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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瘟疫报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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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战争和瘟疫的关系历来很复杂，是战争遇到了瘟疫还是瘟疫遇到了战争，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上有很多次战争在进程中遇到瘟疫，从而使战争逆转方向的例子，瘟疫就会成为某一方的“武器”，最终获胜的一方往往很庆幸，虽然瘟疫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损失。当瘟疫遇到战争的时候，瘟疫的传播速度就会加快，无论是古代的刀枪相见，还是现代的电子战，都会扩大和加深瘟疫的后果。东南亚地区半个世纪不间断的战争，直接助长了在这里反复发生了疟疾细菌对任何药物的抗力，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生物武器的威胁
詹尼伯格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投掷到发城中，客观的说只是为了解气。在历史上，尽管许多瘟疫都通过战争而放大，但在战争中有预谋地“制造”瘟疫，是现代才有的“作剧”。
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蓄意将瘟疫释放到无辜者身上更为荒谬和恐怖的了，但是确实存在专为此而设计的武器。它们使用两种基本的“药剂”或活性成分。首先，要有活的微生物，如炭疽菌、黄热病毒或鼠疫菌；第二是毒素——由这些微生物产生的自然毒素。生物武器设计者最喜欢的毒素是芽孢梭菌引起的肉毒中毒。除了以致命或官能不全疾病感染士兵或平民，生物战也可以用于破坏对手的庄稼和牲畜。药剂可由空中喷洒、炸弹、导弹甚或轻型火器发送给目标。
生物武器对恐怖分子极有吸引力，控制它们的设计、生产和发放是极其困难的，生物武器也许正在全球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大量扩散。虽然它们在国际上还是非法的，许多国家同意不发展或使用生物武器。但仍有许多国家却不受任何这类公约的约束。新近爆发的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由头就是伊拉克的生化武器问题。很可能，那些忽视生物武器公约的国家都发现，这些便宜且易于生产的武器可以代替核武器来威慑潜在的敌人。依据专家的判断，除俄国和伊拉克之外，最有可能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的包括北朝鲜（据说它持有用于军事的天花病毒）、利比亚、伊朗、印度、以色列、叙利亚和南非。还有许多国家据说也需要它们。
当然，在许多国家中保持一定的秩序也是可能的，无论是通过外交的舆论压力、贸易制裁，还是最极端的战争。但这样的约束对恐怖分子是无效的。恐怖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惩罚人类堕落所犯下的罪行，不限手段不假慈悲。其宗旨就是以和平的名义，耗尽不答应其要求的敌人，无论自己的要求多么蛮横无理。有些国家认可了这种策略——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通过秘密方式来资助这些恐怖集团。恐怖主义者发现生物武器极具吸引力。它们非常致命，很适合于突然袭击，制造起来成本低廉，能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阴险的人手里，甚至可以榨干最强大最繁荣的社会资源。
细菌：不是炸弹，胜似炸弹
生物武器与其他武器相比有特殊的优势，它能使敌人失去食物这样的基本资源，并扰乱对方的基础服务设施。一把精心放置的生物活性药剂能在牲畜中传播疾病，或者摧毁大面积的庄稼，这也许是无论多少常规轰炸都难以办到的。
生物战在战线之后的另一种应用是没人提到过的，那就是在和平时代使用生物活性药剂，毁灭政治对方动物和植物。这么做可以是纯属出自仇恨，为了打破一个国家的平衡，进而颠覆其政权基础，或者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使之无法应付一场战争。如果药剂散布得足够聪明，受害者几乎不可能明白是自然的不幸还是暗中的破坏使其庄稼颗粒无收牲畜死亡殆尽。1971年，古巴爆发了几场疾病。其中一种是非洲猪瘟热，在两个相距非常遥远的地点同时爆发；为阻止瘟疫扩散，有50万头猪被宰杀。而在古巴贵重的烟草种植中出现了青霉病，甘蔗黑穗病破坏了蔗糖产业，一场出血性登革热使群众陷入骚乱。卡斯特罗总统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释放的疾病。无论这是否属实，古巴的人民和经济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系列传染病演示了仅仅一些发疯的病原体就能给一个国家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
真正适于直接用于战场和战场之外的微生物，并不比大炮的种类更多。但是，使对方的战斗部队和平民丧失战斗力比消灭他们更有效。一具尸体可以被埋葬、被忘记；但是一名伤员或一名重患者会牵累一连串的人，使他们分心使团队溃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无论是用于杀伤还是使对方丧失能力，理想的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
