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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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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宜宁中学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不要了。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事长的职务。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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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之谜（3）
母亲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来只有一层楼，有一间客厅、卧房与饭厅，屋子后面还加一个小厨房，后来我就把阁楼改装成一间房间以及一间浴室，母亲就一直住在楼上。房子旁边有一间余房，是佣人住的地方，楼上也有一间阁楼。母亲过世之后，这位佣人变成学校的工友，那间房子也变成宿舍。学校把枪交给他，他就把枪放在阁楼上，事前我也不晓得。
（五）长眠九泉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那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我们搭乘的是C54专机，这种飞机要飞几站之后才能抵达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满油后，还要等待好天气，才能一口气飞完东太平洋到旧金山，在陆地上还要分几段行程才能抵达纽约。孔院长的丧事办完后，老夫人留在美国就医，我趁此机会到加拿大参观“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园已经做好，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母亲的墓很像一栋房子，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我离开台湾以前，曾经交代过，万一母亲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个男人将母亲移下楼来，而且不论路线、方法都先跟他们说过，并且交代他们把担架放在救护车上，救护车直接开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边，在墓穴旁边举行大殓，这些事情都由内人负责。我临走前，还写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明方法与过程，他们就照着这些过程来处理母亲的后事。我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电话时，第二天，兼程赶回台湾，向父亲报告以后，我就赶到台中，丧礼已经在前一天举行完毕。
母亲年事已高，而且曾经轻微中风，起先还能走动，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后，中风更为严重，无法走动。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那年我五十一岁，所以我在墓碑上写道：“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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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琐忆（1）
（一）死里逃生
民国六年前后，我生了一场重病。刚开始，父母亲以为我得了急惊风（因为穿堂风骤然把门窗关上，引起惊吓，而哭闹不停），他们为我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位医生在上海很有名，根据他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可能是被蟑螂传染，但是他也没有治好我的病。果夫夫人看父母亲每天抱着我，便教训了他们一顿：“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来的，还是来抱孩子来的？为了小孩，你们也不革命，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这个小孩，抱得活吗？你们又不懂抱孩子，现在又放弃了革命，你们成天在此地苦恼算什么呢！从明天起你们两个都出去做事，孩子交给我，这孩子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就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父母亲被果夫夫人这么一说，就出去工作了。当时是上海最乱的时候，党员人数不多，大家分配事情做，忙得很，总理本人虽然没有消沉，但是也实在是一筹莫展。
那时我已经奄奄一息，果夫夫人就到隔壁中药房抓了一副“金老鼠屎”。这种药比普通“老鼠屎”重一份药量，而且用金纸包起来，所以称为“金老鼠屎”，样子跟米粒很像。通常这种药是有人吞鸦片烟自杀时用来解毒的。果夫夫人喂我吃成人份量的一倍，第二天，我就睁开眼睛，也不哭闹了，非常有效。果夫夫人又到中药店去抓了一副成人份量的“金老鼠屎”，吃了以后，我的病就好了。不过，那位日本医生还是继续来看我，让我服用西药，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以后求学的时候，凡是与计算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能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能超过两个钟头，过了高中之后，脑子已经成长完成，就不必限制时间了。”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生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 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才。真是感谢老天，我的脑子没有因为这场病而受伤，病后的保护也一直很好。
有一年，果夫夫人在台北过八十岁寿诞，席开八十桌，那时我正在高雄大演习，特别搭飞机回来为她祝寿。在寿席间我把当年她的救命之恩告诉宾客，并敬了果夫夫人三杯酒，再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我又连夜搭火车回高雄继谈演习。
在我的生活过程中有一段痛苦经过，那就是童年时光。
