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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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谴责他们的对手危害抗战和损害人民利益。“磨擦专家”据说是为日本人
及其傀儡效劳。共产党注意到地方部队与日本人的勾结日益增多，他们认为
这是一种蓄意的、不严肃的所谓“曲线救国”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以
为将来反共之用。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
开决裂。在公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
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提法，
这使共产党的强烈反应显得正当有理。
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①换句话
说，当共产党能够表明打是正当的，以及当他们能得到好处时，他们就应该
打。但他们的进攻不应超过国民党容忍的限度，不应损害他们在公众中的无
私爱国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装应尽可能将主动权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
定何时交战，是否交战，何时休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与阎锡山的决
裂。整个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长，因为阎及其与旧军有联
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决死纵队与共产党军队搅在一起了。


① 这些是（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见范
斯莱克：《敌与友》，第　97　页。
①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4　页。



当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据地和敌占区时，阎被迫流亡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
林。１１　月，阎命令他的旧军在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协助下解除决死纵队的武
装。经过接着发生的血战，这些部队一个个脱离了哪怕是名义上的省的控制，
完成了与共军的会合。３　万多人投向共产党。一个国民党情报员沮丧而颇有
辩才地概括道：


这是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段。起初他们满口甜言蜜语，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开局
面，为其行为作掩护……但是，一旦他们羽毛丰满，一旦初步的基础已经打好，他们立刻就翻脸
咬人……我们心中曾料到结局可能是这样，但不知道情况发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这竟会在中
共号召“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之声响彻云霄之时发生。①

约一个月以后，在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到　３　月，八路军部队打退了这次所谓的高潮。
张荫梧部在冀北平原被击溃缴械。在冀南，朱怀冰和石友三同国民党任命的
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一样被赶出根据地。虽然在这一地区仍留有少数非共产党
武装，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属部队的严重威胁。
中共指控石友三与日本人勾结，经证实后，石友三于该年晚些时候被中央政
府处决。
１９３９　年末，中共中央当局声称，“而现实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
只有山东与华中”。②中共仍试图在这两个地区开辟他们能活动的根据地。
山东局势混乱。日军入侵后，国民党所属部队多数留在省内，因而共产
党的武装和根据地比西边薄弱和分散。直到　１９３８　年后期，徐向前和罗荣桓指
挥的八路军第　１１５　师和第　１２９　师的大部队才进入该省，与山东纵队和地方游
击队（包括近遭日军杀伤的一支大部队的残部）会合。①这些行动导致与日军
和各种从属于国民党的团伙冲突，当时他们都比共产党人强大。直到　１９４０
年后期，中共与这些国民党军的冲突比与日军的冲突还要残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国对手互相严重猜疑，而且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也大不一
样。主要的国民党军队并未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蒋介石，他们归独立的、
有时是桀骜的地区司令官指挥。共产党的策略被概括为几句口号：“发展进
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取悦上层，罗致中层，袭击下
层”；和“争取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消灭秦启荣”。②然而，不像其他华北
根据地，共产党人花了几年时间都不能使山东的国民党军保持中立，若不是
日军扫荡削弱了他们，共产党人当时甚至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到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徐向前声称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他承认山东还不
是巩固的根据地。中共的努力在沿山东－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区、鲁中泰山周围
和半岛最东端附近最为成功。他承认其他地方“进步力量尚弱”。八路军正
规部队可能有　７　万人，远低于党中央的要求——１５　万正规军和　１５０　万到　２００


① 引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42　页。
② 《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　年　1　月　28　日，《中 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4
卷，第　138　页。
① 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　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
年），第　75—77　页。这是韩复榘部下范筑先率领的一支纵队，范筑先率领一批不断壮大的抗日战士，直到
1938　年　11　月被围失败。范筑先受伤，为避免被俘而自杀。
②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　94　页。