◆效果稳定可靠
◆只需很小的剂量便能发挥作用
◆潜伏期短并能够预测
◆可用于攻击以前没有感染过此类疾病的目标
◆对方没有可行的治疗方法
◆易于批量生产
◆可以可靠地贮存和运输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有，完全可以保障自己或友方军队和平民不受侵染。按惯例另外要考虑的是散布后的污染控制。传染病的历史表明，蓄意释放任何携带者像昆虫那样不可预测的疾病，都是不太明智的，但多数使用者根本就管不了这么多。
对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效果的直接比较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1993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00—10000人的城市进行了两种武器的比较研究，计算出一枚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平方公里的破坏，万—8万人死亡。在乌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或夜晚，一枚携带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样导弹将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3万—10万人死亡。
OTA然后选择了一个特殊城市——首都华盛顿，比较了在三种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攻击效果。每种情况下都由飞机沿顺风方向在100公里距离内释放100公斤炭疽孢子，在最恶劣的条件下——阳光明媚微风习习（两者都会降低药剂的效力）——将感染46平方公里，杀死13万—46万人；在乌云密布风力中等的天气，将感染140平方公里，杀死42万—140万人；而在理想的条件下——宁静清澄之夜——炭疽孢子将覆盖300平方公里，杀死100万到300万人。在所有情况下那便宜得多的炭疽都比掩武器还要有毁灭性。当然，这里的“人”都是虚拟的。
1∶2000：夸张的比例
低廉的成本使生物武器受到青睐，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削减防御预算的国家最难忽略的。为了“影响”1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以高级炸药装备的火炮、炸弹和导弹大约需耗资2000美元，一颗核武器将以大约800美元完成此项任务，而化学武器则只是稍微便宜到600美元。而要达到同样效果，使用生物武器仅仅只需1美元。
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生物战上拥有最多专门知识和资源的国家，美国、英国和前苏联，是在1972年正式宣称放弃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的，那时也正是基因工程革命开始之时。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很有可能用人工重新组合腺鼠疫菌的DNA，或者携带它的跳蚤，以至可以精确地控制疾病的传播。例如（当然这纯属推测），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跳蚤／细菌的结合体，它不能繁殖，存活时间短，携带一种毒性极猛烈且对所有抗生素免疫的微生物。能在每个感染者身上迅速达到约定的致命阶段，但并不因带菌者的迁移而扩散和放大。后续部队只需一种有效的疫苗（可以从这种跳蚤／细菌的组合体中提取出来）以及足够的耐心，在开始进攻前等待疾病在目标人群中燃尽。利用专门技能和设备可以如此简便地利用病菌，于是生物武器对那些既缺乏手段又缺乏资金加入核竞赛的国家便越来越有吸引力。
人造瘟疫
1347年，詹尼伯格将死于瘟疫的尸体抛射到卡法城中，被后人戏称为“生物弹道导弹”；特制的化学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8万名步兵死于法兰西，1/4死于氯气或芥子气；最早将化学科学的发明用于屠杀同类的是日本人，上个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实验、生产并实际应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1932年，日本在满洲里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5年，在哈尔滨成立了731秘密研究机构。731八个部门中的三个分别涉及细菌学研究、战争研究与战场实验、细菌的大批量生产和贮存。他们研究了腺鼠疫、炭疽病、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菌病（波状热）、霍乱、痢疾、天花、斑疹伤寒的效果及其携带者（尤其是昆虫），还有可能的解毒剂和其他药物、化学毒素、冻伤以及动植物疾病。选择如此偏远的地方是为了使日本科学家不受干扰地在活人身上做实验。大约3000名被日本人称为“马路大”的中国囚犯被这些研究者们杀害，日本人不惜进行活体解剖来检查那些垂死者内脏的感染情况。
使用炸药的常规金属炸弹容易杀死细菌，为了能用于前线，731发明了“Ha”，含有1500个浸在炭疽或破伤风乳剂中的柱状芯块的钢铸炸弹。为了对付平民制造了能传染炭疽的巧克力炸弹，这是一种25公斤重的瓷制炸弹，能容纳3万只跳蚤或大量的破伤风、痢疾、伤寒或炭疽病菌，很少一点炸药就能使它在目标上空爆炸。