父亲在十六岁时（民前十一年）与毛氏夫人结婚，不过，父亲在出国之前（民前四年）就已经把毛氏夫人休掉了。从前的时代没有所谓的离婚。父亲是一个在农家出生的南方孩子，非常孝顺母亲，如果不是因为家中发生重大变故，怎会忍心抛家离井，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校，再说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家，因为对祖母来说，父亲是独子。我的大伯父是孙氏祖母所生，并且过继给另外一房，我的祖母自己所生的，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小叔叔，可是他在四岁时就夭折了，因此，父亲在家里是独子。如果不是家里发生重大变故，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他也不会如此狠心离家。
民国九年，因为祖母有严重的气喘病，父亲要母亲回去侍候祖母，所以母亲就带着我回到溪口。毛氏夫人虽然被休掉，但是没有离开蒋家，祖母就让她住在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祖母也需要一个人侍候她。母亲回去后，知道了这个情形，为了侍候祖母方便，便与毛氏夫人轮流侍候祖母，因为祖母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于是母亲就把毛氏夫人接到家里来住。没想到她反而跋扈起来，把我们母子两人赶到柴房里去，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内，一个犄角里养了几只猪，另一个犄角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我们回去以后简直是受到很大的虐待。稻草里有很多跳蚤，我常常被咬得周身都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能挡得住，我年纪小，没有多久就生病了。当时父亲把我们带回乡下时曾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搬到大伯那里去住。”从前的老规矩，小叔可以到嫂嫂房间去，但是大伯不能到弟妹房间去，所以母亲不到大伯那儿去，不过白天走动走动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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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琐忆（2）
溪口沿着苕溪边上有一条街，家境好一点的人家住在上街，上街就是溪的上游，我们住在下街，屋名为丰镐房。祖父过世时，父亲才九岁，虽然大伯父已经过继给另外一房，但终究是祖父所出，而且祖母厚道善良，所以分家时还是分给他一份。我们家的财产有玉泰盐店和山坡竹林，玉泰盐店在上街，除了制造酒品外，还卖盐与米，祖母不便抛头露面去看店，便把那家店分给我大伯父，由他去经营，所以大伯父的家境一直很好。竹林生产笋及竹子，竹子可以用来做竹筏，乡下称为竹 ，一年可以收入四十几元，我们家有一个老长工，一直跟着祖母，我们就保留竹山，由这位老长工看管。
回溪口那一年，我实在病得很严重了，大伯母非常疼我，就把我接回她家去住。大伯父有一子一女，他的儿子大我十二岁，也是属龙的，非常疼我；他的女儿小我一岁，从小就是我的玩伴，我们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母亲在家侍候祖母，只要一得空，就会来看我。
乡下人非常害怕发大水（来到台湾后，我才知道那是台风登陆），因为从上游会流过来许多尸首，不过同时也会流过来很多箱子。乡民就用竹竿绑上钩子钩箱子，箱子里如果有吃得、穿的、用的，就可以拿来用了，换句话说，大家生活都不好过。
有一年发大水，等水退了之后，我们打开大门出去时，发现有人扔了一个女婴在门口，可能是她的父母穷得养不起她，就把她丢在大伯父家门口。大伯母把她抱进来，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妹妹，她比我小六岁，名为华秀，后来嫁给韦永成。
乡下很苦，很难过日子，我们一年里只有四个月的米粮可吃，其他八个月还得依靠杂粮，幸好可以自给自足。我从小没看过牙刷牙膏，最早也只有蝴蝶牌牙粉，乡下最讲究的方法也不过是将粗盐捣碎，沾在布上搽搽牙。因为大伯父经营盐店，所以我们并不缺乏盐。
祖母过世之后，父亲的经济情况也稍微好一点，就买下丰镐房前面一幢楼房，那幢房子虽然不错，但是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从前开过当铺，屋前还有一座小院子和一间厨房。我和母亲就搬到那儿，那一年是我在溪口的最后一年，而那一年也是水灾最严重的一年。大雨下在四明山，山区的水汇集在苕溪。原本大街有一道河堤，堤坡下就是溪水，堤坡高度大约有两层楼高，那时大水高涨，涨到街上，又溢进屋子里，顶在第一层楼板。
我和母亲到二楼避难时，我顺手抱了一箱父亲买的苏打饼干上楼，头一天我和母亲就是靠着这箱苏打饼干过日子。当天夜里，旁边的厨房倒塌，刚好也有一个火缸没有被压着，随着水流到楼梯口，我们就把火缸拿起来，火缸里还有现成的一缸粥， 而且我们也保留了一个火种做饭吃，安全度过了淹水期。我有一个表哥王世和，他的水性非常好，他们住在上街，他的父亲在上街街顶卖鱼。第二天，王世和就从上街街顶一直顺着水游下来到我们家，给我们送菜、肉、鱼及其他东西，送到以后，他还逆水而上游回去。王世和力大无穷，长大后就一直跟着父亲。那一年我和母亲靠着他送东西给我们吃，还靠着那个火缸才有热食吃。
小时候我的教育主要是家教，由王家的五舅公（小舅公）替我启蒙。家乡人都称小舅公为癫子，其实他是很有才气的。他教我识字，替我开智慧，而且还讲很多历史故事给我听。他也教我下象棋，我在五岁时学会下象棋，到六岁时棋艺就已经很好了。此外，他还教我很多东西，我现在不记得有哪些，只记得他样样都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历史、数学等等都有。我最喜欢他，他也最喜欢我，他与其他大人都搭不拢，就是喜欢跟我一起。
我的第一位家教老师是陈舜耕的姐姐陈子骥，她是奉化人。陈舜耕到台湾后曾先后担任公卖局局长、人事行政局局长等职。
家乡的乞丐一早出去讨饭时，把他们的小孩留在我家门口的一块小空地上。小时候我常常和这些小乞丐一起玩耍，尤其是冬天，我们都躺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次他们问我：“你住在这个地方吗？”我说：“是啊！”他们又问我知不知道这间屋里会出现真命天子。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真命天子。有一次父亲回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并且问他“真命天子”是什么意思，父亲说：“那是皇帝，现在怎么会有皇帝呢？”后来他就去问那些小乞丐，小乞丐告诉他是他们的爷爷说的，父亲便问那位长者，那位长者又告诉父亲是他的爷爷说的，他的爷爷则是听一位吴国才先生说的。
童年琐忆（3）
