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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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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哪盖祝肫渫馑胨蚊懒浣峄椤Ｔ诘玫剿蚊懒淠盖椎耐夂螅庞�10月13日到达东京，拜会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及日本军政官员，并先后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人举行密谈。直至11月10日，始由日本返回上海。
在蒋介石辞职赴奉化及赴日期间，南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宁汉之间虽然于8月25日实现合流，但内部纷争不已。特别是汪精卫与桂系，在成立“特别委员会”及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而在筹组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前夕，在广州却发生了事变，汪精卫派的张发奎、黄琪翔，驱逐了代替李济深主持广州政务的黄绍竑。当时，正值汪精卫偕李济深赴沪途中。汪一到上海，南京的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便借广州事变，对汪大肆攻击，使汪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12月3日，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始，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汪精卫提出弹劾案，要求取消汪精卫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资格。
在汪与南京特委会的争斗中，蒋介石一直处于旁观地位，以图借机利用矛盾，为自己上台创造条件。俗话说：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事实确实如此。吴稚晖等人的弹劾案提出后，汪精卫有口难辩，于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2月10日，即预备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向会议提出《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及《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汪的提案为预备会议通过，决定由蒋介石筹备，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周佛海随蒋介石之退而退，也随蒋介石之进而进。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周佛海辞职，由南京回到上海。旋即应戴季陶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事变发生后，他又回到上海。由于蒋介石即将重新上台，指定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即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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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新生命》（1）
蒋介石下野之后，不仅为其重新上台在外交、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准备，而且也为其上台进行舆论准备，为其实施*统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在他下野之时，就指令周佛海、陈布雷、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等人为其创办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周佛海等人把这个刊物，起名为“新生命”，作为月刊，定期出版。
《新生命》杂志于1928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由“新生命书局”发行。地点在霞飞路〔今淮海路〕霞飞坊19号。1930年12月停刊，共出三卷，总计36期。它的创刊与停刊，如周佛海在停刊号发表的《三年来之本刊》一文中所说：“本刊的创刊，是在全国督促本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的时候。本刊的休刊，是在全国属望本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之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是对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背叛，但《新生命》月刊却以宣传与鼓吹所谓孙中山先生的“三*义”相标榜，宣称其主旨“在与反动的右倾与危险的右倾相斗争，为全党建立科学的三*义的理论。”44由戴季陶撰写的《发刊词》也声称：“阐明三*义的理论，发扬三*义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个使命。”
周佛海作为《新生命》月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创刊号，周佛海发表了《今后的革命》和《民生主义的特点》两篇文章。
在《今后的革命》一文中，周佛海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反蒋各派，尤其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他声称：过去的一年，国民革命军的努力，发展到长江、扩张到中原和西北，中国的版图三分之二以上，都隶属在*帜之下，因此，“过去的革命，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成功。但是事实上，党的主义和政策，没有实行，党的信用，因而堕落；党的轧轹和分裂，继续增长，党的中心，因而失坠。党的信用坠落和党的中心失坠，使党的环境更加恶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艰难。”
周佛海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却污蔑是由于“有些地方，政权党权，为共产党徒所劫持”。他污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
那么，今后国民党应该如何“革命”呢？他说，首先在民众运动方面，必须打破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即他所诬称的“把持”。在党的方面，“就是要建设党的理论，严密党的组织，实行党内无派的原则”。所谓“建设党的理论”，就是要“确定一个三*义的中心理论”。45也就是说，要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斗争。
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他的三*义学说；只有重新解释的三*义，才是孙中山先生三*义的精髓，而且这种三*义是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的三大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将二者分裂的三*义，都是违背孙中山先生本意的三*义，是假三*义。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解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含义是明确的，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周佛海却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他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答复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其“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而且，他说，即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论，也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他说*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却是“此路不通”。也就是说，在中国既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只能由反动的统治者“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46
