，不如集中全部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较量，打大的歼灭战，较有把握。粟裕以对革命事业的坦诚之心，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与陈毅亲赴河北阜平城南庄，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作当面陈述。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研究，重新作出决定：粟裕部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打大仗，尽可能多地将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它直接影响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导演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创造战略进攻战场的惊世之举。而此刻则果断放弃渡江南进计划，决定与国民党军决战中原。一进一收，虽然方式各异，而最终目的则完全相同，那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创造最有利的战场，最大限度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粟裕直陈己见，毛泽东从善如流，将帅协谋，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所设想的轨迹发展。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战场联手作战，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打破了中原战场的僵局，为最终彻底消灭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因此定下决心，集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决战，待歼灭国民党军中原主力后再渡江南下。
华东、中原野战军再接再厉，连续取得襄樊战役、济南战役等胜利，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继而两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原决战的最后胜利。
精通哲学的毛泽东，又洞悉战争。他以哲学入军事，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军事辩证法；他以哲学入战争，构建了战争指导中博大的时空观。“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毛泽东超越局部战场狭小的地域时空，以中国辽阔疆域作为求生存、谋发展的空间，指导人民军队走出困境，赢得胜利，赢得辉煌，最终赢得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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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1）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与书为伴。马背上吟，担架上读，一张大床，书占一半。他曾经戏称，我是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明人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晚年毛泽东时常阅读，对孙膑褒奖有加。有段记述孙膑“围魏救赵”的文字，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评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围魏救赵，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最熟练的战法之一。如果只是仿照古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统帅。他的伟大，在于他基于古典战法，而不囿于古典战法，从人们熟知的围魏救赵战法中升华、构思出一整套内线与外线相结合，防御与进攻相融汇的新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在世界战争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指导理论。
毛泽东第一次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是在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约3万兵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根据地。
在宁冈县一个小村庄——柏路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以彭德怀率红5军和红4军一部内线防御，保卫井冈山，他和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外线进攻，内线与外线相配合，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还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围魏救赵尝试。进军赣南闽西的红4军主力调动了敌人，但由于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人兵力很多，根据地还是最终失守，围魏救赵、打破敌人“会剿”的目的最终没有实现。然而，毛泽东指挥红4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在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里与敌作战。
同年5月，红4军主力来到赣南，国民党军立即发动“进剿”。毛泽东以地方武装内线作战，率领主力出击闽西，三打龙岩城，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赣南的“进剿”，而且初步开辟出了闽西苏区。
此后，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围魏救赵战法，并上升一步，创造出了红军以内线防御与外线进攻相结合，打破敌人“进剿”的作战指导理论。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所谓内线与外线，是对军队作战空间的一种界定。内线是指处于防御或被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外线是指处于进攻或实施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毛泽东认为，红军作战，能在内线消灭敌人打破“进剿”最好，否则就必须坚决地“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以主力的外线进攻，结合一部的内线防御，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进剿”，这就是毛泽东对围魏救赵战法作出的新解。
到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作战时，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再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理论。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执行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作战原则。从作战空间上讲，红军都是在根据地内作战，属于内线作战。但毛泽东却赋予这种内线作战与众不同的涵义，这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互转化。
毛泽东对于这种转化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古今中外，两军对垒，作战线历来都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毛泽东发明的这种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方式，却打破了对作战线的传统认识。他明确指出：红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
在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战场上，毛泽东指挥部队，在内线作战中，灵活游动于多路敌军之间，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对孤立之敌切割包围，加以聚歼，将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变成了战役战斗中的外线进攻。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2）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无论是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实施的外线进攻，还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恰当地选择跳出的时机、外线作战的方向与所要进攻的敌人。这是把握外线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拥有高人一筹的精准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力也曾受到怀疑，甚至被否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掌握党和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以笨拙、消极的阵地防御，对抗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以堡垒线为依托的步步推进，使得红军处于内线防御的极端被动地位。
时值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立即提出一个气势恢宏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线，兵分四路，出击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遗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有此上策不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步履维艰。到了1934年6月下旬，红军在广昌会战中失利，战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中策，依旧是外线出击的战略。他建议：红军主力立即转到外线作战，向湖南中部前进，以战略进攻调动进入江西苏区的敌军至湖南消灭之。但这一建议又一次遭到了否决。后来毛泽东曾非常感慨地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全国抗战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统帅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内外线作战理论有效付诸实施，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赋予它新的内涵。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处于外线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则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而日军后方却是大有可为的天地。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为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总任务。
挺进敌后，形成了敌我力量在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状态，也形成了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在战略上两面夹击日军、相互配合的态势。八路军、新四军等在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威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其在关内侵华兵力的58％至75％和伪军的几乎全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扫荡”、“蚕食”和“清乡”。
毛泽东又在指导抗日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中施展“围魏救赵”的方略。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时的“围魏救赵”，就是在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时候，抗日根据地以一部军队协同地方武装采取坚壁清野等方法，坚持内线作战，疲惫、消耗日伪军，主力则跳出日伪军合围，到日伪军后方去，向日伪军“来的一带地方”展开积极进攻，内外结合夹击日伪军，迫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回援。
