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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责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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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程序改革一样，这个问题看上去也像个技术问题，它通常被看成是个效率或者效力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权力问题，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联合国最强大的成员国（美国）和它的第二大捐资国（日本）的一个持续要求，也是因为管理问题往往是较小的国家在联合国系统中可以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地方。
对于联合国内的非美国代表来说，美国执著于管理改革常常显得似是而非。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议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在2005年发起针对联合国在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可能存在不当行为所发起的强大攻势，是针对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一种政治报复。他在美国大选期间所发表的演说，显得他比较倾向*党的候选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关于这一丑闻的调查显示，对联合国秘书处官员*行为的指控证据不足，但是却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存在不当行为。
沃尔克确实发现了实质性证据，证明秘书长管理不当，特别是在人事问题上。作为回应，也是在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强大压力下，安南表示要彻底改革，把秘书长更大的管理权限与更大的责任和监督联系起来。其中的核心是一系列建议，要把管理权限从一个由成员国组成的预算委员会，转移到秘书长本人，从而使他不仅成为这个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而且还是它的首席外交官。10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负责说服其他联合国成员，要它们相信这些建议中的改革不只是设计出来提升美国在联合国的权力的，但这一工作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博尔顿和他的继任扎尔梅·卡利扎德（Zalmay Khalilzad）继续推动这些改革，但是一直没有进展。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改革方案则是泥牛入海。11
对于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来说，管理问题首要的不是关于效率和效力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对此，美国的政策一再予以忽视。一目了然的现实是：小国唯一能够对联合国秘书处施加影响的地方就是预算进程。这个进程采取的是一致表决程序，每个成员（绝大多数成员是小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美国坚持要这样做的：里根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引入了这个由联合国秘书处负责的基于一致表决的预算进程。12所以对于那些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否决权、在秘书长选拔事务上没有否决权、在主要政治行动上也没有事实上的否决权（美国和其他大国就拥有这种权力）的许多国家来说，唯一可以行使权力的地方就是在预算委员会。这样，美国在说服其他成员国给予秘书长更大的预算控制权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就毫不奇怪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10）
如果让联合国在管理跨国威胁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要求它高效并具有效力地发挥这种作用，是公平和恰当的。但是这里也同样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最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了一个新的倡议，重点在于加强责任建设。在这里，责任有不同解释：在秘书处内部，指管理的责任；在秘书处和成员国之间，指彼此监督的责任；对成员国而言，指履行对联合国承诺的责任。尽管有关这个建议的细节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详细论述，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起点：所有的权力拥有者都被要求具有可信性，而不是试图在没有人关注的讨价还价的情况下，将权力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至于预算，这种做法设想把预算进程放在阳光之下，每个国家是反对还是赞成某项支出的做法，都可以被仔细地加以观察。
这一行动可以扩展到联合国秘书处之外，包括联合国在安全和发展领域的行动机构；责任建设对这些机构也是有帮助的。这是联合国最直接地能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联合国最费钱的地方。尽管联合国总部的确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40亿美元多一点的净预算，比起联合国发展和人道主义机构2007年在维和行动上花费的250多亿美元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争取形成改革联盟的前景确实存在。抵制秘书长关于改革联合国总部建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更乐见联合国在维和行动管理方面的改革。13最近，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宣传鼓动活动，要求那些职能在于促进较贫穷国家发展和能力建设的联合国机构，增加透明度和可信性。即使是那些与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角色关联不大的西方援助国，也对这些机构的可信性以及它们如何使用捐款等透明度问题，具有同样的兴趣。
