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瘟疫报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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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昆虫为主角的虫灾是人类的重要灾害之一。例如，在印度有一种叫做“红棉虫”的昆虫，它们生长在棉花植株上，每年要毁掉半数的棉花；美国的棉田里也生长有一种棉铃虫，使得美国生产一磅棉花的成本提高了10美分。在美国，昆虫造成的农作物和财产的损失每年几乎达80亿美元；在中国，我们熟悉一种带来灾害的昆虫是蝗虫（蚂蚱），历史上很多次蝗灾给人们造成重大损失。
在所有昆虫中，至多只有3000种要惹出一些麻烦，主要是一些依靠我们生活、吃我们食物和咬坏我们的贵重物品，如苍蝇、跳蚤、虱子、蚂蜂、大黄蜂、象鼻虫、蟑螂、地毯蛀虫、白蚁，等等。当然，其中有些昆虫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麻烦，而可以是灾难，如苍蝇、跳蚤、虱子等等都会引发疾病甚至瘟疫。
虽然在史学考证认为，天气的恶化是6世纪非洲东部地区瘟疫蔓延的原动力，但是，真正的病菌携带者乃是低贱的跳蚤。
作为瘟疫野生库的啮齿类动物对瘟疫具有免疫力，但是寄生在这些动物身上的跳蚤却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跳蚤死于瘟疫。而正是其自身的死亡对它们传播疾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一只跳蚤感染瘟疫之后，它的部分肠道会被繁殖的瘟疫菌和血液凝块组成的混合物所阻塞。这样，这只跳蚤就会感到饥饿，并且变得极其贪婪，它会跳到任何移动着的动物身上去，而根本不管这种动物是否是其正常宿主。当然，由于其肠道被阻塞住了，所以不论这只跳蚤为了寻找血液而跳到何种动物身上，其饥饿状态都是永远不可能有所缓解的，它只会继续觉得饥饿难耐。因此，这只跳蚤只有快速地从一个宿主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吸它们的血，同时在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饥饿之旅”中将瘟疫传播了开来。疾病由此找到了自己的传播途径。　
　　　　　　　　　　　　　　　　　　
　猴子的罪孽
　人们对于爱滋病成因历来争执颇多，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HIV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非常相像。对HIV—2的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HIV—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
至少有三种可能的方法能让猴类病毒跳到我们之中。猴子是许多传统非洲社会的重要食物来源。当人类侵犯它们的林间栖息地时，绿猴独特地改变它们的进食习惯，去垃圾、食品仓库甚至人的住屋里寻找食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小滴几乎肯定无人注意到的猴血，可能会触到人手上因疏忽而致的伤口——于是病毒便跳了过去。也有人类学家报告说，在大裂谷湖区生活的一些人——今天是非洲爱滋病发病率最高的人群——愿意用猴血注射他们的生殖器、大腿和后背，相信这样能增加性快感。另一种可能途径是大量的绿猴交易，主要是用于美国的制药业，在二战之后兴旺起来的这种行业为病毒从动物跳向人类提供了无止境的机会——在非洲、美洲，或它们之间的什么地方。但是无人真正知道何时、何地、多么频繁地、真正发生这样的跳跃。
当然，猴子还是许多种流行病病菌的原带者，比如黄热病、睡眠病、埃博拉热、欧尼恩热等等。　
　　　　　　　　　　　　　　　　　　
　引言
　瘟疫无国界，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横扫全球，而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专属的“地方病”。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许多古典的热带流行病正在沿着纬度向两极推进，并且沿着垂直方向往上攀爬。受到人类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的死亡和自杀之外，它们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病毒原带者，1991年利马霍乱就是海藻对人类的报复。我们生活着的城市是病菌的天堂，可是表面的干净却掩盖了这一事实。与古代和近代不同，现代化的城市更禁不起瘟疫的袭击，这主要是我们的“都市生态”决定的。　
　　　　　　　　　　　　　　　　　　
　一方水土一方病
　历史上许多地区的“地方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里的生物结构决定的。环境的局部细节能影响各种不同蚊子的相对产量，这是造成地中海某些地区有疟疾而另外一些地区却没有疟疾的主要原因。关键的变数包括，该地区是否拥有适合某种蚊子的水质。有些种类的蚊子幼虫喜欢流动的水，讨厌静止的死水，有些蚊子幼虫则喜欢咸水，讨厌淡水。水中含有或缺乏某些微量成分，可能是决定某地是否会盛产某种蚊子的关键因子。除了地中海地区疟疾分布之外，还有其他的例证，比如在欧洲地区，最有“攻击力”的疟蚊就偏爱吸食牛血，只要牛血来源不匮乏，它们便会对人类宿主“视而不见”，因而传染链就自然中断，因为牛并不会感染和传染疟疾。
