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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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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先打弱敌是相对的，先打好打之敌才是这一原则的最高境界。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继续运用这一原则，确定了“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的方针。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黄土岭等战斗中，贯彻这一方针，给予分散孤立和运动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作战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有86个整编师，其中有22个整编师是美式装备或半美式装备，火力、机动力远远强于解放军。因而解放军对国民党军主力作战时，往往能够打到敌人，包围敌人，却难以消灭敌人。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但是国民党军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进攻中又常常以杂牌军打头阵，且部署分散，这就给予了解放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机。
1947年1月，蒋介石集结重兵23个整编师60个旅计45万余人，组成三个突击集团，从南北两线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宣称：“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华东野战军被压缩在沂蒙山区的狭窄地域，腹背受敌，处境艰难。
毛泽东最初设想是集中主力迎击南线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欧震集团。他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算了一笔细账：在欧震集团中，可能进攻的有22个旅，“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毛泽东要华东野战军每次歼敌三至四个旅，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国民党军也汲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将战斗力很强的整编第11师、整编第74师等部与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混合编组，缓缓推进。华东野战军数次都无法剔出弱敌予以歼灭。
南线战事陷入僵持时，北线却出现了绝妙的战机。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趁华东野战军主力聚集南线，而孤军冒进，深入到了莱芜地区。李仙洲集团由2个军和1个整编师组成，兵力不及欧震集团的一半，而且均不是国民党军的精锐，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是一个分散且较弱好打之敌。
华东野战军果断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钳制南线之敌，主力迅速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
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电授机宜：一个星期至10天内，主力原地休整，对外摆出准备打击南线敌人模样，待北线敌人深入，全军再秘密北上，首先解决李仙洲集团，然后全军回头南下，大批歼灭已经进入沂蒙山区的南线敌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华东野战军主力沿山区小路，昼伏夜行，秘密进入莱芜地区。当国民党军觉察到解放军的行动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分割包围。
激战三天，华东野战军以16比5的绝对兵力优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李仙洲集团万人。被俘的国民党军一个团长沮丧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工夫啊”。
先打弱敌，不但有效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不断增强着解放军的作战能力。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或数路进攻，各路相距不远，或数路防堵，各路相距很近，解放军一度打不了仗或打不好仗，较为被动。此时毛泽东将先打弱敌的原则予以变更，形成两种情况，两种打法，“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并重”新的作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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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3）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给敌以歼灭，就是将敌人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毛泽东指出：“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是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一定速战速决，打残敌人，使敌短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同时也可减少我军之战斗伤亡。这是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军进攻，且各路敌军相距不远情况下应采取的方针。
在这种作战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灵活选择歼敌对象，灵活选择歼敌方式，歼敌的力量越来越强，歼灭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被毛泽东收入“十大军事原则”，并将文字规范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对国民党军作战如此，对美国军队作战也是如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样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依据这一作战原则，志愿军在运动作战中，连续取得了五个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朝鲜战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一直打到三八线，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战争的进程也表明，志愿军对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作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几次战役都是由此打开了战局。
在中南海彻夜灯火通明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破敌之策。他的答案是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时，将这一作战原则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牛皮糖是湖南一种糖块，稻米精制，粘力很强，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重，吃时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出身湖南的毛泽东巧借此法，形象地说明了对美国军队作战的原则。“零敲牛皮糖”因此成为打小歼灭战的代名词。
志愿军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1952年秋季，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万余人。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和军委贺电，予以高度赞扬，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兵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道理简单，运用困难。但毛泽东却将它发挥至极致，运用至化境，并上升到改变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战法决定进程，时间决定结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局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转换中被牢牢掌控在毛泽东的手中，直至夺取战争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次很好的描述：战争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灭敌人两个营，两个团，两个师，有了经验，有了把握之后，再逐步扩大，逼着敌人逐步增兵，一个一个吃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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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1）
中国现代史的大幕一经拉开，乱云飞渡的庐山，曾见过多少人间风雨。
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此主持军官训练班研究“剿共”战术。他概括国民党军的作战原则：“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而把红军的作战原则称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还自信地总结道：“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他的概括没有问题，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毫无夸张地说：在战争指导能力上，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因而最终的失败者就变成了他自己。
毛泽东的战略守势可以称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攻势则称作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毛泽东绝妙地勾画出战争中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防御与进攻在时间上的矛盾难题，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积极防御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成为转换敌我优劣形势的基本手段。
