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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要靠恩威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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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鱼而是要钓帝王；“亮躬耕陇亩”，是在等待能成就他管仲、乐毅般事业的明主；贾雨村进京赶考被困于破庙，也未能泯灭他“金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里待时飞”的远大抱负；就连孔子，一生中也都在等待着一个好的买主。孔子有个学生问孔子：“老师，我有一块特别好的美玉，我是把它卖了呢，还是把它藏起来呢”？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之矣”，卖了啊，卖了啊，我也正等着有人来买呢！
第四章 整合资源（3）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是士人们“沽之哉”的基本原则。那么，什么样的木才是可栖之木？什么样的主才是可事之主呢？对士人而言，金银财宝这样的物质之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者要能够给予他必要的尊重，并为他提供一个发挥才干的平台；去实现他胸中的志向和抱负。比如，刘备不过是到隆中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也只是在形式上给足了孔明面子，可藉此却换来了孔明一生为他的刘氏江山殚精竭虑。
凭心而论，诸葛亮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把他《隆中对》中“三足鼎立”、“汉室可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还有范蠡、张良的功成身退、隐居乡野，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马上就会觉得豁然开朗。比起“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会需求”来，他们的需求显然居于更高层次，属于“受人尊重的需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比如美国纽约州州长只拿一美元薪酬，也完全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
知遇之恩所激发出来的士人的斗志是自觉的、也是纯粹的，但那些建立在物质利诱基础上的效力则是被迫的和消极的。
春秋时期，燕太子丹物色人选谋刺秦王，得识荆轲后，便千方百计笼络他，特地给他修了一座豪华别墅名为“荆馆”。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别墅里自然是豪华装修加豪华家电，并有美女、菲佣小心伺候。这还不算什么，据说有一次荆轲游玩时看到水边有一只乌龟，一高兴便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太子丹看到后，赶快让人捧来金丸代替石头，让荆轲投掷取乐。更过分的是，有一次太子丹请荆轲在华阳台喝酒，席间请来自己喜爱的美人弹琴助兴，荆轲看到美人的一双手又白又嫩，忍不住赞美了一句，谁想席散之后，太子丹让人送来一个玉盘，盘中竟是剁下来的一双女人之手！
北京老张就想，这荆轲肯定不如小李飞刀那样见过世面，他哪里见过这等阵式啊，心想：“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看来太子丹这小子一定是有什么摆不平的事要让俺老荆去铲吧？而且这事儿肯定是玩儿命的事儿，不然他怎么肯下这么大本钱呢？”想到这里，荆轲似是感叹自己小命儿不长，又似是探听太子丹的用意一般叹道：“太子遇轲厚，乃至此乎？当以死报之！”太子丹于是将谋刺秦王的计划一五一十告诉了荆轲。荆轲无奈，“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嘛”，但毕竟此一去便再没有酒喝、没有妞儿泡了，于是先是要找“徐夫人的匕首”，后要樊于期的人头，到了易水河边还不想走，最后磨蹭得太子丹也烦了，不断地催他上路。荆轲深知此去凶险，一边唱着“风潇潇兮易水寒”，一边踏上了西行的不归之路。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荆轲刺秦”传为美谈，但北京老张却深不以为然，因为在北京老张眼里，荆轲与太子丹实乃世间最恶俗之人！他们二人一个是“财大气粗”，一个是“吃人家嘴短”，与大款包二奶或买凶杀人毫无二致，哪有什么忠义可言？而由此观之，荆轲不是“士”，太子丹对荆轲所施的恩惠也并不是“知遇之恩”，因为为太子丹效力并不是自觉的和积极的，所以荆轲刺秦未遂，燕国最后灭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北京老张由此也想到了现在的大款们和有些女孩子，他们总是与太子丹和荆轲犯同一个毛病，“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钞票代表我的心”。当然，爱并不是不需要钞票，但如果非要以钞票来代表的话，我提醒女孩子们看一看，看大款们为你花的钞票占他全部钞票的百分之几！也就是看他为你花的钱与其总资产的相对数而不是绝对数。相比较之下，我倒觉得梵高的那只耳朵更能代表“爱有多深”，可惜世间女子没有几个人是识货的，若不然，梵高当年画画儿的草稿纸也足可以让她过上贵妇人的生活了。
第四章 整合资源（4）
因此，知遇之恩虽然是世间最划算的买卖，但也需要有一双识货的慧眼。
最冒险的买卖
世间最冒险的买卖，要算是收服降将了。