吴先生是清乾隆年间人士，他是我们乡里非常有名的才子，有一个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不断地在家乡流传。在我们乡里几个村子中间有一座显灵庙，当年显灵庙建造好时吴国才先生选了正午时刻上梁，结果工人怎么拉也拉不起梁来。正在此时，有一位书生带着一位书僮经过该地，他看到工人很辛苦，便和书僮两人一起帮忙，说也奇怪，他们一帮忙之后，一下子就把梁拉起来了。后来书生问工人为何选此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工人们告诉他这是本地才子吴国才先生挑选的时间，不会错的。就在此时，吴先生也到了显灵庙，便对那些工人说：“你们还不下跪，皇上来了。”他说完后也跪下来，并说：“请陛下原谅，我来迟了一步。”原来那位书生就是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时路过该地。乾隆皇帝问吴国才为何挑选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吴国才回答道：“陛下到了，岂有五鬼！”他连乾隆皇帝何时到达都能算得出来，所以更为神奇，大家对他的话也就确信不疑。这是乡下传说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法确定，不过他告诉老乞丐，说该地会出现真命天子，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而且还不止一个。
（二）迁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亲是息事宁人，后来父亲也知道这件事，等到祖母过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母亲和我带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国十一年。我们从溪口到奉化就是进城，途中要经过山坡，名为月岭，翻过月岭就到奉化了。母亲坐在轿子上，我走在轿子旁边。轿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并不重，由两个人抬，在四川称为滑竿，不过滑竿上可以躺着，轿子则只有一把椅子，用两根竹子抬起来。
我在奉化进幼稚园，与周宏涛同班。周宏涛的父亲很早便过世，他的祖父周缜琴先生为国父管理账务，为人诚实正直，他也很喜欢我。周宏涛也是属龙，不过他是民国六年生的，我们两人同坐一条板凳。在幼稚园里，我开始懂得唱歌、跳舞，也开始过正规的童年生活。
（三）再迁宁波
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和我又从奉化搬到宁波，那时候我已经九岁。对乡下人来说，到奉化就已经是到城里了，到宁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在宁波租到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栋楼房，不过是一间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我们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儿，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后来父亲下野，总理打电报给“纬国先生”，就是打到这间屋子的。民国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都从宁波到广州去，在广州住上三、四个月后再回到宁波。
搬到宁波时，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位女性，年龄才十九岁。她不但教我读书，还教我弹钢琴，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刚好有一台钢琴。这位老师还会少林拳，以前父亲曾经教我少林拳，后来就是这位老师教我，除此以外，她还教我达摩剑，这是一种剑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学问很好，而且人也长得漂亮，身手很灵活。我从她那儿学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时候我也开始在腿上绑着铅块来练轻功。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吃炸酱面，从小长辈教我们不能把菜与饭搅在一起吃，所以我吃炸酱面时，先吃一点面，再吃一点酱。父亲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酱倒在面里面，还帮我把面拌好。我很怀疑地问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吃呢？”父亲就说：“只有炸酱面是这样吃的。”
父亲喜欢看京戏。宁波有一个东方戏院，父亲经常带我和王世和去看戏，我们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电灯，每个电灯有一个灯罩，灯泡朝舞台，灯罩朝观众席，所以能够照亮舞台而观众看不到灯泡。有一次我发现有一个灯泡的灯光朝外，王世和就过去把灯泡转一转，结果触电了，手沾在上头，人一直抖动，手也拿不下来，父亲就退后几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开，他的手一离开灯泡，人也就没事了。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碰那个灯泡，原来那个灯泡会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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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琐忆（4）
有一次父亲带我搭乘轮船从宁波到上海去，只要与父亲同行，我们就坐头等舱。那时候头等舱又名大菜间，因为当时人说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间餐桌上有个电风扇，我不懂其危险性，跳到桌子上后又站起来，结果电风扇的扇页就割到我的眉毛，血流满面，我也惨叫了一声，父亲赶快把我抱下来急救，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来。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亲对我说：“在公共场合中，不可以乱跑、大声叫喊。”我是很听话的，只要长辈教我，我一定会立即改正。