1942年日本人在浙江战役中尝试了他们新款武器。1940年10月27日晨约7时，宁波，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狂然狂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投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
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们感到十分惊奇和恐惶。日机过后，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与本地的不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茵的疫蚤，而这些疫蚤则来自日军731细茵部队的支队荣子1644部队，即华中派军防疫给水部，亦称“多摩部队”。
时隔两天，就有人染疫发病。鼠疫流行很快，疫情迅速蔓延扩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宁波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全城笼罩着一种恐忧怖的气氛。鼠疫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数百人死亡。
日本1644部队细茵队长佐藤供认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线一带动作，均使细茵武器，都是从飞机散放的鼠疫跳蚤。”
在江浙战役中，不计其数的病菌被后撤的日军倾倒在井中、水库和河流中，并从空中投掷了巧克力炸弹。大约有…万名日军因疏忽大意进入污染区而死亡，而中国军队损失“不可计数”。1939年当日本人企图在美国弄到一些黄热病毒的时候，美国人开始对这种生物战发生兴趣。1943年底，美国也生产出了225公斤的炭疽炸弹和肉毒杆菌炸弹；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回报”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来源，没有对731细菌部队的日本科学家的战争罪行提出起诉。
恐怖主义者的威胁
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勾起了人们对此前发生的城市恐怖的回忆。直到1993年，对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恐怖分子的袭击是发生在别处的某种事件，灾难似乎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么说在当时也许是恰当的。1993年2月26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爆炸了一枚汽车炸弹。6人当场死亡，1000人受伤。凶手是一个很小的###极端主义组织，很快就被抓获。紧接着的一次事件则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人。1995年4月19日晨，一枚2250公斤的炸弹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炸弹把大楼撕开一个大洞。爆炸时间精确定位在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大楼的那一时刻。暴行引起了强烈的公愤，因为很快被抓获的凶手竟然是美国人，爆炸中有169人死亡，包括15名儿童。
在公共场所投放炸弹，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分子看来也许过于“老套”了，他们为国际恐怖分子树立了一个另外的榜样。
就在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前一个多月，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数千名无辜的市民尝够了毒气的滋味。这天早上，繁忙的高峰期，在五个拥挤的地铁车站，一些人留下一些仔细穿了小孔的塑料袋，袋中装有稀释的沙林，一种致命的神经药剂。毒气杀死了12人，5000多人受伤。一个多月后，4月19日，有400多名横滨的地铁乘客被送往本地医院，他们眼睛发炎，头晕，呼吸有障碍。7月，警方在东京地铁里发现两枚毒气弹。一枚含有一个定时器和几袋氰化钠和硫酸，两者混合后可产生致命的氰化气体。
一个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古怪的准佛教组织被指控应为3月20日和4月19日的袭击事件负责。1987年成立奥姆真理教的胜田旭原是一个狂热的希特勒崇拜者，预言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将会发生，包括洪水、食物短缺、经济崩溃、陌生疾病的流行，最后则是一场核战争。对事件调查显示，该组织十分合法地拥有成吨用于生产神经性毒气沙林的材料。奥姆真理教把毒气生产厂藏匿在一座女神殿中，调查者们发现里面完全是一座生物武器实验室，配备有一台孵化器，一架电子显微镜，用于发酵和繁育微生物的培养基以及培养出的致命的肉毒毒素。很显然，除了制造毒气弹外，奥姆真理教还在计划更具毁灭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有一次电视报导称奥姆教一行人于1994年12月曾访问过扎伊尔，奥姆教的文献显示出对埃博拉病毒的强烈兴趣。