1930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国民党陷入激烈的内部权力争斗，各派势力勾心斗角，进而兵戎相见，新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人则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力量积蓄与发展，重新走向兴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燎原烈焰。红色根据地星罗棋布，主力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
对这种形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作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确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军事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对这个热血沸腾的军事计划，在赣南、闽西率军苦战的毛泽东却难以激动。他后来评价此事时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他当然知道，“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
“左”倾冒险主义者当然听不进这番话，称毛泽东有着“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妨害红军的发展，“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指责毛泽东等人是“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派出专人到红4军督战，严令部队进攻南昌。
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新组建的红1军团向南昌推进。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当看到南昌城防坚固、敌军力量强大，红军根本不具备硬攻的条件时，毛泽东派部队隔江鸣枪，以示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尔后迅速北上，在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安义、奉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使部队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损失。
毛泽东不打南昌，决不是消极避战。一旦战机出现，他是从来都不会放过的。在红1军团休整期间，湘军4个团冒进至文家市，立足未稳。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部昼夜兼程，直扑敌军，速战速决，仅用3个多小时就将其全歼。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敌人一般总是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红军则是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敌人在战略上总是期望速战速决，而红军则要逐步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要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一切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与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2）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历时8天，而关键之战消灭国民党军第18师仅用9个小时。第二次反“围剿”历时两个月，而红军反攻五次作战，每次都仅用数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最短的只用了两小时。第三次反“围剿”历时三个月，而红军反攻作战每次也只用几个小时。
国民党军在总结“围剿”作战失利原因时，不得不赞叹毛泽东“指挥机敏，始终把握战术速决之原则”，称红军“指挥官对目标之选择及攻击目标之变换，均能把握实际，绝不胶着恋战，只求胜不求全，故能胜易胜”。
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总结作战经验，归纳了速决战的几个具体条件：“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他说：“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战役战斗速决战的具体条件，而且还具体分析了红军采取这种战法的必要性。他说：第一，红军装备落后，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难以支撑长时间作战；第二，敌人进攻一般有许多部队，而红军只有一支部队，只有迅速地连续地作战，才能粉碎敌人进攻；第三，如果敌人分路推进，且比较密集，红军的力量只能先打其中一路，假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路敌人就会蜂拥而至，陷红军于危险境地。
毛泽东真正从理论上阐明持久战战略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十个月后的1938年5月。当时，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在连续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台儿庄会战大捷。抗战初期弥漫的“亡国”言论尚未消失，“速胜论”观点又甚嚣尘上。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究竟怎样才能夺取战争最后胜利，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鼓吹“速胜论”，反对进行独立自主地游击战，要求八路军投入正面战场打大仗。他的意见在当时影响了党内相当一些人。在1937年召开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对三条原则坚持不放，这就是持久战、游击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了澄清国内和党内的错误认识，坚定全国、全党、全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夜以继日，奋笔疾书，连续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做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军力虽强，但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国际上的反对，失道寡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必定得到国际的广泛援助，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蒋介石也看到了抗战是持久战，并将战争的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但他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持久抗战战略，因而对战争的指导是只顾眼前，难出远谋。他的全部战争指导，都建立在一个“拖”字上。
毛泽东则把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突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指出：这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3）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为战略相持阶段给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不是被动地熬时间，而是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的运动作战；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发展游击战争；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变，“熬”出最终的战略反攻，夺取战争的胜利。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熬”，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把最后的胜利完全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而蒋介石的“拖”，则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的参战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毛泽东的“熬”字抵得上千篇大论。它指导敌后军民熬过了敌人最疯狂的“扫荡”、“蚕食”，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略指导上是个“熬”字，而具体战役战斗上依旧是速决战。毛泽东为中国军队设计了一整套具体的速决战战术，并被八路军、新四军广泛运用于对日作战之中，是平型关等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指导原则，并被证明是战胜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的有效战法。可惜，国民党军队依旧恪守西方正规作战的原则，与日军大打会战、决战和阵地战，结果伤亡惨重，却无法扭转战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指导方针淋漓尽致地展现到战争舞台上。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战争指导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歼敌计划抓得非常紧，对每个战略区在某个时期应该歼敌多少个旅，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规定，同时不断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预测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时限。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只确定各战略区的部队发展计划和根据地的发展步骤，而从来不确定歼敌指标，形成了鲜明对照。
1946年10月，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5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每个月歼敌8个旅，在三个月内再消灭国民党军25个旅，然后再用三个月歼敌25个旅，使双方军力对比产生重大变化。
