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责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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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需要持续有效，而不能成为任何大国的权宜之计。
　　国际体系的领导需要为人表率、需要享有良好的声誉。我们要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使用权力需要具有合法性。最强大的国家在服从国际规则方面不能随心所欲。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遵从国际承诺、进行自我克制，美国就会得益。但美国自身也必须信守承诺。这些问题涉及美国与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新兴大国关系的实质。在美国与中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问题也关系到美中关系是走向冲突还是保持和平竞争。中国和印度是认识到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符合自身利益，还是对其置之不理？如果是后者，则会伤害美国的未来利益。
　　在美国外交史上有着重大的自我克制案例。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十分明白，美国自愿限制单边实力在国际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杜鲁门在1945年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最后一次全会上说：“我们都必须意识到，无论我们的实力多么强大，都绝对不能为所欲为。”18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同意进行自我节制，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也确实是很好的实例，说明强国理解损人利己的贸易政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它们愿意建立国际制度来约束国家行为。结果是美国经济也从这样的国际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问题的另一面：美国领导的必要性
　　一方面，美国决策者需要重新认识国际组织给美国带来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要认识到美国领导世界的重要意义。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美国的强大使得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从中获益。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这些国家中多数要求并接受过援助，以应对公共卫生方面的突发事件。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希望看到大规模的核扩散，都依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总之，这些国家都可以从强大的美国所提供的开放经济和全球公共物品之中获得利好。19
　　如果没有美国的金融支持，提供重要国际服务的国际组织就会失去效力，在公共卫生保障，贸易、旅行和安全监管，发展援助，难民管理，*监控等领域都是如此。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捐资国，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预算的25％是美国提供的，其他知名国际机构自愿认捐预算的50％来自美国。美国虽然没有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还是提供了全面禁试条约组织1/3的预算。
　　美国还提供了其他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公共物品。例如，美国仍然是科技创新的领头羊，整个世界都因之而得益。20
　　在国际安全领域，各国政府仍然重视美国权力和领导地位带来的好处。美国军事力量保护了国际贸易通道的安全，保护盟国和其他国家免于海上重要通道（比如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危险，免于世界石油运输阻断后带来的经济崩溃。21如果美国不承担这样的责任，全球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10）
在阿富汗，即便美国在2001年傲慢的拒绝了北约的帮助，但打击塔利班军事行动的迅速胜利赢得了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合作。尽管美国政策多年来不得人心，美国的参与在限制伊朗和朝鲜核野心的多边谈判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的确，这两个案例说明，当前人们讨论美国对外政策的“多边”或“单边”实质的时候，伊朗和朝鲜这两个案例既充满讽刺意味，也导致了困惑。在伊朗和朝鲜，大国和美国的主要盟国都抱怨美国拒绝与这两个当事国直接谈判的做法。在这两个案例中，美国挥舞大棒，强调要进行制裁，明示或暗示威胁使用武力。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则认为应该使用丰厚胡萝卜政策，这就是美国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直接和积极的关系。
　　即便是在中东，虽然美国政策跌落到极其不得人心的地步，但是这一地区的国家最终意识到，无论是要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还是要化解使该地区动荡不安的其他边界和权力争端，美国的介入都是不可替代的。
　　在未来的20年里，要保障国际稳定与繁荣，美国的权力与领导是不可或缺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具有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不仅是金融枢纽，而且是金融要地。以人均计算，美国在消耗矿物燃料方面超出了任何一个主要大国。世界需要美国积极使用其资源，帮助解决跨国威胁问题。如果美国在气候变化、核安全和金融动荡等领域里阻碍国际应对这些问题的进程，世界就无法取得较好的、可持续的全球性结果。
　　世界权力的转移要用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不能保证，50年之后的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但一定会与那些简单预测所描绘的不同。没有几个学者能够预测到冷战和两极世界的终结。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日本而不是中国在将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
