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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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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想方面一再被渗透。主要表现在文化输入上。不少海外文化机构和团体,每年都在致力于把西方大量的对中国未必是有益的理论学说输入进来,然后组织许多诱人活动和中外交流机会,促使人们不得不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钻研它们,像庞杂无边的各种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大部分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些东西足可将中国大批知识精英10至20年的宝贵生命年华彻底耗空。总之,是冀图将其无用而过时的东西在知识结构与文化基因层面深深渗透进民族之中,以使民族趋向于越来越西化——更多地是美英化——越来越失却民族之根,越来越在变成一个似是而非的民族、一个忘却传统美德的民族、一个陌生的民族。
七、在教育方面一再被“收编”。这方面说得中性一点是“收编”,说得重一点就是猎捕。当前学者们对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的优秀人才每年纷纷被美国像收麦子一样地尽情“收割”十分困惑,都在惊呼: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在纷纷成为留美预备学校(就像当年的清华是麻省理工的预科班的那种功能一样)。长此以往,这种现象势必会给整个中国教育方针与理念造成整体倾斜。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人才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亟待被复兴的中国,还是相反?美国的强势文化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与青少年的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渗透与左右,绝不可等闲视之,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最近撰文指出,“当我们的青少年对美国的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 '11'。
八、在语言方面一再被切换。自然,随着全球之日益一体化,而今又是处在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美国中心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学一学英语可能对不少人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决不能一刀切,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学英语,尤其是对于创造型的人与一类智商的人;更不是所有的考试都需要考英语,尤其是对于艺术类、国学类与纯思想类的考试,这会把每年的几乎所有尖子、甚至天才全都扼杀在艺术、思想与智慧的殿堂之外。这个问题,以王岳川、陈丹青为首的一批资深学者、专家已在各种场合,包括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栏目《人物》中公开批评并指责过多次了。然而,此风依然盛行不衰。英语在眼下已俨如一种广为流行的风俗,而不管它到底有没有益处,就像过去的裹脚风俗一样。许多人从小学,甚至无数的生命从咿呀学语时期就开始必须接受英语的强制性训练,就被灌输道能说英语是极为时髦、极值得炫耀的,今天的出国潮与崇洋媚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自幼进行强制性训练与灌输的必然结果,这是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君不见在日常生活中屡屡发生着这样的情形:许多人在日常会话中如果不时不时地插入几句洋语、洋词,便似乎不再会说话,子曰诗云已代之以山姆大叔之语,一些人在某些场合更假装自己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满口洋话、洋调,洋腔、洋音,并伴随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挤眉弄眼,呃哼耸肩,搔首弄姿与手脚舞动,其实越是这样,越是会被老外看不起。在这方面,演员成龙就比较个性化,某次他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说道,“我就不鼓励我儿子去跟西方人说英语,西方人之所以要跟你接触,主要是因为你不同,而不是你与他们相同!”实际上,只应让外语专业者、出国留学者、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专业研究者这批人学习英语,则已足矣,让其他一切人都花了无数的宝贵光阴学的那些半通不通的英语,而最终这些又和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毫不关联,派不上任何用场,实在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不仅于国于民无补,反而会导致国语与国学的整体水准越来越差,国民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媚外,越来越容易自我迷失,越来越难以定位自身。在这方面,法国就做得比较好,对英语的抵制、对英美文化习俗,尤其是对美国所倡导的几乎是主流的一切,法国一直都采取着冷处理。鉴于汉语、汉字素来在世界上享有着无可替代的听觉、表达与书写上的巨大优越性,及其同时兼具形象与思辨功能的巨大优势性,与独一无二的概括性和唯美性等众多诗点。时下,中国在语言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应让全世界都来学汉语,应在全球掀起学汉语的蓬勃浪潮,藉助语言进而去影响甚至是感化其文化,去弘扬我们民族的灿烂精神、玄妙思维与审美习俗,而不是相反。
总之,英语只应成为这个民族一部分人的学习研究工具,而不能成为民族自己在自己面前安放的一只拦路虎!更不能以牺牲国语、国学为代价,尤其是在全世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各种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时候。