康熙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关于人才的论述：“人才就像是揣在裤兜里的锥子，是锥子他就想出头。作为一个帝王，既要让锥子出头、又不能被锥子扎到”。在乱世之中，人才争夺之战近乎常态，从管理者角度而言叫作“挖人墙角”，而从人才的角度而言则叫作“跳槽”。那么，人才为什么要从别人的槽里跳到你槽里来呢？因为你的槽里草料更好，并且你一定要让对方真正“心服”于你，他才不会尥蹶子和“扎人”。
有一个笑话，说周仓力大无比，在刚刚投降关羽的时候并不服气。有一次夜间行军，周仓在关羽马后扛着青龙偃月刀，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心想：“都说关羽这小子厉害，什么斩颜良、诛文丑、温酒斩华雄，我如果把他杀了，不就比他的腕儿更大了吗？”周仓边想边举起青龙偃月刀……只听关羽头也不回地说：“周仓，你要干什么？你别想在我身后暗地里下家伙，我老关后面可是长着眼睛的啊！”于是周仓被吓得忙把大刀收回。其实关羽哪里有什么后眼，他是从月亮照出的身影中看到周仓动作的。还有一次，关羽手拿一根鸡毛对周仓说：“你别以为你力气很大，来，咱俩比比，你把这根儿鸡毛扔房顶上去！”周仓扔了半天没有成功，关羽说：“看我的”！说着提起一只鸡“嗖”地一声扔上了房顶，然后得意地对周仓道：“一只鸡身上有多少根儿鸡毛啊？怎么样，还是我的力气大吧！”从此周仓对关羽佩服得五体投地。
笑话归笑话，要收服别人槽里的马，确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就像今天我们常说的“风险投资”一样。在建立东汉、扫平各路起义军的过程中，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手下原来的将领对起义军很不放心，铜马起义军的将士也很不安，恐怕不能得到刘秀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身一人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从此，铜马将士人心安定，都说：“肖王（刘秀）如此信任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力呢？”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偏将，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投降了李世民。李世民对尉迟敬德非常信任，仍然让尉迟敬德统领降军，而且就与唐军大营驻扎在一起。李世民的部下屈突通担心尉迟敬德是诈降会寻机反叛，就将他囚禁在军营中，然后劝李世民说：“尉迟敬德刚刚归顺，情志很不稳定，此人极其凶猛，不如早点儿杀了他，省得养虎为患。”李世民立即命人将尉迟敬德释放，把他引进自己卧室，赐予他珠宝说：“大丈夫一定要讲大义气，不要对小的怀疑太介意，俺老李是完全相信你的，但如果你一定要离我而去，这些珠宝就算是哥儿们送给你的路费吧！”尉迟敬德感激涕零，在后来的历次战争中，包括在玄武门之变中总是一马当先，为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京老张相信，无论是刘秀也好，李世民也罢，当时手心里一定捏了一大把热汗，心里肯定就像是赌神开牌前的那一刻，既紧张又兴奋——输了，一命呜呼！赢了，得一员干将！所以，能成大事者大多是拿得起、放得下，赢得起、输得起的赌徒，风险越大，赚回的越多。
第四章 整合资源（5）
稳赚不赔的买卖
世界上稳赚不赔的买卖，莫过于假装善待百姓了。
中国的百姓最好忽悠，尽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我们的百姓还是愿意凑热闹，稍对他好些他就会说你是“明主”。刘备带着那么多新野的百姓哩哩啷啷数十里，虽然最后还是自顾逃命弃老百姓而去了，但却为他赢得了千古的贤名；李世民是人们公认的明主，但你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吗？在他晚年大兴土木的时候，刚开始就警告群臣：“若不为此，不便我身。”并且为自己狡辩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翻译过来就是说，老百姓就像牛马一样都是贱骨头，越让他们干活儿就越好使唤，待惯喽，就不听话啦。由此可见，那些个“载舟覆舟”啊、“民重君轻”啊什么的，不过是耍耍嘴皮子装装样子而已。
我们现在的某些领导干部也深谙此道，每逢过年、过节，他们就会带上米呀、面啊什么的访贫问苦，尽管那点儿东西对于解决百姓的困难杯水车薪，也尽管那些个访问的对象都经过了下级的反复筛选，但经过电视、报纸一宣传，立马就树立了领导干部亲民的良好形象——一袋米换一个良好的口碑，你说这买卖是不是稳赚不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这套把戏更是被日本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日本式的管理奇迹。有一次，土光敏夫在前往东芝工厂途中，正巧遇上倾盆大雨。他赶到工厂下了车，不带雨伞，对站在雨中的下属们讲话、激励大家，并且反复地强调“人是最宝贵”的道理，使下属们很是感动。员工们把土光敏夫围住，认真倾听他的每一句话，一个个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全然忘却了倾盆大雨。当土光敏夫乘车离去时，员工们敲着窗户大声喊：“社长，当心感冒，保重身体，你放心，我们一定拼命工作！”
北京老张妄加揣测一下，土光敏夫在有着暖风的小汽车里一边烤着衣服一边肯定在暗自得意：“嘻嘻，又做成了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哥儿们的演技足可以问鼎奥斯卡最佳表演奖了！”
第二节 乱世向治世转折时期——低恩、高威、
高德的“清官型”领导
