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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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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变成学问家的。我非常钦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文武都重视，后来是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使得皇帝无法施展抱负，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用武之地。
2。代拟训辞
在军事科学上，我帮父亲写过很多东西。我写了之后，父亲有时虽然改了几个字，但是使我领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里面加上一两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他有关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于有很多训辞都是由我捉刀的。当然，在执笔之前，我会先与父亲讨论，多半是我们聊天时我提出一个观念或贡献一个方法，父亲同意后，有时他会要我先写出来，通常我回到房间后都会连夜写出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陪父亲散步时呈给父亲。后来我也能体会到父亲与总理许多思想观念都是在商谈讨论之下发展出来的。
此外，父亲有许多的讲稿也是我替他拟的。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周宏涛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带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总理时代第一任军需署署长，他的长相也最像他祖父。我与周宏涛是奉化县幼稚园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他也是我在台湾唯一最早的同学。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他比我小好几个月，阳历是民国六年生，农历还是龙年，所以他也是“龙会”的。
父子情深（3）
3、科学管理
有一次父亲问我：“你看我们政府的组织，最不理想的是哪个单位？”我笑了一笑说：“父亲，您真的要我说吗？我凭良心说，最糟糕的就是总统府。”父亲说：“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你倒是提一点糟糕的方面来说说。”我说：“总统府的职务责任是哪一方面，就应该根据这个责任来决定它的组织，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总统府的总体尚未定型。这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以方法论来说，总统府管档案的人与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档案的是同一个人，他虽然满脑袋都是档案，但是对于档案的管理没有科学方法可言，全国没有一致的编号。从总统府归类、编号，到每一个县市政府，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办法。父亲现在要调某一个档案，如果那位管档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来；如果那个人不在，别人根本无从找起，就是因为档案没有统一的编号。从总统府的档案到父亲身边的档案，您的机要秘书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管理。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为父亲管理相片的人没有按照时间排列，我提供他一个方法，写上年、月、日、时，再加上地点、事项说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规则了，结果他连这些都没有做成档案管理。”父亲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有感触，他说：“你到德国之前，我告诉你要注意德国的军制，果然你这几年对于军制的知识与运用一直扩大到整个行政，很好很好，你还是继续注意。”
（四）治疗打嗝
民国六十二、三年间，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打嗝，无法入睡。荣总的医生开药给他吃，又给他吸氧气，都没有治好打嗝。后来又要父亲吞砂糖，刺激喉咙，也不见效果。其实打嗝就是横隔膜痉挛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时，看父亲打嗝不止，就问父亲：“父亲信不信得过我，我用气功试试看。”那天父亲刚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说：“你现在还行吗？”我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也许还可以。”他听了就说：“好，你试试看。”我就把西装上衣脱下，解掉领带，把手放在父亲的横隔膜上面，过了一会，我问父亲有没有感觉一阵热气透进身体里面，父亲回答有，而且还感觉到很微细的震动，我就说：“那就行了，请父亲忍耐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就换右手，前后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父亲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父子情深（4）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立刻派人到香港买寿木，因为老夫人主张用西式的。说老实话，我也喜欢用西式的，看起来比较舒服。他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他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远的哲人
