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瘟疫报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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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治疗爱滋病药物的免税；加快了药物国产化进程。
近年来我国预防控制爱滋病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我国目前爱滋病传播蔓延的危险因素仍较广泛存在，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在短期内难以根除，农村地区医源性传播也存在隐患，同时由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多，也给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石墙酒吧运动和同性恋的“解放”
　在1980年代初，还没有人听说过爱滋病。以前该疾病的名称是GRID，意思是同性恋免疫缺损症，这个名称说出了在美国爱滋病是在男同性恋之中出现的这一隐情。爱滋病最初与男同性恋的关联导致了在理解该病并警示民众方面的障碍。
1969年，美国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这成了同性恋解放与权利运动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的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成千上万的年轻男性投奔他们而去。例如旧金山，在1969至1978年间吸引了大约3万名同性恋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又增加了5万人。
每年与数以百计性伴侣的乱交，是同性恋者自由感觉的表现。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典型，在1970年代都是普遍的，它在该人群中所引起的性传播疾病（STDS）的增长每年都在上升。在同性恋引起STDS的增长速度比常人要快12倍。许多疾病在同性恋者中十分猖獗：1980年，美国国家卫生学院（NIH）发现，20％以上的同性恋者感染有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一种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导致肠内溃疡，并且能侵入并寄生在肝脏内。虽然幸运的是这些人感染的是产生很少痛苦症状的一种温和的寄生虫。“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只是即将在全世界同性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罕见疾病之一。
在《拯救爱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克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道工和税务顾问。”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和其他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他曾有3000多名性伙伴，“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A型肝炎、B型肝炎、非A／非B型肝炎、Ⅰ型和Ⅱ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CMV）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BV）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致命的偏见
　“告诉我，医生，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
“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不干这种事。但我相信在欧洲他们拍摄女人与狗做爱的电影。”