九、在文化方面一再被移植和覆盖。文化方面的大范围、大幅度的移植和输出,构成了美国人所谓的“软实力”。实际上,这种被称之为的“软实力”看软不软,比到其令人生畏的硬实力,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中国所遭遇的美国的软实力,与欧洲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前不久,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所登载的《欧盟宪法与文化多样化》一文,对世人了解美国的软实力,会有不小的帮助。该文指出:“众所周知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的流行文化。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好莱坞控制了72%的欧洲电影市场……欧洲电视上播放的戏剧中,有50%出自美国;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作品中,有90%是由英语语言作者所写……长久以来,对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地位痛心疾首而孤军奋战的法国”,近来联合了一些力量,而采取了有效的行动,“旨在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公约……以保护其大部分文化交流不会受到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规则的不良影响”。针对google准备将英美图书馆约150万本书进行数字化,“希拉克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领导人号召创建一个欧洲数字图书馆,并警告说,若不如此,欧洲的文学遗产将失去其在世界文化界的原有地位”。可见,美国的软实力对世界各地的文化覆盖是多么厉害,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血液与脸相,当血液与脸相在总体上被更换之后,那这个民族、国家还剩下什么呢?世界文化必须是多元化的与多姿多彩的,诚如正是有了金字塔、非洲草原、长城、古老的三峡、尼亚加拉瀑布与科罗拉多大峡谷,才构成了地球的迷人风采一样,同样地,各种文化多元共生也才能够真正形成文化的万千气象,否则,世界文化王国就会由于过于单一化和近亲繁殖而走向衰竭。
以上主要阐述和分析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不够友善、不够友好并对中国造成着负面影响的一面。所有这些,均与布什总统自上台伊始所定下的对华政策是如出一辙的,布什一上台便将中国由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而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一政策方针的大背景下,鉴于美国在各方面处于绝对强势,而中国则处于相对弱势,当然会对中国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和负面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至今仍在不断加大中。较之上任总统的对华政策,布什总统之所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将中国化“伙伴”为“对手”(甚至将中国这个“对手”排在俄罗斯之前),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或者说是崛起的速度提升得太快,这一崛起的速度超出了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或者说是帝国的心理预期。换句话说,美国顶多只希望、只愿看到中国仅在亚洲长期扮演一个地区性大国的角色,而不希望、不愿看到,至少是近些年还不希望,不愿看到中国能够真正化为一个具有全球话语权的世界大国,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代主旋律,与美国所制定的世界新秩序,或者说与由其指挥的世界乐章是格格不入的,于是,遏制中国,包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和高新技术等方面综合遏制中国的政策,便一跃而成为了布什政府的对华主导政策。虽然偶尔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在“9·11”后,当它需要中国与它合作,至少是不反对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时候(当然这一打击日后由于“扩大化”而导致从根本上变味变质)。
众所周知,在国土上略大于美国、在人口上则数倍于美国并自近代以来屡遭列强欺侮与蹂躏的中国,而今的国防费用却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美国一国在2004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万亿美元中所占比例为47%),然而,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来却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超出了中国的防卫需要,正在损害数十年来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逻辑,想必美国人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三、深入论述B (VI)
VI 崛起的中国之于美国
那么,中国应不应该再次复兴或走向崛起呢?难道一个一贫如洗、落后守旧的中国,才是标榜“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美国愿意看到的中国吗?难道在如此动荡不安、战火频繁而将美国搅得焦头烂额并使其蒙受沉重打击的世界,不需要中国发挥它的大国影响力与号召力来与美国携手创造一个美好前景吗?难道单凭美国及其貌合神离的寥寥盟友(像英、日),就能“摆平”这个狼烟四起的世界吗?难道那种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方式,就能从根本上“摆平”并解决它所谓的“文明冲突”吗?难道让一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一直处于文明“休克”或者文明脱节之状态,不是一种文明资源的莫大浪费吗?不是对伟大文明的熟视无睹吗?难道在西方文明早已“没落”(斯宾格勒语)起码是止步不前而面临并不断滋生重重危机的当今,不需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去发挥它应有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吗?难道美国的单边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与其作为立国之本的权力制衡原则在根本上不是互相冲突吗?难道一个复兴的大国、崛起的大国在历史大舞台上不正是可以作为美国的有效制衡力量,从而与其立国原则与伟大精神恰好能构成真正的契合吗?换言之,难道中国的复兴与崛起不正是一种真正伟大的美国精神所应该热切期盼和呼唤不已的吗?
