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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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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雇员，其薪金等级与其他公务员的等级相类似。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一
般说来每季上调一次。但这些调整断难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教师与公务员
的实际收入不够维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４０ 年代后期人们常常
说这是事实。
知识界中的这种新的贫困，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反战运动。其实连教授
本身显然也参加了 １９４７ 年春季范围广泛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运动，这一运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 72—73、350—352 页。
① 《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 年 11 月 2 日。张嘉璈：《恶性通 货膨胀：中国的经验，
1939—1950 年》，第 357—360；易劳逸：《失败的根 源》，第 172—202 页。
② 《大公报》，上海；1946 年 8 月 30 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第 63—65 页；周舜
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年》，第 244 页。
动还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减军费开支，增加教育经费预算。显而易见，
利用印发纸币为战争行动筹措资金而引起的困苦，为这些人反对战争行动提
供了一个主要的论点，因而有助于削弱对战争行动的支持。但是，即便如此，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也像公务员一样，直到政府在军事上被打败以前，
实际上一直没有抛弃它。
政治上的无能：对和平运动处置失当
如果说贫困是 ４０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的主要事实，那么他们在政
治上的当务之急就是反对内战。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抗议的合法性，相反，却
把它当作地下共产党人的一种诡计。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镇
压，最终只得背上公众对军事冲突的谴责这个更为沉重负担的，正是政府而
不是共产党。
于是，学生的抗议活动不是完全成熟后才发生的，而是在学生示威和政
府反示威的过程中发展。有四次引起全国瞩目的示威运动。一二？一运动（１９４５
年）是其中规模最小的一次。主要行动发生在昆明，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
里的四名年青人被几个企图恐吓反战抗议者的匿名凶手所杀，还有几人受重
伤。作为这一暴力行动的结果，以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内反战集会为开端的抗
议活动，终于以这一时期第一次主要抗议运动而闻名。从 １９４６ 年底到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初，为抗议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强奸一名北大学生，出现了
一系列反美游行示威活动。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行为仅仅是直接的导火线。除
此以外，学生还质问为什么美国军事人员要留在中国，他们是否真的没有站
在政府一边参与中国的内战。在这一问题上所引发的势头，发展成了一场反
饥饿、反内战运动，１９４７ 年 ５、６ 月间，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大多数主要城
市的大学和中学。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学潮”，与 １９４８ 年 ４ 至 ６ 月间的
抗议美国扶日运动汇合了。
尽管经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员，但全国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基本
动机都是一致的。学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结束内战，结束美国在这场战争
中对国民党的支持，把财政支出从以军事为重点转到以民用为重点上来。政
府最初的反应是，试图使这场运动转入另外的渠道。当局除了在那些学生运
动最积极的学校里安插密探和特务外，还让那些同情政府的学生，如三民主
义青年团的团员，作为国民党的忠诚拥护者，组织并领导学生的活动。但人
们公认，在全国最有名的学校中，名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全都批
评政府及其战争政策。
然而，政府的决策者们始终不够明智，他们相信，只要学生内的极少数
“真正的”共产党鼓动分子能被清除，学生运动就能得到控制。①随之而来的
严厉手段进一步疏远了学生。学生的领导人，尤其是大学自治会的领导，是
遭到一帮执法人员殴打、逮捕和绑架的主要对象。根据密探告密，逮捕学生
积极分子成了常见现象。积极分子和地下共产党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单上。这
些学生即使不在校园中被抓走，也会在夜间查抄学校宿舍时被拘捕。被捕和
被绑架的学生常常干脆就“失踪”了。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分子，一旦他们的
① 国民党 CC 系头领陈立夫在同鲍大可谈话时发表了这种看法（鲍大可：《共产 党接管前夕之中国》，第
50 页）。
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见的惩罚。严刑拷打也是一种常用的逼供手段。
开始时表明学生要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运动，就这样很快发展成了一
场向国民党政府当局挑战的运动。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并不是学生逃身到共
产党方面，因为逃过去的学生看来在数量上相对很少。更为重要的，是政府
试图镇压抗议活动所引起的广泛憎恨。这可能不会使学生转变成共产党人或
共产党的同情者。但是，它确实加强了学生对政府的反对，使学生更加不愿
支持政府对中共的战争。
老一代知识分子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支持学生要求的道理，他们持续不变
地批评这场战争及其加于民族的灾难。就像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他们以
为这场战争很可能是遥遥无期地继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败另一方
——这是直到 １９４８ 年年中以前的一种普遍看法。战争的代价包括通货膨胀，
它使城市经济完全陷于混乱，使农村地区进一步陷于贫困。除了印发纸币以
外，政府财政还依赖一种土地税，即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制收购粮食和征借
粮食。这些强征索取，连同维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征购征用，与征兵有关的
种种弊端，以及当地纪律废弛、军饷不足的军队所造成的种种破坏，在很多
地区都成了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战时的许多征派，都意味着增加地方官贪
污受贿的机会，而通货膨胀又加强了这种动机。在形容农村的状况时，“吸
血鬼”这个词被用来指乡、镇、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
的称呼。乡、镇、保、甲构成了基层行政单位，评论家认为，战争实际上在
基层正在制造最有利于中共不断发展的条件。
政府在争取公众支持其反对中共的战争方面所遭到的失败，还很明显地
表现在人们普遍倾向于谴责政府从事战争，而较少谴责中共。这一点在那时
就为世所公认，而且有很多解释的理由。首 先，政府作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
唯有它有权改革自身和结束战争。因此，国统区的反战请愿者们便把努力的
目标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采取行动。其次，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的和谈