　　如果达成应对跨国威胁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要重振国际组织、使其更加有效，就需要美国的领导，舍此没有其他可行措施。至少在未来20年里，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具有与美国相当的实力来聚集全球性联盟、影响国际行动、提供安全保障、组织集体行动。
　　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应该成为一个有益的反面教材，告诫新兴大国不要重蹈覆辙。在新兴大国中有不少声音，庆幸美国的过度扩张，认为美国时代即将告终、新兴大国占据首要地位的新的权力结构即将出现。这些人期盼自己的国家能够不受国际限制、自由行动。这恰恰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越来越明显的行为。
　　如果说任何具有全球愿景的霸权国要汲取经验教训，过去15年里美国的做法就是最令人清醒的药剂。21世纪的头几年已经证明，单凭军事实力是无法消除威胁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带来的是傲慢、诱惑和过度扩张；在一个充满跨国威胁和安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国家安全和主权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得以保护。
　　如果重振国际合作的努力迟滞不前，其成本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国际合作的黄金原则是防患于未然。对于跨国威胁，这意味着，在发生使用核武器或是生物武器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攻击之前，在发生导致成千上万人致命的严重流感之前，在出现足以导致滥用尖端生化技术的安全威胁之前，在诸多国家获取核武器且其中某个国家违反核禁忌之前，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行动。。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11）
气候变化也是紧迫的关键问题。正如我们在第四章里要阐述的那样，世界经济体继续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这会决定今后30年的能源使用、运输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如果这类投资的模式不能得以改变，温室气体排放到2015年将达到高峰。这样一来，到2050年就会出现人为的环境灾难，这将无可挽回地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导致洪水、饥荒、疾病和冲突。
　　应当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来应对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时间拖得越长，解决问题的困难就越大。我们不能侥幸地假定，一旦有某个这类问题发生，其后的国际合作自然会变得容易起来。如果恐怖主义分子使用了核弹，重要国家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并且会对国际组织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国际组织软弱无能、不可信赖。如果发生了流感疫情，国家会意识到需要合作，但采取有效行动所必需的资源却是严重匮乏。
　　其他国家会提出我们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对美国民众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安全和繁荣怎样才能得到保证——是加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并因之重振国际合作，还是维持现在的状态？比如新兴大国可能会认为，20年后国际形势对它们会更加有利，但是它们必须向自己提出问题，在这20年期间它们如何使自己免受跨国威胁的侵扰？如果20年后国际权力格局仍然会像今天一样扑朔迷离、变化难测，它们又该怎么办？当一个国家权力上升的时候，难道就会断定上升趋势永远不会发生变化？断定不会出现增长中断、权力下降或是停滞不前的现象吗？
　　美国不会像格利佛一样被捆绑起来；美国会承诺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义务，当然，条件是必须使美国相信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国家，美国的行为可以促成也可以破坏国际合作。近年来，美国决策者认为，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是小人国式的国家试图束缚美国这个格利佛的绳索，所以对国际规则和国际法不加区别地置之不理。的确，有的国家将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视为约束美国的一种方法。但是，这样的做法都没有成功，无论美国是共和党还是*党当政。美国决策者像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一样理智，如果其他国家试图把美国套入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安排，它们是会保持很清醒的认识的。
　　刚才我们使用了《格利佛游记》中的比喻，还有一部文学作品的比喻，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反思美国对国际规则的承诺。这就是尤利西斯和塞壬（Ulysses　and　　the　sirens）的故事。要抵御单边权力这一塞壬妖歌的诱惑，美国决策者必须重新思考美国的长远利益，将美国权力系于国际秩序这条大船上面。美国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单边主义诱惑是很强的，也会经常出现。但是，这样的诱惑往往使人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单边使用权力会引起众怒和抵制。“二战”之后，美国明白了一件事情：要使自己强大的权力合法化，必须进行自我约束，这样做才能符合美国的利益。
　　对于想把美国权力置于国际组织框架制约之中的国家来说，历史的经验也是明显的。它们必须说服美国领导人和美国民众，使他们相信，有效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会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伊拉克战争的经历和其他单边行动的代价已经开始起到这种说服作用。但是说到底，真正能够说服美国的还要看其他国家怎样回报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投入，它们自己怎样对国际合作做出贡献，比如在制止核扩散、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反对恐怖主义，以及防止新的致命性疾病蔓延等方面。最好的说服是承诺并采取能够产生结果的行动。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12）