在古代也许没有人能阐释决定“疟疾在何处、以多严重的方式干扰人类活动”的关键变数。而在现代，单凭一些似乎微小的细节，就足以界定地中海地区的疟蚊感染区域，并且可以做出一般性的史学观测：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当地中海沿岸开始出现文化扩张过程时，比起已开发的爱琴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区域（叙利亚、巴勒斯坦），要不是较为干燥（比如北美），就是较为凉爽（比如黑海沿岸、意大利部分地区以及一般的西地中海）。而上述两区域种天然环境都很容易阻止疾病强化，虽然当地人口密度正在增加。
在某些地区，疟疾无疑对人类具有毁灭性。希波克拉底对于长期疟疾患者的描述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饮用过它（指静滞的死水，他认为这正是导致疟疾病征的祸首）的人，通常都带有肿大、僵硬的脾脏，以及又硬、又瘦、又热的胃，然而他们的肩膀、锁骨及脸颊却憔悴不堪；事实上，他们的肌肉已经分解来喂养脾脏了……。”大城市一旦染上它，无疑也会变成强化疾病流传的中心，结果，人们的生命明显地缩短。但是，纵然如此，地中海区域在朝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算是一处对人类而言相当健康的地方。
这样的历史观测对于我们现在，有一种很微观的指导意义，创造局部的抗传染病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虽然我们一再强调，现代化的交通，比如十几个小时就可以绕地球转一圈的飞机以及速度日益加快的火车和汽车等等，会加快许多流行病的传播速度，扩大其传播范围，但是，我们也强调，在现代，扫荡式的流行病比以前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即使在两个地区出现某种传染病，与这两个地区相邻的地区仍有可能幸免，这就是局部屏障的防护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巧”的道理，即使在一个传染病正在流行的城市，也会有一些安全的家庭和个人，他们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心理状况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躲过传染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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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掀起龙卷风
　“安第斯山脉的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孟买就会起龙卷风”，这是对混沌理论的通俗概括，它形象地描述了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事件的组合，甚至可以导致一场巨变。在疾病的世界，任何微小的、随机的、分子级的病菌基因改变，都相当于蝴蝶翅膀的一次拍动，它所引起的传染病便是能摧毁生命使社会陷入极大混乱的“龙卷风”。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很久以来就在劝服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对动植物和人类之间无限复杂的关系网的最微小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甚或灾难性的后果。
生态学家和“绿色和平”战士警告我们，全球升温，臭氧层泄漏以及河流、湖泊、海洋的污染，确实使北极熊、海豹、美丽的鸟类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经常被人忽略的是，环境的破坏已开始危及人类的健康。有些影响鲜明可见，比如刚刚泛滥于全球许多国家的几次霍乱。其他后果更加微妙和有害，例如人类抗病能力的逐渐丧失，全球升温将给人口稠密但对疾病毫无准备的富饶地区带来可怕的热带疾病等等。
出于多种目的，人类一直在故意冒险地干预自然界，我们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例如物种的灭绝——而且我们也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威胁。　
　　　　　　　　　　　　　　　　　　
　秘鲁卫生部长的急救包
　霍乱大部分是由水污染引起的，早在1850年代，英国医生斯诺就发现了伦敦布罗德街角居民饮用污染了的井水引发霍乱的事实，并说服市政官员从压水泵上取下压杆，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霍乱的扩散。但是，禁止居民喝污染的水只能作为实验措施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因为居民饮水是日常行为，而提供洁净水源是系统工程，实际上，许多国家，饮用水的污染一直是顽症。
像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在秘鲁爆发多次的霍乱大部分是由水的污染而起，现在拥有700万人口的利马，供水系统还是20世纪头20年间兴建的，而当时的人口只有23万，那老化的供水系统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更糟糕的是该城渗漏的供水系统已将病菌冲到了自来水中。
在其他的主要城市情势更加危急。秘鲁首都以北350公里的钦博特，根本没有全市的给排水系统。原始的废水直接倒进河中，自来水又是从河中抽上来的。一旦霍乱病菌进入河水中，它便不可避免的会被抽上来喝掉；离利马大约500公里的特鲁希略，没有河流，只有一系列的水井，一些官方和更多非官方的水泵从中取水。井中的地下水极容易被污水污染。
