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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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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军阀。暂时可不促成他们各阶级的自觉，把民众的注意，都集中到*，民治问题。他们的民族观念和民治观念就会浓厚，即阶级观念就会比较淡薄，阶级斗争就可以缓和了。”9月，他又在《孤军》上发表《*产与反革命一口号之不当》，在《独立青年》上发表《再论*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为其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行为辩解。
9月和10月间，周佛海卧病上海，11月初，始返广州。但是，他在广东大学不及两周，便以反对“赤化”为名，纠集30余名教授，联名辞职赴上海。抵上海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宣言，发表在上海各大报纸上。他还到上海“持志”、“国民”、“大厦”、“同济”各大学演讲，攻击“共产主义之不当”。
周佛海的反*主义谬论，受到*主义者的批判。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中央刊物《向导》都发表文章予以驳斥。1927年1月24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43期发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指出：周佛海说中国国民革命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不是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其实，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都能打倒帝国主义势力，那时帝国主义必然推翻——周佛海等是否赶紧想法去维持他？另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都是国内的斗争，互相（不）联络，当然更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必被推翻，与周佛海主义相反）——那时每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力量，又连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不够。”
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宣传，而且，也采取了分裂国共合作的实际行动。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会议在西山举行，故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公然通过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非法决议，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上海及广东执行部，派定了各执行部人选，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伦5人，为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拟在上海成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
时在上海的周佛海，时时出入于环龙路44号，即西山会议派总部所在地，参与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被派为“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说，“当时因种种关系，没有正式就职”。33
11月20日，即在西山会议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央便电告北京，指出此会是违*议。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明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并给有关人员予以党纪处分。
周佛海所谓“种种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赴日本，完成论文答辩，结束学业。年底，他即赴日，1926年3月始由日本回到上海。当时，郭泰祺先生在武昌商业大学任校长，周佛海因是学经济的，因而受聘为武昌商大教授，同时也在武昌大学执教。由于周佛海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活动，臭名远扬，因此，在他到商大不久，就受到左派人士的反对。他说，到了武昌后，“匿名信纷至沓来，约有20余封，大致都说武昌首义之区，决不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便以铁血相见”。34结果，周佛海不得不勉强捱到7月，乘暑假之机，溜之大吉。由武昌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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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秘书长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在*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故称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2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黄埔军校的建立，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都起了重大作用。
