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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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　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 于反教会运动
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
年）。



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
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
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②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
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
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
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
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
一部分。到　１９２０　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
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①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１９００　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
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
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１９１６
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
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
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
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
的地方。”②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　２０　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
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
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
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③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
意发展科学”。①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
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　２０　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②２０
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
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
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　１９１４　年在康奈尔建




②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① 1927　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回教育权”。戴：
《之江大学：简史》，第　56、59—60　页。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　225　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049　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　12　月）上蔡元培
的发刊词。
③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　年）。
①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　297　页。
② 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　101　页。



立的。③它的英文全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
“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
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
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
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
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④科学社在美国草创
时期有成员　５５　人，１９１８　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　１９３０　年成员曾
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
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　１９１５　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
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１９３１　年这
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　１９２２
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
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
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
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
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①

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军阀混战时
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
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
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
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
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
教会的努力。
１９０１　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　２５００　万美元，
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
占整个赔款　３３０００　万美元的一小部分。②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
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
的可耻标志。１９０８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
分，计　１１９６１１２１．７６　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
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１９０９　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



③ 中国科学社　9　名创办人中有　4　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　人内有任鸿隽（1908　年曾在东京
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　1912　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　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
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 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　1912　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④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94—95、169　页。
①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16—226　页。
② 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　31　卷第　3　期（1972　年　5　月），
第　539—559　页。



批庚子赔款学生　４７　名，１９１０　年　７０　名。到　１９２９　年总数达　１２６８　名。①领取庚
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１９０９　年一个配
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１９１０　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
大学的清华学堂于　１９１１　年正式开学。②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
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　１９２９　年它一直强
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　１１　至　１３　岁的
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
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　１９１２　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
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
育课）后于　１９２０　年毕业。③１９２６　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
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
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
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１９１９　年
５　月—１９２１　年　７　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１９２１　年　７　月）重合。杜威在　１１　个省讲演大约　７０　场，由胡适翻译，但
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
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
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
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
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　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２４　年领导了
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
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
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
抗之间，他被迫于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
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①
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１９２８　年北伐胜利结束
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②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


① 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　210—212　页上的数据。
②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关于该校　1949　年前多达　500 页的校史，见清华大
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③ 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　3　—　4　页。
①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　5　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 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
端复杂性。1921　年　6　月　3　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 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
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 育杂志》第　13　卷第　7　期（1921　年　7　月　20　日）第　2　—　4　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 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
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 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
艺复兴》；费侠莉：《丁文 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
代性 的困境》；斯蒂芬？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 和印度的批评者》；
又见　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 集，1919—1920　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
展中的国家》。
② 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　19　页。



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１９２８　年　９　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
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①
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
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
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
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②在罗家伦和他的继
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
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　１９２５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
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１９２４　年美国国会根据
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
笔大约　１２５４５０００　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
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　１０　名③中国人和　５　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
事会，中华基金会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正式成立。④１０　名中国董事中有　３　人是高级
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
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
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
质调查所主任）。５　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
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
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①董事会任命范
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
秘书。②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　１９２４　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　１９０８　年归还的
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
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
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
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③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
门委员会的批准。④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




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　年　9　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第　7　页。
② 《逝者如斯集》，第　9—10、11、12　页。
③ 原文只列出　9　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④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　—　2　页。
① 同上。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
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② 任鸿隽后来回忆，自　1918　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　…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
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
《五十自述》中“1925　年”项下）。1929　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③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4　页。马戈？S。 格武尔茨：《社会现实
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　年》，《现化中国》第　4　卷第　2　期（1978　年　4　月），第
168　页。
④ 1981　年　8　月　15　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　年），助
理司库（1935—1978　年）和理事（1962—1978　年）。



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⑤基金会坐落
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　１３　所院
校、３　所研究所、５　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
４１９９０６　元。⑥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
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
打内战。⑦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
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①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
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
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⑤ 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　年”。
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　年）》，第　5　页。
① 例如，1922—1923　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
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　94—135　页；
郭颖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　135　页—160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
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190—196　页。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　２０　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
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
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　１９２８　年成立②时，
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
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
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
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　３０　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
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
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
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
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
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
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　１９２８　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
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
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
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
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
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　１９２５　年首
次提出的。１９２７　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
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
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
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
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
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①

结果，燕京于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
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
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
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
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
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


② 国民政府成立于　1927　年　4　月——译者。
① 艾德敷：《燕京大学》，第　129　页，又　130、149—151、155　页。又见菲利普？韦斯 特：《燕京大学与
中西关系，1916—1952　年》，第　3　章。



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
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　１９３３　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
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①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
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
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
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
（１９２８　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
１９２９　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　１９３４　年辞职；１９３４　年后校长职务主要
由陆志韦担任。②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
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
如，１９２８　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
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
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
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①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１９３１　年，成都大学、四川大
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
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②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
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
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
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
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
１９３５　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③考
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
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
拨款　３００　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
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④虽然任鸿隽任期不
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
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
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
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


①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　106—109　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②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　91—109、129—135　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　130、209、
120—211　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
在　1930　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①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　2　卷，第　430　页。
②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54　页。
③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④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　年”一节。



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
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
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　１９３３
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
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
虽然到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
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１９３０　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　１７０００　人，而农、工、医、
理合在一起只有　８０００　多一点，②但到　１９３７　年，文科的人数为　１５２２７　人，而理、
工科则为　１５２００　人。③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１９３３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
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
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
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
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④然而在事
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有缺陷。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
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
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
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２０　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
费有　９０％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　１０％。１９３４　年，中
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