主办《新生命》（2）
接着，周佛海又在第2号和第3号上，分别发表了《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两文。
周佛海竭力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一文中，在大谈近世的资产阶级的所谓“*主义”之后，宣称：“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他说：正因为如此，他不是虚伪的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主张国内一切半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地位”。甚至宣称国民党的民权主义，是一种“全民政治意义”的民权主义等等。
在第1卷第11号和第12号上，周佛海连续发表了《三*义的本体》和《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动因——再论三*义的本体》两文。他在文章中，以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大谈所谓“三*义的本体”；竭力否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阶级的存在，剥削和压迫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剥削和压迫的存在，必然引起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绝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乃至民族间的一律平等。他宣称“第一，*、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不过是民生问题的表现，所以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问题。第二，民族、政治和经济他们本身发生和发展，都是以民生为最后的动因，所以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动力，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三*义只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三*义的出发点，在解决民生问题，三*义的归宿点，在保障民生。所以三*义，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是民生主义的手段。”47
周佛海自知他的这一套“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有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由此而发生的阶级斗争，以至民族间的侵略和被侵略等社会现象。于是又以《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根本动因——再论三*义的本体》为文，对谬论进行“补充”。他声称：“民生的含义”，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类求生存的欲望与意志；第二，是人类求生存的技术与方法。”在这“两个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存的技术”，这是“社会进化的决定动因”。他说：人类生活的历史，“乃是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乃是和自然争支配的历史；社会进化的历史，根本上，乃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历史。”因此，“人类要维持生存和改良生活，就要克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也就是要提高生存技术”，否则将“终为自然所消灭，强烈的生存欲望，只有落空。”照周佛海的逻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绝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只要一心提高“生存技术”，就可以满足和实现“生存欲望”了。
除此，周佛海还先后发表了《评日本人论三*义的原理和实行》（第1卷第4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6号）、《日本的危机和我们的努力》 （第1卷第7号）、《革命青年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第1卷第9号）、《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及建设事业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10号）、《中国经济问题之三*义的考察》 （第2卷第3号）、《总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第2卷第6号）等文章，并先后出版了《三*义的基本问题》、《三*义论丛》等小册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主办《新生命》（3）
与此同时，1928年4月1日，还由《新生命月刊社》出版了周佛海所写的《三*义之理论的体系》。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到同年8月1日，便连续三版印刷，3个月中，便销售了4万余册。
周佛海在该书的《自序》中，曾对此书的写作意图及成书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本书的著作，是发意于广州，拟稿于武汉，着色于南京，继续执笔于上海、广州、南京，最后完成于上海。
民国13年5月，我从日本返国，应戴季陶先生电约，赴粤襄助中央党部的宣传工作。旋为广东大学聘为教授，一直到14年12月，才离开广州。14年3月13日，得到消息，知总理已逝世于北京。当时感觉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总理所留下的主义，正待我们去发扬光大，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动机，要把总理的主义，分析综合，而著成一有系统的书。这便是著作本书的发意……但是14年12月，因反对鲍罗廷破坏广东大学而离粤。此后任教武昌大学及武昌商科大学，因为教务冗忙，这种志愿，终没有达到。15年9、10月之间……其时我服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书傍午，更无暇从事著述。16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共产党恽某（指恽代英——笔者）为政治总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产党徒。我以为三*义一课，如果听共产党徒讲授，难免其曲解和恶意的批判。所以虽身兼数职，事务繁难，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讲授三*义。因此，就草拟了讲授大纲。这便是本书的拟稿。……同年5月，因为反对共产党潜行到宁。时南京正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介石先生命为该校政治总教官。因为工作较闲，于是着手著述。这便是本书的着笔。在宁著成总论和民族主义两章。8月，介石先生下野，学校改组，我就回到上海。在沪住了两周，著成民权主义一章中的最初两节。旋接（戴）季陶先生电约，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在粤小住月余，完成民权主义一章。11月，因粤变返沪。在沪又作成民生主义的一部。应南京中央党务学校之请为短期的讲演，在南京住了两星期。这两星期中，于授课之暇，作成平均地权一节。16年1月之后，虽然都在上海，但是因为编辑《新生命》月刊的关系，时作时辍，没有继续从事本书的著作，直到3月初旬，才作成节制资本一节，而全书因以告成。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周佛海的《自序》，甚至将他诬蔑共产党的文字也不加删除，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如实地暴露周佛海著作《三*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的目的。其目的不过是歪曲孙中山先生三*义思想的本意，假借三*义，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主义。