蒋介石由于担任军校校长，掌握了军事领导权，这为他后来*、夺权、统一战线领导权、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重要资本。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7月3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精卫）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改称为第一军，蒋介石兼任该军军长。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被右派暗杀。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特别委员会，负责查处。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24日蒋介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9月19日，借处理廖案之机，解散和收编了许崇智的粤军，由此，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实权。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2月1日，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由此，登上了国民党高级领导地位。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既打击了共产党人，又排挤了汪精卫及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19日，蒋介石继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又通过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海、空各军。这样，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7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在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长驱直入，势不可挡。7月12日进占长沙。8月19日起，连克平江、通城、岳阳。27日歼灭汀泗桥之敌，30日占领贺胜桥，吴佩孚败退武昌。北伐军乘胜直追。9月6日，进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
正值北伐军攻下汉口和汉阳，革命潮流迅猛发展之际，周佛海却携着戴季陶的亲笔介绍信，由上海到汉口见蒋介石。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而且有着政治上的*联盟。蒋介石在逐渐集国民党党、政、军各项权力于一身之时，便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政变。而戴季陶主义，恰恰是蒋介石借以*的政治理论准备。戴蒋之间，正是由于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周佛海携戴季陶的介绍信，必然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周佛海之所以要在此时前往汉口，也是出于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目的。他说：在“革命潮流日形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也随着扩大，我遂决心打破共产党的排斥，要重新参加国民革命了。”35
但是，当周佛海抵达汉口时，蒋介石却于9月17日，离开武昌城外的南湖，前往江西，指挥军事去了，而未能面见，接见他的是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邓演达立即去电向蒋报告，并委周佛海为行营秘书，充当助手。10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迁往武昌，住进了原吴佩孚的武昌“督署”旧址内。
1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委任邓演达代理校长，学兵团团长张治中兼任教育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36 由于张治中兼职很多，所以学校的事，大部分由周佛海处理。
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9日，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往南昌。至年底，北伐军已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福建7省，实际上都在国民政府统辖之下。革命力量从中国的最南端，迅速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首先表现在“迁都”之争上。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但12月7日，当部分中央委员由广州抵达南昌时，蒋介石却提议，将首都迁往南昌。但遭到各委员的反对。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扣留了路经南昌的一部分中央委员。1927年1月3日，还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蒋介石为实现自己的非法主张，1927年1月9日，亲自到了武汉。乘此机会，周佛海便向蒋介石密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情况。周佛海说，在他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当时最痛苦的，就是应付国共的摩擦。”他说，他已于1924年“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他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为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当时工兵队和炮兵队的学生，是从黄埔调来的，步兵学生2000人，则是在武汉新招的。我是学生招了之后，才被调到学校，所以新招的学生，三分之一二是共产分子。十六年一月蒋先生由南昌到汉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学生分子复杂的情形报告他，他要我切实的监视。”37 周佛海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
逃离武汉