一个提倡节俭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但没有人追求享乐，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昌盛。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但是，这句话说起来轻巧，真要从“大乱”到“大治”，却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要积累后续发展的资本，所以用来分配的资源就会相对贫乏，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组织成员施以高恩；同时，由于百废待兴，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要以高威对组织成员进行强制性剥夺，并对于反对者给予严厉的打击和*；最后，为了避免“官逼民反”，重返“乱世”，管理者必须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通过各种舆论向被管理者进行以“成由节俭败由奢”为主要内容的“德育”，以使人们“安贫乐道”、艰苦奋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实行的就是低恩、高威、高德的清官型领导。首先，在经济生活中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人们的劳动所得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必须，而在农村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甚至交完公粮以后的农民自己还要饿肚子。第二，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并且把“乱世”中“人民战争”的做法移植到了社会管理活动中，甚至连少年儿童刘文学也能与侵害集体利益的破坏分子进行殊死的搏斗。北京老张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批斗大会”，一位薅了集体地里红薯秧的“破坏分子”，被他的侄女、俺的红卫兵学姐告发，头戴一个纸糊的写有“坏蛋”两个字的尖帽子游街示众。不只是百姓，对于那些胆敢向国家财产伸手的官僚，也照样是坚决打击、绝不心慈手软。
第四章 整合资源（6）
凭心而论，刘青山、张子善的“奢侈生活”，与今天的贪官污吏们比起来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呢？但是，还是被坚决地处决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处决今天的干部的话，老百姓有一种说法是：“一个挨一个地枪毙会有冤枉的……”——北京老张对此话没有进行过考证，如有出入，概不负责。与此同时，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统统是朴素的衣着、“环保”的饮食。焦裕禄是党的好干部、王进喜是党的好工人、陈永贵是党的好农民、雷锋是党的好孩子，全国上下人人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形成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良好道德风尚。
与建国初期相比，不，即使与十几年前相比，我们今天的官员和百姓们都是幸运的：官员们不但有效益工资还有年终奖金，全国亿万老百姓们呢？土地承包了，再也不用为薅一把红薯秧而游街了。如今，你想节俭、想不花钱都不行了，国家拼命地降息、征收你的利息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鼓励你去过“奢侈”的生活。
那么，为什么政府的脸先后判若两人，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用《察今》中的话说就是：“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一个提倡节俭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但没有人追求享乐，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昌盛。
1。 低恩，进行必要的资本积累
帝王登基之后为什么总是要大杀功臣呢？因为他们的功劳太大，给多少恩惠他们都会觉着是应当应分的。
一把引诱猴子的黄豆
有人说了，在乱世，可供分配的资源更少，为什么帮主型领导却可以实行高恩呢？
乱世中帮主型领导所施的高恩是有特定对象的，不具有普遍意义，他之所以会施以高恩，是为了笼络人才，让人才去为自己冲锋陷阵。此外，彼时的高恩与此时的高恩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在冯谖客孟尝君时，只要改善“食无鱼”、“出无车”的境遇就算是高恩了，而假如孟尝君登得大位，恐怕不封个万户侯什么的冯谖是不会满意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解答一个千古的疑问——帝王们登基之后为什么总是要大杀功臣呢？因为功臣的功劳太大，给他们多高的恩惠他们都会觉得是应当应分的，都会觉着不够、不满足。因此，如果把这些功臣们杀掉，不仅可以省下好多资源，而且还可以把原来赐予他们的资源统统收回来，重新分配给那些没什么功劳的人才，这样，就会产生比原来更大的边际效应，从而大大增强施恩对于组织成员的激励效果。
相传在终南山一带的猎人是这样抓猴子的：他们把黄豆炒熟之后放在一个小口的坛子里，猴子闻到香味儿，就会来偷豆子吃。猴子把手伸进坛子里，抓上满满一把豆子，结果，手却再也不能从坛子里拿出来了，直到猎人们来捉它的时候，它还不肯放弃手中的豆子。这样看来，猴子之所以被抓，根源在于它的太过贪心，该舍弃的时候却不懂得舍弃。看看那些个被杀了头的功臣们，是不是很像偷豆子吃的猴子？乱世中所谓的“高恩”，不过是一把放在小口坛子里的豆子而已。
