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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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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第 77—82 页。
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 Ｊ．司徒雷登博士
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 ７ 月份抵达之
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 １９４７ 年初被召
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
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 ６ 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
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 ８ 月 １ 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
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
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
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
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 ８ 月 １９ 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
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 １０
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
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
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
整个 １９４６ 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 １ 月 １３ 日关内停
战时和 ７ 月 ７ 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
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 １１ 月 １９ 日返回
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１２ 月初，共产党表示，
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
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 １ 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
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 １９４６ 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
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
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
愤慨与 １９４６ 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
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 ＣＣ 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
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
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
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
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①
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
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
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
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②
① 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 330 页。
② 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1949—1950 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 63 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
的模式》。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
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
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
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
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
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 ３９ 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
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
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
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
到来。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
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这个顾问团于 ３ 月份
成立。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 ５ 亿美元，其
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
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接着，在
８ 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
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 １．７５ 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
９ 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
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
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①
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
法的。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
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
性支持而受到损害。共产党对 １９４６ 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
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
冲突。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底禁止船只装运
武器弹药到中国。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
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①
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 １０ 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完全取消，
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禁运来得太迟
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因此，它也
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
被向政府出售价值 ９ 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 ８ 月决定直接破坏了。而美国的
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
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
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
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225—229、311—312 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527
－721 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第 429—430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 10 卷，第 735 页。
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
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样，１９４６ 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
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作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
示。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
者的怨恨。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
交支持仍在继续。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
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
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
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
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国民政府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
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 ４ 亿 ５ 千万人口的 ３／４ 以上拥有领导权。国民政府不仅
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
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