由于国民党左派的坚决主张和迫于大敌当前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但是，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种缓兵之计。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专制*，2月9日，武汉国民党左派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会议并发表宣言，强调必须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实行*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军队必须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以此和蒋介石的专制*作斗争。并提出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为此，国民党中央决定于1927年3月7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达武汉。但蒋介石却提出只有把会议改到3月12日，他才能到武汉出席会议。蒋介石是借此达到破坏会议的目的。为了争取蒋介石出席会议，只好将会议延至3月10日，但结果蒋介石仍未出席。
周佛海不是指摘蒋介石的不当，却歪曲事实诬称坚持10日开会，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他说：“这是鲍罗廷在内主使，共产党在内作祟，要使第三次执委会议，完全为共产党所操纵，以通过有利共产党的决议案。”38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深入发展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的个人专制*予以某种限制，并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谭平山被推为国民政府农民部长，苏兆征为工人部长，董必武为湖北省政府农工厅长，张国恩为民政厅长，刘芥为司法厅长。这本来是国共合作的具体体现，但周佛海却诬蔑说，这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整个计划”，乃是他们用蚕食的政策，消灭国民党的阴谋。39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对蒋介石的个人*从制度上作了种种限制，并广泛开展了反*的宣传，但却仍然推选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就为蒋介石继续利用手中的军权，反对共产党，以至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3月22日，北伐军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占领了上海。24日占领了南京。26日，蒋介石由南昌出发，经九江、安庆，到了上海。从3月6日起，蒋介石就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破坏和屠杀事件。他到了上海之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便开始*上海的工人运动。4月1日，下令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开始屠杀共产党人。12日，在上海血腥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8日，由这个会议决定，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叛变革命，另立国民政府之后，武汉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撤销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废除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周佛海始终心向蒋介石，他对此极为不满。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为委员制后不久，他便提出辞呈，辞去秘书长和政治部主任的本兼各职。
当时，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异常高涨，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继续北伐后，所向无敌。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武汉。
周佛海对此极为仇视，而且一直密谋逃离武汉、投奔蒋介石的时机与办法。他曾说：“5月初，湖南来了一位朋友，他暗中通知我，说湖南方面对我的空气很不好，说我是蒋校长的走狗，是戴季陶派。他劝我设法走避。我便老实告诉他，我早预备离开武汉，川资已经筹得，一切都预备好了，只等机会。”40
5月5日，蒋介石密令四川军阀、第20军军长杨森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夏斗寅，背叛武汉国民政府，率兵进攻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直逼距武昌仅40公里的五里界、纸坊一带，武汉告急。当时，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武汉空虚，在此危急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派叶挺率所部第11军第二24师，以及由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独立第1师，前往*叛乱。周佛海正是趁形势危急的时机逃离武汉的。
他说：“不久邓演达到河南去了，中央军校也改为中央独立师，忙着预备开拔，我想趁此机会逃走，遂托病请施存统代理政治部主任。” “当然得到批准，并决定我为后方留守主任。”41
周佛海为了逃走，便在汉口法租界一个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于妻子儿女看戏洗澡为名，让他们先住在旅馆。他自己则仍留在武昌军校。当时他的岳父杨自容也在汉口。杨认识太古洋行黄埔轮船的买办，经杨与这位买办商量好，由他接周佛海上船，先在买办房中，躲避稽查，等船开后，再与妻儿会面。