为了形成这个改革联盟，美国和日本必须在一个核心国家集团中构筑共识，推动将这个倡议从观念变成现实，包括我们这里建议的16国集团，当然并不局限于它们。16国集团成员，还有其他国家，14可以承诺支持秘书长的倡议，努力推动将其扩展到包括其他联合国花费最大的十项行动上去，这些活动都还不是秘书长直接管理权限内的事情（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各种项目的管理权，实际上不在秘书长手中：它们中的每一项都是由一个分立的成员国董事会系统管理的，因此，秘书长关于责任建设倡议的细节，还必须分开来一个个的谈判）。目标应该是，在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救援、发展、健康、食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等各方面许多复杂的监管和协调问题上，进一步增加效能、效率和透明度。15
权力与地缘毗邻性：地区层面的安排
除了16国集团和联合国之外，地区组织在管理和落实安全议程方面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许多案例表明，它们往往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组织。就像任何邻里一样，安全环境总是邻里之间的共同利益。当然，有些地区，明显的如中东地区，仍然被历史上的不信任所撕裂，以至于安全领域的有效合作仍然缺失。在这些方面，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和像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全球机构的介入，对于塑造合作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有效的地区机制（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对于保证国家遵约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在不扩散领域，还是在冲突管理方面，机制都是一样的。全球组织是从事管理性和规范性工作的工具，有时也是做出反应和采取行动的枢纽。但是，保证国家遵约，特别是在处理不断升级的危机时保证遵约，常常需要外交上的劝说和施加一定的压力。这样的努力并非只存在于全球层面，也同样存在于地区层面。只不过在地区层面上的这种努力，可能没有全球层面上多而已。有两个基本原因可以说明问题：大体上，国家在经济上与地区层面的联系比与全球的联系要更为紧密；政治精英在地区层面比在全球层面上的交往与联系更为广泛，对彼此的国内政治形势也了解的更多，因而也就更有能力进行道德上的劝说。欧盟在消除乌克兰危机时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在几内亚阻止危机发生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两个近期的例子。六方会谈在朝鲜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11）
地区组织还帮助提供地区公共产品。这一功能至关重要，因为尽管许多威胁具有全球根源，或者说可以从全球角度寻找因果关系，但它们主要是从地区层面被感知的。在发展与环境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区域内国家通常是在共同的环境或气候体系中生活在一起的。在像恐怖主义这样的安全问题上也是一样，因为现代恐怖主义威胁的跨境本质特征是，在实际组织内的真正的恐怖主义通常是集中在一个地区或者次区域地带的。即使像传染病这样的全球现象，也都往往具有地区集中的特征。
有一些案例表明，地区组织为危机的快速反应提供了机制。可以说，联合国是全球唯一的危机处理系统。对它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业。而且，从其全球快速反应能力来看，它始终存在着装备不足、资源有限的问题。而地区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即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更为接近，从而可以对突发性危机做出快速反应。不断加强相关能力的建设，将是任何一个有效多边体系的中心内容。
最后，地区组织在界定负责任主权概念方面也发挥着带头作用。在这方面，三个地区组织表现突出。非洲联盟承认，地区内任何一个国家都拥有对自己的公民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责任，非盟的宪章允许它对内部危机做出集体反应。在真正实现民族国家决策一体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走得更远的是欧盟，它支持共同的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尽管还不能说欧盟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外交政策。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在界定*的标准方面，一直走在前列。
某些地区努力需要得到持续的支持。关于非洲联盟，我们相信，对于非洲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危机处理能力来说，美国的承诺是根本的保证。美国和非盟的其他主要捐资方，应该认真对待它们在2005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上对非盟十年能力建设计划所做出的承诺。这就要求它们不只是采取一种通常的做法，而是需要多年从立法上保证提供财政资源，同时还需要持续不断的政策关注。
亚洲也不存在关于新地区安全机制的灵丹妙药。目前亚洲存在各种各样变化不定的区域和次区域机制，当然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最明显的代价，就是大国所采取的“闲逛论坛”（forum shopping）式的行动。但是，机制繁杂也是对地区和次地区权力变动所做出的反应。美国完全忽视了亚洲地区机制的演变，致使某些亚洲国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调整政策，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阻挠美国的行动。尽管如此，美国的政策对于东北亚地区和亚洲各国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美国的政策必须考虑到需要亚洲国家介入对全球挑战的管理，避免大国之间的对抗，也需要在这个关键地区促进合作而不是引发冲突。一个*度接触战略，而不是幻想寻求遏制中国，更有可能服务于美国的利益，避免该地区或次区域的冲突。
在中东，在发展地区安全机制方面，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也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美国的政策也应该更具操作性。正如本书第十章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认为，在中东地区安全问题上，非常迫切地需要美国采取主动，这应该成为下届政府的首要行动。
