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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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
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
所观察到的那样：


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
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中于给
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
①


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
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
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
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


①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① 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　年》　（未刊文稿），第　370—371
页。



扩展。到　１９３９　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
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
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　１９３９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０　年年末之
间的　１８　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　７００００　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
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
约　３０　万人。①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　１９３９　年晚些时候和　１９４０　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
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
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
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
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
大的困难，直到　１９４３　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
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
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
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
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
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
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
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
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

１９３９　年末和　１９４０　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
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
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
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
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
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
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
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
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
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
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
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
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①线和同蒲（大
同－潼关）②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
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　９　和表　１４）。到　１９３９　年底，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00—206　页。
① 正太线从正定至太原——译者。
② 同蒲线从大同至风陵渡（属归蒲州）——译者。



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
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
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
它始建于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１１　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
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
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
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
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　１９３９　年和
１９４０　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　２３；但“运输事故”
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　１９４０　年中，“敌人
采取像［江西苏区］那样的碉堡政策。这些碉堡星罗棋布。仅在冀中就约有　５００
个，相隔一至三英里”。①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
了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
定之间。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
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
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
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帐。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
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一支武装匪徒甚
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②关于这段时
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


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二月前后
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
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
伪政权负担）。③

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需要采取行动以恢复主动。

百团大战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八路军对日本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持久的攻击战。２２
个团的兵力（约　４００００　人）在高秆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的掩护下，尽量出
其不意地袭击了华北的运输网，他们挑选了在防御上相当薄弱的正太线给予
特别沉重的打击。所有主要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攻击之下，并被反复切断。
路基、桥梁、编组站和有关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井陉煤矿设备被破
坏，停产近一年。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战役的这个第一阶段让位给第二阶
段，在第二阶段中主要目标是碉堡和日军推进到争夺区的其他据点。这种转
移相当于更换易受攻击的弱点：当日军积极利用据点体系时，运输网的防守
较欠安全；相反，当派出的小分队撤回来阻挡对铁路和公路的袭击时，碉堡
成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实际上，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迫使日军放弃囚笼和蚕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06　页。意译的译文。
② 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　432—434　页。



食战略，退回防守巩固的驻地，再次把农村让给共产党人。在战役的第二阶
段，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　１０４　个团。几年后，百团大战直接指挥
者彭德怀隐晦地说，他们是“自发”参战的，没有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①
到　１０　月初，第二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正在开始，这时得到增援的日军
纵队寻求与八路军交战以消灭他们。几次激烈的反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
月，此后百团大战被认为是结束了。
百团大战的背景——谁批准并计划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日
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反应是如此残酷，以致回顾时它像是一个错误，而有些领
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可能曾经希望否定这次战役。在以后的岁月里，毛在
他的著作中间接暗示他对这次战役持批评观点，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
这不是他的那种军事战略。２０　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说毛
甚至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彭蓄意欺骗，这时彭正在被批斗。虽然这
似乎不可信，但这或许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彭在反对这种指控的辩护材料
中写道，在位于晋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拟定作战计划后，总部向
每个地区指挥部下达了动员令，并通报毛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按原计划，
这次行动应于　９　月初开始。但彭写道：


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
天，即在八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①

此外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多个团自发行动，未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更不说延
安了。
如果彭德怀的叙述——写于　１９７０　年他死前不久——是实情，那么毛和党
中央确实未参与百团大战的构思或计划，而进行这场大战的“主要战略”动
机，除彭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已经考虑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所提到的这
些动机之一是反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方面的投降倾向：如果战争升级，中共
投身斗争之中，那么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与这一
解释有关的是，外界指责共产党避开日军而把大多数真正的战斗留给国民党
军队，他们只是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共产党领导人对这种指责很敏感。
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　７０％的力量用
于扩张，２０％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　１０％用于抗日。①所提到的第三个动机是
把注意力从华中新四军进攻国民党军这件事上引开，几乎恰在此时这些进攻
达到高峰。
彭德怀承认这次战役“拖得太久”，但他为其重要性辩护说，百团大战
在紧随反磨擦冲突后维护了中共抗日形象，证实了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的失
败，恢复了根据地对不少于　２６　座县城的控制，并使“动摇分子”就范。即使