我和母亲出门时坐的是官舱，一个房间可以坐三到四个人，通常有一个阿姨及一位女佣人随行。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饭、睡觉，第二天上午，船就抵达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要跟母亲说梦，母亲连忙阻止，她说：“不能说，要吃过早餐才能说。”正在此时，女佣人为我们拿洗脸水来，她吃过早餐了，便跟母亲说：“太太，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也憋不住了，便跟母亲说：“妈，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母亲说：“既然你们都说了，我也要说了，我也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们今天早晨多摆一双筷子，看看会不会应验。”我们说着说着外头正好有人敲门。我一听到敲门的声音，也不管是谁，就一路喊着“爸爸”，并且飞快地跑到门口开门。打开门一看，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父亲一进门，见桌上多摆了一双筷子，便问我们是否有客人来吃饭，我们异口同声说这位客人就是父亲。父亲也觉得奇怪，问我们如何得知他回来，我们便向父亲说明三人同做一梦，都梦见父亲回来的事情。父亲回来时，带了一篮松花（皮蛋），他就请女佣人去拿两个来当早餐吃，结果我们等了好久，还不见女佣人将松花拿来，母亲便问：“娘姨（上海人对女佣人之尊称），先生带回来的皮蛋，你怎么还不拿来？”那位女佣人就说：“糟糕，都坏掉了，我都给扔掉了。”其实那是最好的松花，她以为坏掉了，还把它扔掉，实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后来我们又搬到上海。在宁波、上海，就是我接触现代城市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王世和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处综合性游乐场，有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当时只有默片）。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手摇电影，只要丢一个铜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个铜盒，铜板一丢下去，里面的电灯就亮了，再用手一摇，画面就一张张连续下去，看起来有连续的动作，这也就是最早期的电影。大世界对面有新世界，隔着一条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连。
我在上海经历两件事情，使我深刻体会洋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人民的耻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里有一座法国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第二件事是外滩附近有一条大马路（现在称为南京路），马路转角处有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那位中国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打那个中国人。当时父亲挽着我在街上走，我一见状，就想跑过去帮助那位中国人，父亲将我一把拉住，并且拖回来。他问我：“你干嘛！”我说：“我去帮他忙啊！”父亲说：“不必，你也帮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后，父亲就讲道理给我听。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学会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时也进入一个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乡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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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琐忆（5）
（五）定居苏州
从民国二年到十六年，母亲与父亲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十六年，母亲逼着父亲娶宋家小姐后，就带着我到苏州去。我无意说谁好或是不好，这只是一段革命的实际经过，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民国十六年，我与母亲到苏州后，就在吴家（吴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很多报章杂志上说我有两个义父，一个是戴季陶先生，一个是吴忠信先生。事实上，我都是称吴忠信先生为吴老伯，我们之间没有义父义子的关系。也有人说我们住在吴家，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是住在吴家的隔壁，在同一条小巷子里面，房子是并排的，园子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两个门，中间还隔着一道墙。
后来我和母亲搬到自己盖的房子———南园，该地位于苏州南城。我在苏州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继续锻炼，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一段时间。我练的是少林拳，老师虽然也教我们太极拳，但是只是讲解一些，并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们打太极拳的招式虽然一样，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内。事实上，太极拳分成两路，一路是文太极，一路是武太极，武太极现在已经失传。我从六十岁以后就开始退火，平常只打一些散拳。当年我们学拳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叮嘱我们，六十岁以后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练功了，如果继续练功，等到生命结束时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已经发现右臂经常疼痛，已经请一位专家帮忙我继续退火。
（六）随父亲回溪口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父亲下野后又带着我回到溪口。起先我们住在雪窦寺，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吴忠信先生。当时雪窦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虚法师，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一位佛学家，是佛教界里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师。他每天为父亲讲经两个钟头，我就站在旁边听，我对佛学的基本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多少可以进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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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与大学（1）