欧洲和跨大西洋联盟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12）
欧洲地区的制度安排与其他大陆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讨论欧洲时，同样重要的是，需要重视跨大西洋联盟的全球作用及其制度表现形式——北约。欧洲日益紧密的一体化和大西洋联盟的运转，对于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刚结束后的国际秩序建设做出了贡献。在建立有效秩序管理跨国威胁方面，它们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欧洲地区制度安排的不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欧洲国家决策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仅从金融领域欧洲所占的比重而言，欧盟就是一个全球性而非地区性的角色。欧盟在调停斡旋（通过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体现）、民事力量部署、力量投放（以欧盟战斗部队的形式）等方面行动能力的发展，不仅对欧洲的安全，也对全球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很多年里，美国对欧盟发展自身力量结构的做法一直采取抵制的态度。直到晚近，美国才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欧盟自身力量的发展并不必然对北约造成损害。
与此同时，北约在成员、职能和地缘几个方面，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发展进程中。在本书关于冲突管理与恐怖主义的章节里，我们会讨论北约在处理跨国威胁上可以发挥的各种作用。尽管来自苏联的对领土的共同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但共同的价值观仍然是北约成员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然而，由于将“全球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联系在一起，北约是否能够对面临的安全挑战形成共识，仍然是对它的严峻考验。北约未来发展的关键，取决于其成员国能否在阿富汗赢得胜利问题上重建共同目标、重构共同利益。
在本书中，我们很少关注北约，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感到北约已处于边缘地位，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还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曾经忽视过北约。北约已失去了发展的新目标，例证就是阿富汗。但是，我们认为，在一个基于负责任主权的国际秩序中，北约仍然是美国和欧洲安全的一个中心支柱。北约将继续发挥作用，最可能的领域恰恰是在人们谈论越来越多的发展联合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方面。
权力、遵约与强制执行
本书阐述的核心观点是，各国将重新界定主权以承担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国家对自己公民的责任、对其他国家的责任以及对国内行为所导致的外部性后果的责任。各国将同意承担这些责任，并期待其他国家也做出同样的承诺。国际秩序因此将建立在可预测的国家行为的基础上，这种可预测性正是基于负责任地行使国家主权这一原则。我们在第一章所称的“应然行动”的规范，将转变为“实然行动”的规范。
在为撰写本书所进行的整个磋商过程中，我们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国家根本不负责任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要由负责任主权国家一起来决定。我们所描述的秩序，是一个自我执行的秩序。也就是说，没有利维坦或超国家权威来神奇地维持秩序。至于说到目前的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国家总是视其自身利益来决定遵守与否。当发生不予遵守的情况，则取决于其他国家强制执行这些规则的情况。
有几个途径可以使国家最大限度地遵守谈判达成的负责任主权义务。通过创立制度，国家可以就各国落实协议承诺的情况获得可信的、不带偏见的信息；通过建立机制，可以帮助解决不遵约的行为。主要大国还可以通过制定战略来强制执行遵约，包括合法使用武力。 。 想看书来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13）
在我们所阐述的秩序中，包括今天的现实也是如此，强制遵约往往来自于强大的国家。和今天一样，强制执行取决于强大国家是否有能力就何时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达成共识；也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协调使用武力和外交来实现遵约的能力；还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别人认可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未来，建立在负责任主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关键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制度化合作，从而提高执行能力。
信任但要核查，不确定时进行裁决
毋庸置疑，任何建议中的国际秩序都必须促进有能力创立这个秩序的那些国家的利益。如果国家相信互惠和相互遵守规则是彼此长期获益的基础，那么合作所能展现的前景，就是促进这些国家遵约的力量所在。国际秩序的基本保证应该是所有国家都相信，如果它们不遵约，其他国家也不会遵约，那么所有人都会遭受损失。当然，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行使自己的主权，以不遵约来对付不遵约。
当制度失败的风险和代价高昂的时候，国家通常会选择避开不遵约带来的有限的短期获益。但是，国家也希望对其他国家的遵约怀有信心，就像它们自己遵约一样。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是分散的，是掌握在缺乏共同历史、缺乏成熟的深度合作的国家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里根总统“信任但要核查”的指令就成为在非常敏感的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的基础。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威胁来说，同样是如此。因此，应该依据不同的问题领域逐一建立不同的机制。国际制度具有实施监督和增加透明度的功能，这样就可以使国家放心，它们的对手在兑现承诺上也是说话算数的。
