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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瘟疫报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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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结束，盘尼西林能够成批生产用于交易了，到了1953年，就能够制造和开出处方的盘尼西林已达400吨左右。这似乎真是一项奇迹，它不但治愈了长期的破坏性疾病，如梅毒和淋病，它也使许多疾病消失无踪，如肺炎、脑膜炎、产褥热、败血症以及一系列有时是致命的儿童耳鼻喉感染，包括可怕的“链球菌喉”。盘尼西林在当时没有显示任何明显的副作用。
抗生素时代
继盘尼西林之后第二种曾经神奇无比的抗生素是链霉素，1944年在新泽西太学分离出来，不久便投入了大批量生产。它的威力和声誉在于它有效治愈了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结核。像盘尼西林的先驱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一样，链霉素的发明者塞尔曼·瓦克斯曼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后，其他抗生素陆续出现。1947年出现氯霉素，它扫除了隐藏在百日咳、白喉（以前主要的儿童病）、胃肠炎、痢疾、伤寒、霍乱、炭疽背后的细菌，以及大量的轻度感染。1948年四环素出现，这是最早的“广谱”抗生素——通俗医学作家杰弗雷·卡农称为“不太像魔术弹而却像魔术炸弹”。现在仍在使用的四环素可以对付脂肪腺炎、支气管炎、霍乱、结膜炎、耳炎、肺炎以及斑疹伤寒等等。四环素的巨大优势，在当时看来，是它能够有效用于还未确诊的情况下，今天它彻底被用于家畜饲养，来促进其生长；也作为一种预防的药物。
1960年代之后只有一种新的抗生素产生——喹啉。它主要应用于治疗尿道感染，喹啉能够破坏细菌的染色体。它们似乎对人类染色体没有影响，如果有，后果将十分严重，因为吃了这种药的人很容易生出畸形儿。在这样的基本层次上起作用的药物使微生物学家十分忧虑。更严重的是，喹啉完全是人造的——它们在自然中没有任何替代物——并且无人能完全确定它们对自然有机体的影响。一些使人惊恐的副作用已经出现。它的一种变体，能够引起血液、肝肾的混乱，休克和偶然的死亡。1992年在美国喹啉被撤消，不再投入使用，但一般不发达国家仍然在使用。
细菌：朋友还是敌人？
细菌是单细胞组成的微生物。它们通常以其形状命名：“球菌”是圆的，“杆菌”是棒状的，“弧菌”像逗号，那些像线圈或螺旋的叫做“螺旋体”。大的杆菌可达10微米（万分之一厘米）；最小的球菌可能直径只有175毫微米（千分之一微米）。有些单独生活，其他的成对、成链、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它们既非植物亦非动物，而且菌细胞与动植物细胞不同，它们没有包含一定数量染色体的细胞核。相反，保存细菌遗传代码的物质，仅是一个染色体，自由漂浮在细胞中。
细菌是以分裂的形式繁殖的，有时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存活。有的需要空气，有的则只能在无氧环境下才能存活。说不清有多少细菌（有非常多的细菌对我们有益）在人体内或体表生活着。一个人身上和人体内的细菌比地球上曾经有过的人还多。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组成我们每个人的细胞中十分之九是细菌。
大多数细菌对地球上生命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腐生”细菌使世界保持干净和翠绿。它们消耗腐烂的绿色植物和动物尸体，在此过程中把植物必不可少的氮释放进土壤。表皮葡萄球菌生活在人的皮肤表面（每平方厘米便有15万个左右）把每一个小壁龛都塞得满满的，大体上使其他有害菌无处存活。绿灰链球菌生活在我们的口腔中，全凭数量来阻止带来感染的入侵者。相对而言有害菌的种类很少，但是这少数细菌导致的破坏却是惊人的，它们所引起的症状很严重，因之而死的人数很多。
过去的生物学家认为，人体自然的正常功能失去平衡时便会出现疾病，这种失衡正是有害菌导致的。更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葡萄球菌是致命的，它们生活在人体之内。看上去这似乎是个矛盾，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葡萄球菌与健康人体是处于平衡状态的。释放出毒素使人体免疫系统承受压力的细菌也很少。但当细菌数量增加得太多，需要免疫系统去处理的时候就会惹出麻烦。这就会发生所谓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它尤其是由葡萄球菌的毒性胁变所引起的。细菌将一种毒性酶排出细胞壁之外，它能够杀死为身体供氧的血红细胞，这叫做“外泌毒”；细胞壁内带毒称为“内毒素”。