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１９４５ 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 ２５０ 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多，而且
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战经
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没有空军、海军，也没有政府那样受过美式训
练和使用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似乎无法与国民党
的军队相匹敌。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
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如同刚
刚在对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这几乎使所有的人，
也许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都感到吃惊。在追叙 １９４６ 到 １９４９ 年的内战过程之
前，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党人统治的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衰退过程。因为共产党
人的最终胜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衰弱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衰弱的
基础之上的。
当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不一定赞同中共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
主统治农村以及主要家族垄断城市经济等理论的解释，并以此去理解国民党
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在 ４０ 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外交家和外国
记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国报刊都曾作过反复描述。“腐败无能”
这一引人注意的话，常被用来形容从指挥战争到学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领域
的表现。４０ 年代后期，国民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
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
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
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
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①
接管日占区
１９２７ 年以后，城市中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其中心地带是沿海以及沿
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日本人
占领，那时国民党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对所占
地域的权限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普遍失望产生了。到 １９４５ 年底，实际上这
个国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种成分的居民已极度不满，对此，政府的政策及其
官员的行为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接收过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控制了日本人
主持的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的公、私财产。所有财产，
若属于非法占有的，要么应发还原主，要么应依据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 年 3 月 8 日，第 3 页。
在这个过渡期间，工厂要停产；不论是被封在仓库以内还是以外的货物，都
禁止移动；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须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
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于计划，要末实
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
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
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
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
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
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
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①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发现，由于工业生产的停工，他们自己
失业了。其原因是双重的，即沿海地区的接收过程以及内地战时工业的关闭。
自由中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战时随政府迁往西南
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期望从接受日伪的企业中得到补偿。相反，政
府并不理会这些政治上的责任，而是让官员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国的工业
财产。但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
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
伪手中接收的 ２４１１ 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 ８５２ 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②到 １９４６
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
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
的。
政府官员对待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是交织在一起
的。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赖日本军队及伪军维持“法律和秩
序”，也就是说，不得不依赖这些战败的敌军阻止共产党对华北城镇的接收，
起初曾作过一些让步。日伪人员被允许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政府
的政治代表发挥作用。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呼喊声中，１９４６ 年 ９ 月底，
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
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作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
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
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对通敌人员问题作出妥协的同时，其官员们由于曾
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国的斗争，披着自认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
官员们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湾和满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
地区都曾长期受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
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
点。①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
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这个问题，在政府给教师和学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许说
得最为明确。符合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专门课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对于学生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3 卷，第 544 页。
② 《和平日报》，上海，1946 年 11 月 13 日。
① 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是强制性的。那些在占领期间已从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
书面考试才能保留其毕业生资格。教师也要通过旨在测试其对国民党的了解
和忠诚的种种考试。人们对这些课程本身并无太多的不满，因为其根本的目
的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试也并不特别严苛。这一问题倒不如说是官
方给再教育过程贴上的一种耻辱记号。教育部在发出通告时，声明所有在伪
政府控制地区上学的学生都被认为受到了毒化，他们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
得到净化之前，不适于继续学习。作为“伪学生”，应该帮助他们“洗掉思
想上的污点”。①但是，随着新近从西南来的官员贪污受贿而引起的公愤，起
先采取守势的当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种人物竟敢参与对任何
人的评判。
然而，尽管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它蒙受的不过是
在威信和公众信任方面的一点损失。通过对所犯错误的纠正以恢复公众的信
任，没有什么呼声比这更强烈了。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这些
失望的种种问题，其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反而成了随后所
出现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当作战后一时失误而可能已被忘记的事
情，日后终于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失去城市民众支持的开端。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
在内战年代里，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
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战争时
期，当时政府与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被切
断。到 １９４５ 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 １／３，财