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1年秘鲁有336554人患霍乱，其中死亡3538人。瘟疫穿过拉丁美洲蔓延，最后于1994年平息。到了当年的9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报到WHO的感染人数为1041422人，死亡9643人，但WHO估计报告上所说数据大约是实际数据的2％。果真如此，那么便有5200万人染病，几乎占该大陆人口的12％，有超过万人死亡。
在秘鲁，如果不是国家卫生部长的远见卓识，死亡人数还会更多。他意识到了这种腹泻式疾病在全国的严重程度，他获悉孟加拉新近使用过再水化疗法治疗霍乱病人。为了补充体内因腹泻而缺少的生命必需的电解盐，以及使盐能为内脏所吸收的葡萄糖，他将这两者配成药剂（被称为“小急救包”）大量分发给市民，它只需简单地溶入水中便可以给患者服用。在厄尔托菌袭击秘鲁的时候，这种办法使死于腹泻的人减少了40％。
秘鲁卫生部长的举措是雪中送炭也算是“亡羊补牢”。但很显然，这里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假设换另外一个卫生部长，他不知道“小急救包”的妙用，他麻木不仁，情况就会很惨。在历次瘟疫中，因为当政者的作为而拯救或贻害患者生命的正反例子都屡见不鲜，但是，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系在一些人身上，那真是太危险了。　
　　　　　　　　　　　　　　　　　　
　海洋生物的悲剧和海藻的报复
　城市供水系统的“腐朽”是秘鲁霍乱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说这场霍乱的就是供水系统造成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任何城市，供水系统都包括两个部分：渠道和水源，利马也好，距离利马350公里的钦博特也好，供水系统的不堪重负的确会加深水的污染程度，也会“迫使”居民滥用地下水，但是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秘鲁水源本身的高度污染，这种污染来自于海洋。环境问题成了制造现代瘟疫的头号“凶手”。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北海海豹和墨西哥湾海洋哺乳动物易受感染是有机氯化物的污染所致。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对北极水域鱼类的过度捕捞也许是麻疹病毒杀死北海海豹的驱动力。北极的极地海豹，由于被捕鱼业剥夺了食物来源，便向南移动寻找食物，由此与北海的港口海豹不期而遇。科学家们推测，那时，极地海豹所携带的自身对其有免疫力的麻疹病毒，便跳到了免疫系统已受损伤的港口海豹身上，并将其毁灭。但是在墨西哥港，有另外一种力量扩大了有机氯化物的影响。正是它为利马霍乱的爆发提供了诱因。
1990年美国中西部和密西西比峡谷的降雨量非常之大，暴涨的河流倾泻进墨西哥湾，裹挟着大量的杀虫剂、化学物质和人类与动物的垃圾。正如尽人皆知的北海的严重污染一样，这种洪水泻入海中也是美国海岸死去的海洋动物体内有机氯化物存在的一个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它们免疫系统缺损的原因。
所有这些间接证据都暗示着1990年墨西哥湾的死亡事件可以合理地归为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可能这些动物的免疫系统因为食物中的有机氯化物毒素而逐渐衰弱，而在浓密海藻中出现的新的变异病毒，它们本身也是其他形式的污染所激发的。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健康极为不利，而因与果的循环并未就此终止。有机氯化物也污染大气，尤其氯氟碳化合物和其他碳氟化合物。当它们升入同温层，在阳光辐射的影响下它们会分解。自由的氯原子于是和存在于同温层中称为臭氧的三氧原子发生反应，夺走臭氧分子的一个氧原子，形成氯氧化物，留下正常的氧（O2）。臭氧是非常关键的阳光过滤器。没有了它，紫外线会直接透射到地球表面，对那里的生物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所有鱼类、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极为依赖的浮游生物的死亡，到人类的皮肤癌和植物的变异，不一而足。因为紫外线扰乱生物的基因，它使海藻群落中发生的变异和基因改变更加严重。
1970年代丽塔·科尔韦尔已经发现海藻中生活着霍乱病菌。种它在海藻的包囊中休眠。1980年代初厄尔托霍乱在南亚和东非泛滥时，科尔韦尔和她的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菌种，发现它与海洋藻类有极强的亲和力。一开始，细菌在浸到寒冷的海水中后会收缩起来，缩成正常大小的1/300，然后进入休眠。在水变得新鲜、温暖并且水中的氮增多的时候，弧菌会回到它们正常的活跃状态。这种对应条件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满足，到了夏天，海藻会在一处河口或港湾接触到含盐的水或清水，沐浴在沿岸冲到河水中的肥料和垃圾释放出的充足的氮之中，这时，便是弧菌复苏的有利时机。厄尔托霍乱菌完全适合在海洋中生存，尤其与藻类相伴。研究者们发现，甚至在它们收缩冬眠的时候，它们也在依靠藻细胞中的蛋囊为生。一个藻细胞可以养活一百万个细菌。1991年1月爆发的利马霍乱，其流行路径其实很简单：海藻将厄尔托霍乱菌带到了的利马，如果利马对水进行氯化处理，也许会避免这场灾难，但是利马没有处理，城市供水系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科尔韦尔认为，如果追踪海藻的移动，尤其从霍乱流行的孟加拉沿海开始，传染病学家就可以提前预报霍乱爆发的地点，帮助有可能受害的人及时预防。可惜的是，很多国家，包括秘鲁这样的沿海国家，对此一概熟视无睹。　