第一，周佛海在大谈所谓的三*义时，根本不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新生，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发展，以及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国民革命的胜利，都是由于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结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声明：“国民革命的运动，必特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农夫、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主办《新生命》（4）
但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工农群众的组织，如工会、农会被取缔，工农领袖或被屠杀，或被投进监狱，工农群众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所获得的权利都被取消；一切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和斗争，都被禁止和遭到*。工农大众以至各阶层民众，依然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之下。于此，哪里有任何民权、民生和民族平等的三*义可言？
第二，周佛海以所谓主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否认*主义真理的普遍意义，叫嚷*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他诬称，*主义是“舶来主义”；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而不能行一个完全同一的主义，因此，“就不应该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的盲从舶来的主义，也不应该妄思踖等的梦想实现将适用的主义”。他说，这首先是因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社会所发生的问题，不一定完全一样。各时代，各地方都各有特殊的环境，所以都各有特殊的问题存在。即使是发生的问题是一样的，虽然有其共同性，但是也各有其特殊性，所以适用于一时代一地方的主义，不必适用于别时代别地方，“列宁的共产主义，最大限度，也不过适用于俄国。”
同时，由于主义具有“排他性”，因此同一时间和空间，不能行两个以上的“主义”。如果同一时间，同一空间行甲、乙两种不同的主义，结果，不是甲主义消灭乙主义，便是乙主义消灭甲主义。“一定内容，一定性质的问题，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否则，拿两种内容不同，性质各异的主义，“去解决一个性质一定，内容一定的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既是勉强做去，效果上一定生出纠纷。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周佛海的逻辑，既然*主义是由别国产生的主义，当然是在排斥之列。照他的话说，便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除却三*义之外，就不应见异思迁的信仰别种主义。”他宣称，由他解释篡改的“三*义，乃是唯一的革命原则。”48
第三，周佛海以所谓全*义和渐进主义，反对*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声称：三*义的民权主义，不是求一阶级、一民族的民权，在求全民众，全世界的民权。所以他在近世的*主义之中，成为最进步、最完全的主义。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问题，周佛海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也走上了成长的路程，然而都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在中国虽有阶级的区别，而阶级悬隔，不甚厉害，只有大贫和小贫的不同，没有大富和小富的区别。“所以阶级之间，没有显然的，全部的意识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在中国“此路不通”。49
他说，三*义的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便是民生。三*义的根本作用，便是解决民生问题。排除民生的障碍，保障民生的安全，充实民生的内容，促进民生的问题上，这便是三*义的唯一的根本作用。他宣称：共产主义主要在解决分配问题，而民生主义则同时解决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在解决的方法上，不是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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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侍军旅（1）
蒋介石由于汪精卫促其复职的提案，被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通过，于1928年1月4日由上海赴南京主持大计。1月9日，蒋发表通电，宣告复职，并负责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事宜。但是，汪精卫却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受到桂系的攻击和特别委员会的通缉，而被迫亡命赴欧；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一派，也因与蒋介石无法合作，不得不于1928年1月25日，以出国考察为名，离上海赴欧美；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居正等，也先后赴日本。这样一来，蒋介石由于其对手一一离开，轻而易举地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
1928年2月2日，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在这次全会上，蒋介石不仅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而且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23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推蒋介石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经过四中全会，蒋介石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成为国民党内最有实力和具有最高权位的人物。而周佛海则作为蒋介石的得力亲信，追随其左右。
一朝天子一朝臣。蒋介石复出之后，排除异己，大量安插亲信，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比起政治总教官来，官升一级。当时，周佛海正在上海编辑出版《新生命》月刊，著书立说。他说：“在上海正干得起劲，真不想到南京去重弹旧调。以后因为命令既不可违，友朋又复相劝，所以把《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重复穿起军装，挂起皮带，去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51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共有四个集团军，即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的二、三、四集团军。四个集团军同时并进。6月3日，在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京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北京、天津全面推进，逼进北京郊区。面对如此形势，占据北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无可奈何，不得不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5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各路北伐军会师北京。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告成。6月20日将北京改为北平。
北京是历代古都，又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灵榇暂厝之地。蒋介石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自居的；为了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遗训，并以此压服其他各派，确立和巩固其领袖地位，所以在北伐完成后，决定在北平举行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的盛典。
