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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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
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１９１２　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
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　１８９８　年的改
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
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
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　１８９８　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１９０２
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
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①
２０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
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②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
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
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
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
生动活泼的讨论。③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
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１９１２　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
“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　７　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
相应的法规。①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
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
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　２０　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
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
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


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①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　5，第　1－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
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59—160　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
办洋学堂》。在　1901　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
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　1　部，第　295　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　V。V。哈格尔斯特罗姆
1910　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　223　页）。在　20　世纪　20
年代，年鉴列举　6　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　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
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　434b　页）。
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160　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　集（1976　年），第　268　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296—297　页。



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
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
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
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
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　１９１２　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
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②
１９１２　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
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
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
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１６
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①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
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
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②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
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　２０　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
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１９１６
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就职。在　５０　岁时，他得以实
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③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
——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④
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
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
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
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
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①他还支持娱乐
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


② 教育部在　1912　年　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647　页。在《大学令》
中，“宗旨”在　1917　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
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　671　页。
① 教育部在　1912　年　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　647　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1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0—271　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
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　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　473—474　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
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
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　55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6—279　页。1920　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
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
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
授 化学。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80　页。



合理化。到　１９２３　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
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１９１９　年开始
采用选修课程，１９２２　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１９２０　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
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②公立小学曾于　１９１１　年录取女生，到　１９２０
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　１９２２　年，在　１０５３５　名学生
中有　４０５　名女生。③
其他革新还包括　１９１８　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
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
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
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
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
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
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④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
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
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
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
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①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
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２０　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
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
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
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
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
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
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　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
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
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
时他只有　１８　岁。然而　１８９８　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
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
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
②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
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
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91—296、297—298　页。
③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年》，第　136—137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96—297　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
同上书，第　276　页。
①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　57、64—65　页。
②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83　页。 《中华民国传记词
典》，第　1　卷，第　101　页。



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
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①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
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
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
立他的第一所学校。１９０４　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
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　１９０６　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　１９０８　年。
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
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
来注册。１９０８　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
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②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
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
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
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　１９０９　年皈依基督教，
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
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　１９１９　年秋入学。③南开大学开设
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　１９２３　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
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
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①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出访归
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
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
计和商业四系。②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
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
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
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　１９０５　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
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
（马相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　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
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　１９２１　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
业的百万富翁。从　１９２１　年到　１９３７　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
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
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③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


①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　10　页。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7　—　9　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　1906　年停办，所以 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
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 同上书，第　8　—　9、10、13—14　页。
① 同上书，第　14—15　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17　页。
③ 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
第　１２　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
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
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
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
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
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１８９５　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
（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
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
城外的新校园。①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
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②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
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
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　１９０６　年在江苏建立
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
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
的　１６０００　亩土地挂钩。③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
获得的商业利润：１９０９　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
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　１９１２　年政治动荡中短期
关闭后，于　１９１４　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１９２８　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
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④声誉日隆，直到　１９３７　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
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
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
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
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　１８４５　年。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在早期自
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１９　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
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
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１９００　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
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
校。１９０６　年新教传教士拥有　２０００　多所小学和近　４００　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
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已有　１２　所（最后是　１６　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①
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


①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66—67　页。丁致 聘：《中国近七十年
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　章。
② 《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68　页。
③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
④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　10、11—12　页。
① 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531—533　页，从　19　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6
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11　章（柯文著）和第　12
卷，第　3　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
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
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
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
学校。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
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
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　１９０３
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１９０５　年他建立复旦公
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①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②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
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
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
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
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
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
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
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
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
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
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
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
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
⑤

表　３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１９２２　年















②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　65　页。
①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　8　卷第　1　—　2　期（1921　年　1　—　2　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
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103　页。
③ 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　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
只有　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属　30　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
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330—333　页。







１　、国立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




院校




分类数目


５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交通大学（三个校园）①
北洋大学
东南大学（后为国立中央大学）
上海商科大学
２　、省立大学
山西大学
鄂州大学预科②
３　、私立大学
民国大学
中国大学
朝阳大学
平民大学
南开学校大学部
河北大学


院校






２



１３











分类数目
× ×



×






×
×
×
×
×


×






















地点



×









×
唐山






太原










清苑


复旦大学
大同学院
南通大学农科
仓圣明智大学③
夏门大学
中华大学
明德大学
４　、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
齐鲁大学
圣约翰大学
东吴大学—校本部
—法律科
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震旦学院












１７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
南通
×
厦门
×
×


×
济南
×
苏州
×
×
×
×







沪江大学
三育大学




院校




分类数目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
福建协和大学
之江大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文华大学
雅礼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
岭南大学
夏噶医科大学④









×
×





×
×


×


杭州



长沙
成都
总计
３７

注：３７　所大学有　４０　个校园。
７
１０ ２
２
３ ４
２
１０
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１８９７—１９３１》，第　９９—１００　页；
卢茨：《基督教院校》，第　５３１—５３３　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
览表》。
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④３０　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　２０　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　３　所示，１９２２　年它
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
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
“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１９２２　年在北京举行的
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
运动。如胡适于　１９２５　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
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
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
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
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
要求“拿证据来！”①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
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
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
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


①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　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　3 辑第　4　卷，第　728—733
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
洲研究》第　10　卷第　3　期（1976 年　7　月），第　395—416　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
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