我研究父亲的一生，发现父亲的哲学艺术就是“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我常听到很多人批评父亲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我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几点答疑（1）
问：听说老先生有一个习惯，他不与黄埔学生握手，也不给钱，但是遇到非黄埔学生，也就是其他各军系投诚过来的将领，不仅会与他们握手，还会一见面就给钱，而且有的给很多。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无补充或解释。
答：我没有特别的证明可以证实这件事，但是我想父亲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我追随父亲几十年，发现他最高的艺术是化敌为友，保持相安无事，到时候能用则用之。固然有时候他也受到欺骗，也因此而影响大局，但是，这点终究还算小事，在重要问题上，他都是以争取同盟为主要目的。这些非中央军系的将领，因为父亲仁慈为怀的精神，而被争取过来者为数不少。父亲不管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尽力把他争取过来，至少让他们不闹事。有些人确实把心转过来，有些人则贪图一点好处，所以父亲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一些金钱上的资助。有些地方，父亲则是动之以情。他通常是派哥哥去国内的大老处，如果有国际人士来华，则派我去接送。虽然父亲没有明讲，但是我的体会是如此。父亲也知道我懂得这一套应对进退的方式。除了公务之外，晚间还要我去关心客人的居住情形，让客人觉得很开心。此外，马步芳、马步青及龙云等人，父亲也是派我去联络感情。我总觉得父亲对人诚恳、热心，尽量让别人不感觉自己是外人，然后再给予一些好处。送钱大概都是透过哥哥，送礼物则是透过我，这是两个孩子运用不同的地方。国外的老太太则透过老夫人打理，与她们喝茶、话家常、送礼物。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就由我和内人一起去。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周到，在不知不觉中，父亲不仅对外国人，就是当年边区的领袖都拉拢得很好。我也从这点领悟出来，父亲比孙子兵法高明，孙子兵法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父亲的方法是化敌为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备战，显示国威，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对方仍然处于敌对状态，而化敌为友不仅消灭了阻力，甚至还使阻力变成助力，固然后来有若干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但一般来说，情况都在掌握中。父亲从来不假手秘书，也不用打字，都是以亲笔信函与他们联络。民国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我到北京去看傅作义（时傅担任华北剿共司令），传达父亲的意思，本来父亲希望傅作义往海边退，而且接他的船都准备好了。我为了表现诚意，还对他说：“父亲说如果您朝东走，要我在这里多待几天，陪您上船，只是我没带人来，起居方面要麻烦老伯了。”这就是表示我的诚意，愿意做他的人质，并且跟他一起上船。他说：“你回去跟令尊说，这边没有什么事情。”虽然他嘴里这么说，但是当时我就感觉到他的神智非常不稳定。他拿了一支烟，放在嘴里，拿着火柴没有点燃。跟我讲话时，在亭子里转来转去，他给了我一支烟后，替我点火，过了一会儿，他又拿了一支香烟给我，原来那一支才刚点着没有多久。他又从口袋里拿了一支香烟往自己嘴里头塞时，才发现嘴里已经叼了一支烟，而且那一支香烟也没有点着。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很不稳定，究竟是要撤退出来到南部重起炉灶，或是回老家包头，还拿不定主意。他总觉得以保全自己为要，而且我去见他时，在在表示父亲对他的关切，没想到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包头。
东北的失败，卫立煌要负野战战略错误之责。好几次都是父亲将局势部署好，要他执行，但是他都没有照着做，听说还把运输队用来运送他自己的东西。但最大的错误还是军政方面的错误，也就是没有接收伪满军。
问：大家认为老先生指挥部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先生指挥部队最大的弊端就是自己支配部队，不告诉其部队长，到最后大家才发现自己部队不知在何处。您对这点有何看法？
答：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级指挥也是指挥上的大忌，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许多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到最后却使得部队四分五裂，父亲只好亲自逐次将部队整合起来。每当他亲自指挥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越级指挥，但是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为了后勤补给的方便。我们的野战高级军官，往往疏忽尔后的部队行动与后勤补给之间的联络，父亲亲自督导下一级或下二级的部队开往某处，使前方部队与后方补给能够连接得上。第三个原因则是对某一个部队有怀疑，不得不临时给予任务，将部队调开。这点是事前不能说的。有的时候，父亲将特别亲信的部队临时调来，该部队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就近派一个部队，脱离战斗序列，前往某地区执行任务。等到部署好后，父亲就亲自到前方监督，这个部队等于是他的警卫单位。这也是事前不能说的。父亲经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说这样太危险，不过父亲都会调派适当的部队先行部署后，再行前往。父亲不是不知道越级指挥是兵家大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高级的部队长根本就不懂得指挥，父亲基于爱护部队长的心理，就替他指挥部队。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觉，他守衡阳时，前后守了四十八天，但实际上是老先生亲自守的。衡阳外有一个高地，高地上面一个部队都没有，父亲告诉方先觉如果高地失守，衡阳也会跟着失守，守衡阳是个战略，守住高地则是战术上的措施。