大量的事实促使我们可以断言,若撇开中国的有效参与,单凭美国及其为数不多且充满变数的有限盟友,是绝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危及其自身利益与天下利益的层出不穷的问题的。单是美国利用其绝对强势而对除它之外的众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所造成的日益巨大的不平等与巨大心理落差——这种不平等至少在70~100年内很难得到有效改变——就足以会使美国至少在半个世纪内很难过上真正太平的日子,不管它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都无济于事。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符合生命存在的精神内蕴的,天渊之别的以致让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都感到彻底绝望的不平等,只会造成一种普遍的、世界范围的仇恨心理,只会一直不断地危及到美国的切身利益,而军事打击不仅不能淡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相反,只会加剧这一问题,只会把问题变得比预料中的不妙更糟。
如果单靠军事打击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把军事打击——比如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作为最有效的手段,甚至不惜降低核门槛,而准备采用战术核武器的极端冒险性或者说是毁灭性做法就能够奏效,那么,孙子就不会提出今天在西点军校中备受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智慧,老子也不会发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慨叹了,基辛格也不会成为国际风云人物了。基辛格的力作《大外交》一书所阐述的核心理念其实是: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的话,那么,外交则是军事的延伸。换言之,军事顶多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手段,或者作为一种桥梁,但军事却绝对不能作为最终手段,当然也不应作为一种首选手段,更不能同时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目的。
故而,文化与精神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终极语言,才能从根本上打造一种长期性的太平盛世,除非有理论认为,太平盛世不利于世界的更新与戏剧进律——这种理论自世界进入核时代之后可以休矣——否则,一种建立在理想中的文化精神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给普天下的人都带来福祉——而不是只让千万分之一的人去牢牢垄断着全球财富——的国际新秩序,才应该成为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那么,这种与深深影响美国文明的基督教精神相契合的新秩序理念,如果没有再次复兴的中国的决定性参与能够真正构建起来吗?也许不能!——想必美国大多数有识之士都会如是说。
但问题主要在于,中国有一天—— 一直被主流观点认为,甚至很快——果真真正走向复兴了,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了,成为了一个拥有全球决定性话语权的大国了,是不是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难以想象的挑战呢?毋庸置疑地,这才是时下美国所普遍忧虑和担心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忧虑与担心,对华遏制政策——体现在商贸、人民币汇率、文化输出、对台军售、与日台结为同盟、在地缘战略上不断压缩中国的生存空间、从中国的西北以及中国的东北和东南外的第一岛链这东西两线对中国不断进行战略压缩与包围等方面——才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指针。美国的这种担心和忧虑,更多地无非是基于美国自己在完成原始积累的时候的野蛮表现,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美国虽然已告别了“野蛮”而进入了“文明”资本主义阶段,但这种文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另一种文明的野蛮而已,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种“文明”在时时扮演着牛仔的角色!尤其是联系到德国与日本这两个大国在走向崛起的时候,导致相继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12',那么,美国担心,市场经济与国家调控相结合且越来越在消耗并高度依赖海外能源的崛起中的中国,是否会步六十年前的德日之后尘呢?当然,反过来,中国目前的这种实际状况(一种高消耗式的经济模式),若一点也不让国际,尤其是美国忧虑,也是不大现实的。但实际上,在此需要正告美国和世界的是,对崛起之大国——中国——的这种忧虑、担心以及不安,是大可不必的。原因如下: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前者是一种静态型的文明,而后者则是一种动态型的文明;前者是一种大陆型的文明,而后者则是一种海洋型的文明,这种海洋型的文明一开始便伴随着海盗掠夺以及发展到后来的殖民战争与控制世界的“海权论”国家理念。而相反,曾经拥有世界最大船队与一流水军的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也没有一次是以海上掠夺与殖民战争为目的的;前者是一种儒教型的文明,强调的是一种修身、自律、儒雅、和谐、适度、中庸之道,诉求的是一种礼仪之邦,而后者则是一种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精神的混合体,追求利益、市场、国际贸易、英雄主义、史诗图景,并竭力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原则与理念去进行一种世界范围的推广,诉求一种普世主义,而这种普世主义经常又会不幸地转化为或演变为另一种东西,那就是帝国主义。当普世主义与帝国主义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地合而为一的时候,每每巨大灾难便降临人间了;前者是一种山水型的文明(当然而今在西方不好的一面的作用下,已几近完全颓变消逝了,但希望尚在),强调的是一种审美性原则,一种诗意性理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以及天下万物的共谐共融;而后者则是一种哥特型的文明,这种文明始终罩着一种崇高感、牺牲感、危机感与宿命感,同时,这种文明又时时易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代言人而在人间替天行道、驱邪安良,那么,由此以来,这种文明自始至终便同时也潜藏着并蕴蓄着某种极具危险性的因素。人们不禁要问:每每以上帝代言人而自居的做法,其合法性是什么?是否都经过了理性而广泛的论证?是谁赋予的特权,让某人可以充当上帝代言人,而其他人则不可以?而假如某人或某种力量、集团将自己误判为上帝代言人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怎么办?正是在这种哥特文明因素的作用下,里根政府时期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布什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上一层楼,将“星球大战”计划推向了更高的一个程度,这种推向外层太空的战略计划由于巨大落差所造成的可怕重压,而足以将地球压扁、压塌:美国的“上帝之棒”天基武器、天基“魔镜”激光和天基电波武器等最新武器系统,已接近全面实战部署阶段。这种武器可以全天候地在45分钟之内打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上帝之棒”天基武器的作战原理是从太空投掷钨、钛或铀等技术制成的圆柱体,摧毁目标的速度可达到11587公里/小时,其威力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而且,一旦爆发太空大战,此类武器也会危及到各种卫星,地球“将被自己所制造的战争遗骸所层层包围”,鉴于布什总统即将签署总统令,以使美国在太空部署武器合法化,加之美航天司令部还宣称“太空是美国理应为之投放武器的最后一个合法边疆”,人们惊呼,一场真正的星球大战,甚至一场宇宙战争正在到来!整个人类文明危在旦夕!