　　　　　　　　　　　　　　　　　　
　毛蚶大闹上海滩
　1988年1月初，上海市发现大批腹泻病人，流行病学调查迅速查明与生食毛蚶有关。1月6日上海市工商局和卫生局采取联合行动严禁毛蚶在市区销售，并没收和销毁了“带菌”毛蚶，从根本上切断了传播途径，但为时已晚。1月上旬全市已发现20多名因食毛蚶而发生的急性甲型肝炎病例，预示一场甲型肝炎的爆发可能性。1月19日起全市甲型肝炎病例数急剧上升，整个流行波持续约30天。1月20日、1月25日及2月1日先后引起三个发病高峰，共发生病例292301例，死亡11例。由食用贝类引起这样大规模的甲肝爆发实属史无前例。通过全市12个区对17000户、60000居民整群抽样调查，食与不食毛蚶的发病相对危险度为倍。
上海市甲肝流行的三个发病高峰，都与江苏省启东市吕泗海区毛蚶在上海有三个销售（进食）高峰是相关连的。就在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同一年，江苏、浙江、山东三省也爆发了甲肝，引起这些地区甲肝爆发的原因，同样主要是来自于吕泗海区小庙洪一带的毛蚶。
毛蚶体内富集甲肝病毒，1999年又从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中再度检出甲肝病毒，在宁波饲养了一段时间的启东毛蚶和在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产地取证结果均分离培养出甲肝病毒。是由于甲肝病毒在毛蚶体内长期携带，还是毛蚶生长的海区受到甲肝病毒持续污染所致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毛蚶的甲肝病毒是生活污水（粪便、泔水等等）和工业污水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所造成。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相当严重，每年直接排入近海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就有66亿吨。毛蚶是上海特别喜爱的海产品，这种污染的后果恐怕不仅仅是让喜食毛蚶的上海市民望蚶生畏。
总而言之，人类制造的污染，在残害海洋生物之后，就会回过头来残害人类自己，利马霍乱和上海毛蚶闹事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有专家预言，如果人类的污染持续下去，自然界更严重的报复还在后面，不要以为科学可以对付一切，人类只有首先学会“做人”，才有真正的安全。　
　　　　　　　　　　　　　　　　　　
　大气层的漏洞
　如果全球升温的预测最终是准确的，恒河口将是未来的半个世纪遭受损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地球气候的变化与我们在最近两三个世纪消耗的惊人的矿物有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无论专家们的预感是否应验，无疑，煤、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使大气层的二氧化碳负担急剧增加。植物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腐烂蔬菜、动物消化系统所释放的沼气，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否则这些热量会以红外线的形式反射回太空。自然的“温室气”使地球温度保持在平均15℃，并有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长。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业烟囱和内燃机引擎倾泻出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给20世纪造成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自17世纪中期开始，地球温度逐渐上升，最近100年上升了大约℃。1995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研究小组（IPCC）的一份草案则描述了21实际将出现的情况：
由于冰川和南极部分冰层的溶化，海水增多，水温升高，海平面将上升2米。海水将淹没广袤的低洼海岸，包括尼罗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在内的大部分三角洲，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海滩，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岛国，如马尔代夫群岛、塞舌尔群岛、库克及马沙尔群岛。十亿多人将迁居，或许还要多得多。
地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仅直接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使许多古典传染病“复活”，并在纬度上分别向南北方向推进，挪威、加拿大出现疟疾就是明显的例证。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威胁对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气候…生物…瘟疫
　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古代自然瘟疫病菌携带者（和一种中间携带者），瘟疫就在这些具有高度免疫力的野生动物间无害地传播。喜玛拉雅山脉和非洲中部及东部（以及中世纪的亚洲大草原），曾一度是在数个世纪里席卷欧洲以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瘟疫的终极发源地。