这段让常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发生在1985年4月亚特兰大，由CDC组织的第一届国际爱滋病会议上。问话的是一名美国记者，答话的是扎伊尔爱滋病专家卡皮塔·比拉·明古兰医生。这样意味深长的对话就是典型的美国非洲式的碰撞。在美国（在欧洲程度要轻些）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爱滋病只限于同性恋，这抑制了研究的进展和疾病危险性的公共教育。在非洲，历来受到西方责备，认为是非洲人“把爱滋病领上了世界舞台”，对于非洲人来说，连年遭受干旱、饥荒、贫困以及许多富裕国家惯常忽略的疾病，而非洲人自己又缺乏资源与之战斗，爱滋病则更是给他们增加了耻辱。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宣称“非洲的爱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早期爱滋病血液测试的一次失误更加激起了非洲人的敏感，那次测试是由西方研究者实施的，它导致了对疾病在非洲大陆严重程度的全面夸大。没有人对错误的发生做出任何道歉。部分是出于骄傲，部分是公开讨论性问题时习惯性的不舒服，部分是为了保护生死攸关的国际贸易关系，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继续默认甚至鼓励在自己的国家忽略爱滋病的存在。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对爱滋病的研究也是漫不经心。CDC是一个囊中羞涩的机构，1981年成立到1982年，其研究经费不足100万美元，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官方在1976和1977年花费了900万美元用于研究29名男性死于军团病（一种大叶性肺炎）的原因。加利福尼亚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用不妥协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如果疾病出现在挪威血统的美国人或网球运动员之间，而不是同性恋者中间，政府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受害者不是典型的主流美国人。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同性恋。军团病袭击了一群优越的白人异性爱者，中年的美国军人。受害者的体面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用于研究和治疗的基金远远大于迄今为止用于GRID受害者的数目。社会判断的不是疾病的严重性，而是社会对染病个体的接受程度。”
到了1983年，当爱滋病与滥用静脉注射药物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清楚时，爱滋病研究基金的申请也没有得到通过。4月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骄傲地宣布他们已发放了“整整24万美元”用于疾病研究，为当年200万投入总额的一部分。依据大多数美国研究预算的标准，这个数简直不足挂齿。正如劳里·加勒特记录的，“爱滋病是无与伦比的。它触动了使美国人两极分化的神经：性，同性恋，种族，基督徒家庭价值观，毒瘾，以及个人对集体的权利和安全感。”　
　　　　　　　　　　　　　　　　　　
　讳疾忌医的政府
　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面临爱滋病的威胁，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保护他们民族的荣誉，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竟形成了一种“官方倡导忽略或者公然政治撒谎”的风气。地理学家皮特·古尔德将谎言、自欺及其后果进行了归纳。
在肯尼亚，总统将流行病增长的最初四年用于否认HIV的存在……他威胁取消任何报导爱滋病的外国记者的护照并将之驱逐出境，直到1986年才允许发表最无关紧要的“爱滋病标准”，同时命令卫生部少报已知病例，或者宣称那些人中许多不是“肯尼亚人”。就在这时，内罗毕巨大娼妓人口中HIV感染率从17％上升到几乎100％。她们顾客的感染率是多少无人知道。
1988年，津巴布韦的一名陆军准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立即将爱滋病死亡人数从380人减少到119人，并禁止引用所有有关爱滋病死亡的案卷。官方以这种方式“阻止”了爱滋病的流行，因为不存在任何官方的有关证据。所有有能力进行测试的血库全部禁止按实际发布HIV感染率，这些是国家机密。
一名工作在爱滋病救护前线的乌干达医生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发现并如实报告了在坎帕拉医院做产前护理的妇女中超过30％的人有感染。仅仅到了1990年11月，乌干达总统才允许官方承认避孕套，那时已有100多万乌干达人被感染。许多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医生估计实际的爱滋病发病率在80％…90％之间。
古尔德说的都是非洲国家的事，其他国家照样存在自欺欺人。在泰国，爱滋病“是外国人的事”。泰国男人很少使用避孕套，而妇女则没有机会要求她们的外国顾客使用避孕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性旅行家，从欧洲，美洲，或亚洲其他国家飞到这里来，于是瘟疫便通过空中之桥遍布世界。
爱滋病的末日还远远不可预期。不仅有这么多的科学难题必须解决，而且还存在糟糕的资金问题。在发达国家常用的三重组合疗法，一年的费用至少在1万美元到万美元之间，如果患者还需住院的话费用会更高，这在第三世界贫困国家根本支付不起。　
　　　　　　　　　　　　　　　　　　
　吸毒：波及两亿人的瘟疫