我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后，我就进入万竹小学就读。北伐军出师后，我转学到上海资源小学就读，时间很短。民国十六年，我和母亲搬到苏州后，我考进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父亲每年都派人带我去与他相聚。
民国二十三年中学毕业时，除了学校的毕业考之外，还有全国大会考。那年是第一次举办大会考，考过大会考后，才算是国家承认的中学毕业。念完中学后，我去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考完后，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我的扁桃腺常常发炎，每次一发炎，整个人就瘫痪了。母亲一直舍不得让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虑到在军校里面不能因为扁桃腺时常发炎而无法接受训练，所以我就想干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劳永逸。母亲的亲戚介绍一位外国医生（登洛普医生）替我开刀，没想到手术时流血过多，医师说我在三个月内不能做激烈运动，偏巧那三个月就是入伍训练的时间，所以我虽然考上军校却无法就学。如此一来，我就要继续考大学，但是我还是想当军人。父亲说新时代的职业军人必须要懂数理，所以要我去念数理，刚好我也喜欢数理。那年，我同时考取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不过父亲认为当时北方已经在闹共产，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华，父亲怕我学坏；而那时大官子弟出国是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适合。当初我考大学前，父亲只告诉我要念数理，而这三所学校就是数理最强的，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回苏州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物理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理学院与文学院在苏州）主修物理，副修数学。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职业军官，想进军官学校，所以我不想在东吴大学待太久的时间。物理系的课程分别是大一力学，重点是大二光学，大三是声学与热学，大四学的是电学。幸好这些课程可以同时念，而且没有硬性规定要按照年次顺序来修学分，不过，最重要的是实验室的课程不能跳过，所以我就选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课程，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课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课程。我不是一个资质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学的方法非常科学，平时在讲堂里听得非常仔细，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课或是周末，我都要请老师再讲解一次，直到懂了为止。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如果课本上没有，我就会注记在课本上，我还有一本笔记本，记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师重复的地方或是特别着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记录下来。我比较困扰的是国文，特别是背的方面，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来，但是我不在乎，无论如何，我都要背起来；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表哥念二十遍都还不见得流利。我学过的课程只要有不懂的，我都会多念，直到弄懂为止，因为懂了之后就不容易遗忘了。考试之前，我就翻笔记，第二天考试绝不成问题，成绩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结果我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物理系念完了，学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来补足。可是学校没有两年发文凭的规矩，而且那时候我自己也太骄傲了一点，我跟学校说：“我不在乎你的文凭，我要去拿军校的文凭。”事实上，我的确只在乎军校的文凭。
学校当时已经有军训课程，我们有一批同学逼着学校为我们聘请严格的教官，结果学校被我们逼得换了三次军训教官，最后一次我们才满意。那位教官教导我们的时候比带领军队还凶，要求很严格，我们只要有一点不合乎规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时我们也排定出操时间，教官训练我们的时候还特别挑地点不好的地方让我们卧倒。
我以两年的时间修完物理系的课程后，就跟父亲说：“我现在可以进军校了吧！”父亲说：“一个现代军官必须要懂得政治、经济，你再回文学院，从大一念起，念政治、经济。”于是我又进文学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经济，第二副科修社会学。东吴物理系两年毕业，主科物理，副科数学；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学期中间，刚好中国与德国之间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我们拿麦子、棉花、桐油、钨矿砂等物品跟德国换取当时德国自己使用的武器装备，那些装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莱谢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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