万自卫队。③事实上一直没有实行系统的经济改革。大家熟悉的没收、征收救
国粮、捐献和公债与传统的税收体制并存，只是对后者加以调整，以照顾较
贫困的农民。
与在北边相比，共产党在华中的扩张更充满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大规模
冲突的危险。鉴于华北大部分“磨擦”是因共产党迅速扩张到半真空地区引
起的，中共在华中建设根据地的尝试要求他们取代与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有密
切联系的现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任务最初由第六支队（皖北和江苏）和第五支队承担，
并得到黄克诚率领的　１５０００　到　２００００　八路军强有力的支援。当陈毅的第　１　支
队通过管文蔚的地方武装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达江北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
了。这一扩展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各项指示的响应，这些指示经过　１９３９　年后
期进入　１９４０　年时变得愈来愈紧迫了。这使得江北的新四军与安徽和江苏国民
党当局，特别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领导的军队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和尖
锐。
然而，江南的项英并没有直接向重庆的指挥官们提出挑战。或许如毛后
来指责的那样，他曾受王明影响，或许他别无选择。他的部队——三个支队
加上新四军总部——在数量上远不及顾祝同的国民党军队，更不要说日军和
伪军了。虽然毛坚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
地带是一个罕见的困难环境。项英和他的同伴们于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在华
南山区面对残酷的围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韧性和
勇气幸存了下来。能够经受如此艰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
似乎是不可能的。项英的“调和”和“妥协”或许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真正的
力量平衡。然而，到　１９４０　年春，毛对项英甚至逼得更紧了：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
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
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①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为控制敌后地区而进行的斗争。它
还涉及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对中共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
是在整个　１９３９　年期间提高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运动，在他的党、政、军
最高职位外增加了更多的头衔。１９３９　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民党
“总裁”，②不禁使人想起孙逸仙以前拥有的头衔。更有甚者，１９３９　年夏、
秋之际，出现了有关宪政的讲话。１１　月，国民党宣布了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
的计划。如果蒋真能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府也许可以获得
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众望。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让这些发展不受挑战。如果国民党要有一个至
高无上的领袖和权威发言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一个。毛的名著《新


③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　107　页。
①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9　页。
② 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是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译
者。



民主主义论》写于　１９３９　年晚些时候，而发表于第二年元月，这不是偶然的。
③这一著作的要旨在较早的声明中已预先表达，但其发表时机和充分发挥则受
国民党宪政运动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共参与竞争，不但争取得到（国民党以
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领导的各阶层统一战线大联合的声明。《新民
主主义论》中表面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
他们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但在这里，像在中共许多
其他声明中一样，措词往往一语双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文本让人
们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民众参预，多党政府，依法保护公民
权利。但在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同样的话具有较多的权力主义的和以阶级为
基础的涵义。在保密的非公开传播的党内文件中，模棱两可的词句不见了，
人们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不只是对于抗战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改
革的顽强、坚韧和灵活的承诺。
在同一时期，共产党人声称对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危险深感忧虑，这种危
险不仅发生在敌后的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层。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
宣传，但在宣传的背后也有真正的担忧。在　１９３９　年末和　１９４０　年初，一切有
政治意识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与一年前逃离重庆的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谈
判。１９４０　年　３　月，一个“改组的国民政府”最终在南京成立，这是当时最可
怕的勾结。
在同一时间，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过香港的中间人寻求与蒋
介石本人达成谅解。这一“为蒋设宴”的任务被称为“桐工作”，它既有高
层次密谋的成分，也有低级滑稽剧的成分。据传蒋对和平感兴趣可能是为了
使汪精卫进一步丢脸而设下的一个骗局。他们让汪在舞台的侧面等候，直到
“桐工作”完全失败。但是即使蒋无意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共产党在这个多
方位的和平攻势失败之前，也不可能确知它的后果。
中国从没有像　１９４０　年中期那样孤立过。在欧洲，“虚假的战争”因跨越
低地国家的德国闪电战而于春天结束。法国很快被击败，而英国似乎也将陷
落。日本利用这种形势要求切断中国与外界脆弱的最后联系：滇缅公路、与
中立的香港的贸易，以及河内到昆明的铁路。与此同时，苏联陷入棘手而令
人困扰的对芬兰的战争，并削减对国民党人的军事援助。美国则刚从孤立主
义中逐渐摆脱出来，而且明确地认为英国比中国更重要。在重庆和自由中国
的其他地区，对战争感到疲惫、绝望和士气低落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5—704　页。这个版本经过重要校订。原文可在《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47—206　页找到。