　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吸毒成风，目前全球大约有2亿人吸毒，每年毒品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贩毒和吸毒已使数百万人丧生。当今的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毒品，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超过了任何一种瘟疫。
毒品泛滥症不仅在西方存在，也遍布于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成为文明世界极为流行并难以治愈的“社会瘟疫”和“顽症”。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已找不到一块不受毒品的戕害、荼毒和侵扰的净土。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有亿人吸食鸦片，4800万人使用可卡因。毒品贩子有75万人，1980年代全球吸毒致死者达10万之众，全世界缉毒组织共缴获150万吨可卡因，缴获鸦片万吨，缴获海洛因万吨，缴获大麻120…150万吨。假如把被缴获的毒品，分配给地球村中每一个村民吸食，可以料想，人类必将在从这颗星球上一个不剩地消失。
鸦片和海洛因等对人体的短期生理影响是：使消化功能减低，发生恶心和呕吐；血管扩张、瘙痒、发汗；头脑和呼吸中枢受影响而产生呼吸衰退。剂量越大，衰退越深，严重时可直接导致人身死亡。长期生理影响是：便秘、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和暂时性阳痿或不育。最显著的则是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产生对这种毒品最强烈的毒瘾。
基本经验表明，吸毒和爱滋病是“难兄难弟”，吸毒者共用的针头是爱滋病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这些人是最不易受影响的，作为一个集团，几乎不可能说服他们注意自己行为的后果。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海洛因的毒瘾几乎是不能戒断的。最新研究资料表明，吸食海洛因能产生显著快感的时间只有28天！从那以后，吸毒者便会受尽地狱般的折磨，吸毒只是为了摆脱痛苦而吸，再不会有一丝快感！从染上海洛因瘾到死亡，所需要的平均时间只有7年。这似乎是上帝用一个中国成语在提醒人们：“乐极生悲”。　
　　　　　　　　　　　　　　　　　　
　引言
　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人在瘟疫中分化，道德在瘟疫中分化，风气在瘟疫中分化，政治在瘟疫中分化。
在那场摧毁罗马帝国的瘟疫中，君士坦丁堡人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千年的思考蓝本；几年前发生在印度的鼠疫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参考书”。祈祷的宗教仪式是在瘟疫中的发明，外科消毒手术也是从瘟疫演化而来；瘟疫培养了巫术迷信等不良文化，也催生隔离检疫等制度。瘟疫养成了宗教史上著名的鞭笞派，瘟疫更是把犹太人推进了民族矛盾的深渊。　
　　　　　　　　　　　　　　　　　　
　医生的“创意”和巫师的生意
　中世纪的医生们还不了解病菌，更不了解黑死病病毒，他们的治疗方法千奇百怪。有的医师劝病人吞服熔化的黄金和粉碎的绿宝石；有的要人们把腐烂的动物尸体扔在街头；有的认为抵御毒气的最佳方法是在炉中焚烧芳香植物或粉末，或者随身携带一种称作苹果香的琥珀和蜡的混合物，以产生强烈的香味；相反，也有人认为臭气才是抵御病毒的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他们每天都去厕所呼吸臭。也有的把公山羊牵进卧室，用粪便擦身，用人尿洗漱，以便以臭御病；有的劝病人饮下死亡病人浓泡中的血水以毒攻毒；有的劝患者喝下妇女的经血，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治疗方法。使用通便剂和催吐剂，放血，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等方法也常被使用。巫术也开始出现，有的巫师在患者脖颈挂上护身符，说护身符中有上帝的启示；有的把鸽胸血或小狗血涂在病人发烧的额头上，说这些动物的血可以驱散邪气。可惜这些方法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往往使病人死得更快。
14世纪著名的法国外科医生肖利亚克，担任过克雷芒六世及其后两代教皇的私人医生。他为自己的主要病人教皇克雷芒六世安排了严格的饮食作息制度，让他们与外界隔离，并在他的宫殿里生起两盆熊熊燃烧的大火，直到瘟疫过去才把它熄灭。许多医生则推崇逃离城市躲避病灾，到一个避开南风和远离有害雾气的海边或沼泽的地方安居。