西汉名将周亚夫算得上是名将之后了，文帝后元二年被封为条侯。周亚夫通晓兵法、善于治军，在后来抗击匈奴和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景帝前元七年被擢升为丞相，职位十分显要。在担任丞相期间，周亚夫多次违拗景帝，因为他的功劳和威望太大，就让景帝很不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他，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景帝赐食周亚夫，却只给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景帝在戏弄自己，便转身向主席官要筷子，谁知主席官早就受了景帝的嘱咐，故意装聋作哑，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却插言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几天之后，周亚夫便被召到了大理寺，原因是他的儿子买了五百副甲盾，以准备自己百年后护丧之用。下面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很有意思的审判。
第四章 整合资源（7）
“你为什么要谋反？”
“我儿子买的那些东西都是丧葬之用，怎么能谈得上谋反呢？”
“你就是不想在地上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反！”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亚夫一听全明白了，这是皇上老儿要置自己于死地呀！
北京老张就想，周亚夫在临死之前一定追悔莫及，心想，自己为什么不向范蠡、张良他们学习作一只聪明的猴子呢？如果功成之后隐身江湖，就像未等猎人到来之时早已经放手松开了那把豆子，何至于此时招来杀身之祸呢？！
最初的鸡与蛋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穷人打死了财主家的一只鸡，穷人说赔你一只不就得了吗？可财主却说赔一只不行，因为鸡可以生蛋、蛋可以孵鸡、鸡又可以生蛋、蛋又可以孵鸡……虽然财主的这种计算方法有些矫情，但不能否认的是，最初的那只鸡和最初的那个蛋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在由乱世向治世过度过程中要通过“低恩”来进行资本的积累，如果在还没有完成必要的资本积累时就施以“高恩”的话，则无异于杀鸡取卵了。
改革开放，我们把引进外资比作“借鸡生蛋”，为什么要“借”呢？因为我们自己“缺鸡少蛋”。
过去，在民间有句俗话：“宁死爹和娘，不吃种子粮”，可见“种子粮”对于一个家庭的传宗接代和后续发展的重要性。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亦是如此。在“康乾盛世”中，雍正皇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由于康熙晚年的好大喜功，致使国库亏空、朝政积弊日深，雍正接手的其实是个烂摊子。雍正即位后，首先从自己宫中的开销下手，大力削减开支，然后拿王公大臣开刀，清查追缴藩库亏空，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祖上曾是康熙的包衣，后任江宁织造，由于康熙多次南巡，致使亏空日深，后在雍正年间追缴欠银运动中被抄家，从此开始没落。人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总是会对贾宝玉、林黛玉的结局深深惋惜，其实，如果对照一下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或许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红楼梦》里记录了一餐螃蟹宴，刘姥姥感叹，这一餐就花24两银子，小户人家可以过一年了。要知道刘姥姥家当时也算是中产阶级了，有房有地还雇得起工人、丫头。正是由于雍正皇帝“逼死爹和娘，省下种子粮”的“寡恩”做法，才为乾隆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本。
据记载，雍正即位时国库储银只有八百万两，而他即位五年后就增加到了五千万两。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乱世向治世转折时期用“低恩”，那么，又用什么来激励组织成员为组织目标而奋斗呢？想了半天，北京老张忽然想到了台湾领导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愿景”。
搜狐的掌门人张朝阳在他最困难的阶段，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那么，他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布道”。什么叫布道？记得有一个电影，土匪头子对手下人说：“弟兄们冲啊，冲进县城大块儿吃肉、大碗喝酒，还有漂亮的姑娘搂着你睡觉！”
当然啦，人家张朝阳是文化人儿，布道的内容当然会有所不同。但土匪的冲进去“有漂亮姑娘搂着睡觉”也好，张朝阳的“布道”也罢，都可以看做是激励下属的“愿景”。因为他们暂时没有“漂亮的姑娘”，没的钱用来发工资，所以就只能是许下个承诺，画一张好看的画饼了。
第四章 整合资源（8）
汉语词典对“愿景”的解释是“所向往的前景”。在低恩的时代，清官型领导就是靠“愿景”来激励人、鼓舞人的。有首歌叫作《木鱼石的传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山高那个路远也能过得！”一首歌的传唱肯定有其贴近人们心灵和情感的地方，这首《木鱼石的传说》，就唱出了愿景的深刻内涵：传说是美丽的，但要实现它却是“山高路远”的。土匪们为了“漂亮姑娘”得去拼命，张朝阳的员工为了“道”得去忍受领不到工资的煎熬。