一旦葡萄球菌的数目多到一定程度，人体的免疫系统便开始行动。称作巨噬细胞的白血球，担任整个身体组织警卫的“大食客”等待的正是这样的入侵者。如果需要，它们会穿过组织去帮助其他的细胞与感染做斗争。这些“自杀的细胞”会消耗掉来犯细菌及其毒素，结果它们自身也会死亡，严重的感染会因此被阻止。如果入侵的细菌数量太大，巨噬细胞将会被压倒；虽然许多巨噬细胞会完成使命，但是更多的葡萄球菌仍会突破它们的防线，继续去侵蚀血红细胞。在一场全面发动的进攻中，血红细胞消耗如此巨大，以致躯体开始因缺氧而窒息。
在毒性休克综合症中，葡萄球菌所携有害毒素如此致命，以致受害者开始临床休克，精神混乱同时伴以危险的高烧、严重的血压降低、腹泻、呕吐、肝肾失灵。研究者们发现，妇女阴道中的细菌逐渐繁殖，会向一个狂乱的灾变发展。在大部分TSS病例中，这些妇女都有过一、二次感染，表面上看似偶然的较温和的症状。这使她们的免疫系统误人歧途——有些妇女真的产生了抗体——允许残余的葡萄球菌留在原处继续发展。当细菌数量爆炸时，免疫系统的反应变得不相称也不够充分，这将导致休克，有时是致命的。
医院：另类通道
1952年，盘尼西林几乎可百分之百地摧毁葡萄球菌，30年之后那个数字已降到10％。在旧金山肆虐狂暴的葡萄球菌已发展出打败所有其他抗生素的能力。它是第一种真正的超级病毒。
能够预测的是，具有极高抗性的超级病毒开始出现在病人、抗生素和细菌高度集中的一个地方：医院。医生们在护理一位住院的患者的过程中，他们似乎消过毒的白大褂为细菌从病人到病人、从病房到病房之间的扩散提供了方便的工具，这么说决不是针对我们的医务人员。 。。
在莫菲特医院，葡萄球菌杀手直接来源于一名护士，她无意中也传染了另两名婴儿。院方因这种超级病毒的出现而万分焦急，立即用抗生素对医护人员和婴儿进行处理，关闭病房，用橡胶封条、窗帘和床单将其封死——用上了所有能困住细菌的方法，包括擦洗、消毒患者留下的每样东西。但是这种彻底的清洁也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行为。
虽然葡萄球菌无处不在，它也是无害的，除非它进入了伤口或烧伤处——或者免疫系统失灵的人体内。那时它将使宿主付出巨大代价让自己兴旺繁盛起来。任何工作在医院中的人可能染上细菌，也可能是在他们自家的花园里，然后把它们带人医院而自己则毫无风险。一旦葡萄球菌到了那里，它们很容易过渡到任何潜在的、直接的新生境中。医院中充满了因意外或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致伤或烧伤的人，其免疫系统已经因满负荷工作而疲劳。
在极端情况下，医院里到处都是抗生素。尤其危险的是集中看护室中的儿童们，他们伤口尚未愈合，免疫系统尚未形成，正处于衰弱时期，无助地躺在强大的抗生素茧壳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外科医生采用预防措施来弥补他们手术室或病房落后的卫生条件……结果导致抗生素的过量使用，这必然会引起反作用。”因为这样会将巨大压力施加在葡萄球菌和其他细菌身上，使它们调整所有的基因程序，建立起越来越坚固的防御，抵抗药物的攻击。
1960年代大部分医生在二甲氧基苯青霉素的帮助下放弃了盘尼西林。新药摧毁了葡萄球菌的β内酰胺酶的抵抗，但仅仅维持了几年。1980年代葡萄球菌超级病毒出现时，很快获得了MRSA（抗二甲氧基基苯青霉素葡萄球菌）称号；MRSA很快冲出医院进入更广泛的社区，通过幼儿园和全天护理中心扩散，它在那里抓住有小伤口小搔痕的孩子，也通过市内贫民区共用针头的吸毒者进行扩散。1992年美国所有葡萄球菌变异中便有15％左右是MRSA，令人吃惊的是其中40％是在大医院中发现的。用人数来计算那数字更加惊人。那年有2300万人动过外科手术，其中92万人发展成了术后感染，大多数就是MRSA造成的。更昂贵更复杂的抗生素用于治疗，导致了更大的抗药性循环，直到1993年只有一种药物，万古霉素能够摧毁MRSA细菌。但这最后的希望也会偶然落空。
与超级病毒的超级感染做斗争的代价像火箭发射一样猛升。据推断，病人住院时间的拖长和更昂贵抗生素的使用，每年要增添300亿美元的支出。从盘尼西林过渡到甲氧苯青霉素一项就使基本医疗费增加了十倍。
在地球村没有什么像疾病的传播那样快。贫困国家既无钱又无基础设施，难以应付猖獗一时的超级病毒的威胁。在所有国家，无论富裕和贫困，抗生素的使用或误用都刺激了超级病毒的进化，而国际间的贸易与旅行——尤其是飞机——为抗药性极高的细菌变异顺利地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提供了现成的通道。
