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人要靠恩威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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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三是任人把持“柄”。
　　授人以“柄”的是因为自己自知庸碌无为，干脆让与能人为我操劳，自己乐得自在，如，前面提到了聪明孩子刘禅之把“柄”授与诸葛亮；被人夺了“柄”的其实自己并不想作别人手里的宝剑，而是自己力量不足，才致大权旁落、为人所用，如，汉献帝之于曹操、光绪帝之于慈禧；任人把持“柄”的是自己被赶鸭子上架当了皇帝，而自己其实并不想当皇帝，如，喜欢工笔花鸟和瘦金体书法的宋徽宗赵佶，还有明朝那个喜欢做木匠活儿的天启皇帝朱由校。
　　也许有人对以上观点会嗤之以鼻，认为俺不过是在散布一些标新立异的噱头而哗众取宠罢了。可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凡是庸主，几乎没有几个是得到善终的，不是被手握剑柄者所害，就是亡国后被起事者所杀，但刘禅即使是作了司马氏的俘虏，依然可以吃喝享受、玩乐泡妞儿，以至“乐不思蜀”。并且，刘禅不仅自己被封为安乐公，后人也还被封为驸马都尉，你说，阿斗难道是真的傻吗？也许阿斗小时候真的傻，刘备在长坂坡也真的是想摔死他算了。刘邦在逃命的时候不也两次把一对聪明伶俐的儿女扔下车吗？不想人算不如天算，刘备“长臂过膝”，摔等于是“放”，加上南方的土质疏松，千军万马踩踏之后，估计会有半尺多厚的浮土，所以，刘公子不但没摔死，反而一下给摔得开了窍，茅塞顿开了。

第三章　两个极端（8）
请记住以上所说的话：庸主型领导，并不一定就是傻子！
　　1　庸主型领导产生的内部条件
　　人类有两大悲哀，一是想得到的都得到了，二是想得到的永远得不到。因此，对于轻易到手的东西人们都不会珍惜，而对于那些通过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得到的才认为是最宝贵的。
　　好孩子一流，管人末流
　　如果你在北京各大专院校、重点中、小学校附近租房，你会感到这里的房租普遍要高于其他地区，因为这些求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京“伴读”的学生家长。家长“伴读”的后果，是造成了学生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性漫延。很难想象，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孩子”，将来走向社会以后，他们真的会有“铁肩担道义”的意识和能力！
　　北京老张曾向一位抱上孙子的朋友道贺，不想朋友却说：“自从有了孙子，自己倒真成孙子了！”的确，好孩子是家中的“太阳”，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妈妈都要围着他转，这些好孩子可以把家里人“管”得服服贴贴，但他们知道社会的复杂和“江湖险恶”吗？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晋惠帝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好孩子”，因而也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的皇帝。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整天只懂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对此，司马炎也很发愁，担心他会丢了祖宗开创的家业。有一次，司马炎为了测验一下司马衷的思维能力，特意出了几道问题考他，并限他三天之内交卷。司马衷拿到题目以后，不懂作答。他的妻子贾南风是个很聪明又有野心的女人，有见及此，便立刻请来几位有学问的老先生为司马衷解答难题。这与我们今天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孩子系鞋带儿、背书包、解难题有什么两样？司马炎看了答卷后，以为儿子的思维还是很清楚的，也就放心了。可是司马炎一死，司马衷即位，遇事要他自己定策，就闹出了不少笑话。
　　有一年夏天，惠帝与随从到华林园去玩，他们走到一个池塘边，听见里面传出咕咕的青蛙叫声。惠帝觉得很奇怪，于是便问随从这些咕儿呱乱叫的东西，是为官的还是为私的？随从感到皇帝的问题很可笑，但又不好不回答，就说：“在官家里叫的，就是为官的；若在私家里叫的，就是为私的。”又有一年闹灾荒，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有人把情况报告给晋惠帝，但惠帝却对报告的人说：“没有饭吃，为甚么不吃肉粥呢？”报告的人听了，哭笑不得，灾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来的肉粥呢？晋惠帝从小在宫里长大，受着各式各样的宫庭礼教的约束，哪里有过捉青蛙、逮蝌蚪这些乡野孩子们的快乐？加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两耳不闻窗外事，导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百姓的生活也自然就一无所知了。