结果第二次父亲去看时，方先觉只派了一个班守高地，父亲又说了一次之后，他总算派了一个排，父亲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后来父亲提醒方先觉要派一个营守住高地。当高地只有一个排看守时，曾经被日军攻取，方先觉指派了一个连，也无法攻上高地，后来是逐次增加到一个营的兵力时，才将日军消灭。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只有一个班在高地上。夺回高地后，父亲说这个高地要确实守住，所以衡阳才在拖了四十几天以后才失守。从这个例子来看，有些地方实在不得不越级指挥，因为有些部队长靠不住。很多部队长从军校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就升级当营长，部队指挥经验实在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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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答疑（2）
问：老先生一向很注意省籍的平衡问题，所以刘安祺当总司令时，他曾经跟刘安祺开玩笑说：“几个兵团司令都是安徽人。”但是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老先生把军队集中在三个人手里，一个是陈诚系，一个是胡宗南系，一个是汤恩伯系，而且每个人的军队都超过五十万人，陈诚的军队更多，此举引起其他人不满。巧合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浙江人，所以我讲一句不该讲的话，如果真的把“国军”变成“浙军”的话，会造成其他军队的反弹，对局势影响很大。
答：我想这个现象恐怕也是时势造成的，他们虽然都是浙江人，但是彼此并不合作，而胡宗南在西北，陈诚在东南，汤恩伯在江苏，部队都不在一起。我对胡宗南将军很失望，父亲那时对他非常器重，把最好的干部都派到西北，但是他都没有好好运用。
问：陈诚用的是保定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胡宗南用的是黄埔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汤恩伯用的是士官学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用自己母校的学生。三个人的基础都不一样，比较起来，保定军校与士官学校差不多，黄埔军校稍微差一些。以潜伏的共产党间谍来说，陈诚的部队较多，胡、汤二人所部差不多。
答：军队的干部教育很重要，当年这些将领除了军官学校教育之外，战术教育及战略教育是无从无处去学习的。
问：他们当然有一点战场经验。
答：？##匠【槭欠浅？膳碌模蛭恳淮嗡龅降淖纯龆疾灰谎猛姆绞嚼创聿⒉煌椎薄Ｓ腥怂抵泄擦瞬黄穑怯兴降摹耙坏愣妗薄ⅰ拔У愦蛟薄ⅰ白柙虻恪保挥靡痪浠熬涂梢源镎绞酢？“一点二面”的“一点”是指目标，“二面”是指两路进军，听起来很简单，大家也称赞中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战略思想。但是如果一路是从西南、另一路是从东南包围上去，包围时候的拦截点应该如何选择，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指示。究竟是“阻援打点”还是“围点打援”？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此时要“阻援打点”，另外一个时候要“围点打援”，假定是一个包围，为什么要用一一包围？或二一包围？他们的术语都是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中共直到把我们的战争学院课程偷去后，才有完整的野战战略教育，从他们所编印的《大部队指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书的内容就是战争学院的教材，而我方反而疏忽了这点，我觉得郝柏村该负责任。他在战争学院又加上一个班，没有进过那一个班就不能升将官，于是就贬抑了野战战略教育。现在课程时间又缩短了，磨练也不认真了，老师为学生们讲解时，也不再注重分析理由。当年我们在战争学院上课时，一定会让学生知其所以然，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求甚解，所以我方的削弱等于加强敌人的实力。
问：谭延辏г谑朗保岳舷壬浅：茫艺飧鋈说恼问滞笠哺撸绻谑溃筒换岱⑸劬诱⒖酆好竦仁铝恕Ｎ铱垂胝院闾柚涞男偶淖中吹孟嗟逼粒倚吹霉婀婢鼐氐摹�
答：他的长子谭伯羽与我较熟，早年在驻德大使馆当经济参事，为人相当君子，而且德文相当好。他说起德语来，与德国人一样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语一样。我到德国留学时，他非常照顾我，只要是我的事情，他都会直接或间接帮我的忙。我在柏林时，也经常到他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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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之谜（1）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身世之谜（2）
（二）吃斋信佛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因为她有血压高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好的药物可以治疗，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压。刚开始，母亲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后面就改吃长素，不过她可以吃鸡蛋。据说那时候吃长素的人可以吃鸡蛋，但是要吃素蛋，因为素蛋没有生命，不会孵出小鸡。乡下卖鸡蛋的人都很讲究，配种的鸡蛋都是用来孵小鸡的，卖到市面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战时生活
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石家丈人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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