到了本世纪的大门刚刚开启的时候，葡萄球菌绝不是威胁世界的惟一的超级病毒。例如，更新了体力和毒性的链球菌再次猖獗，它们强化了所有的致命能力。“A号链球菌”曾经以腥红热夺去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它是在1989年再次出现的。A号链球菌的消失与再现是一个经典范例，它演示了对一种细菌的明显胜利实际是对另一种细菌的邀请。1960年代A号链球菌似乎完全消失了。腥红热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曾经是很遥远的，但它依然回来了。也许人们命名的“古典传染病”都会卷土重来。
细菌和医药的赛跑
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相信疾病从根本上是可治的西方人而言，令人震颤的是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的复苏。它们看上去可能仅仅像腥红热、白喉或旧时的结核一样虚弱无力，但随后就会变得大为不同，那时推动它们的细菌已不再是同样的细菌了。它们至少使受害者同样痛苦与衰弱，对心理、生理和财政同样具有破坏性。
虽然它们造成了巨大的浩劫，但这些再生的杀手并不代表过人类的最后威胁。它们倾向于留在正在消失的传染病中，然后演变成一场挡不住的灾难。它们也许是另一些疾病的征兆，此我们可能没有什么防御之术。
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对细菌的战争，现在各种迹象表明战斗已经陷入了有气无力的僵局——就像一场固定阵地的消耗战，双方都在奋力支撑，以备在战壕牛进行下一次战斗。细菌就在外面，就要进攻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净化自己，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菌超出控制猖獗起来时，我们自夸的“精锐部队”——抗生素，并未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用军事术语来说，它们还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损失”——它们残杀了大量的“平民”，那些保持我们正常功能与健康的友好菌群。这种破坏使我们更易受到有害菌的感染。另外，那些细菌“敌人”同样唤起它们巨大的潜能来适应新的环境，它们发展出强大的防御能力卷土重来；我们又研制出新的“魔术弹”来回击，更像滥用一气的炸弹一样，把它们到处发射；细菌再次改变并赶上我们，我们又创造出新的抗生素，而细菌又已改变……如此循环不已。
1981年，在《不死的细菌》一书中，马克·拉普描述了抗生素的发明及其巨大许诺所产生的后果：
“很不幸，我们与自然界玩了一个恶作剧，我们控制住这些化学物，以一种方式使它们更加完美，以致改变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微生物的结构。我们现在增生了以前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微生物有机体。我们选择了它们。我们发现，在过去微生物导致的人类的疾病只有10％，而现在能导致的疾病已达20％和30％。我们已用抗生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面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拉普的描述在当时显得有些夸张，现在看来却是恰如其分。今天我们知道拉普是多么正确。如果医学家和医生们当初没有将细菌视为危险的敌人予以根除，而是当成不守规矩、需要细心管理的盟友；也许今天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对付恐怖的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当然，我们不能使时间逆转。我们毫无选择，只能承认现实，只能继续面对。
我们将抗生素当做医疗武器或“特种部队”的错误见解，并不是导致近几十年我们免疫系统衰弱的惟一原因。工业污染和家庭垃圾也难逃干系，还有饲养不当的动物，因为在许多国家药品已经成为动物的“例行食物”。结论是一样的：作为一种生物，我们现在对于各种疾病的抵御越来越脆弱，尤其是“传统的”流行病，如霍乱、伤寒、炭疽、腺鼠疫和肺炎，它们从藏身之处出现，就像它们往常一样势不可挡。例如，拉丁美洲和印度在1991到1994年之间都爆发了严重的霍乱。
超级病毒惊人的扩散表明，现代交通能在几小时内把一种疾病飞速从印度尼西亚带到印第安那州。这意味着像埃博拉或拉沙热这样不可治愈的可怕的出血热疾病，能自由地在大陆间飞来飞去，侵袭毫无防备的人们。1989年一种埃博拉热病毒到达了美国弗吉尼亚的莱斯顿，距首都华盛顿大约只有10公里。它从菲律宾起飞，取道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极为幸运的是，那埃博拉特殊变种的致命力量被禁锢在携带它的猴子身上：染上此疾的少数几个人在经过充满痛苦的恐怖日子后幸存了下来。