难怪他会说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混帐话来，这和我们现在城里的孩子把麦苗当韭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对于像晋惠帝这样的庸主，北京老张却一点儿也不觉得他可恶，相反，倒有几分的怜爱。在“八王之乱”时，嵇康之子嵇绍随晋惠帝出征，兵败，护驾的群臣兵将纷纷逃命，作鸟兽散。最后，只剩下嵇绍一人，拼死保护晋惠帝。敌方将领冲上来要杀嵇绍，已经身中三箭自身尚且难保的晋惠帝竟拉着敌将的手高叫道：“他是忠臣，杀不得！”敌将不容分说，一刀砍下嵇绍的脑袋，鲜血溅了晋惠帝一身，晋惠帝当时就昏了过去。后来晋惠帝脱险回朝后，就一直穿着这件满是血污的龙袍不肯脱，大臣们劝他脱下来洗洗，他大嘴一咧就哭起来：“这上面是忠臣嵇侍中的血，千万不能洗呀！”多么好的孩子啊！

第三章　两个极端（9）
赶上架的鸭子不下蛋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人们似乎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那就是，对于轻易到手的东西都不会珍惜，而对于那些通过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得到的才认为是最宝贵的。
　　我们知道，包办婚姻一般都不会幸福的，原因是得到太容易了。相反，人们倒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罗密欧与朱莉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之所以凄美，就是因为他们爱得太辛苦、太不容易。由此北京老张想到，那些通过打打杀杀终于登上大位的人，都要想方设法保住已经到手的东西，如美国的总统选举，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取悦于民，为的就是入主白宫或争取连任。而那些来得太过容易的世袭君位或被人意外地推上君位的人，也多少有些包办婚姻的味道。
　　宋徽宗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的皇帝典型，他的继位也相当有意思。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无子嗣。哲宗老爸宋神宗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有5个儿子，必须从这5个宋哲宗的兄弟当中选一个做皇帝。大臣提议按嫡庶礼法立宋哲宗的同母弟弟简王赵似为皇帝，宋神宗的老婆向太后不同意；大臣又改口说按长幼排序立年长的申王赵佖为皇帝，向老太婆又不同意。其实向老太婆喜欢端王赵佶，因为这孩子天天给她老人家请安，显得聪明孝顺。于是向老太婆发话了，说简王赵似排行十三，不可排在他兄弟的前头，申王赵佖眼睛不好，就不方便当皇帝了，所以啊，还是立端王赵佶为皇帝的好。于是，这个“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赵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宋徽宗。
　　徽宗即位后，把剑柄交由“四大奸臣”蔡京、杨戬、高俅、童贯把持，自己潜心于他的花鸟和书法去了，偶尔还到外面去与名妓李师师谈谈情、说说爱什么的。后来金兵大举入侵，徽宗不愿操那份儿心，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由于这父子二人都是被赶上架的鸭子，自然无心打理朝政，靖康二年，双双被金兵俘虏北去，在饱受欺侮之后，最后客死他乡。
　　谁不留恋热被窝儿
　　北京老张坦言，在冬季，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俺都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和心灵与肉体的博弈，最后不得不权衡利弊，自己告诫自己：“如再不起床，就会迟到，迟到了就会挨批，挨批就可能会被炒鱿鱼，炒鱿鱼就没有了薪水，没有了薪水就不能吃喝、不能……”，这样想着，就会挣扎着离开热乎乎的被窝儿。
　　北京老张于是就在想，管理者也是人，尤其是皇帝也是人。作为庸主，无论是授人以柄、被人夺了柄、还是任人把持柄的，他们都不用担心挨批，不用担心领不到薪水，不用担心没有吃喝……因为，只有满足了庸主的这些欲望，把持柄者才会把“柄”握得更为牢靠。这就是为什么“从此君王不早朝”了。因为君王也留恋热被窝儿，并且被窝儿里有“侍儿扶起娇无力”的美媚。所以，谁也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装蒜，换了俺北京老张，或许比人家还没出息呢！
　　冬季的夜晚，当北京老张绞尽脑汁思索着这本书怎么写，或者辛辛苦苦地伴着万家灯火和世人的鼾声在键盘上噼噼啵啵敲击的时候，说句老实话，俺真恨不得马上钻进热被窝儿里去“闷得儿蜜”。可是，想想如果不能及时交出书稿，出版社就会因为俺违约而要求俺承担违约责任，想想自己辛苦数月最后挣不到钱还要倒贴银子，硬着头皮也要继续敲击下去。可是，皇帝不用担心书稿能否及时交出的问题，不用担心倒贴银子的问题，并且被窝儿里有美人侍寝，为什么不赶快去“嘻唰唰”呢？所以，即便是如唐太宗这样的明主，也在晚年过早地钻进了热乎乎的被窝儿。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两个极端（10）
