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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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178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23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7　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0　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
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19—47　页全文转载。



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
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
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①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
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
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　２０　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
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
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
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
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
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
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
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
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
会种种之组织”。②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
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
东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和　８　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
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　１９１９　年发表的文章①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
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
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
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
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
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②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
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1、40—4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8—34、37—39、42、45—46　页。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
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4—116　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　49　期（1972　年　1　—　3　月），第　76—105　页。又
见戴：《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　85—100　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　1 卷
第　57—69　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　49　期，第　78—79　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的　1957　年版《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
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 之一”
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06　页）。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
的　1980　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③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　１９１９
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
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
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
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①如果说
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
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
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
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
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
毛泽东　１９１９　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
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
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
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
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
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
在　１９１９　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
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③
毛泽东虽然在　１９１９　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
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
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
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
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
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　６０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
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
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
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
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
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
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213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59—60　页。
② 《每周评论》第　36　期（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4　页。




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
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
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文献》，第　４７—４８　页。）　１９７８
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１９８０　年发表的文章不仅
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　１９１９　年两
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
年第　５　期，第　８３　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　１９１７　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
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
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
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
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
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
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
潮。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
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
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
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
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③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
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
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　１９１９　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
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
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①
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
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
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
进的运动。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
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　年）
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
在《法学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1972　年）第　99—107　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
（东京）第　14　期（1973　年　12　月）第　37—47　页 和《中国季刊》第　68　期（1976　年　12　月）第　751—777　页
论述这些文章。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
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
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
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②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召开立
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
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
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①

毛泽东　１９２０　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
是决不一致的；从　１９１７　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
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
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
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
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
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
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
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
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
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
“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
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　１９１９　年文章中的
“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
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
一起的。自　１９１８　年或　１９１９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
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　Ｍ．Ｎ．罗易那样，不根
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　１９２０　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
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
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
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
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到，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
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①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9—230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4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2—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1—194　页。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
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
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②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
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　３　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
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
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
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
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
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
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
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
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
①
到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
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
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
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他说有必要“另辟
道路”。②
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
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
予的情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
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
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从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
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
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决不做其中的一员。③
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④在一场随着开展的
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
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在　１９１９　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
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写
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
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
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
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①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26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3—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2—194　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　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　127　页（蔡和森　1920　年　5　月　28　日的信）和第　121　页（毛 泽东　1920　年　11　月　25
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5—277　页。
④ 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第　110—111　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　1919 年　11　月　16　日和　28　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
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3—172　页。
① 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61—　163　页。又《改革婚



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②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　１９２０　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
类都是同胞的时候，③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
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
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
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
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
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　１２　月　１　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
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
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④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
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
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　１２　月　１　日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
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
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
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
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
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
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
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　１５　亿，分成　５　亿是“资本
家”，和　１０　亿是“无产阶级”①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
“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
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
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
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
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回答
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
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①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9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6　页。
③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　327—329　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　146　页和第　15—41　页，特别是第　20—23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144—152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89—296　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
1920　年　8　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　128—143　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
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　1919—1921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42　卷第　1
期 （1982　年　11　月），第　29—61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153—162　页。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
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
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
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
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
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

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
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
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４　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
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
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
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
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
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
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
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
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
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
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
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
１９２１　年中期到　１９２３　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
１９２３　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
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写的。①
这篇文字，正如　１９１７　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
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
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学
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
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　１２　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
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
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
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即毛泽东从事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162—163　页。这封信和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　　1　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
《蔡和森文集》，第　37—40、49—73　页。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