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
价格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间上涨了 ２０００ 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
整个内战时期一直存在，尽管也始终采取了一些弥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
续过度膨胀的结果本身终于达到了其必然的结局。依靠印发纸币的决定的最
危险的后果，也许是它会使那些作出这决定的人相信，这是一种能轻而易举
地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办法。政府领导人并非出人意料地采取与反对日本人
时的相同做法，为他们同中共的战争提供资金。结果它便成了一个只能眼看
着国家城市经济衰落，既无决心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货膨胀为劳动力提供了一些现成的争论问题，他们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突然
摆脱了八年日本人统治和前此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约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
已没有能力重建曾抑制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７ 年工人运动的组织上的控制网络。工
人们这时蔑视官方制定的那种解决劳资纠纷的传统做法。由于原有破坏罢工
的伎俩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动调整工资以适应生活
费用上涨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但是，１９４６ 年 ４ 月宣布的这一决定，不仅加
速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还损害了政府与工商界的长期同盟关系，激起
了企业家的怨恨情绪，他们认为对工人的让步正在促使他们自己的生产费用
增加。与此同时，官方的统计数字证明，国民党在平息工人情绪方面是无能
为力的。１９３６ 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国前不久，全国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
① 《中美日报》，上海，1945 年 11 月 20 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 年 9 月 12 日；《中央日报》，
重庆， 1945 年 9 月 12 日；《大公报》，重庆， 1945 年 9 月 11 日。
为 ２７８ 起。相比之下，在 １９４６ 年，光上海一地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的总
数即达 １７１６ 起。到 １９４７ 年，该城市这方面的数字达到 ２５３８ 起。①
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工人运动看来的确
被彻底渗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②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
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随着经济因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
萎缩而陷入混乱，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业救济金，因此，
他们也像其他各界民众在很多场合下以各种方式所做的那样，拒绝遵照政府
的合作请求行事。
支付高工资不过是窒息工业生产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包括能源和
运输费用不断增加，各种贸易税和生产税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实际购
买力萎缩而引起的需求下降。到 １９４７ 年底，这些情况导致了工业产量的全面
缩减。
但是，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却听任不合理的税收体制继续存在，这一体
制曾向合法的商业活动大量地、过度地征税，同时又让投机者和奸商的个人
收入分毫不受触动。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也造成了伤害地方生产者的逆差。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的改革只是部分地纠正了这些状况，那次改革旨在鼓励出口和
限制进口。
国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责是，它不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鼓励官僚资本
主义，也就是利用公职为个人的企业和利益服务。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合伙人
正相互勾结以获取外汇，进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
处。有一个实例是 １９４６ 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贷款的丢脸事件，这些米商显然是
得到官方的默许，利用贷款去从事投机活动，从而导致米价进一步上涨。①
另一方面，当政府在 １９４７ 年上半年卖出公债时，资本家并不愿意买进。同样，
据说一些商人持有大笔金钱，他们拒不把这些钱投入他们自己的企业，因为
与投机所得相比，投资所得的利润更不可靠。投机的机会包括买进、卖出和
囤积商品；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投资于黄金和外币；以黑市利率贷款。
其结果是生产进一步削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
１９４７ 到 １９４８ 年的应急改革
政府发动了两次颇有抱负的运动式的改革，据说，原来的目标是要达到
经济的全面稳定。第一次改革是于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宣布的，当时把所有工
资都冻结在 １ 月份的水平上，并规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其中最
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私人买卖、囤积黄金和外币被禁止。还采
取了制止资金流入香港的措施。然而，这一价格控制体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
失败，这首先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其次是因为它不能贯彻始终，它的严格实
施只限于上海－南京地区的城市。就像价格普遍上涨那样，生产成本也因此而
继续上涨，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依然冻结。稻米生产地的大米价
格，很快超过了大米销售地城市的水平。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使纺织品无利
① 《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 年 1 月 31 日，第 13 页。
② 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 二》，各处。
① 《新闻报》，1946 年 6 月 12 日；《时事新报》，1946 年 6 月 14 日；《大公报》，1946 年 6 月 19 日；
《文汇报》，1946 年 7 月 9 日。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可图。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样受到影响。大米短缺的状况日益严重。到 ４ 月初
有了美元黑市，价格控制单上所列的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
现。政府无法根据计划的工厂配给制向工人提供这些商品的有保证的配给
量，于是决定代之以发放津贴，以便与每个工人本该配给的商品的价格相适
应。但是，这些津贴只适用于那些越来越难以按定价买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费
用，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５ 月间，上海的整个物价指数上
升了 ５４％，相比之下，改革计划开始前的那一个月上升率则为 １９％。在工人要
求解冻工资、米市崩溃以及四五月间遍及十多个城市的抢米风潮的多方面压
力下，所有应急改革措施最终都被正式放弃了。①
在这次经历刚刚告终之后，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的紧急改革计划，只不过
是正陷于自己制造的经济混乱而悲观失望的人们所作出的最后姿态。从一开
始就很明显，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为它包含了导致 １９４７ 年计划
失败的同样一些缺陷。但是，政府领导人在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宣称，这是他们最后
的机会；改革计划只能成功，因为他们已没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
争取稳定经济和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当这一计划在 １０ 月底被放弃时，不
论在谁看来，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据所有金银和外币必须按新货币金圆
券收兑的规定，从公众手里强行收购了价值 １． ７ 亿美元的金银和外币。在实
施新计划最为严厉的上海，最公开地表示愤怒的群体并不是长期受到损害的
中间阶层，而是工商界——这些人先前是国民党的主要支柱。大约 ３０００ 个商
人，包括几个上海最显要的商人，在这一运动开始时就已被关押。后来，他
们向那些把 ４００ 万上海人用作“试验标本”的“江湖医生”发出了声讨，并
要求惩罚那些设计这种试验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蒋介石
的儿子蒋经国，他对在上海强行实施这一次改革措施负有责任。①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货膨胀也损害了城市薪金中间阶层对政府的支
持。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少数人，其主要群体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
教师、作家和记者，以及政府雇员，尽管以通货膨胀来解释他们对国民党及
其所领导的政府的日益不满是过于简单，但飞涨的物价和贬值的货币的确成
了这些人的主要负担。他们的贫困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货膨
胀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仅及 １９３７ 年以前的工资的 ６％—１２％。到 １９４６ 年，根据
在昆明所作的一项估计，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减少了 ９８％。②而且，尽管政府
至少还能够发布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工人工资的命令，但对它自己的雇员也
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雇员包括多数大学教师，他们作为国家提供资金的机
构的雇员，其薪金等级与其他公务员的等级相类似。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一
般说来每季上调一次。但这些调整断难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教师与公务员
的实际收入不够维持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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