作为“明君”的李世民，晚年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不明”之处：
　　�r一是厌恶进谏。《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了文德皇后长孙氏象哄孩子似地哄着李世民的事迹。因为魏征爱提意见，太宗感到很不舒服，甚至在背地里恼羞成怒，动了杀机。于是文德皇后拽出“明君贤相”的“高帽儿”来拍马屁，李世民才没有让他“逆我者亡”。
　　�r二是大兴土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四月，李世民嫌京城闷热，便在临潼骊山顶上修筑了翠微宫。三个月之后，又指责宫室小气，辱没了大唐威仪，便重修了玉华宫。位于东都的“洛阳宫”本是隋炀帝吃喝玩乐的地方，李世民遂接管过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连同“飞山宫”在内的庞大建筑群，豪华气派，极尽奢靡。
　　�r三是贪恋酒色。贞观十年（636年）六月，36岁的长孙皇后死了，李世民愈发表现出贪恋酒色的本性。于是搜罗天下美人充塞内庭，后来的武则天也是这个时期进宫的。当时，小姑娘仅仅14岁，由于貌美乖巧，很快成了“才人”，皇帝末流的小老婆。为满足欲望，李世民连弟妹都不放过，弟弟李元吉死后，弟妹杨氏迅速成为李世民的枕边人；庐江王被杀后，他的爱姬也被迫钻进了太宗的被窝儿。
　　�r四是干涉史官。唐朝是修史最活跃的时期，李世民太在乎生前身后名了，他不但关心“兴替之鉴”，还干涉史官的独立性，经常暗示史官要　“秉笔直书”。这种举动，连武则天都嗤之以鼻，后来司马光也非常痛恨这件事，认为心虚的李世民给唐朝后来的皇帝开了个恶劣的先例。
　　�r更为可笑的是，唐太宗曾经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可后来他也开始服用方士提炼的金石丹药了。
　　此外，晚年的太宗还迷信佛教，派遣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事儿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了，再要抵赖，那如今西安城南的大雁塔便是很好的例证。
　　《新唐书？太宗纪》评论唐太宗的得失，认为太宗“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又汉以来未之有也”。但同时也批评太宗“牵于多爱，复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
　　幸亏唐太宗死的早（享年仅51岁），若不然的话，他由一个明主转变为一个庸主甚至暴君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第三节　不追求最好的“管”，要防止最坏的“管”
　　螳螂说：那个用螳臂挡车的家伙一定是脑袋进水了，
　　我们应该“搭车”才对啊！
　　在《红楼梦》第十三回中，有一段王熙凤梦中与秦可卿的对话。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佩，忙问道：“这话虑得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保永全了……”
　　应该说，曹雪芹是在借秦可卿之口，阐发一个古老的辩证道理。千百年来，人们总喜欢以自我为中心而把事情做到极至，“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东方红，太阳升”，施拉普纳曾经被我们中国的球迷们当成大救星，但后来又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当成了大骗子。而实际上呢，施拉普纳既不是大救星，也不是大骗子，而只不过是个足球教练而已。

第三章　两个极端（11）
有一位父亲特别疼爱他的大儿子，对于小儿子则怎么看都不顺眼。有一天，兄弟俩在一起读书，老大趴在书本上睡着了，正好父亲走过来，小儿子心想，这下父亲该夸我了吧。不想父亲却对小儿子说：“你要好好向你哥学习，你看你哥，睡着了还在看书呢！”
　　在管理活动中，我们也常常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认识一个领导，认为一个管理者要么是好领导，要么就是个坏领导。其实，好领导也有他的缺陷，坏领导也有他的好处。比如，人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个明主型领导，而不希望自己的领导是位庸主，但是，当明主的“高威”加于自己头上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他是个坏的领导，而当庸主把剑柄交到你手里的时候，你又会认为他是个好的领导。所以，假如你是个管理者，你千万不要梦想自己成为人人都爱戴的明主型领导，但是，你却要时时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有人欢喜有人愁的庸主型领导，一句话——不要追求最好，但要防止最坏！