在某些问题领域，已经有了建立监督机制的基础。在第五章，我们会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查国家执行不扩散条约义务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会讨论《附加议定书》和更多的资源如何加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能力，使其能够做好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进一步扩展权力，以便监督和报告各国的货币政策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各国执行《国际卫生条例》的情况，这个报告是开展生物安全斗争方面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如何监督国家执行安理会授权的行动。这些行动或许是安理会实施的制裁行动，或许是它所要求采取的更广泛的措施，如反恐和防扩散行动。这里，联合国安理会收集国家必须报告的信息，并发表这些报告，授权反恐委员会执行局（Counterterrori* Executive Directorate）不断深化它的分析和评估能力等。这些简单的举措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形成了国内国际的必要压力，促使国家兑现承诺。
在公民社会日益发达、负责任主权的标准界定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详细审查、信息提供和市场选择可以帮助形成关于遵约的实质性压力。公民社会的很多团体具有监督国家行为的机制，并表现出真正的发展前景。明显的例子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做的工作，它就*问题发表高度可信的报告。还有“金伯利进程 （Kimberly Process）”，它监督国家和开采业的遵约情况，以打击“血汗”钻石。在像气候变化和*问题这样的领域，这种机制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而且是那些正式机制难以做到的。人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建议的秩序中，一个非政府的负责任主权指数体系会监督各国政府在应对本书中提到的各种跨国威胁方面落实各自承诺的表现。。 最好的txt下载网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14）
国际秩序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搜集和发表公民或私人这类非国家行为体的信息。在第四章里，我们讨论了一个个案。这一个案说明，现有私营部门的自我报告机制（个案中的例子是国际标准化组织——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如果得以使用，就可以在减少碳排放量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即使拥有可靠信息，国家之间对于如何衡量遵约也会不时出现分歧，因而需要解决争端的办法。在某些问题领域，如贸易领域，各国创造了一种正式的机制，对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裁决。当合作的长远收益高，且存在着对制度失败可能导致高昂代价的明显担忧时，机制往往能够成功。例如，即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强制国家遵守它的裁决结果，国家也会接受裁决，因为国家看到参与和维护自由贸易能够真正服务于它们的自身利益。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观点：决定加入国际仲裁机制是不会削弱国家主权的。
不可避免的是，各国必须让那些不遵守自身承诺的国家付出代价。与负责任主权的内容一样，成本问题和遵约机制也将由各国根据不同问题领域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规则、成本、程序必须是清楚的、透明的、前后一致的。如果国家向一个裁决机制注入权力，那就应该遵守它的决定，从而使它成为一个可信的机构。
使用武力
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上重塑可预见性，是基于负责任主权的国际秩序的关键部分。核心是两个有争议的问题：谁将授权使用武力？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行使武力？
在人道主义领域，联合国安理会在面对卢旺达种族屠杀的情况下决定撤出其部队，联合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这两个事件加在一起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讨论内容涉及是否应该建立可以授权人道主义干预的其他组织以及关于“保护责任”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要谈到的，当国家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保护其公民免受大规模杀戮和暴行的时候，国家的保护责任就转移到了国际共同体。当然，如何理解保护责任这一概念仍然会存在重大分歧。不过谁都同意安理会可以授权军事行动，以保护民事暴力中的受害者。许多政府也同意，地区组织同样可以授权这样的军事行动。16
在各地区有差异的接受负责任主权规范的情况下，确立辅助性原则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在界定对地区内国家的期望方面，各个地区处于实际的主导地位。新的地区宪章正在形成之中，其中，各国一致同意国家如何对待其公民是其主权的核心责任。随着这些趋势变得日益强大，地区授权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也就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几个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如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欧盟和北约；在海地问题上的美洲国家组织；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问题上的西非经济共同体；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欧盟；以及在所罗门群岛问题上的太平洋岛国
论坛。
另一个有较大争议的讨论是，面对可能造成大范围人员伤亡的恐怖主义袭击，是否可以预防性使用武力。与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对预防性使用武力和先发制人使用武力进行了区别。而且，我们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先发制人使用武力属于面临一种紧迫的威胁而预先行使自卫权，这已涵盖在《联合国宪章》的第51条中，该条款认为这是国家自身防卫的内在权利。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15）