那毕竟是一次意外的幸运。但是这些正在出现的威胁确实会致人死命，这并不只是免疫系统衰弱的问题。这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我们只有两种基本方法防御它们：我们自身结构的弹性和接种疫苗进行预防。还有第三种办法——利用以前受害者的血清。就非洲病毒而言，如果它们中有一个在任何国家爆发成瘟疫，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血清来周转。
更糟的是，对于一些怀有敌意的病毒，我们没有任何固有的内在堡垒，也没有牛痘疫苗，同样也没有确实可行的治疗方法。它绝对清晰地显示出，一种不治之症是如何在免疫系统已被其他感染彻底摧毁的人群中扩散的。它可以寄居在任何个体中，无论这个人多么健康、富有和聪明。
引言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惟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宿主和寄生物之间“危险平衡”的关系一直受到误解，这影响了我们对细菌的态度，这是人类的大错。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雄师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和跳蚤。任何和我们亲密的动物都可能成为我们致命的杀手。寄生物在人和动物之间的游移以及它独特的潜伏本领让人类痛苦不堪，所谓的抗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自欺欺人。
微生物的功过是非
对所有生物而言，疾病和寄生虫是无所不在的。寄生虫和微生物从某生物体上搜寻食物，对宿主而言，就可能是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所有动物都是以其他生物为食物来源，人类也不例外。人类在觅食上的各种招式，充斥着人类的整个文明发展史。我们或许可以把人类看作是“病菌的微寄生”与“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而人类所谓的大型天敌在早期是动物，到后来则是不同族别的人类。
微寄生物，也称为寄生性微生物，指的是微小生物（病、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维生所需的食物来源。有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不是很快地把宿主杀死，便是在宿主体内引发免疫反应，让自己被宿主杀死。偶尔这类致病的生物不知怎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宿主体内，使宿主成为带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却不生病。还有一些微寄生虫，有办法和它们的人类宿主达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类感染无疑也会吸走宿主部分的能量，但是它们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宿主的正常功能。
食物与寄生虫之间的相互关系巩固了人类文明史，它也和人体内某种相互关系类似。白血球是人体内预防感染的主要元素，它们能够“分解”掉入侵者，凡是白血球无法消化的外来生物，则转变成寄生物，反过头来消化人体内对它们有营养的东西。同样，取食者将食物所含的细胞及蛋白质分解成小单元，只是为了把它们再合成身体所需的新蛋白质以及新细胞。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当宿主都是几乎不相接触的独立个体时，微生物或病原体怎样从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呢？
人类宿主和感染源之间的长期互动，在双方历经许多世代或者数量可观的族群之后，会创造出一种能容许双方存活的相互适应模式。某致病生物若是很快地杀死宿主，则会替自己带来危机，因为它必须想办法快速地找到下一个新宿主，原则就是传衍后代。
反过来说，某人如果能彻底抵抗感染，那么原本会存在的寄生物将找不到居所，这么一来，也会给感染生物带来另一种生存危机。事实上，许多与疾病为伴的关系之所以难以持续到现代，就是因为发生上述这些极端的情况。此外，一些恶名昭著的致病生物，现在正面临绝种的危机，这要得益于全球的疫苗普及以及其他的公共卫生设施和措施的改进。