　　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明主型领导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缺点，有缺点就容易做“坏事”。在足球场上，人们总是对裁判的判罚指指点点，有人甚至建议应该根据录像来判罚。但是，我们总不能一边踢球一边看录像，把90分钟一场的比赛延长到一上午或一天甚至更长吧？因此，对于裁判的某些误判我们要有必要的宽容。退一步讲，即使一个人能够像机器一样永远那么正确、永远不犯错误地运转，但他毕竟也会有懈怠的时候。
　　北京老张就在想，我们人类为什么要人为地设置些礼拜天啊、各种节假日什么的呢？不就是因为运转累了、懈怠了，找个理由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吗？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求一个领导“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呢”　？为什么非要求某个领导（包括我们自己）非要做个明主、永远是个明主呢？
　　小时候，当北京老张（不，那时候还是“小小张”）因为怕冷而赖在热被窝儿里不肯起床的时候，母亲就会先为我把棉袄棉裤在炉子上烤热，若还不起，她老人家就会毫不客气地掀掉我的热被窝，并在屁股上捶上几笤帚疙瘩。同样，一个庸主，当他感觉到棉袄棉裤与被窝儿里同样暖和，同时再辅以掀掉被窝儿的寒冷与笤帚疙瘩打在屁股上的疼痛的时候，我想，他可能就会从此不再赖床了。因此，一个明主不可能永远是个明主，一个庸主也同样有可能通过努力不再是个庸主。
　　1　最好的管难以实现，也难以长久
　　要想做一个高恩、高威、高德的明主型领导，你必须要看领导活动发生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必须要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
　　没有最好，只有刚刚好
　　有句广告词，说什么“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同时，也有人鼓吹什么“更快，更高，更强”。
　　是的，我们人类需要不断提高和不断超越。我比他更快、更高、更强，我明天会比今天更快、更高、更强，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不能超越生理极限和自然规律。
　　最好的领导不过是我们理想的一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要想做一个高恩、高威、高德的明主型领导，你必须要看领导活动发生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必须要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两个极端（12）
我们过去的管理者，完全无视自然规律和各种条件的存在，盲目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你亩产粮食一万斤，我比你更高，亩产十万斤、几十万斤！这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不知天高地厚，与“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何其相似乃尔！把客观规律当成一头温顺的小毛驴，不但要“螳臂挡车”，而且还要“螳臂驾车”！如果说不是不知深浅的话，那就一定是脑袋进水了。
　　于是有人问了，既然我们在客观规律面前如同螳螂与车一般，那么，我们难道就无所作为了吗？答案是，我们也不“挡车”，也不“驾车”，而应该主动顺应客观规律，来个“螳螂搭车”。
　　那么，怎么样去适应规律，怎么样去搭乘客观规律这趟车呢？那就要看你是一只什么样的螳螂了！如果你是只有钱或者可以公费报销的螳螂，你就搭软卧列车；如果你去螳螂大学上学的学费都是和邻居借的，那你就搭硬座车好了。当然，软卧自然会比硬座感觉“更好”，但你掏钱买票时的感觉恐怕就不那么好了。再打个比方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果你想吃桔子就去淮南栽树，这就叫顺应。看看我们的邻居泰国，由于搞西方式的*，现在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把本来生长于美国的橘子树栽在了泰国的土地上。
　　屁股决定脑袋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是指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对同一事物的感觉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是皇帝，坐在龙椅上你会感到威风无比，坐久了你也许会产生厌烦情绪；可如果你是大臣，看到龙椅上的人你会觉得既害怕又艳羡，有时甚至冒出“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凡人都想得道成仙，可玉皇大帝的女儿却耐不住天庭的寂寞冒着杀头的危险嫁给了凡夫俗子董永。如果您还觉得不好理解，那么，有一个段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人们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可美人不这么想，难道把美人都留给窝囊废不成？人们常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兔子不这么想，难道让别的兔子来吃咱的草？人们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鬼不这么想，难道让鬼干了活还不想给工钱？”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句子。北京老张要问你，如果你是贤臣，你是喜欢先汉呢？还是喜欢后汉呢？你当然喜欢先汉！但假如你是小人呢？