普通的人当然不可能像教皇那样拥有私人医生，有了医生似乎也不济事。肖利亚克哀叹说：“医生在当时是极为可悲的，……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别说拿出有效的药物或治疗手段，就是对瘟疫起因的推测也使所有的医生一头雾水。德高望重的法国外科医师古依·德·乔利亚克建议，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的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巴黎大学的医生们用占星术来判断瘟疫。医生们对鼠疫束手无策，威尼斯的医生们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而是让佣人去应付患者的来访。
在世界各地流行的霍乱中，疗法也可谓“精彩纷呈”，有人使用了通常用作泻药的大剂量甘汞或水银合剂，甚至蓖麻油；另一些人建议使用氨、砒霜、大黄、鸦片、甚至羊肉汤。还有些人使用电击疗法或用烧红的熨斗燎烫身体部位。
1918年的流感让西班牙、英国、美国、巴西、新西兰、比属刚果和秘鲁、德国、瑞典、葡萄牙等许多国家一片惶恐，人们曾经做过许多尝试以求防止爆发流感。一些地方的警察执勤时戴上了防毒面具；冰岛首府都柏林的洒水车把消毒剂喷洒到所有排水沟中；一个新西兰的女教师把福尔马林药水泼洒在灼热的灰烬上，用气体薰蒸自己的校舍；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居民则必须遵照市政当局的规定，呼吸热腾腾的硫磺蒸气。
这些方法自然不能阻止流感的横行，但在防止感染方面，在当时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效果。有些地方用十分危险的方法驱除流感，世界各地有不少被流感吓坏了的人不仅把家中的门窗关得死死的，而且将所有缝隙都堵得严严的。他们原以为这样就能防止病菌侵入，然而事与愿违，仅牙买加一地就有为数众多的人因缺氧而窒息死亡。
巫师很可能是在15世纪的黑死病中成长起来的。巫师是一种介于医学和宗教之间的特殊除“职业”，比如，他们会给瘟疫患者提供喝醋之类的“偏方”，放血术那样十分危险的手段，据考也是巫师们的发明。在历次瘟疫中，巫师都很忙碌，在那些普通人或者拒绝信仰宗教的人的眼里，巫师们也许就是活生生的上帝、真主、佛祖。迷信也是在瘟疫中盛行的“疗法”，1918年流感传染期间，大部分日本人在家门上粘贴符咒（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则更加古老），据说可以用这种办法避免瘟神的光顾；在美国的新奥尔良，贩卖符咒的商人买卖兴隆。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在，在流行病中采用的迷信手段依然没有根除。　
　　　　　　　　　　　　　　　　　　
　民间偏方：熏香疗法
　1348年爆发黑死病期间，许多芳香植物与药草，像大蒜、松树、乳香、迷迭香、尤加利等，广泛地被运用在安置病人的修道院、医院里燃烧，藉使其空气清鲜，帮助病人呼吸，并保护工作中的修道士与医护人员。后来有人说中世纪正是芳香植物和香料把人类从瘟疫中拯救出来。当时人们把乳香、素馨、薰衣草、肉豆蔻、苦艾、没药、沉香、月桂、迷迭香、紫苏鼠尾草、玫瑰花、接骨木等香料加到篝火中燃熏，有效地阻止了瘟疫的蔓延。
17世纪时，英国流行鼠疫，英国有一个小镇伯克勒斯伯是当时的薰衣草贸易中心，由于小镇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薰衣草的芳香，所以，该镇当时竟奇迹般地避免了黑死病的传染和流行。17世纪时，植物精油消炎抗菌功效已获科学实证，也愈来愈受到正统医学的重视。
中国很早就懂得焚烧艾叶、菖蒲等来驱疫避秽，每年端午节熏燃各种香料植物以杀灭越冬后的各种害虫以减少夏季疾病，这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尤其是在农村）。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和重大的宫廷活动中也要焚香以清新空气、清洁环境。富贵人家在重大活动前要沐浴更衣、焚香，这些都有益于身心健康。古人用芳香疗法来医治疾病，绝大多数是采用熏蒸法，特别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宗教徒们礼拜，常常燃点艾叶、菖蒲、乳香、沉香、檀香、玫瑰花等芳香物，用以驱逐秽气、杀虫灭菌，对一些病人的治疗也有一定的效果。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法国政府在进行肺结核病普查时，发现蔻蒂（Coty）香水厂的女工们没有一个患有肺病。这个现象促使人们对各种香料、特别是天然精油的杀菌抑菌作用重视起来并深入加以研究。已经证实的有：精油中的苯甲醇可以杀灭绿脓杆菌、变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苯乙醇和异丙醇的杀菌力都大于酒精；龙脑和8…羟基喹啉可以共灭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大肠杆菌和结核杆菌；鱼腥草、金银花、大蒜等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显著抑制作用；黄花杜鹃、满山红、百里香等芳香植物的挥发油有镇咳、祛痰、平喘等作用。
今天，在澳洲，医院使用植物精油取代化学消毒水的情形很普遍，为的是给病人一个更洁净无菌的就医环境。至今，包括法国、伊朗、澳洲、美国、南非、德国、瑞士等国，早已开启医学的芳香疗法临床试验，并具相当成效。　
　　　　　　　　　　　　　　　　　　