期间，共产党人在赢得舆论的对比方面，已获得成功。人们普遍相信，共产
党人是诚心诚意的，例如在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当时他们为
了避免全面战争，同意作出几项妥协。而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数星期
后单方面撕毁了几项政协协定时，政府便在这场较量中失去了信任。使这一
印象增强的，是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对重庆较场口大会的破坏，这次大会是为
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结束而召开的。在这一事件的几天之后，重庆中共
报纸的办事处遭到袭击。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次事件都是国民党内反对政协
协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为。①
最后，人们把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普遍的假
设，即中共的力量由于国民党的短处而正在扩大。政府应对在掌权的 ２０ 年期
间没能克服自己的缺点负责。钱端升教授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
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对于这一论点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他追溯了国民
党内支持孙逸仙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
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国民党在 １９２４ 年改组时，曾
试图切断自己与军阀的联系，但它又在黄埔军校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人体制。
① 关于较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 F·梅尔比：《天 命》，第 88—89 页。关于
国民党右派对较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 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 4 卷，第
1585—1587 页。
北伐战争后的 ２０ 年代末期，国民党发展阶段的军政时期本该结束；但事实上
由孙逸仙提出的训政时期一点也没有开始。蒋介石这个军事首领还接管了政
治领导权。蒋接着便开始与共产党人作战，这使军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
此后，中共不断发展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权力不断扩大，这两者
之间的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发展了。蒋的黄埔系军人构成了国民党内军事集
团的核心。他们由于接近蒋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成了国民党内和政府内最重
要的部分。钱端升断定，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
党派除了求助于武器外，别无他途。因此，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军人占统治地
位，是造成这场内战的终极原因。他提出要求，把军人从政治中清除出去，
将其置于一个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看
法。①
经济学家伍启元教授甚至更强烈地断言，政府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他
的大多数同事倾向于把通货膨胀视为战争的结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则不同，
他把战争视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逐步恶化和财富
分配的不均。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
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
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伍教授问道：“由
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②但是
《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 １９４７ 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
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
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有
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据本文作者个
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
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
①
老一代人像学生那样，看来并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所控制的政府。例如
储安平期望 １９４６ 年英国工党取胜能证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
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于中共，他所担心的是那种看来要接受的政治生活。
他对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对民主，以及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在这方面是
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怀疑。关于中共在对付个人，对待审查制度，对待知识
和政治自由以及对待文学艺术方面的态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
意见。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说国民党的工作在所有这些方面
缺点不少，那么毫无疑问中共就更差。②没有任何人愿意去争辩，中国共产党
最终的目的决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共能够通过武力去实现
① 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 年 6 月 16 日，第 2 — 3 页。关于后来基于
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 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 1937—1945 年》。
② 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 年 9 月 7 日，第 3 — 4 页。
①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 年 10 月 25 日，第 5 页。
②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 6 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 的用意》，《观察》，1947
年 4 月 5 日，第 7 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 1947 年 1 月 25 日，第 10 页；余才友：《论今天
的学生》，《观察》，1948 年 4 月 24 日，第 18 页。
它。
军事上明显的僵局因此被认为为双方妥协，也为两党在其中能够相互监
督的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这个目标，马歇尔将军在 １９４６ 年感到无望时就已
经放弃，而中国的那些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在其后两年多
的时间里仍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实现。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其最终的结果
是，连它自己选区里的主要团体都拒绝支持它与中共的斗争。在没有使战争
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况下，国民党领导人已经无法逆转公众的结论，即他们