更加有效的国际体系能使其他国家有着更多的发言权，但是通往这一国际体系的必经之路是华盛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今天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并没有反映国际权力格局中已经发生的重大权力消长。印度、日本、巴西等国家仍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存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中国这样的经济巨人由于被排除在八国集团之外也会感到气愤。进而，全球金融权力重心向亚洲转移，如果在国际金融组织的管理和功能方面不能反映这一权力重心转移的现实，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重新界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监管、指导和刺激投资的作用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亚洲崛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必须予以充分考虑。亚洲国家代表性不足不仅会损伤这些国家的国家荣誉，还会剥夺了它们为建立一种与其权力和影响相匹配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的机遇。对于全球来说，这都是一种损失。
　　要想对国际秩序作出重大调整，没有美国的领导作用是无法实现的。关键是要说服美国领导人，让他们认识到，在国际制度框架内的决策必须反映国际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比如，印度、日本、巴西、中国和南非等国是可以对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
　　在国际秩序中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同时也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尼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　和莫娜·萨特芬（Mona　Sutphen）　深刻地分析了美国与其他被称为关键国家（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人认为，虽然在国际事务中这些国家都“希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并不清楚它们愿意为这一席位付出多少”。22对于21世纪的国际秩序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这个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必须考虑更广泛地参与重要国际组织。当然，美国担心这种参与会削弱自身的影响力。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国际组织与发言权以及合法性密切相关。对于美国来说，国际组织的主要功能是能够产生结果。这两种立场虽然不是天生相互矛盾，但是，更大的参与国际治理是否会导致全球重大问题更加有效的解决，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回答在于印度、中国、巴西和南非等新兴大国的政策、贡献和行动。进而，这些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声望都在上升，也就会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监督和批评。如果它们自己变成了驾驶员，搭便车也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从令人不安的事实到令人踌躇的决策
　　美国与主要大国以及新兴大国都会从一个重振活力的国际秩序中获得利好。我们相信，负责任主权是建立这种秩序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可以指导我们建构管理具体事务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以便解决全球性问题。但是，在建构这一秩序的过程启动之前，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令人踌躇的决定。
　　美国需要率先创造一种国际制度环境，使新兴大国在国际安全制度领域有着更大的发言权。欧洲会抵制联合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内的任何制度变革，因为所有改革方案都会削弱欧洲的地位。以欧洲在全球经济、人口以及实力等方面所占的份额而言，欧洲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过多。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居于领导地位，这不能反映变化中的全球金融格局。日本不愿意中国进入扩大了的八国集团，除非中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不愿看到自己在刚刚参加的八国集团中的地位被削弱。要打破目前这种在全球治理方面出现的僵局，取得更好的结果，美国必须带头。即便美国不习惯在世界舞台上与他人分享权力和影响力，也必须这样做。美国需要重新制定自己的对外行为准则，更多地关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新兴大国，因为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着新的影响力。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13）
有些国家会在全球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对于他们来说，颇费踌躇的决定来自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要说服美国建立一个使美国自愿施行自我约束的国际秩序，要说服美国更多地参与全球的决策进程，就必须向美国表明，这样做最终会使美国得益。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宣誓就职之后，他要面对一个重大的矛盾情景：一方面是现在的局势要求他处理的各种危机，另一方面是美国盟友和新兴大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国际组织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无论美国新政府的长期目标是什么，是重振国际安全机制，还是为基于负责任主权原则的持久国际秩序打造基础，从第一天开始，它都必须应对上一届政府遗留下来的一系列急需处理的危机。阿富汗和伊朗需要继续得到关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基斯坦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危机可能升温。伊拉克和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将继续成为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棘手难题。从根本上说，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外交努力是否可以导致伊拉克问题的政治解决，逐步将责任移交到伊拉克政府手里。但这一问题往往被人们忽略。