在北伐进军时，周佛海因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所以没有随军出发。蒋介石由于要到北京举行祭奠，所以除要一些武将随其前往外，也要一些文人，为其舞文弄墨。为此，指定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和周佛海随行。
6月26日，蒋介石偕吴稚晖、陈布雷、邵力子、陈立夫、周佛海等人，由南京乘军舰逆流而上，28日到武昌。7月1日，由汉口乘火车北上，经郑州先到保定。一行浩浩荡荡，沿途接受各地军政长官的迎送，好不威风。蒋介石是在保定会见白崇禧等前方各路总指挥后，再到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周佛海与其他随行人员，也都随节住在碧云寺。
7月6日，各集团总司令、各路总指挥齐集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奠大礼。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哀乐过后，由蒋介石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内称：维*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随侍军旅（2）
周佛海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国父灵寝，仍在西山。遂举行祭灵大典。报告北伐完成。记得读祭文的，是当时第三集团军之下的总指挥商震，一口北京口音，声调抑扬，很能动人。”52
周佛海随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说：“因为种种关系，仍想去上海专办宣传文化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种种关系”，他并没有具体说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说：由于托陈果夫屡次向蒋介石婉言要求，好容易得了许可。于是，他于10月辞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回到上海。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来定于1月1日举行，但由于蒋介石派到各地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的人员，为了排斥异己，对凡是反蒋介石一派的人员，一概不予登记，以图控制各地党部，企图用这种办法，把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拥蒋派。该项工作由于遭到各反蒋派的坚决抵制，进展缓慢，因此不得不延期举行。
蒋介石为了操纵这次大会，经国民党中央第一八七次常务委员会决议，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半数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半数由各省市选举。而尚未完成党员重新登记和没有成立党部的省市，其代表也由中央指派。这个决定虽然遭到了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改组派的反对与抵制，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于1929年3月15日召开了三全大会。
由于要筹备召开三全大会，1929年2月，蒋介石由南京到上海，周佛海去看他时，蒋要他马上就到南京去帮忙。周佛海于是又回到了南京，并且是住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三全大会召开时，周佛海被指派为代表，并已经秘密拟定为中央委员。但是，周佛海不了解此中内情，由于反对胡汉民而退出大会，结果，预拟的中央委员计划未能实施，周佛海闻此追悔莫及。他曾回忆说：
这时正在召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滑稽得很，我被指派为菲律宾的党代表。那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大部青年同志，对胡汉民先生感情都不甚好。在开会的时候，大闹一场，我和段锡朋、洪陆东、萧铮、何思源等十余人，当场退席，再不出席了。以后才知道这次我若不退席，可以当选中委，因为名单早已秘密拟好了。53
在三全大会召开前的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会议通过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并且通过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蒋介石召集这次会议，是企图削弱以至取消各地方实力派的兵权。结果，编遣会议的举行加剧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间的矛盾。2月22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撤销忠实于南京中央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鲁涤平的职务，同时进兵长沙，鲁涤平逃往南京。结果桂系控制了湖南，接通了与广西的通路。但由此拉开了蒋桂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为对抗桂系，决定运用其一手控制的三全大会，授给他处理紧急事变的权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三全大会追任了全国编遣会议所决定的编遣方案的合法性。会议通过的《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规定：“国军之最高统帅权”，“完全统属于国民政府”，“一切军政与军令之权，皆完全属于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握，务求军事绝对统一。”54会议指责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叛党叛国，并将他们开除出党。
随侍军旅（3）
周佛海说：“三全大会后的有天晚上，蒋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说：‘请你马上到公馆来一下。’那时他的公馆就在总司令部之后，内里是可通的。他叫我草拟一篇*李、白的宣言，并口授李、白种种的背信和不法的事实和要加以*的理由。我心里暗想，真的要干起来了。”55
蒋介石首先瓦解河北的白崇禧部，拆散粤桂联盟。其办法是起用唐生智，收回了时由白崇禧指挥的其旧部。并宣布*白崇禧，接着，3月21日又在南京扣押了李济深。
26日，国民政府发布*令。略称：
此次武汉政治分会违法僭权，任免官吏，称兵拘衅，袭击湖南，政府以和平为怀，力从宽大，除迭令擅自调动之军队制止行动，撤回原防外，仅将地方军政负责人员免职查办。原冀以主义相感召，促首逆诸人之觉悟，乃据第13师师长夏斗寅有已电称，逆军于本日拂晓向我英山前方部队进攻等语，是该逆军等蓄意谋叛，逆迹昭彰……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过去骄恣跋扈，挑拨军队，占据地方，诬蔑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义，破坏统一，迹其种种反革命罪恶，证据确凿，该逆等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义之叛徒56。
3月29日，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乘楚有军舰到九江，指挥作战。蒋介石一方面派兵西上，造成大军压境的态势。同时，又利用桂系内部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迅速取得效果。周佛海说：
前方已接触起来了，约是18年3月，我奉命随同出发，随节坐着楚有军舰上驶。当时有两个幕后人物，文的仍是杨畅卿，武的便是广西军人前辈俞作柏。他们另外坐一只被征收的招商局的船随后跟上。因为运用俞作柏的关系，桂系里面最有力两个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早已和中央发生了关系。等到中央军进了湖北境，桂军这两部有力部队，忽然宣布拥护中央，李自然不能不退出武汉了。仿佛我们出发以后不到一个月，桂系在武汉的势力便崩溃了。楚有军舰停泊在汉口下游50余里的江中，看见上面驶来一只小火轮，原来是民众团体的代表欢迎。我代表接见，并发表简单的谈话。于是楚有军舰，便径驶到汉口。这次桂系崩溃得这样快，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就解决了武汉问题，也是出人意料之外。57
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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