周佛海本定17日上船，但16日中央军校举行特别成立典礼，为掩人耳目，他不得不去。他说，他一直怀着鬼胎，心想如果会场中人知道他要上船，一定拿他去枪毙。但等到散会回家，才知道船要等到18日才开。他说：“又要多耽一天，心中焦急如焚。”4217日下午，武昌中山大学召开校务委员会，周佛海照例去敷衍。下午4时，周佛海先从武昌过江到汉口，约定家眷于18日早晨过江。等他们到了旅馆，周佛海便脱下军装，装做土豪劣绅的模样，乘着9点前码头上人少的时候，溜上了轮船。就这样，周佛海偕其岳父及妻儿逃离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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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逮（1）
周佛海的计划是先到上海，到上海后再电告蒋介石、张治中及戴季陶等人，说明他已逃离武汉，准备投奔南京。因此，当船停靠南京时，他没有上岸。但由汉口往南京，船行途中，曾偶尔到甲板散步。当时，同船的也有从武汉逃离的原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他们认识周佛海。由于周佛海没有在南京上岸，这些人上岸后，向南京总政治训练部副主任陈铭枢报告了这情况，陈便派了四个侦探追到镇江。当轮船在镇江靠岸时，他们便登上轮船。船一开，船上的买办便神色仓皇地到仓房里对周佛海说：南京派了四个侦探上了这艘轮船，说明周佛海在这船上，到了上海，便要逮捕。周佛海听到这个消息，便同其岳父和其妻杨淑慧等商量办法，决定到上海时，他先上岸，立即分电各方，其余人随后搬运行李上岸。
船到杨树浦码头靠岸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杨自容送周佛海上岸，叫了一辆汽车，等汽车开走后，他以为无事，便回船去带领杨淑慧等人上岸。但是，汽车开了不到三分钟，忽然被大批巡捕阻住。有人拿手电往车内一照，就叫周佛海下车，并将一副手铐，铐上了他的双手。当时，本来是要把他引渡到丰林桥的特务处，但因为是在星期六晚上，第二天又是星期天，所以周佛海便在租界巡捕房关了四天。周佛海说，这真是侥幸，如果早一两天被引渡到国民党特务处，他的小命便完了。因为那时蒋介石血腥屠杀，“杀个把人哪里算一回事”。43
当周佛海被捕时，恰遇同行的一个留日同学经过身旁，周佛海便用日语告诉这个同学，说他已被捕了，请其立即通知杨淑慧。旋即，周佛海便与其他4人一齐带到杨树浦巡捕房。
周佛海说，当晚5个人被送进一间牢房，中间已经睡了十二三个人，都是蓬头垢面的，一个个像是恶魔。他当时已是非常疲倦，便在人缝中找了一个空隙，纳头便睡。第二天一清早，又把他们几个人带到另一个空牢房。他在昏昏沉沉中过了一天，而且颗粒未曾入口。他说，在那种情形之下就是什么珍美味也都不能吃下去，何况是不能下咽的牢饭！
星期一中午时分，周佛海听见有人在门外叫他的名字，便从铁门上小小的洞口看出去，原来是杨淑慧来探监。据杨淑慧告诉他说，杨在接得周佛海被捕的消息后，急得半晌不省人事。后来精神略定，便去找张治中，凑巧张去杭州，遂托其家人去电杭州报告；然后，杨又去找戴季陶，但戴时在南京。当时上海国民党特务处只要提到共产党人就杀。杨不知周究竟关在何处，担心被误杀。所以一心要查明周关押在何处。想来想去，她忽然想起周的老朋友，时在上海任外交特派员的郭泰祺，杨淑慧向他们说明原委，于是，郭泰祺立即电话告诉吴稚晖，请其营救。
杨淑慧经过星期日一天的努力，才终于探知周佛海关在杨树浦巡捕房，所以星期一特来探监，送一些吃的东西。她告诉周佛海，报上已登出他已被捕的消息，不过，她已给各方面发出了电报，劝他放心。他们的谈话不到15分钟，牢卒便将杨淑慧叫出去了。
周佛海说，他在被捕后很是紧张，而由于杨淑慧的探监，使他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也就安心静候了。
星期二上午，周佛海被带上囚车，送到租界第一特区法院受审。他说，法官倒也客气，问了几句，便令回押。当时，杨淑慧通过各种关系，希望能在特务处法院保释，但未能成功，于星期四被引渡到丰林桥特务处了。 。。
上海被逮（2）
周佛海说，丰林桥特务处借着一间洋房做临时牢房，他进去时中间已有10余人。他说，这里的牢饭虽然比巡捕房牢饭要好，但却要上上手铐，而且由于手铐不够用的缘故，两个人铐一副。大小便时，固然极不方便，因为一个人大便的时候，另一个人不要大便，也得立在旁边等候，就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也极不方便。
他说：大约两天之后，张治中到丰林桥特务处来看他，见到他铁索铛的情形，大为不满，便跑到杨虎的办公室与杨虎大吵一顿，结果，便将他的手铐去掉。由于双手恢复了自由，便增加了一件差事，就是吃饭的时候，为同监的其他犯人盛饭。
杨虎的特务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更是血腥屠杀。周佛海之所以被捕，其原因也是误认为他是受武汉政府的派遣，负有秘密的使命。虽然已有南京的要人张治中、郭泰祺等的营救，但尚未得到蒋介石的指令，所以仍然只能作为共产党的嫌疑犯，继续关押。周佛海说，当时在监房中，一方面很希望外面有人叫他出去，有时却又非常害怕被叫。其原因是被叫出去的人，有些虽然仍旧回到监房，背上却被打得皮破血流；有一些一出去就不回来了。这些人中，少数人是被释放，大多数则是被枪决、杀害了。所以他是又想有人叫，又怕被人叫。每天都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佛海说：大约三四天之后，门外真的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顿时紧张起来，因为是祸是福，毫无所知，无法预料，只好硬着头皮出去。结果，是对他进行审问。周佛海的眼睛高度近视，而眼镜又被特务处取走，只看见法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上面，面孔好像认得，但又看不清楚。法官开口便说：在广州我常听你周佛海讲演，现在你却要受我审问了。周佛海说，当时听到这种揶揄的话时，真是无名怒火高三丈，几乎要骂出来。但一想，自己是阶下囚，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法官问一句，周佛海便答一句。
正当周佛海受审之时，杨淑慧却偕郭泰祺来见杨虎，并要见周佛海，杨虎无法，只好应允。于是，写了一张条子，叫停止对周佛海的审问。法官在接到杨虎的条子后，便对周佛海说：“现在不审了，你太太来看你，你去会她吧！”周佛海遂到楼上与杨淑慧见面。他从其妻那里得知，南京、上海主张杀他的人很多，因此，陈铭枢不敢负责解决，而蒋介石正赴徐州与冯玉祥会谈，只有等蒋的命令才能释放。
就这样，周佛海在监房住了十几天。在押的犯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被当成共产党人的嫌疑犯。周佛海说，他当时也不知谁是真的共产党，谁是假的。因为同在一个监房，并不问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因此有时还跟关着的一个人学唱京戏，如二本虹霓关“见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那段二六。