如果非洲东部地区是瘟疫的一个古代病源区的活，那么为什么瘟疫会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突然从病源区当中爆发呢？为什么它会在半休眠了数百年之后，訇然开启其细菌库的大门，继而如洪水般淹没这个世界呢？
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幸存的瘟疫病源区所进行的调查证明，大多数瘟疫的爆发都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爆发；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在发生“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大大增加。这样，就有了更多的食物，而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则会大量繁殖。啮齿类动物的数量达到了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相对于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的生存率大大增加，并由此引发繁殖激增。为了寻找它们的草料领地，啮齿类动物的活动区域必然扩大。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携带着瘟疫的野生动物便无情地向外扩散了。很快地，这些生物与其他没有携带瘟疫的啮齿类动物有了接触，进而将疾病传染给人群。
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雨水和食物，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以及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大量死亡。但是，一旦干旱结束，较之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而言，啮齿类动物以其快速的繁殖速度、更多的产仔量以及更短的孕育周期，得以迅速恢复其数量。这样，在几年之内，狩猎者与猎物之间巨大的不平衡，就会向猎物一方倾斜了。繁殖激增的情况由此发生，而瘟疫大量滋生的啮齿类动物则如野火般蔓延开来。
所有的情况当中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发生在严重的干旱继之以激增的降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恰恰与非洲东部地区在530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混乱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据我们所知，瘟疫源自非洲东部并在541年登陆埃及。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以将其从地处偏远的“野生动物”库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次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气候紊乱，确实就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携带有瘟疫病菌的啮齿类动物与其他的动物，在这一过程当中就像离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凶猛。
历史留下了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东部瘟疫所造成的死亡率情况以及有关6世纪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定居地湮灭的证据。另外有记录表明，在欧洲北部，其中包括不列颠岛西南部，瘟疫的传播比温暖、干燥的欧洲大陆南端更为容易，更为迅速。在干燥的地中海地区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数分钟，而在潮湿阴冷的天气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不论是干燥的地区还是潮湿的地区，都会因跳蚤的叮咬传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颠岛上还更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这些瘟疫病菌根本无需跳蚤叮咬传播的帮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瘟疫和一个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之间的关联。　
　　　　　　　　　　　　　　　　　　
　城市：病菌的天堂
　也许比疾病影响历史更为微妙的是，人的行为能将时疫扩大到非常的规模，为“慢性”病（比如爱滋病）的扩散打下基础，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现或隐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现症候。对这些灾难“贡献”最大的当数城市。在历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做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城市的增长力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标志之一。都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却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集地。