但尽管如此，愿景的感召力和诱惑力也是巨大的。这就如同下赌注一样，人们希图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于是也就义无反顾了。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嫁过两个男人，为了死后不被两个男人用锯子锯开给分了，心甘情愿地拿出含辛茹苦挣来的钱，跑去寺庙里捐个门槛儿作替身；《红湖赤卫队》里的韩英，为了“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砍头只当风吹帽”；在单位改制中，为能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员工们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购买公司的“原始股”；年轻的恋人，为了省下钱来把结婚典礼办得风光、惹人羡慕，天天吃方便面就榨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
第三节 治世——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领导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司马迁
《论语？卫灵公》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意思是说，“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就行了。”其实，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事情？所谓无为而治，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罢了，即使在治世，也不可能做到“无为”而“治”啊！
商鞅在其《君臣》一文中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那么，是不是有了君臣之义、五官之分和法制之禁就可以了呢？还远远不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那怎么办呢？“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
汉文帝是被香港科技大学樊景立教授首推的仁主型领导，他坚持黄老的无为而治，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那么，文帝真的从“无为”实现了“而治”吗？其实不然。
汉文帝登基，是扫灭诸吕之后，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从主观上看，汉文帝并不是高祖得宠之子，母亲薄姬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这却使文帝从小就无荒淫之举、骄矜之态，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他的自身条件，使他成为最佳人选。从客观上看，文帝即位，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因为文帝母族“薄氏谨良”，即软弱谨慎，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构不成威胁，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这种皇权结构关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动积极有为的政策，也使其“势”天生不足。。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整合资源（9）
在“高恩”方面，汉文帝厚赏诛灭诸吕的有功之臣和宗室，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并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在对待普通百姓方面，文帝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三十分之一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在徭役方面，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高德”方面，文帝以德政治天下，在位23年，朴素节俭，从不奢华。据班固《后汉书》记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在“低威”方面，文帝从秦亡的教训中，第一次看到了“民”的力量，认识到这个力量虽在平时不显现，然而绝不能忽视它，如果过分侵犯了“民”维持生存的起码权利，“民”就不是原来的被动状态，而要以暴力的行动显示出它不仅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力量。所以统治者就要对“民”让步，就要顺“民”心。这样，就解决了秦过分剥削农民、破坏合理的权利和界限的根本问题，这样也就创造了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但是，“低威”并不是“无威”，对于损害皇权统治的行为，文帝照样坚决*，决不手软。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到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对此，文帝派兵坚决*，刘兴居被俘后自杀。此事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封号，发配蜀郡，刘长于途中绝食而死。
此外，在边事严峻的情况下，文帝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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