正在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以便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始
终不渝地大声疾呼赞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抛
弃政府，直到其命运在战场上被决定时为止。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城市中国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权因而意义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当地授予
的，而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来的。无论如何，见多识广的城
市公众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农村的社会和经济
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中共在农村的力量的基础，它使
中共能在那里“扎根”，而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但是，与共产党人自己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说法相反，他们
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以租佃收益为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放弃了土
地改革，明显地赞成更有节制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所有
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直接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甚至连减租都暂缓进行。但是在较为安全的地区，这一政策仍在
进展，尽管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在 １９４５ 年以前，它包括对一份长长的清单
上的不平事项的抨击。这些不平事项包括恶霸、低工钱、贪污腐败、不缴纳
税款、特务、土匪、盗贼甚至荡妇。党重新明确双减政策就是要消灭农村中
“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剥削”，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在 １９３７ 年以后
共产党扩展的主要地区华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那里的农民常常拥
有他们耕种的土地，租佃并不总是一个关键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用来贯彻这一政策的方法。清算斗争，或者说结清过去剥
削帐的斗争，１９４３ 年以后成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后仍然如
此，在农民要求的基础上，无论何种缘故的过去的剥削总数都按现金、谷物
或其他财物确定、结算。从剥削者那里收缴收入，再以各种变得更为直接的
和平均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这种做法不仅鼓励农民回忆过去所受的各种伤
害，让他们从多种剥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还靠推动农民对村里有权势者
公开地、直接地陈述他们赔偿损失的要求，把他们直接拉进这一斗争中去。
这种对穷人的实际的经济吸引力，因而便带有与之互补的破坏性力量。它们
共同体现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义。它不仅要摧毁主要“斗争对象”，
即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所占的优势，而且要摧毁支持他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政
权组织。这就使得共产党人有可能以一个忠实于他们并得到斗争中调动起来
的农民强大势力支持的组织去取代以前的组织。
与这种斗争方法紧密相关，并就破坏性潜力和为今后树立先例来说都具
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群众运动方法。其指导原则，就
是经常被引用的毛泽东 １９２７ 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尤其是“矫
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写道，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赐；斗争中发生“过
火现象”是难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
象发生后，再去改正”。①的确，这种过火现象不仅无害，而且对于削弱“封
建主义势力”有积极的意义。中共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
环境中，以“群众运动规律”的说法，完全肯定这一过火思想或左派观点。
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过火现象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
来去对付敌人。只有在组织已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训，积极分子已被发现
和农民受到鼓动之后，才能开始进入运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斗争的阶段。
①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70 页。
在这一阶段，左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干部应“帮助群众斗争地主，
砸烂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优势力量”。必须反复地击退
地主的反攻，直到他们明白除了顺从外别无选择。这导致第三阶段，此时团
结就成为指导原则。黎玉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既不在于
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判断一个阶段已
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①党不仅已经发现了唤醒农民的问题，
而且也发现了如何利用农民自发暴力的破坏力问题，这种暴力的强弱是当地
苦难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当某些军事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地区落实之后，土地政
策以及它所导致的阶级冲突，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村庄的“一切工作之本”。
对日战争期间所认定的成功地贯彻减租政策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有能力对付
军事和政治的敌人，保护这一政策。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而当 １９４３ 年日本
的力量开始削弱时，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提供了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必不可
少的领导。这种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保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 ４０
年代以前从未取得过的条件，它是直接由共产党人开创抗日运动的成功努力
形成的。
１９４５ 年以后，党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够成为中共与华北“基本群众”的关
系的关键，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穷人和无地者心愿的基础之上。除了
通过分配“斗争果实”而提供的物质刺激外，共产党人还能就所有农民显然
理解为他们最直接的苦难的问题——专断地利用政治权力和在村社的社会地
位——提出解决办法。中共在利用这些问题——连同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无酬劳动、负债等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方案，
可以利用它把发动来抵抗日本的军事－政治运动转变为一个能建立新的土生