周佛海说，有一天下午6时左右，外面又叫起他的名字了。他心想，一定又是上次审问他的那个小伙子，闲着没事，又要拿他寻开心了。谁知外面叫了他的名字之后，又接着说：“把你的衣服带出来”。他听到这句话，知道是要释放了，便对同屋的人拱手说了一声：“告辞了！”便拿着包裹出来了。
但是，当周佛海出来之后，看见一个副官模样的军官，带着四个带驳壳枪的士兵，站在门外，等他一出门，便又将他双手铐上了镣铐，带他出了大门。门前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上了汽车，往乡间直开。越走越荒凉，而且又夕阳西下，想来想去，不知到哪儿去，心里害怕极了。他想，释放吗？为何不叫家里人来接？为何又要铐手？枪毙吗？为何要叫把衣服带出来，难道真的因为“黄泉无客店”，怕他受寒冷吗？向副官打听，只回答说：等会你就晓得，因而也不得要领。
汽车在乡间土路上开了一会，便到了上海南火车站。于此，周佛海才心里明白，是要把他押送南京。第二天清晨抵南京时，一直把他送到户部街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这真使他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由于时间尚早，总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尚未来到，便把周佛海押在门房等候。不久来了一名副官，叫士兵把他的手铐开了，并带他上楼。陈铭枢一见到周佛海，便笑容满面地握手，并说：“对不起，开了你一个玩笑。”随后向周佛海说明经过，要周在他那里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看朋友。于是便叫副官送周佛海到一个房间去休息。
周佛海是在第二天被完全释放，送到铁汤池丁公馆，交给戴季陶的。他中午与戴季陶共进午饭之后，便去旅馆拜访张治中，正巧，其妻杨淑慧也赶到，于是夫妻重圆。于此，周佛海闯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生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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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蒋进退
蒋介石是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策划南京与武汉合流，共同*，实行清党之后返回南京的。蒋一回到南京，周佛海便去见蒋，蒋劈头就问他为什么不在南京上岸，惹出这些麻烦。周佛海只得唯唯诺诺，承认自己的不对，以求得蒋的宽恕与信任。
蒋介石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筹备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指定张治中为该校政治部主任。蒋对周佛海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所以便指定周佛海为该校政治总教官。
武汉的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于7月15日实行分共、清党、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之后，在冯玉祥的撮合下，宁、汉双方开始了合流的酝酿。宁、汉对立尚未消除，而南京内部，即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间冲突又起。特别是7月24日，徐州被直鲁军攻克，而蒋介石诿过于前线总指挥何应钦，造成何应钦对蒋介石的不满。于是蒋介石亲往徐州前线指挥，并扬言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但结果，失败得更惨。8月8日，蒋介石慌忙逃回南京，张宗昌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直逼长江。但当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从前线到南京向蒋报告战况，请示机宜，蒋不问理由，又不经审判，将王天培予以处决。王天培是黔军将领，又是何应钦的同乡，王天培之死，不仅使何应钦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也引起各将领的不满。于是何与桂系串通，寻机对蒋发难。
当时桂系主力控制了南京四周。李宗仁、白崇禧不仅公开顶撞蒋介石，而且拒绝执行蒋介石要他们进攻武汉的命令。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向他“逼宫”，就以辞职相威胁。吴稚晖等人急忙出面召集各方开会，为蒋捧场，力主对蒋挽留。但是，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他需要“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表示赞成。接着何应钦支持白崇禧的意见，李烈钧也同意蒋介石可以“休息”。于是，李宗仁提议：“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看到局面难以挽回，只好决定下野。
13日，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宣布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蔡元培等人也宣布辞职，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是日，蒋介石带领卫队200余人，及亲信幕僚邵力子、陈果夫、张群、刘文岛等人，离开南京，经上海，于14日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住在雪窦寺。16日，蒋又发表铣电，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自知控制南京政局，非他莫属。而且，他也必须在政治上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外交上得到英美及日本的支持。于是，蒋于9月28日，偕张群东渡日本。他的第一目的，就是拜见在日本神户百乌温泉养病的宋美龄的母亲，请其同意他与宋美龄结婚。在得到宋美龄母亲的同意后，才于10月13日到达东京，拜会了日本黑龙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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