毛泽东的围魏救赵方针，为他的将领所深刻领悟，并翻新出了不同的战术方法，导演出了一幕幕现代战争史上游击战争的奇观。
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的方法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的方法是“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的方法是“到敌后之敌后”，主力转入日军深远后方作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的方法是：“以进为进”，主力撤至敌军“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弱点，机动地予以打击。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内外线作战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大气磅礴，何时内，何时外，为何内，怎样外，灵活变化，因势而用。当内线能多消灭敌军，就暂时在内线多打胜仗，当外线能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他一定出奇制胜。毛泽东从不因循机械的定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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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3）
在毛泽东指导下，苏中战役，粟裕巧妙调度指挥，华中野战军充分发挥在解放区内作战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七战七捷，共歼敌万余人。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苏中战役，以及其他战役都证明，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一般能够以较少的代价取得重大的胜利，而脱离解放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则代价较大，胜利的把握也少。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根据战争前四个月的作战经验和敌我力量对比，确定了新的作战原则，就是：选择作战地域，应以便利歼敌为前提；转入外线作战的时机，应该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程度相联系。
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
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得以将早已成竹在胸的外线战略进攻计划提前付诸实施。他不待国民党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不待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超过国民党军，立即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用陈毅元帅话说，就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汤”。
1947年6月30日夜，月明星稀，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然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蒋介石手忙脚乱，急调部队封堵。毛泽东看上的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带，挺进大别山可直接威胁上海、南京。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两大集团称作两个拳头，而将中原称为国民党军的胸膛。他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狠狠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夺路抢隘，千里跃进，终于到达大别山，并以顽强的战斗粉碎敌人的围攻，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孤军深入敌人的深远后方。刘伯承对此感叹说：这一行动“史无前例”。时任美国军事记者的贝尔登则惊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高明出色，“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大师” 。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进军豫西，全力配合刘邓大军行动。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构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一下把国民党军的部署扯得七零八落。
而在内线，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紧紧拖住国民党军重兵集团。
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三路大军中央突破，两路大军两翼拉开的战略格局。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相互配合，战争的天平由此彻底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
毛泽东因此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如此壮丽的战争画卷，令人不能不热血沸腾，浮想联翩。从井冈山的围魏救赵，到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抗日战争的敌进我进，最终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在实战中成熟，在实战中发展，引导着中国革命战争闯过激流险滩，不断走向胜利。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1）
毛泽东既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又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将深奥的战争哲理，用最浅显的语言和最生动的实例，解剖得一清二楚。阅读他的军事著作和听他的讲话，往往在精神享受中获得理论的升华。
1947年3月，毛泽东曾这样解释保守地盘与歼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番谈话，充满了军事辩证法。与毛泽东并肩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一语概之：毛主席用兵，是“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1930年1月，江西、福建两省的国民党军对闽西这块根据地发动“会剿”。毛泽东主持红4军前委会议，研究退敌之策，决定避敌锋芒，部队转进赣南。
红军主力不战而退，中共闽西特委感到难以理解，写信要求红4军留下，巩固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毛泽东给闽西特委回信一封，只有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指挥原则。
果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江西“会剿”部队很快退出闽西，跟着红军进入赣南。离开苏区，就意味要暂时放弃苏区，必然带来苏区政权建设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这种代价，毛泽东也非常痛惜。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又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牺牲。
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4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 “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4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则担心红军走后，敌人残酷劫掠，对红军的退却怨气很大。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为统一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艰苦”的说服工作。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暂时说服了大家，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毛泽东精心导演的反“围剿”作战结果。红军暂时放弃了部分土地，却赢得了行动的高度自由，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红军最终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乘胜反攻，恢复失地，还扩大了苏区。苏区干部笑逐颜开，苏区群众怨气顿消。在此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再也没有出现干部群众反对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
但到迎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分兵把守”，死顶硬挡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不仅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丢失了中央苏区。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2）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味地反对守地或略地。在必要的时刻，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考虑，他不仅不反对争夺地盘，而且要求坚决地争夺地盘。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更是高度重视，全力经营。
东北地区，白山黑水，背靠苏联，西南与华北接壤，南与山东隔海相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他指出：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为经营东北，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中共中央派出4名政治局委员、20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到东北工作。中央军委先后抽调11万主力部队和可以组建100个团的干部，昼夜兼程挺进东北。
蒋介石同样非常看重东北。在驻华美军帮助下，国民党军25万多精锐部队开进东北，抛开“停战协议”，不顾一切，沿铁路线向北猛烈攻击。蒋介石要用军事进攻的胜利逼中共在政治上屈服。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看到，如果不给东北的国民党军以最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争取到有利态势下的停战，更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他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四平一战的意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它牵动影响着全局。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战场的国共精锐部队悉数上阵，在四平地区进行了1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东北民主联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的轮番进攻，歼其1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独占东北的企图。
蒋介石的气焰不再那样嚣张，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四平苦战，尽管被毛泽东称为“一时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不能作为“一般的战略方针”。但正如毛泽东战前估计的一样，四平保卫战在政治上换来了东北战场从6月到10月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
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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