事实上恐怖分子并不是第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在一篇题为《生物武器：贫困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文章中，美国空军中将特里·梅耶写道：
1984年，法国当局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显示了今日世界是多么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的生物战威胁。巴黎警方袭击了一处疑为德国红色武装宗派的隐藏地。经搜查发现的档案显露出该组织拥有极为丰富的致命生物药剂知识。当警察搜查到浴室时，他们发现了一个装满长颈瓶的浴缸，结果发现瓶中充满了梭菌，它们可以产生肉毒杆菌毒素，那是人类所知的最危险的生物毒素之一。
正如前面所说，大规模杀伤武器令人不安的是它制造上的简单易行。1988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约翰逊医生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这一点：“人们只需要几个月，最多几年，便能捕获由空气传播的烈性病毒基因，使它们引发流感、埃博拉热、拉沙热等等你能想到或根本意想不到的疾病。任何一个拥有几千美元设备和大学程度的生物学知识的疯子，都能成批地生产病毒，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轻松。”
“官方恐怖主义”
如果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横滨放毒是“民间行为”而可以受到激烈的批评和追究的话，一些带有国家意志的行为则让人们无可奈何。
在明尼阿波利斯，居民们居然接受了美国军方难以置信的试验借口——他们告诉居民，散播一种无害的烟雾是为了试验一下城市是否能躲过雷达制导导弹。早在1966年，一种引发炭疽病的牙孢杆菌被释放到纽约市的地铁中，以确定城市多么易受攻击。结果显示，即使只在一个地铁站释放，整个地铁也会受到感染：火车在隧道中行驶时就像活塞一样，把污染的空气从一个站推到另一个站。在更早的1955年的一些实验中，中央情报局沿佛罗里达海湾沿岸地区，释放了可以引起百日咳的博德特氏菌。结果当年的百日咳发病人数增加3倍，感染者从339人升至1080人，死亡人数从1954年的1人增加到1955年的12人。
1934年英国也开始了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储备疫苗，以应付可能对英国进行的大规模以空气传播的细菌战的进攻。1942年英国决定在德国人的牲畜群中释放炭疽病，以回应此类生物战，为此目的生产了5000枚含有炭疽病菌的牛爱吃的燕麦饼。各种大小的炭疽炸弹也试制出来，大部分是在尽人皆知的苏格兰格林纳德岛生产的。这些实验揭示了生物战多么容易给侵略者招致相反的后果，该岛的土壤充满了炭疽孢子，直到1987年才被认为基本安全。1948年在安提瓜海岸附近进行的实验中，一艘皇家海军战舰拖着一只装满动物，释放有细菌和病毒的船行驶，岸上有许多人感染。1952年，波特敦科学家们在威尔特郡的索尔兹伯里市上空播撒了烟雾，以校准在集结区域毒云的“运行”，结果是“建筑物内部吸收的剂量与外面大致一样，房屋几乎没有起到防护作用”。一些批评家质疑那烟雾到底是什么物质。在其他实验中，一种无害的大肠埃希氏菌，以干草为生的一种杆菌以及在旧金山喷洒过的沙雷氏菌被释放到公共场所。一次是在伦敦中心释放到泰晤士河中，另一次是喷洒在多塞特郡的莱姆湾。1963年，在伦敦地铁释放了“无害”的细菌，和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纽约地铁进行的实验类似。
1952年中的“大锅行动”差点引发一场灾难。在离苏格兰西岸半公里处的海上，进行了腺鼠疫和波状热药剂实验。这些病菌从一只船上向另一只船上的猴子喷洒，就在那时，400吨的拖网渔船卡瑞拉号出发去冰岛海域，绕过一个海角径直闯入了病原体覆盖区域。一艘皇家海军驱逐舰载上疫苗和治疗药剂从基地出发，尾随着卡瑞拉号航行了650公里，偷听它的无线电信号，以防不测。很幸运，渔夫们逃过了感染。
美国和英国这样经济和军事都很发达的国家几十年以来不断地从事各种生物武器实验，也似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城市在生物战的攻击下是多么脆弱。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释放了各种各样的模拟生物药剂，这些城市包括明尼阿波利斯人圣路易斯人华盛顿特区，一方面为了研究如何检测这些药剂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了解这些“活的”药剂有怎样的效力。在1950年9月26日和27日的一次最大实验中，美军在旧金山沿岸的一条船上喷洒沙雷氏菌。这种菌一旦在培养基上生长起来，会形成红色和粉红色的色素沉积，很容易由此辨认出它的扩散，在一个地点，这种细菌以每分钟5000粒的速度从海上向岸上释放。
军方坚持认为这种菌是无害的。但9月29日，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医院开始出现沙雷氏菌感染的病人。一个叫爱德华·J·内文的人死去。死因保守着秘密，被简单描述成“医生的一个不解之谜”。可是有资料透露实验表明目标区域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感染。近年来，在此领域中活跃着一大批专业实验室和顾问公司。它们的成就包括定做疫苗，培养治疗儿童侏儒症的激素，能抵御除草剂、昆虫与病毒的作物，动物感染屏蔽系统及动物生长激素。这些都是“炸弹”。