由此可见,美国更应该为之担心和忧虑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其自己;相反,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较为安分的民族,甚至是一个崇尚“知足长乐”的民族,对世界的领土野心并非为中国所推崇。那么,曾属于中华文明圈,或者说中华文明之子文明的日本文明的侵略性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会不会与上述论断相矛盾呢?不,并不矛盾。不错,日本文明在传统上,尤其是在唐朝时曾受到了中国的极大影响,但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在“脱亚入欧”之理念的支配下,日本已在很大程度上化为了一种西方文明。那时的西方正值野蛮残酷的阶段,列强四海横行无忌的阶段,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直接导致了1894~1895年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甲午战争。也就是说,上升为强国、崛起为大国时所每每伴随着的资源掠夺及侵略战争甚至由此而造成利益不均进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历史规律,这种分析模式只能应用于西方文明社会,比如英、法、德、意、西、美、普等——当然,发动二战的德国还另有更深层、更复杂的文化原因与意识形态原因——或东方的准西方文明存在,比如日本,但这种分析模式绝对不能应用于今日二次复兴中或曰崛起中的中国,若非要坚持这种分析和预测,将是南辕北辙的,只能使分析者和预测者陷入一种庸人自扰的境地。总之,只要西方没有做到全面诱使中国将自己的文化基因化为西方的文化基因,那么,在中华文明精神的沐浴和濡染下,今日中国之崛起就只能是一种和平的崛起,绝不会成为历史上德日的翻版,中国绝不会主动去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兴趣所在,因为中国自身还有一揽子问题,根本无暇去顾及美国的战略利益,除非美国主动挑战到了中国的切身利益——比如中国的内政台海问题——中国才会去回应这种挑战(朝鲜战争既如此)。而且,即便如此,非和平方式也并非中国之首选。故而,对于今日这个崛起之大国,美国大可不必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因为中国是微笑着去绽开自己酝酿已久的、辉煌的复兴之梦的!而不是张牙舞爪地去搅乱历史舞台、去到处树敌的。故此,遏制中国的政策是缺乏实际依据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也许,美国需要对它的这一政策尽快做出修正与调整,才是明智之举。
三、深入论述B (VII)
VII 台海风云与历史时空
亘古碧波荡漾、令人浮想联翩的台湾海峡,本来应该是连接两岸心灵的如诗的蓝色旋律的,本来是应该充满诗情画意的,然而,这条海峡却每每为炮火与硝烟所罩满,从16世纪明高宗天启六年开始,葡萄牙、荷兰与西班牙殖民者相继侵占台湾,到后来在1895年后,日本侵占台海并对台湾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条海峡就很少有风平浪静的时候,直到1949年以后,这条海峡继续在将两岸骨肉同胞一分为二。而今,这条海峡依然在时时呈现着剑拔弩张的危险局面,有时甚至到了一触即发之势(比如,1996年3月的为表达严正立场而进行的特大军演与跨越台岛上空的导弹试射),有时还在其周边发生着不和谐的小插曲(比如,2001年4月的美中撞机事件)。缘何一条弯弯的海峡一直以来每每在泛出着不和谐的画面,甚至有时在扮演着国际战略的焦点、大国对抗的前沿呢?
