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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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军人和群众，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
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　１９２３　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
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
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
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
别是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
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
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
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换句话说，目标是实
行“三民主义”。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
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
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
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
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
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②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　１９２６　年初，
他仍相信中国的　４　亿人口中有　３．９５　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
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　１９２７　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
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
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
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
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
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
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
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
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
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　１９２７　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
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
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
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　２２　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
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09—11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43—149　页。
① 《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55—257　页。



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　２０　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
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　１８　岁时
当过兵。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
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
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　１９２７　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
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
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
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
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
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重要，但也不
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
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
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
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
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
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辩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
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
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
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
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　２２　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
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
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
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
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
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
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
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
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
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
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
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
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
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　４０
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　１５



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
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
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
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
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订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
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
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
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的意见……”①
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
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
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
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　１９２７　年开始
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
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
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
盾政策”。①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
道：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
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
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　６０％的精
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②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
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１９２７　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①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
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
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
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　１９３０　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
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


① 《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7—28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　1927　年　8　月　20　日和　30　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
第　2　卷，第　11—24　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　1927　年毛泽东“异端”
的性质》，《中国季刊》第　27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55—66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97—298、299—300　页。
① 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 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
年国度——译者。



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
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
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　３０
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
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
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致于干涸。
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
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
很大程度上与第　３　和第　１０　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
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　２０　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
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
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
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
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
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
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
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
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５　日《前
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
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
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
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
闽三省的农民斗争。①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
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
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
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
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
致革命的胜利。于是，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
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
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
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① 关于　1928　年　11　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9　页。毛泽东　1929　年　4　月　5　日的信，
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3　卷，第　37—45　页。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第　4 册，第　45—46　页。（着
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
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
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
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
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
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
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
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　１９２７　年严重失败后的消
沉状态”。②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
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
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
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　１９３０　年初，当他开始制定
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
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
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
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
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
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
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
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作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
共产国际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７　月　２３　日，因为这
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　５　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　２　月份所
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
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
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　３０　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
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　３　章）。
因此，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
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
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
份”。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
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
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
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③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426　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
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　A。M。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
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45—388
页。30　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　1930　年　6　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
月　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118—119　页。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
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
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　３０　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
乐观，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
声称，虽然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
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①
１９３０　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
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　１９４５　年做出的关于党
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
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１９３０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１９３０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１０　月　７　日，毛泽东的队伍
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
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
出现。”毛泽东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
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
想听到的意见，因而　１９３０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
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
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
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
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
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
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
东，他在　３０　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
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
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
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
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③对于这样一个战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9　页。
① 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
出版社，1987　年），第　120—121　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下册，第　826　页。
③ 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
格里戈里耶夫文，第　365—367　页。



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
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
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
已做分析，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６　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
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
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
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
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０　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　９　月长沙的撤退，标志
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
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　１９２８　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
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　１９３１　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
“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
本，是　１９３４　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②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
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
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
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③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毛泽东发
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
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　１９３８　年，他
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
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
泽东著。①
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
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
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个相反
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
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
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
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
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
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
情报的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9　页。
② 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　28　期（1938
年　1　月　11　日），第　14—19　页。
③ 遵义会议在本书第　4　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① 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 不是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
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
作言论文电目录》　　＇北京＇，1961　年　2　月　28　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 者不是毛
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 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0　页；《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52　页。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
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
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
的原则，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