引言
就其特征和后果来说，爱滋病可谓当今世界最大的瘟疫；进一步比较，爱滋病是更悲惨的瘟疫世界。在平常意义上，至少瘟疫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而在爱滋病瘟疫中处处都是倾斜的天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同在发达国家，患者的境遇与他的阶层、种族密切相关。目前，吸毒是爱滋病最大的造孽者，其次是采血和滥性，母婴传播造成的大量爱滋病儿童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严重隐患。由于歧视带来的爱滋病人群的高自杀率和他们应得的社会关怀是世界各国不能不正视的新课题。
全球化的瘟疫
引言：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1998年底，全世界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已增至3340万，比上一年增加了10％。虽然病毒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严重的疾病或死亡，但它已夺去了1400万名成人和儿童的生命。据不完全估计，1998年全世界共有250万人死于爱滋病，是爱滋病流行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解决了爱滋病流行的问题，与此相反，各国每年都有新的感染者报告。在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流行失控的局面。怎样推测在未来十年感染者的数量？取决于你乐观与否。如果每一个爱滋病毒携带者每年感染一个人，被感染者每年再去感染一个（这种预测方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如此下去，那么1998年的3340万例爱滋病将在2010年发展成令人恐怖的亿，或者说近乎世界总人口的36％其中1／5的人将患有发展充分的爱滋病。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
爱滋病是世界性瘟疫，根据其传播程度与传播方式，全世界大致有三种流行模式。
第一类地区：以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主，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西欧各国。高发人群以同性恋、双性恋及城市静脉注射吸毒者，男女之比为：1，由于女性感染者较少，母婴垂直传染者不常见。
第二类地区：多见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中非、东非和南非部分地区、墨西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高发人群以异性恋和母婴传播为主。异性恋中以妓女卖淫传播占大部分，男女之比接近。
第三类地区：东欧、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病例较少，HIV传入这些国家较迟，在1980年代中期，HIV感染者一般多为国外有不洁性交史者及血友病病人，但近来由于异性恋卖淫及静脉注射吸毒而致感染的例数不断增加。
爱滋病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WHO解释道：
“HIV／AIDS（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传染病的严重性不能仅由感染或患病人数来衡量。因为HIV是通过性传播的，它主要攻击成人和中青年人。这些人正是社会赖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人口。这些男女也是家庭的中坚，一旦他们死于爱滋病，他们年迈的亲属便会失去倚靠，他们的孩子便会沦为孤儿。他们种庄稼、在矿上和工厂工作、管理学校和医院，甚至掌管国家。……所以，一个人得了爱滋病，更多的人便会受HIV和爱滋病的影响；儿童的生存将无比艰难。在尚未工业化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爱滋病将威胁国家的发展。”
爱滋病威胁着这整个社会，正如前面WHO的陈述所暗示的，至今为止，爱滋病攻击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1996年中，96613名拉丁美洲人感染HIV。同时，189004例黑人感染者几乎囊括了所有HIV感染的35％，接近美国黑人占总人口比例（12％）的三倍。已在承受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的美国人，也面临着新的威胁。
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逃避爱滋病的追踪，无论在大城市的豪宅还是他们感到多么隔绝的乡间隐居之所。他们也许会避开疾病，但绝对逃脱不掉它的后果，无论那些实际受苦和死去的人多么遥远和无形。
120万少年患者：未来的隐患
很多人都知道，爱滋病与性有直接关系，如果说许多成年患者因为不良的性接触引起爱滋病是一种悲剧，更可悲的却不是他们，爱滋病真正的悲剧角色是那些无辜的患者。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在1998年，每分钟有11个男性、妇女和儿童被感染，即一年中约有600万人新感染爱滋病病毒。其中，有10％的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从而使目前存活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增至120万。