　　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明主与庸主是相对而言的，关键要看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恩的资源是有限的，是稀缺的。可是一旦不稀缺了，各取所需了，社会也就不需要管理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既然明主的“高恩”是施予特定对象的，那么，他也就只是那部分得到“高恩”的特定对象的明主，而一旦明主只是少数人的明主，那这个明主的寿命也就不会长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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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合资源（1）
在管理活动中，究竟哪一种领导类型更好，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关键是要与管理活动发生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具体情况相适应。同时，在同一个领导者身上，在其管理活动的不同时期，往往也具有其他领导类型的特质，而并不是纯粹的和一成不变的。总之，要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管理者所具有的自身素质，充分整合已有资源，把恩、威、德三板斧灵活运用和发挥，使现有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力。
　　“争，起于不足”。在豪强并起的乱世，各种帮派、山头儿林立，各霸一方，由于要在夹缝之中求生存，高恩、高威、低德的帮主型领导往往更能谋得容身之地，如刘邦、曹操、窃国大盗袁世凯之类。袁世凯在维新派与保守派角逐的关键时刻投入到慈禧和荣禄的怀抱，致使“戊戌变法”胎死腹中，实在是无德可陈。但是，他是靠什么窃取大总统地位，后来又复辟帝制、过了83天皇帝瘾呢？无非是高威，弹压异己分子；高恩，拉拢握有兵权的各路军阀。
　　民国初期，蒙古各亲王在前清肃亲王的煽动下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委任王怀庆为多伦镇守使征伐各蒙古亲王，两个多月后，王怀庆率领军队凯旋回京。为奖励王怀庆平定叛乱之功，袁世凯叫王怀庆将作战的各项开支列出清单后到国库报销。王怀庆统计之后的数字是一共花费40万元，但他想多报销一些以中饱私囊，就开了张60万元的军费报销单。第二天，王怀庆忐忑不安地拿着报销单去请袁大总统签字，谁知袁世凯看后往桌子上一扔说：“太少，回去重填！”王怀庆马上明白了袁世凯的意思，这是大总统在以恩惠拉拢自己呀！回去之后，王怀庆壮着胆子填了个“100万”！谁知袁世凯看后还说太少。当王怀庆拿着一张140万的报销单来到大总统办公室的时候，袁世凯这才大笔一挥批了两个大字：“准领”。
　　“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乱世向治世过度时期，由于社会积累尚未完成，就需要有带头吃苦、严惩投机倒把行为的低恩、高威、高德的清官型领导。建国初期，久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社会分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必须，“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胜利（陈毅语）”的中国百姓，继续用小车推着公粮支援国家建设，算得上是低恩了；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带头不吃肉，同时号召全国人民要艰苦奋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算得上是高德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始终对敌对势力保持着高压态势，并通过“三反、五反”集中打击试图动摇统治者地位的破坏行为，对于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分子，不管功有多大、位有多高，坚决处决、毫不手软，也算得上是高威了。就是靠这种清官型领导，中国社会完成了最初阶段的资本积累，从而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仓廪食而知礼节”。在治世，百姓富足、社会安定，不宜再搞大动杀伐，因此就需要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领导。比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大力强化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是为高恩；把领导人作为“玻璃缸里的金鱼”来进行监督和质询，是为高德；取消死刑或采取药物注射等手段执行死刑，是为低威。