新四军事变
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大力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
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
裂。在华中，从　１９３９　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
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在随后的几个月
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
罗也开始得到取道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显然，在苏北和
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②严格限制他
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
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９　月，第三支队也
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部直
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
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
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　１９３８　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
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
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
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
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
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
令。１９４０　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
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
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
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　７　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
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
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
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
达到高潮。在　４　天里，韩的第　８９　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
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
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
德勤到　１９４３　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
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导：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
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下愈况。１２
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撤出皖南和苏
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在
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


① 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　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 顿所提供的情况。
② 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①１２　月　２５　日，
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
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
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
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中共方面伤亡约　９０００　人。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
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
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
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
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
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　１９４６　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
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１　月　１７　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
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
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
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
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
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
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
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
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
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①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
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
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作民族
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
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
民党的威望了。”②
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
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来，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
有极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
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
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
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
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
民党人与日本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像黄桥和茂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95—97　页。
①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72　页。
② 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139—140　页。



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能不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
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的证明。③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磨
擦，那么对他将来会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新四军事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共重新组建华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中共中原局和东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为华中局，由刘少奇负责，反映了这
一地区对党中央的重要性。新四军也完全改编，并作了重大的调整。陈毅成
为新的代理军长（因叶挺在押），指挥　７　个师，这些师是这支部队现在分成
的。每个师负责一个地区，中共要求在每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见图　１５
及表　２２）。实际上，根据地建设是在　１９４０　年的磨擦和新四军事变后才开始
认真进行的。在以后几年中，第一至四师的作战地区包括不断扩大的被包围
的巩固区，在这里，军事统治与党的公开活动、行政控制、群众组织的发展、
地方选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其他三个地区在半巩固状态和游击
状态之间变动。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当中共文件提到　１９４３　年的第三次反共高
潮时，它们指的是不加掩饰的政治活动。除相当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持续时间
较长的山东外，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　１９４１　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
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　１９４３　年年底，共产党人实际
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１９４３　年　９　月当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讲话时，在他的头脑中或许已经有了这种思想：“我相信首先我们应清醒地
认　识　到　中　国　共　产　党　问　题　纯　粹　是　个　政　治　问　题　，　并　且　应　该　用　政　治　手　段　去　解
决……”①在敌后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人再也没有能力去试一试任何其他的解
决办法。





























③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26—228　页。
① 美国国务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　1944—1949　年时期》（即《中 国问题白皮书》），第
530　页。



日本的强化治安

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磨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
表　２２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后的新四军
　　　军　　　　　　部
司令员：　　　　陈　　毅
副司令员：　　张云逸
政治委员：　　刘少奇
参谋长：　　　　赖传珠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师
师长
政委
原编制
作战区域
一师 粟裕
刘英
第一支队
苏中军区：此区南起长江，西至大运河，北到
淮阴及淮河沿线，东临太平洋
二师 张云逸（兼）　罗炳辉 第四、五支队 淮南军区：南起长江及南京合肥一线，西线到
合肥，蚌埠，北至淮河，东抵大运
河
三师 黄克诚
四师 彭雪枫
黄克诚 八路军一部
彭雪枫 第六支队
苏北军区：淮阴、阜宁以北，西到大运河
淮北军区：南起淮河，北到大运河、徐州一线，
西起津浦线，东至大运河
五师 李先念
李先念 豫鄂挺进纵队 鄂豫皖军区：汉口以北的李先念游击区
六师 谭震林



七师 张鼎丞
谭震林 第三支队



曾希圣 第二支队
苏南军区：太湖区域。谭震林一部曾于　１９４０
年撤至江北，　１９４１　年再次进入山
峦起伏的苏浙交界区
皖中军区：长江沿线，西到安徽的宿松。抗战
后期，此区只有极少的共产党正规
部队（　５００　人）。这种现象的出现
无疑是基于以下二个原因：一则此
区国民党派有强大的军队，二则此
区对日本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１４４—１４５
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　１５　由此表而来。
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磨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
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
战。但是，如果说国共磨擦的最糟时期到　１９４１　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
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
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
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
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
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
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
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
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



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　１９３８　年夏
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
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
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①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
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
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
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
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
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
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

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第　１　卷，第　４０７　页。
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
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
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　２３　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
多么有效。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
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
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
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
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
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
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
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
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
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