① 《彭德怀自述》，第　237　页。
① 《彭德怀自述》，第　236—237　页。彭德怀还说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只是 根据他的命令计划执行
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准。如果是这 样，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一定因不能控制华
北战场和华中战场的高 级指挥员而感到大为失望。
① 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 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
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 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见范斯莱克：《敌
与友》，第　159　页。



这些理由与进行这次战役时地区和战术上的考虑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但并不
妨碍利用这些理由在事后进行宣传。无论毛和党中央可能担心过什么，他们
却什么也没有说。毛致电彭德怀，祝贺他取得巨大胜利，而在公开的叙述中
百团大战成了传奇材料。

百团大战后的扫荡战（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华北方
面军被八路军的行动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华北置于控制之下。在多田
将军及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将军（１９４１　年　７　月—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任内，日军对
所有华北根据地施加野蛮而持久的暴行。在　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４４　年间，约有　１５００００
名日军在大约　１０００００　名七拼八凑的伪军协助下，专门执行清剿任务。余下的
华北方面军（１５００００　到　２０００００　人）负责执行其他任务，如守备主要城市和
箝制国民党军队。估计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正规部队约为　２５００００　人，在陕甘
宁有　４００００　人。
日军及其中国仆从们在建造壕沟、栅栏和碉堡方面的投资甚至比过去更
多。日方的资料表明，到　１９４２　年，他们已建成封锁线　１１８６０　公里和据点　７７００
个，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带。沿平汉铁路线西侧一条大壕
绵延　５００　公里，每边有一条无人带，经常有人巡逻。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在冀南
建立的　２５０　个日军哨所到　１９４２　年年中翻了两番以上。这些是对平原地区控制
的主要措施，到　１９４１　年底，这一地域的共产党根据地全部降至游击状态。许
多主力部队（如吕正操和杨秀峰的部队）被迫西移，进入山区以保存实力。
与早期的战术不同，新的多田－冈村战术是把规模大得多和时间长得多的
清剿工作团派进山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并用不加区别的、普遍的暴力代替
百团大战前采用的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战：杀光、
烧光、抢光。由于仍然未能
表　２４　　　　　　　　　　　　日本对晋察冀边区的封锁和扫荡
扫荡起始日期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１９４２　年年初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持续时间（月）
２　月有余
３　月有余
３　月有余
３　个月
兵力
１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扫荡区
北岳
冀东
冀中
北岳





据点和碉堡



北岳
１２１９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封锁线设置情况


冀中 冀东 平北
１６３５ ３２９ １７５



总数
３３５８
公路（里）
封锁壕（里）
封锁墙（里）
９２３８
１７７９
３９５
１１９８７
５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０６２
９２４
未得数字
２６１８
２８２
未得数字
２６９０５
７９８５
８９７

来源：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　３４５、３４７　页。
将普通农民与共产党员区别开而感到沮丧，日本人把战争推向各个方面。在
勉力封锁根据地的重要的巩固区后，日军派进很大的分遣队，寻找共产党军
队、政府干部和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另外还要破坏根据地的设施和战争物



资储备，烧毁庄稼或干扰播种及收获以破坏农业，并运走存粮。整座村庄被
夷为平地，在那里发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被杀死。“三光”扫荡战不像
以前的扫荡那样清扫一个地区然后撤离，而是让军队在目标区留相当长的时
间来回“梳篦”，并在多山的根据地内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建立至少是临时
的据点。表　２４　中的资料表明这些行动在晋察冀是多么广泛；类似的战役在华
北根据地全面发动。
这些三光战役发生之处，农村人口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这种严酷的战
术以及与之俱来的如此频繁的暴行，确实使许多农民，不论贫富，对日本人
刻骨仇恨，并更彻底地倒向共产党。但党内资料也描述了许多事例，说明这
种镇压比以前的做法——在党与农民之间打进楔子——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们只强调隐蔽……我们必然脱离群众。群众的信心也不能长久维持。另一方面，如果
我们只图在草率的战斗中求一时痛快，我们还可能招来敌人更残酷的镇压。那也会脱离群众。①