　　应该指出的是，在乱世，社会财富更加贫乏，要想实现　“高恩”，就必须要有取有予，即以高威取之，以高恩予之，如，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整合资源（2）
第一节　乱世——高恩、高威、低德的“帮主型”领导
　　人们说乱世出英雄，其实应该是乱世出枭雄才对；人们又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在群雄逐鹿的角杀中，真正得天下的往往并非正人君子。
　　近来，索马里海盗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猖獗呢？合理的解释是，无政府状态的乱世是他们得以生长的土壤。
　　在中国，人们曾对改革开放初期暴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大多不过是些地痞、无赖、太子、官僚。尽管这话并不完全准确，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那个时期，真正靠“合法劳动”富起来的人并不多见。梁晓生有一部书叫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深刻剖析了那个时期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无情与血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北京老张去一家国营理发店理发，确实是大开了眼界。理发店门口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几块儿西瓜，看起来像是个西瓜摊儿。摊主是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光着膀子，北京俗称“膀爷”，胳膊上刺着几条青龙。为我理发的大姐说：“瞧人家这卖西瓜的多有本事啊，一个瓜少说能卖个百儿八十的，还多一半儿让他自己个儿给吃了。”我很好奇，便用心观察“膀爷”是如何卖瓜的：由于处在繁华地段，门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一个外地模样的中年男子从桌子前经过，“膀爷”用西瓜刀一捅，一块儿西瓜掉在了地上！“嘿，你丫站住，把哥儿们西瓜碰掉就这么走啦？！”“膀爷”一手持刀一手抓住中年男子的衣领……经过一番争论，中年男子被迫掏了十块钱作为赔偿。等男子走后，“膀爷”骂骂咧咧地捡起那块儿西瓜，用刀削了削，自己吃了。然后，“膀爷”重新切一块儿西瓜摆在桌子上，开始搜寻下一个“猎物”……
　　当然，与那些“官倒”相比起来，“膀爷”的生意就是小儿科了。一些太子、太女们只需借助老子的人脉开个条子，就可以稳赚“价格双轨制”的差价，比起卖西瓜来要轻松和体面得多。可是，为什么“官倒”和“膀爷”会横行呢？因为在社会转型的混乱时期，各种法规、制度都不健全，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是小人横行、君子倒霉的时候。有人将此现象编成顺口溜：“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
　　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其实应该是乱世出枭雄才对；人们又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在群雄逐鹿的角杀中，真正得天下的往往并非正人君子。
　　刘邦少时便是个泼皮无赖，楚汉相争时更是流氓气十足，哪有半点儿正人君子的气象？有一次刘邦兵败彭城，楚兵越追越近，刘邦嫌车重太慢，竟将自己的两个年幼子女推下车去。夏侯婴看见，急忙把两个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三次，刘邦说：“我自顾不暇，难道还要管两个孩子吗？”可是，刘邦虽然德性不行，但他却深通驭人之术。那么，他又是如何驭人的呢？也无非是适应乱世中人们的心理特点，恩、威并用而已：用恩，集聚人才；用威，消除障碍。
　　1。高恩，在乱世中聚集人才
　　知遇之恩所激发出来的士人的斗志是自觉的、也是纯粹的，但那些建立在物质利诱基础上的效力则是被迫的和消极的。
　　最划算的买卖
　　世间最划算的买卖，莫过于知遇之恩了。
　　群雄逐鹿，人才对于事业的成败十分重要，在三国时就有“卧龙（孔明）凤雏（庞统），得其一便可得天下”之说，所以刘备才不顾天寒地冻“三顾茅庐”。但是，大凡天下有才能之人，性情上都有些矜持和清高，而他们越是矜持、清高，越透露出他们待价而沽的迫切。姜子牙垂钓渭水之滨，意不在鱼而是要钓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