细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有范围很大的潜在的性伴侣，他们从当做排水沟用的河里取水饮用，垃圾多得难以处理。在这么熟悉的人群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会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繁荣的城市，有众多人住着光彩豪华的住宅，却也有无数的人仍然在没有活水和有效的污物处理的条件下生活着，而这正是细菌的天堂。房屋不足异常拥挤的贫穷城市，更易被感染。“如果罗马贵族偶尔由于水道中的细赤痢，”医学记者劳瑞尔·加瑞特写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贵族感染后的废物造成的双倍的细菌危害。”
1853年8月末在伦敦的布罗德大街，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700人，著名的医生约翰·斯诺发现霍乱空前肆虐是因为人们都在用同一个污染了的水泵取水，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这才使那里住户和工厂都逃过了劫难。这是一个不算太古老但很经典的故事。现在在大多数城市，用水泵取水的是不多见了，但是，如果我们用水泵借代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那我们和1853年的布罗德大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现在的城市系统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官僚，一个医生就可以让城市当局改变既有的设施，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在城市，公共化的程度越高，流行病的通道就越多、越通畅，一旦流行病获得传播通道，它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毁灭性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尤其在居民没有任何自然防线来抵御微生物入侵之时。
西方城市今天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严重。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超载的。”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细菌感染的将是大城市中“丧失免疫力的人和穷人”。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疾病的传播者。”　
　　　　　　　　　　　　　　　　　　
　引言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开路先锋。14世纪蒙古军队首领詹尼伯格在一场攻城之战中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而引发更严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放细菌导致瘟疫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这体现了人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态度。在生物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一场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让1平方公里范围的生物化为云烟。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着大量毁灭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复制瘟疫”的可能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战争放大瘟疫
　引言：战争是潜在流行病的开路者和放大器，这个结论恐怕谁都可以接受。战争不算是瘟疫的元凶，但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帮凶。在整个历史上，许多次重大的瘟疫都是借着战争扩散，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故意的。只是无论哪一种情况，战争的制造者们都不会甘愿将瘟疫传播的黑账算到他们头上而已。
1348年黑死病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在这次瘟疫中充当了一个特殊角色。据记载，1347年，基普查克·汉·詹尼伯格正率领一支蒙古军队围攻热那亚人的港口卡发（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队迅速瓦解，詹尼伯格在绝望之中命令将所有病人的尸体用巨大的石弩弹射到卡发城中，让那里的居民也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尽管有些难民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