这些儿童大多数是在母亲怀孕、生产或哺乳时从母亲那里感染的。尽管人们“发明”了通过给孕妇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或者通过代乳品喂养婴儿来减少爱滋病的母婴传播，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之举。更重要的是要有效阻止年轻妇女的初次感染。有资料显示，在1997年全世界爱滋病病毒感染的1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妇女占41％，而1998年妇女占43％，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势头。
爱滋病在中国：吸毒感染占七成
近年来，我国爱滋病传播呈快速增长的趋势，2001年报告爱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较2000年增长了58％；据估计，从1985年发现首例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到2001年底，我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累计已达85万人，其中病人数累计达20万人以上，现存活病人80万。另据初步统计，2002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虽然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估计累计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近100万。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感染率而言，我国目前尚处于爱滋病低流行期，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绝对数很大，爱滋病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01年底，包括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为120万，其中我国居该地区第1位，同时居亚洲第4位和世界第17位。
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此外，在我国中部一些地区1995年前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了爱滋病的传播。感染者多以村为单位呈高度聚集灶状分布，重点村庄供血浆人员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率一般为10％ 20％，最高达60％。由于感染的时间和地域比较集中，根据爱滋病的发病规律，这些地区爱滋病集中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正在出现，其中主要是青壮年人。
爱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经血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据分析，目前我国爱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经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经采血（血浆）途径感染人数占。此外，经性接触途径感染人数占，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母婴传播为，尚有传播途径不详。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爱滋病防治工作，1996年建立了“国务院防治爱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加强了爱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从2001年起，中央爱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2001年国家投资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新建、改建血站、血库459个，对控制经采供血途径传播爱滋病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家投资8亿元国债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加强防病的综合能力。国家组织了抗爱滋病病毒药物国产化项目并纳入国家重点技术创新和重点技术改造国债专项资金项目；建立了治疗爱滋病药品进口注册及研制报批快速通道；批准了进口治疗爱滋病药物的免税；加快了药物国产化进程。
近年来我国预防控制爱滋病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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