预防性使用武力涉及的则是威胁并非紧迫的情况。预防性打击的理由，以及布什政府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采纳预防性力量的做法，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即考虑到恐怖组织有能力拥有可以造成巨大伤害的核武器或生物武器，以及考虑到威慑很难对这类组织产生作用的事实，国家有理由在任何这类组织构成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意义上的紧迫威胁之前，对其采取行动。
这个问题促使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任命了关于威胁、挑战和变革的名人小组。这个小组规划了一条实用路线，它否定了预防性力量学说，并提出了实用的建议，“如果有充足的理由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并有确凿的证据，就应将其提交给安理会。如果安理会同意，可以授权采取军事行动。如果安理会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必然是有时间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劝说、谈判、威慑和遏制，然后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17
这里使用的语言含蓄地承认了可能存在极端的情况，当一个国家认为其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巨大威胁时，在缺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在安理会框架之外采取行动。但是，最好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再去处理，而不是试图在特例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国际法。
布鲁金斯学会18和胡佛研究所19的主要研究结论也强化了这一立场。这两个机构的研究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了实质性的磋商，考察了各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可以预防性或者先发制人的方式使用武力。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发现，对于恐怖主义行动的威胁，使用武力实际上可能是有问题的（见第八章）。同时，胡佛研究所的项目将研究的重点明确地放在了预防性使用武力的问题上。研究发现，有充分理由表明，在采纳预防性学说上应该非常谨慎。这些研究的结论是，美国和其他决策者在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估时，应该慎之又慎。诸如失去盟友、缺乏合法性、侵蚀国际秩序等损失，实际上超过了预防性使用武力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利好。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是一回事，武力的实际和有效使用则是另外一回事。眼下，因为人道主义理由而使用武力比任何其他理由都更具合法性，但是就像我们在第七章所描述的那样，国际行为体往往缺乏能力来承担这类保护责任。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在处理朝鲜和伊朗这样的难题时，将联合国安理会挥舞大棒的做法与促使国家在国际安全上遵守核心义务的多边和双边战略结合起来，是极端困难的事情。
然而，朝鲜和伊朗的例子表明，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秩序，当它被付诸实施的时候就是对现有秩序的改善。要想使任何战略奏效，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必须参与其中。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过去七年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试想，美国和其他大国、新兴大国之间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合作，这种合作建构了持续发展的关系和网络，达成了关于威胁的共同理解。试想，如果美国不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开展具有创造力的外交，不论从双边还是多边的角度帮助加强了国际制度。试想，美国被其他国家视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负责任的国家。这种秩序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描绘的秩序，是建立在16国集团和业已改革的联合国安理会基础之上的秩序。这种秩序可能促使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制定更具活力的战略，使其能够最大程度地遵守国际承诺。
结？论
16国集团与国际秩序安排中的任何倡议都有所不同，因为16国集团最具潜力成为一个游戏的改变者。它认可了全球力量的大规模转型，并成为驾驭这种力量以促进全球更大范围合作的工具。它为美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创立了一个平台，就众多复杂困难的问题塑造共同利益，为负责任主权制定共同的标准。
现在，我们从讨论权力转向讨论责任。在下面各章中，我们将负责任主权的原则运用到当今那些最令人烦恼的威胁上面，从全球气候变暖，到贫穷和经济不稳定；从核武器到致命性传染病；从内战到恐怖主义。我们建议进行各种特定问题领域的制度安排，以便提供合法性、动员各种资源、为实现共同目标协调各种行为体的行动。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清楚表明的那样，针对威胁的解决办法，没有那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较之解决核不扩散或致命性传染病的问题来说，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各种行为体、各种原则、各种力量的不同组合。但是，当人们认真观察每一种威胁的时候就会清楚地看到，尽管16国集团的成员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要有效地应对威胁，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为体。这一点已经持续不断地显现出来。
抑制气候变化（1）
气候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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