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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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162—163　页。这封信和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　　1　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
《蔡和森文集》，第　37—40、49—73　页。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和　1921　年　1　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
东书信选集》，第　1—16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81—84　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6　期（1923　年　　3　月　　1
日）。



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
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
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
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①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
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
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
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
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
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１９２２　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
（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
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
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
验，于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
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
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
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
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回
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②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
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
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１９２２　年夏，毛泽东参与组
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１５　个
月以后，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
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
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
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　１９２３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
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28—430　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
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89—107　页。
① 见毛泽东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
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4　页。



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
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
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
辩证法，毛泽东在　１９１９　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
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
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
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
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①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
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
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
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
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
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
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认为毛泽东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①这种观点
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之间
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
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
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
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
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
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
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
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


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09—111　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　1922　年　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　期（1978　年　10　月），
第　380、416—471　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
年》，第　1　—　2、 222—223　页。




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
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
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
言；１９２４　年　２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
的成员）①。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
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
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
——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③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　１９２５
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　１９２５　年秋回到
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他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
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
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
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
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
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
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
别，在　２０　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
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
在　１９２６　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
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
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
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五卅惨案
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
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
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接近岁未之
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
分析他在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
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47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1　页。



在　１９１９　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
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　１２　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
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
会主义。①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
响。②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
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
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　２０　年代早期的思想。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党的机关刊
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在自修
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
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泽东反
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
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
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
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
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
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
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①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
与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和　２　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
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①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
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
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
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
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
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
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12　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59—60　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　55—56、80—89　页。
① 《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　3　期（1920　年　12　月　23　日），《一大前后》第　207—214　页转
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55　页。《资料选编》第　24
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　年　1　月）和《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　2　月），《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3—173　页。



们。②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　１９２２
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
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订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
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③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
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
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
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　１９２３　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
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
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④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①他们两
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
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　１９２５　年末就已成
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
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　１９２６　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
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
无以自足的。②这篇文章发表于　１　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在国民
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
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
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
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
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
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
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
如他在　１９２６　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４
亿人中的　３．９５　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　１００　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



② 《一大前后》，第　212—214　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61—174　页。
① 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　年》中的论述，见《现代 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79—280　页。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　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
东所写的〔见《澳洲中国学报》第　9　期（1983　年　1 月），第　1—16　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
服力的，但是，这些文 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　1982　年　9 月　10
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
治周报》第　4　期（1926　年　1　月　10　日）第　10—12　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　9—15　页。事实上，毛泽
东早在　1910　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
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
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　年第　1　期，第　176　页。



“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　４００　万。①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　１９２６　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
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
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
的概念只是在　１９５１　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　１９２６　年初就承认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１９２６　年　９　月他竟为农村
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
来。③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
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
别注意，因为自　１９２５　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
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
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
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
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
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
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
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
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
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
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
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
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
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
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
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
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
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
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
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



①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 第　148　页。这篇文章
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　1926　年　2　月写的文章中采用 的数字相同。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0　页。
③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9　页。关 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
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 作用，1923—1927　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
录。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6　页。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
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
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
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
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
色。①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
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
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
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
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
有走得如此之远。他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
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
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　９　月的立场。把当时
革命成就的　７０％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②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
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　９　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
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
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
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
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
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
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
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
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
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
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
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
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
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6—17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211—21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　页。



党、军人和群众，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
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