1947年2月，战争进行了半年多。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59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在今后数月中，歼灭国民党军40—50个旅，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7年7月，战争进行了一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二年作战中，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改变敌我在数量上的优劣形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1948年7月，战争进行了两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78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三年作战中，应歼敌115个旅（师）左右，并举行带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争取在5年时间内，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分派歼敌任务，一次又一次地调快战争进程表，驱动解放战争的车轮向着最后的胜利快速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他以只争朝夕的气魄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新中国迈进。
人民解放军各大战略区坚决执行毛泽东确定的战争方略，超额完成毛泽东确定的歼敌任务。1948年8—11月，仅4个月，人民解放军即歼敌83个整师100余万人，使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毛泽东欣然修改自己的计划，发出了气势磅礴的预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计划，三年完成。毛泽东的科学预言化作了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轰鸣礼炮、璀璨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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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4）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持久中有速决，速决中寓持久。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是达成战略上持久战的根本途径，战略上的持久战则是进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前提条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略和战役战斗两个不同层面的持久性和速决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战争指导方略。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非常认真地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仿佛是言犹未尽，他又补充一句，这一原则“也可以适应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1）
谈到国民党军的各部将领，毛泽东曾把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
就是这位白崇禧，听完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基本内容，大为叹服，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唯一的制胜之道。他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所看重的从来都是生存的空间、作战的空间。以空间换生存，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发展，以空间换战机，以空间换胜利，创造战场，克敌制胜，毛泽东娴熟地掌控着战争的时空，挥洒自如地指挥着人民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
1927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了湘赣边界崎岖的山路。征程漫漫，疾病蔓延，敌军袭扰，部队疲惫不堪。此时的毛泽东，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为这支队伍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如何保存微弱的革命火种。
在宁冈古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他说：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了，那么敌人怎么能够消灭我们呢？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在战争中，毛泽东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切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从自身的力量出发。在力量弱小时，他考虑的是生存空间。力量壮大后，他考虑的是发展空间。
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首先需要获取生存空间。井冈山有一支由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农军。毛泽东以诚相见，以理服人，成功地收编改造了这支武装，在崇山峻岭呵护下休养生息，红色革命力量终于有了一个宝贵的生存空间。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对这座山充满了感情，他说：这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红军要发展不仅需要生存空间，更需要发展空间。落脚井冈山暂时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发展的空间是不够的。毛泽东说：没有回旋余地，三十五计用完，第三十六计就用不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三十六计用不上，无处可走之谓也。
红4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挥手指向了赣南、闽西，那里是红4军“前进的基础”。他指出：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相接。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要创建革命根据地，更要依托根据地，去不断扩大发展根据地。在扩大苏区时，不是急风暴雨式地推进，而是循序渐进地巩固一块，发展一块。当根据地推进到某一地区，就暂时停止推进，待新区巩固并可以作为依托后，再继续向前推进。
按照这个部署，红4军在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配合下，首先在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四县建立起赣南苏区，巩固后挥师入闽，三打龙岩，将红色苏区逐步推进到闽西地区。随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断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并逐步向外扩张战略区。红军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作战空间，为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战略、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一部红军反“围剿”作战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作战史。红军以部分根据地“空间”的丧失，争取到集中兵力、选择战场和疲劳敌人的“时间”，获得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从而赢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些胜利。他已感到红军如果局限于固定区域，将便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困和“围剿”，会影响红军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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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2）
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之后，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州江口圩这个地方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了“出击求巩固”的新的发展方略，建议红军主力立即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和空虚的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地区发展，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求得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务实的战略性出击方案。它标志着毛泽东的目光已经不局限于在中央苏区内外进行反“围剿”斗争，而是要变依托根据地波浪式推进为战略性的外线出击，将固定的根据地与流动的战略区相结合，打到敌人的腹心地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与作战空间。但非常可惜，苏区中央局多数否决了这一方案。几十年后，朱德元帅重游旧地，往事回望，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不听仙人指”的诗句。
战略性出击的方案被否决，毛泽东只得退求其次，寻求首先向东，然后再向东北发展。仔细研究国民党军的部署后，毛泽东建议：红军以一部主力出敌不意，兵出闽南，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率红1军团、红5军团远征闽南。
闽南只有国民党杂牌军张贞部一个师，且战斗力不强。红军所向披靡，顺利打下了漳州，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大部，缴获大批装备、物资，还捎上两架飞机。这一仗不但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物资困难，并且打开了战局。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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