最适合宿主和寄生物共存的状况，通常（但并非必然）是这样子的：两者皆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持续无限期地存活，而且双方的正常活动都不会因为对方而严重受损。这类生物平衡的例子相当多。例如，人类肠道里存在大量的细菌，但却不会引起明显的病征。另外，我们的口腔和皮肤上，也聚集了许多微生物，在正常情况下，它们通常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实质的影响。这类生物当中，有些能帮助消化；有些则被认为能够防止有害生物在我们体内随意繁殖。
险恶的动物世界
人和动物的关系错综复杂，甚至可以说比人和人的关系还要复杂。如今衣冠楚楚的人类本来就是从猿猴演变而来的，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与其他动物形成了一种互相寄生的关系。当人成为人之后，把其他动物分为了两个世界：野生和家养。需要我们高度注意的是，即使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其生息也从来就有人类的参与。
也许是一种因果报应，人如何对待动物，动物就就如何对待人。两个阵营的动物，在人的左右，包围着人类，改变着人类。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所有独特的文明传染病，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的。
人畜养的动物和人的关系历来密切，早期的人类畜养动物只是为了获得食物储备，再后来，家养动物中有的分化成了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帮手，当然，到了人类的生产活动不完全倚赖动物之后，有的动物反倒成了人的精神伙伴。关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和故事，历史和文学都有记载和描写。由于人类和家禽、家畜的接触最密切，目前许多常见的传染病都被发现与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关，这并不令人诧异。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及犬热病有关；天花已经确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动物传染病密切相关；至于流行性感冒，则是因为人猪共通。按照正统教科书的记载，目前人类和家居动物的共通疾病数目如下：
家禽：26种，
鼠：32种，
马：35种，
猪：42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羊：46种，
牛：50种，
狗：65种。
在这个名单中，鼠不是人饲养的，但它的生活离人更近，许多老鼠经常地和人共居一室。鼠也是很特别动物，是现代医学解剖首选的对象，当然这也证明，人类的许多疾病都老鼠有关联。
这些共通疾病的数目有许多重叠，因为除了感染人类之外，同种传染病常常也会感染好几种动物。重叠数量还是能够暗示我们，人类和家居动物间的疾病关系有多么错综复杂。而且它也明白显示出，人与动物的亲密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除了源自家居动物的疾病外，人类也可能因为卷入某些野生动物的疾病循环而致病。比如，源自于穴居啮齿动物的淋巴腺鼠疫、来自猴子和非洲狮蚊的黄热病以及来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这类更险恶传染病的例子。
家禽、家畜早已是众多有能力一再入侵人体的病毒及细菌的慢性带原者。只要追溯牛、马、羊等动物在野生环境里的天然生活方式，就非常容易理解。这些动物都是群居性的，早在人类狩猎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之前，它们就已大量群居在欧亚大陆的草原上了。建构起由单一物种形成的大族群后，他们恰好提供了细菌及病毒传染病演变成地方性疾病的必须条件，因为只要族群够大，永远不愁没有下一个易感染又能到手的宿主，好让感染链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动物就是这样的族群。
几乎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瘟疫，追根究源都是动物造成的。我们在这里，把瘟疫和动物的关系揭示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人类知道，怎么样的和动物交往的模式对我们的危害最小。
杀不绝的老鼠
如果要问今天对我们人类威胁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答案不是凶猛的狮子或老虎，而是“小不点”老鼠，我们人类同这些小哺乳动物“战斗”目前正陷入僵局。它们和同它们类似的其他生物让我们烦恼，使我们遭受挫折。对于人类来说，小动物比大动物更危险。