　　无论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如何讨论重振国际合作，大中东都会是无可回避的棘手问题。从实用的观点来看，美国需要知道，怎样重建国际秩序、加强国际组织才能有利于伊拉克的稳定，才能使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才能在阿富汗打败塔利班，才能支持建立一个有信誉、可持续的阿富汗国家。
　　对于许多主要大国来说，要帮助实现这些目标，也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它们需要帮助美国从它们反对的伊拉克战争中脱身。有些国家可能需要暂时搁置眼下的经济和能源利益，团结一致反对伊朗的浓缩铀计划。有些国家可能需要向阿富汗派兵，积极参与在阿富汗建立非军事国家的进程。
　　为什么对于主要大国来说处理大中东事务需要克服巨大困难呢？我们在第十章里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简单地予以说明。大中东地区是一个考验大家的地域。对于美国新政府来说，它将考验新政府的外交努力、谈判能力以及对国际秩序的承诺；对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来说，它将考验这些国家是否愿意以自己的参与和承诺回报美国的行动。参与解决大中东事务会帮助巩固国际合作，同时，一个稳定的中东也符合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
　　结？论
　　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宣誓就职。这将开创一个机会，启动建立一个可以有效应对当今跨国威胁的国际秩序。美国重新承诺建设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这种承诺是真实的。奥巴马总统可以使美国人民接受国际合作的议程。美国人民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受到尊重，愿意在全球社会发挥领导作用，愿意美国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以便使他们自己感到更加安全。美国单边主义已经损害了美国的所有核心利益，美国人民终于也明白了这一点。
　　超过75％的美国民众对美国失去其他国家的尊重这一事实表示关切。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希望改善美国的形象。美国人民明确否定了单边主义，同时，他们又不十分清楚，以公平合理的尺度衡量，美国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在多大的程度上进行国际合作。美国选民相信，美国需要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但是他们也认为，当下，美国不应该“傲慢无礼”，不应该成为世界的　“警察”，而是应当成为*楷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14）
现在，美国对国际石油的依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全球气候变暖等事项是美国选民高度关注的问题。虽然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强大并且安全”，但是美国民众也希望美国在强硬手段和外交努力之间保持平衡。23
　　我们并没有说奥巴马总统应当不加区别地服从现行的国际组织。现在的许多国际组织都需要改革，如果美国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那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进而，我们意识到不仅仅是美国需要重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做出承诺，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也往往无视自己的承诺，损害而不是加强了国际合作机制。
　　奥巴马总统应当做出这样的声明：美国愿意努力建设国际秩序，使之能够有效应对国家安全和集体安全面临的新的挑战，能够保障人的尊严和负责任主权这类核心价值观。进而，很关键的一点是，奥巴马政府要做出承诺，一旦这样的秩序建立起来，美国会遵守秩序规则。奥巴马总统应该强调，这样的国际秩序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是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如果美国更有信心地认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那么，美国就会逐步降低附加条件，加大自己对这一秩序的承诺。
　　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在当今时代，没有一个美国政府，在涉及保护美国人民的问题上会施行自我约束。他们认为，即便是克林顿总统也坚持认为“可能时采取多边主义，必要时采取单边主义”。我们理解，所有的国家元首，无论他们代表什么类型的国家，都需要在危机状态下自主采取行动的自由，都需要在单独行动成为保护国民安全唯一手段的时候采取单边主义。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明示的原则（成员国的自卫原则）。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国际领导地位意味着美国必须做出四种基本承诺：第一，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第二，提供资源，鼓励其他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并参与其活动；第三，努力寻求外交手段化解危机；第四，建立健康有效的国际制度，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美国单独行动的可能。
　　国际上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现在许多国家不会再相信美国，不会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无论谁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无论美国发表什么声明，甚至无论美国出台什么新的政策，都将会是如此。还有些人会说，其他国家也会采取单边行动，或是组成新的联盟抗衡美国权力。毫无疑问，有的国家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我们认为现在的事实是，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仍然认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是有其内在价值的，仍然承认美国权力是维护国际秩序不可替代的资源。进而，这些国家仍然愿意建设性地参与美国领导（但不是美国统治）的国际体系。