　习俗的力量
　习俗都是历史的产物。历次瘟疫中反反复复的行为凝结成了习俗；曾经形成的习俗也影响了人们在瘟疫中的行为。
驱逐麻风病人是一条古代犹太法律。尽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驱逐麻风病人的理由往往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恶魔咐身的怪物，这些被驱逐的是令人同情的角色，但不能不承认，对于处理这种慢性传染病来说，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只是在程度和方式上大大过火了。
或者用水或者用沙沐浴，在回教以及印度教的仪式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对神的敬意，是否具有防止传染病散播的效果还令人疑惑。1829年、1863年、1881年3次大范围爆发的霍乱就是在教徒的朝圣活动中起始的。
扎伊尔的雅布库有一个古老的风俗，死人的时候，在埋葬前其内脏必须由家中的女人用手取出。这个习俗在1976年扎伊尔爆发埃博拉热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走上了死亡的道路。由于死者染有埃博拉病毒，取其内脏的家人把病毒带了出来，并且广泛传播。有一个患者死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其家属和亲戚共有21人死亡。
大约在公元1100年，意大利人便知道了用蒸馏法提炼酒精饮料。两个世纪以后，到14世纪，饮酒已经十分普遍。人们曾以为，饮酒可以预防传染病。这当然不是真的，可是醉酒的人可以感觉迟钝，这在当时情况下倒不失为一种逃避现实恐惧的办法。当时整个欧洲饮酒成风，甚至那场瘟疫过去，饮酒风也未停止，现在成了欧洲的传统。　
　　　　　　　　　　　　　　　　　　
　隔离·洗手·吐痰
　隔离是现代对付流行病的常见办法。实际上，隔离措施古已有之，只是比现代的隔离更加严酷。
1347年的意大利瘟疫中，米兰市使用了一种残酷的办法，发现病人后就用砖石把病人所住的房屋全部封死，病人被封在里面等死。这种隔离现在看来是不够人道，但米兰在这次瘟疫中成为欧洲惟一侥幸未受重大损失的城市，也许与这种办法有关。在基督教国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施行了隔离，最著名的就是依圣经的训令处理麻风病人。在“大死亡”期间，被吓坏的公民偶尔会自己执行一种更为粗暴的隔离：他们简单地把染病者的家门钉起来，让他们在里面饿死。
如果说隔离是一种事后处置措施，比隔离更进一步的是检疫（检疫期这个词出自法文，原意是指隔离40天）。检疫是预防，是防患于未然。经过那场黑死病浩劫之后，第一次检疫是1465年意大利的拉古萨，要求船只在一处孤绝之地抛锚停留40天，不许一个人上岸（不幸的是，人是可以隔绝的，但老鼠们却带着它们的跳蚤游上岸来）。随后检疫隔离慢慢成了很平常的事。1831年4月，在英格兰东北海岸纽卡斯尔附近的桑德兰海港，英国政府下令对所有从俄国来的船只扣押15天进行隔离检疫。1832年6月纽约出现霍乱，市政当局马上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检疫。1887年有两批海轮由霍乱疫区法国马赛港及意大利拿坡里港开往美国，到岸人员均经美国政府进行海港检疫，对可疑病人和带菌者皆用细菌学检查，查出霍乱弧菌者皆被隔离在港口，使得霍乱未传入美国。
医学上的“隔离”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内科医生弗拉卡斯托罗1546年提出的，弗拉卡斯托罗认为，疾病可以通过健康人直接与患者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健康人间接地与受到感染的物品接触传播，甚至隔一段距离也能传播。
饭前便后洗手是现代人的基本卫生习惯，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连医生做手术都不洗手。当时的医生竟以他们的身上带有职业的污物而自豪，认为洗手是受侮辱。1847年，匈牙利的生物学家塞米尔维斯呼吁妇科医生在助产前以含氯的清水净手，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他为此丢了饭碗，1865年死于精神病。直到1860年代，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扛起巴斯德病原体理论的大旗，坚决要求外科医生动手术以前，在一些确信能杀死细菌的化学药品溶液中彻底洗净双手。从1867年开始，也就是塞米尔维斯去世后的两年，“消毒外科手术”终于得到了普及。
2003年4月24日，上海市人大专门审议修改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随地吐痰、便溺者，将被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对乱扔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口香糖等废弃物和乱丢废电池等实行单独收集的特殊废弃物者，将处100元以下罚款。”这样的高额的罚款在中国破了记录，但上海的这一决定深得民心，随后深圳市也出台了同样的规定，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没有修改律令，但在稽查处罚时都是按最高罚款额度执行。其他城市，也掀起了重罚随地吐痰的热潮。许多人都期望根除随地吐痰的陋习，虽然这样的期望过于“奢侈”，但人们痛恨随地吐痰的心情可见一斑。