尽管一切鼠类都在人类有意识地加以消灭的动物之列，而那些幸存下来的鼠又总能迅速繁殖，及时补上损失，让人毫无办法。动物越小，它们的个体越不重要，但它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命力就越强，对人类的潜在威胁反而更大。
尤其重要的是，巨大的繁殖力会加速进化过程。如果在有一代，大多数的鼠都受到了某种毒药的危害，或者养成了某种危及自身的不良习性，那么肯定也会有一些鼠，由于随机突变的结果，有幸获得了对那种毒药的特殊的抗药性，或者凑巧养成了一种有利于自身的习性，它们的后代多半会继承下它们的抗药性和比较有利的习性。这样一来，人类用来对付那种鼠，企图减少它们的数目的任何一种办法，便都会失去效力。
对于物种的存活具有重大价值的另一个性质是杂食性。有些动物只吃某种食物，例如澳大利亚的树袋熊只吃桉树叶，它们只要呆在桉树上简直就像住在天堂里。可是，单一的食性只能依靠环境的赐予，在不生长桉树的地方，就不会有树袋熊，一旦所有的桉树都消失，树袋熊便会绝迹，连动物园里也见不到踪影。但是，食性杂的动物却比较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它们喜食的食物没有了，也能凑合着吃其他不那么可口的食物存活下来，鼠类就是杂食性动物。我们吃什么，它们也吃什么。因此，我们人类走到哪里，它们也跟到哪里。
在非洲东部地区，对瘟疫具有免疫力的、作为疾病库的野生啮齿类动物是沙鼠和多乳鼠。沙鼠（一种褐色的老鼠）通常每年产仔两窝（总共生产10只幼仔）。沙鼠是一种领地观念非常强烈的动物，为了寻找一块专属领地，一只沙鼠在一个季节当中需要行走4到5公里。这样，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随着沙鼠的数量的增加，由于每一只沙鼠都需找到自己的专属领地，这就导致了携带着瘟疫的沙鼠个体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扩张。
多乳鼠是一种深棕色的鼠类，其大小与金色大颊鼠差不多，大约每50只聚居在同一块领地上。多乳鼠的妊娠期为23天，每年产仔两窝。在正常情况下，多乳鼠每窝的产仔数为5只，但是，一旦食物充足，这个数字会增加两倍，达到每窝15只。一对多乳鼠在一年当中可产出1000多只幼仔。时至今日，多乳鼠仍是一种主要的非洲瘟疫病菌携带者。
很可能沙鼠和多乳鼠将疾病传染给了更多的多乳鼠，以及一种被叫作“阿尔维坎瑟斯”的类似于鼠的生物。虽然后者对瘟疫并不具备免疫力，但是，在气候适宜的情况下，其繁殖速度甚至超过了多乳鼠。
在天气潮湿的情况下，这种动物的密度可达到每英亩100只，并且，它还能在一年之内生育成千上万只的“儿子”、“孙子”等等。不论是多乳鼠还是“阿尔维坎瑟斯”，部不愿侵入人类的居住地，因此，它们也就不可能与不具备瘟疫免疫力的黑鼠有直接的接触。黑鼠是一种特别喜欢滋扰人类的鼠类，在农场、仓库、房间、农村、城镇、市场、港口以及船只上面，都可以找到它们。
在气候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的数量少于平常情况时，一对黑鼠在一年当中可以生育成千上万只的后代。黑鼠有房鼠、船鼠以及黑鼠之分，它们具有相当的侵略性，而且适应能力非常强，它们几乎可以吃掉任何东西—昆虫、种子、肉类、骨头、水果，甚至是“鼠吃鼠”！
一旦不可计数的饥饿的跳蚤从沙鼠身上跳到多乳鼠身上，再跳到“阿尔维坎瑟斯”身上并进而转移到黑鼠身上，那么，首批人群感染瘟疫将不过是数天甚至是数小时的事情。
接下来，黑鼠戴上了“水手帽”，一个港口接一个港口地逐步使得更多的人群、更多的船只以及更多的老鼠成为了瘟疫的受害者，同时又成为了瘟疫病菌的携带者。
小小跳蚤的魔术
令人类沮丧的是，越小越难对付，比如昆虫。在所有的多细胞生物中，昆虫要算是最成功的了。昆虫寿命极短，繁殖力极强，进化速度惊人。目前已知昆虫的品种有70万种左右，而所有其他的动物，总共才只有20万种。昆虫个体的数目，那更是多得不可思议。在潮湿的土壤中，在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有属于数百种不同品种的昆虫多达亿只。据估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1018只活昆虫，每一个活着的人可以摊上亿只昆虫。我们这个星球上活着的昆虫的总重量比所有其他动物加起来的总重量还要大。
以昆虫为主角的虫灾是人类的重要灾害之一。例如，在印度有一种叫做“红棉虫”的昆虫，它们生长在棉花植株上，每年要毁掉半数的棉花；美国的棉田里也生长有一种棉铃虫，使得美国生产一磅棉花的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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