土长的政权组织的运动，一旦日本战败，这个政权组织通过公众参与和支持
将得到承认。①
１９４６ 年的“五四指示”，是正式从减租减息转回到土地改革的标志。但
它并没有突出强调这两种政策间的区别。这一指示事实上只是承认了几年来
共产党解放区所着手进行的一项发展。与这项发展相一致，该指示认可了把
财产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无财产者手中的几种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
售和一种土地分配方案。但是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弃，因为它们是在对剥削
者和掌权者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紧随而来的更典型的
后果是清算斗争，接着是对斗争果实再分配的日益增多的平均主义行为。这
一过程最后达到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包括他们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动产；
所有农田和其他生产工具差不多都是重新平分的——如同 １９４７ 年的土地法
所阐述的那样。
到 １９４６ 年年底，即政府向共产党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
概括了土地改革在共产党的防御战略中的作用。他断言，执行了五四指示，
“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才坚定地和共产党一道反对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声称，凡没有执行这一指示，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
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采取“观望态度”。因此，他指示所有地区，不论那
① 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229—277 页。
里的军事形势怎样，都应该领导农民执行五四指示。②
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
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据报道，１９４７ 年初，在山东、河南交界的 １２ 个县
中，５ 万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共产党的军旗之下。据称，在土地
改革前的 １９４６ 年，同一地区的一次类似的征兵运动就没有能发展成“一场大
规模的群众运动”。①
当然，征兵只是共产党式战争必不可少的支军工作中最直接、最即时而
必需的因素。在“人民战争”式的作战中，正规军对广泛的平民支援网的依
靠，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在发展， １９４５ 年以后还在继续，尽管这时游击战
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平民支援网包括民兵、地方自卫队、妇联和
农会。
民兵被组织起来，比较理想的是每县数千人，通过担负站岗放哨、守卫
新占领地区、进行牵制性活动等任务支援正规军。民兵也负责保卫地方党和
政府的组织，看守犯人，镇压地方上的反共活动，揭露敌特以及保持交通线
的畅通。
地方自卫队是在村级和区级组织起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运送
补给品，向后方运送战利品和伤员。他们在村里组织军运队和担架队来完成
这一任务。所有年龄在 １６ 岁至 ５５ 岁之间的强壮男性平民，当军队需要时都
有义务参加。
妇联维持村庄的警卫组织，密切注意村里的外来者；她们还协助医护工
作和从事手工业生产，以支援军事工作。
农会负责军队的征兵运动，同样，青年组织动员其成员参军和从事后方
勤务工作。
最后，所有战区的平民都要服从部队和地方政治当局的命令，修补防御
工事，挖战壕，救助伤员和主动报告敌特活动，以支援战争。②
不过这是理想的模式，其实现首先取决于贯彻土地改革的进程。它也并
不像当时新华社发表的报道所惯于暗示的那样容易。这些报道描绘了土地改
革同农民由于物质刺激和害怕地主报复而加入中共一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①
但同一时期的党内文件却表明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截了当，成果也并非如此
容易取得。相反，农民往往害怕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唯恐国民党可能回来，
让斗争对象对他们报复，而这种情况确实多次发生。这种担心由于 １９４６—
１９４７ 年政府进入根据地时遭到惨重损失这一现实而增强了。此外，农民也往
往不情愿离家到新攻下的地区参加战争。而且农民的这种不情愿，还从地方
干部态度不坚决上反映出来。例如，某些军队干部并不怀有真正的阶级仇恨。
他们参军主要是为了反抗日本人，保卫他们的家。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是地
主或富农出身，从未想过要消灭封建主义，更没有想过要把他们的家产转交
给农民。由于一些地主也参加了抗日斗争，有些干部甚至还同情他们并设法
②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08 页。《五四指示》直 到 80 年代初才发表，
并证实是刘少奇起草的。
① 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 重要文件》，第 69—74
页。
① 例如新华社延安 1946 年 11 月 9 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 年 11 月 10 日）和新华社发法新社记
者西德尼？里顿伯格 1946 年 12 月 5 日电（译文载 《参考消息》，1946 年 12 月 6 日）。
保护他们。很多地方非军职干部也不喜欢军队的征兵工作。他们不得不努力
克服农民开始时由于担心国民党回来而不情愿对地主进行斗争的想法，然后
紧接着要求农民保卫他们的新土地，免受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的威胁。②
作为克服这些不足的手段，党规定了群众路线的征兵方法，并概括地提
出了工作步骤。在村民大会上，积极分子要解释征兵运动的重要性，鼓励农
民提出他们的条件。村里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参与消除农民的疑虑以及好男
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农会要讨论并决定谁该不该志愿参军；妇女团体接到要
求，要动员其成员鼓励家里的男人去参军。在村民们的认识因此而提高后，
各种竞赛运动便可以发动起来，用先进村的事例去影响较落后的村子。各个
村庄要命名志愿参军的模范家庭和模范农民，以激励其他家庭和个人。在这
一阶段，必要时一些中共党员本人应站出来，带头参军。
在土地改革还没有彻底实行的村庄里，征兵运动可在分田分财的同时开
展。不仅要把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除此之外，那些被认为是恶霸的地主还
可能被关押甚至被处死。一份报告宣称：“必须摧毁他们的封建统治。……
经验证明，只要完全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粮食并把他降到中农的水平，……他
在村里就不可能继续持原来的态度。”①很明显，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并不是土
地改革的唯一目标。同样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所产生的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
治上的破坏力。因此，对 １９４６ 年某些边区一度发起的献田运动提出的一种批
评是，它没有经过斗争就完成了经济上的再分配任务，其结果是，这一运动
既不能达到推翻地主，也不能达到农民政治上和心理上解放的目的。②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毛泽东宣布，在前两年，党“已经动员了大约 １６０ 万左右分得了土
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③无论如何，提供的利益与获得的支持之间的环
节就是斗争运动。因为它能使共产党人把通过财产的再分配而激发起来的最
初的阶级觉悟，转变成从事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特种支持。至关重要的是，这
场有众多目标的斗争运动摧毁了农村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配地
位。
随后的新的乡村政权机构的建设，是进行土地改革“这一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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