　　美国对外政策发生巨大变化是完全可能的，其他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有能力对这种变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们对美国重返国际组织的反应有助于美国持之以恒地坚持多边主义，因为这不仅可以促成实实在在的结果，还可以使美国人民确信，美国的全球参与是受人称赞的行为。为此，美国新总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将新兴大国纳入一个新的国际构架之中，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影响力，以及与之相符的更大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在下一章里要讨论的内容。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1）
要建立基于负责任主权的国际秩序，首先需要美国实行新的外交政策。新的政策应该寻求合作以减少跨国威胁，加大对国际制度建设的投入以支持合作，并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赞成国际社会的法治，因为这是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最佳保证。除此之外，它还要求新的美国领导风格。这种新的风格应该建立在磋商、倾听和向更多参与国开放的基础上，而长期以来美国对此一直采取忽视的态度。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美国的力量已经不再强大到依靠自己就能重建国际秩序了。因此，建设国际秩序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在美国和其他大国，如法国、德国、英国、日本，以及像中国、巴西、南非这样的新兴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合作。
　　为什么要确定实现在这些国家间制度化合作的目标呢？因为制度不仅仅是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们还是秩序的基础所在。它们既是基本政策的反映，反过来也塑造政策的形成。如果设计得有效，制度不仅可以促进各国认清共同利益，为共同利益而行动，还可以在这些行动中形成合作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防止大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
　　在影响其安全与繁荣的谈判和决策进程中，美国的盟友和新兴国家对于缺少它们的参与，表达了强烈的挫折感。它们的议程包括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和八国集团、改革国际贸易、金融和发展结构等事宜。尽管这些问题充满了冲突和潜在的问题，但是就这些问题推延不决的时间越长，现阶段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和制度内权力分布之间的裂痕就会越大，从而带来更大的挫折和不满。
　　今天，美国或其他大国如果想发展新的安全制度，能够采用的方式往往难以令人满意。联合国安理会有时奏效，但大多数时候因为常任理事国缺少一致而受阻。通常的情况是，等到危机引起关注的时候，在成员国中间达成共识已经为时过晚。而且，也没有任何保证，使得所有大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参与其中，因为日本、巴西、印度和南非都不是常任理事国。确实，安理会代表性不足，这已经削弱了它的合法性。另外，联合国大会拥有合法性，但是其成员国资格的普遍性又削弱了它的有效性。当然，美国和其他大国可以转而求助于非正式机制，但是，这些非正式机制往往缺乏作为长期解决办法的结构性、预测性与合法性。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在本章论述的，从扩大安理会着手是个错误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改革安理会都是困难的。在扩大问题上纠缠，会将注意力从寻求解决紧迫的跨国问题上转移开来。另外，在新成员之间还没有就今天的威胁形成共同的认知和理解的情况下，扩大安理会有可能使其更有效，同样也有可能使其瘫痪。
　　然而，我们可以塑造大国之间合作的模式。那种帮助它们认识共同利益、形成共同理解并建立信任的机制，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解散目前的八国集团，创建一个新的16国集团，也就是在八国之外，加上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墨西哥［所谓的“扩展五国”（Outreach　Five）］，再加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来自非洲的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可能是埃及或者尼日利亚）。这样，可以为主要大国和新兴国家创立一个建构共同利益、携手解决跨国威胁的机制。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2）
最近的许多改革举措不是失之不足就是停滞不前，值此之时，很容易对制度创新产生悲观情绪。2004—2005年联合国改革努力的成果，带来了普遍的失望，随后是联合国*理事会的糟糕表现，还有联合国和平重建委员会的缓慢启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一直步履蹒跚。但是，更好地理解权力与制度有效性的关系，深入探究冷战后制度创新历程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将给予我们不同的启示。冷战结束以来，制度创新，包括在安全领域的创新，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但是，这种创新缺乏事先谋划，是由危机推动的，制度能力也不足，面临越来越多协调上的困难。2
　　制度创新的九条经验
　　“二战”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是制度建立和创新的不平凡时期。美国两位著名政治家在国际制度在未来的功效问题上给他们同期的决策者敲响了警钟。迪安·艾奇逊警告说，赋予国际组织以巨大的责任，而又没有政府参与其中，为这些组织注入权力，这是非常愚蠢的。在艾奇逊看来，这恰是一剂会导致不稳定的处方。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则预见到一个巨大挑战，这个挑战至今仍有影响：
　　国际政治生活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其本质是变化的。规范国际生活并能够在长时间里发挥效应的体系，只能是那些具有足够灵活性、能够随着相关国家利益和权力的不断变化而进行自我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