其实,东西平均宽度不过仅有15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在地图上略大于京津间的距离135公里),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天堑,亘古如此。如果说目前尚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铁幕的话,那就是横亘在此的、美国的想象中的战略利益与政治利益。一般认为,台湾海峡东边的台湾岛对中国大陆来说,既是屏障,有是锁钥。就是说,如果台湾岛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可对中国大陆,尤其是对东南沿海一带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大陆核心经济区与广大富庶之地、人口密集地构成无比有效的天然保护作用,那么,就外部环境来说,中国就能国泰民安;相反地,如果台湾岛被从中国分割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甚至变成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它就由天然屏障而变成了天然锁钥,就可能被对中国充满敌意的国家当作遏制中国的前沿与桥头堡,将对中国大陆的核心区域、中国的心腹——主要指集中在从东南海岸到内陆的约200公里范围内占中国大陆80%以上的经济规模与人口比例的区域带——构成严重威胁,并会对日益依赖于海上运输方能进行能源补给的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使整个中国呼吸困难、运动不便、发展受阻、难以为继。惟其如此,台海一直被大国所紧紧盯着,不断旋起着风云,不断加剧着军情。以往,当中国经济步履维艰之时,对海外能源的依赖性很小,同时,由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地位也较为一般,台海对我们来说,其价值就没有那么重要。而现今则不同,当今中国经济得以运行的60%的石油都依赖于从海外进口,且此比重只会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国的汽车业在突飞猛进,因而,台海对我们来说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果说台海以往的价值更多地是停留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的话,那么,它在当今的价值,则体现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地缘与未来战略空间的众多层面。就是说,要想使中国呼吸顺畅、眼界开阔、舞动生辉、文明昌盛,那么,就必须将台海尽快化为中国之屏障而不是锁钥,必须尽快将中国的战略纵深扩大到与大国之复兴、崛起相适应的程度,否则,中国就可能会止步不前,并时刻处于被有效监视、牵制、遏制与积压的不利情势之中。因而,台海问题早解决一天,对中国的危险就会早减轻一天,否则,这种危险情势只会与日俱增,在这种大背景中,再随着台海周期性的风云危机而周期性地不断加剧着。
那么,另一方面,早日实现一个中国之梦对台海同胞的利益来说又是怎样的呢?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因为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在充当着战略要地——不沉的航母——与马前卒的角色,并没有得到过卓有成效地文明发展,一直在一种不太自然的背景下,在一种别人的脸色下存在着,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致使其文化多少带着些殖民地文化的色彩。中国人只有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才是富于尊严的,而充当附属国,则尊严难保。因而,###不仅是中国大陆所必须反对的和应该加以制止的,而且,在台岛也并不见得就得到了全方位的有效支持。说穿了,###现象在今天之所以能成为如此这般,两岸一体之愿景之所以显得遥遥无期,很大程度上是在其背后有来自大国力量的持续性暗中支持,尽管在其背后支持的大国一直在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模糊政策,但是其意图却是清晰无疑的,那就是希望使目前的###的情势一直保持下去,并根据情况的发展——比如是否彻底腾开了手脚——时刻准备着将其模糊的战略及策略调整向利于自己而严重有损于中国的方向。
实际上,1949年以来的台湾问题,很大程度就是美中问题。此问题实质始终未变,偶尔表面上的变异 并不能说明实质性问题,台湾不过是在始终充当着美国的代言人罢了,不过始终是漂浮在西太平洋的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罢了。
那么,问题的第三方面是,一直不断地遏制中国,尤其是不断借台湾来达到这一意图,是否就真的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呢?特别是值得美国当局及其高参、智库着重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以往美国完全有实力遏制中国的时候,遏制政策当然可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当然也可能不符合),而当美国渐渐丧失这种实力、越来越没有实力来遏制中国的时候,那么,一成不变地继续对中国奉行传统的遏制政策,是否还能继续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呢?
首先,美国的战略利益到底是什么?其次,美国的战略利益之核心所指是否具有长期的连续性?再次,当这种战略利益与历史大潮相悖的时候,是以不变应万变呢,还是应该及时进行明智的调整?第四,美国所谓的战略利益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往往都是想象中的战略利益?
美国的战略利益,无非往往是基于这种考量:即担心美国的未来安全、战略枢纽、政治理念、价值信仰、海外市场及其同盟者的利益一直在受到挑战和威胁,因而才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其军力投射到世界各地那些它认为最不安全故需要通过军事威慑或军事较量去获得安全并进一步借机去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地方。现实情形是:越是感到威胁,便越是充满威胁,越是深感危机,便越是笼罩在危机之中。诚如越是感到对方是一只狼,就越是会促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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