随地吐痰危害公共卫生，许多疾病都会通过唾沫和口痰传播，因此许多城市对随地吐痰都施以重罚，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对随地吐痰的罚款分别为600港元和500澳元。在新加坡，随地吐痰和乱抛口香糖可以处以拘禁等刑罚，世界许多大都市，都视随地吐痰为可耻行为，到了这样的层次，罚款就不是最重要的治理手段，但反过来说，在人们还习惯于随地吐痰的情况下，不经过一个重罚严打的痛苦过程，就很难达到“不禁而止”的境界。　
　　　　　　　　　　　　　　　　　　
　“政府行为”
　在古代瘟疫所及的国家，当政者都会拿出相应的措施。历史学家以弗所得约翰记载的公元6世纪那场瘟疫中，皇帝拿出大量黄金、派专人挖巨大的坟墓掩埋死者尸体，大概算是历史上较早的“政府行为”，虽然掩埋尸体只是善后行为，但是，可以推测，如果尸体不能及时地掩埋，瘟疫将会更加肆虐。在人类历史上历次死亡人数较多的瘟疫中，如何处理死者，都成了考验政府的大难题。
为了阻止鼠疫的蔓延，威尼斯市政当局曾经公布过现今看来也还很实用而有效的种种规定：出现鼠疫的住宅必须关闭，垃圾满地的街道应当扫除干净，鼠疫病人一定要住进指定的住所，只准许在夜间为死者安葬等等。1349年，爱德华三世命令伦敦总督“所有街上的人粪和其他污物必须清理干净。所有恶劣气味必须清除，不至于更多的人死于这些气味。”
在黑死病这样肆虐欧洲的时候，一些国家的政府也采取了许多荒唐绝伦的行动，他们要么宰杀公牛祭祀上帝，要么燃起篝火“净化”空气，要么求助于占星术、炼丹术或巫术，这就是他们对付黑死病的办法。有些国家的政府也颁布了一些可笑的法律，例如不许在庭院里掷骰赌博，醉鬼、乞丐、吉卜赛人和麻风病患者被赶出城镇，尸体搬运工要戴上铃铛，陌生人被无情地抽打，等等。
到了近代或当代，凭借着日益发达的科技，政府在瘟疫中总是有所作为。但是，随着瘟疫与社会稳定的微妙关系日益明晰，政府的态度和反应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组织社会资源应付疫情以及对疫情信息的公开化程度等方面。　
　　　　　　　　　　　　　　　　　　
　冤屈的犹太人
　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中，曾有人把流行鼠疫的根源推到社会贫苦阶层和少数民族头上，残废者、异教徒、摩尔人和麻风病人在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至少要受到咒骂和污辱，犹太人受到的迫害就更可怕了。当时流传的谣言说，犹太人在基督教徒饮用的井水中投放了毒物，于是产生了瘟疫。1348年5月普罗封斯的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巴塞尔的犹太人被关进木头房屋里，然后有人点起火来把他们活活烧死，据记载被烧死犹太人有万名。同年11月，德国所有的城市中都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仅在斯特拉斯堡，就有万人被谋杀。在施派尔，当地居民把犹太人的尸体塞入大木桶中，然后再把木桶滚入莱茵河里。数千犹太人在施特拉斯堡死于非命，尽管那时鼠疫还根本未蔓延到那里。法兰德斯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屠杀，在西班牙反犹太人的骚乱也时有发生。
整个犹太民族成了瘟疫的替罪羊，在“黑死病”中有许多民众被指控传播鼠疫并被处死。在历史上记载的“替罪羊”英格兰###官卡迪纳尔·沃尔西，1529年他被指控向国王的耳朵里吹气使亨利八世染上了梅毒，沃尔西因此落得一个反叛的罪名。
到了18世纪，“吸血鬼”取代了神明，成了瘟疫的祸首。1710年瘟疫流行，东普鲁士深受其害，当局为了消除人民的恐惧，说瘟疫的罪魁祸首是吸血鬼，当局采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比如把一座公墓里的坟墓全部打开，看看哪些人的尸体没有腐烂，它就是吸血鬼。　
　　　　　　　　　　　　　　　　　　
　风气：净化和毒化两极
　不仅仅在本书中，在其他许多资料中都可以看到在历次瘟疫对社会风气的毒害，犯罪、趁火打劫、纵欲、挥霍在历次瘟疫中都很流行，这也是很不难理解的。反过来说在瘟疫中出现过无数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明白，一种摧毁的力量同时也是构建的力量。
公元542年流行的君士坦丁堡瘟疫，使无数的人一天天在折磨中死去，但据记载，君士坦丁堡人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互爱。无数的“自愿者”组织起来了，他们处理了成千上万腐烂发臭的尸体。许多食物和钱财则以皇帝的名义分发给受害家庭。教堂仍然举行着各种宗教活动。据说，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虔诚。公共娱乐活动从未停止过。来访的其他国家的宗教权威人士也受到空前的热情款待。虽然查士丁尼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