共产党发言人承认，在华北根据地，党控制下的人口从　４４００　万下降到　２５００
万，八路军从　４０　万减至　３０　万。②地方资料所描绘的景象甚至更为冷酷。到
１９４２　年，９０％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在晋冀鲁豫
根据地的太岳山区，一个干部承认，“没有一个县能保持完整，全部　１２　个县
的政府机构在清远流亡”。①随百团大战占领的　２６　座县城全部丢失。
尽管日军清剿的目标主要是八路军，但并非总是这样。日本人未能与之
达成“谅解”的国民党军队也遭到攻击，部分地是为了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反
共行动，部分地是为了保持对蒋介石的压力，部分地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战果
可资上报。其中最有影响的行动于　１９４１　年春季在晋南发生（中条山战斗，或
中原战役），②当时卫立煌将军的　２０　多个师被赶到黄河以南。几乎同样重要
的是后来在山东对于学忠和沈鸿烈的行动。一旦日伪部队撤出，这些行动开
拓了更多的地区供共产党渗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日本人向共产党人施
加的压力趋于缓和时，这种后果十分明显。

日军在华中的强化治安

中国派遣军遵循了一种与华北方面军不同的模式。虽然提供给派遣军的
总兵力比华北方面军多（约　３０　万在华中，另外　１６．５　万在华南），但只有较
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约　５　万到　７．５　万。其余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
苏，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较大的和可能较强的伪军能被用于长


① 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80　页。
② 2500　万人中，有许多居住在半巩固区或游击区；巩固区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数字所表示的更快。八路军
损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战斗伤亡。其他因素有调正规军当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更紧密地与当地居民结
合，减轻支援部队的负担）；淘汰素质低劣或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　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据
推测是晋察冀）举出逃兵率两例：“一个主力部队单位”，16。4％；“一个新建游击队单位”，20。8％。逃
兵在一个单位调离本地时格外严重；地方部队中的农民兵往往拒绝离乡。这也是把若干专职士兵降为民兵
的另一动机。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4　卷，第　75　页。
② 日本称中条山战役为中原战役——译者。



江下游地区，因为那里靠近汪精卫的南京政权。
日军和伪军集中在战略上对他们最重要的地区：南京－上海－杭州三角
区，以及恰在长江以北和大运河以东的地区。更西的武汉地区也经过严厉的
清剿。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强大的国民党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军第五师直
到战争末期仍无法在大别山建立完全巩固的根据地。但江苏、安徽和河南的
其他地区，不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上看，都被认为不那么重要。日军保持
对华东－华中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偶尔也派出清乡队通过较远的地
区。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①
直到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随着畑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
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
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当一个地区
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
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
边界控制。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
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
达到每平方公里　１．３　人，是华北的三倍半。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结
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南京政权代理人
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
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
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
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到　１９４３　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
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
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①
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
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
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
人。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
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最终，
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
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
全不是办法。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10—111　页。
① 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磨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
久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
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与
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的歉收，使原已
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
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
面检查并得到调整。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
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回顾起来，新的
模式早在　１９４０　年已能看到。到　１９４２　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
已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１９４２　年到　１９４４　年间，
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
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
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　１０　年前的长
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
—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
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
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　１９４５
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
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①
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
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
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
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
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
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
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１９３９
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
表　２５）。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１９４１　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４５　年物价指数：
表　２５　　　　　　　　　　　　　“自由中国”与延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08　页。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自由中国
１００
１４５
３２３
７２４
１９８０
６６２０
２２８００
７５５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




延安
１００
１４３
２３７
５００
２２００
９９００
１１９９００
５６４７００
未计算

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５２　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１８４　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
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
线士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
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
（１）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２）其他实物税，特别是
麦秆和羊毛；（３）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
极少交税。１／５　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　１００　磅谷物）
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　１９４１　年谷物税已超过　１９３８　年的　２０　倍——
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　１９４５　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
府部门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