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朝秦暮楚周佛海-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兴钠拮樱约胺搿⒍砑搜蠲髡>本┐笱Ф砑淌诒⑽鸵镣蚺捣蚪樯埽嚼畲箢龋痪畲箢鹊慕樯埽够鹊搅松虾#峒顺露佬悖致哿嗽谥泄⒐膊车奈侍狻�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有相当名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本是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被迫弃职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也因此迁到上海出版。
周佛海由于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当然为陈独秀熟知。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问题,得到陈的同意。既然要建立共产党,就必须约请赞成*主义的人士,共同商讨。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
周佛海曾回忆说,当他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维经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 党’。”12
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谈建立共产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有关此事的具体经过,如维经斯基的讲话内容,参加谈话的人员等等,因为没有原始的记录,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周佛海讲,当天讨论时,没有结果。由于张东荪不赞成此事,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但周佛海和沈雁冰是赞成的。他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出席中共“一大”(2)
经过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是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了。”13
周佛海的回忆,不论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只是由于学校开学返日,而未正式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活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继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北京、汉口、广州、济南、长沙等地,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进行了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活动。这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周佛海回忆说:“1921年夏,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当时,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他说:陈独秀由于受陈炯明之聘,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没有出席会议。“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存统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14
周佛海所说的这次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出席会议的代表,周佛海的回忆是不完全的,据各方面的材料证实,除原在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外,还有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代表陈公博,以及周佛海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会议。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也于会前赶到。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5出席会议的除上述13人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斯基。由张国焘主持会议。
在会议进行中,也即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之时,突然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最后不得不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中进行,并结束了会议。关于这段情节,有关出席会议各人回忆,不尽一致。据周佛海说: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马令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16因此,第二天照常在李汉俊家开会。
出席中共“一大”(3)
但周佛海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原因是这天下午,他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据他说,大约12时,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进来,经毛泽东的说明,才知道是出了事。
1943年2月,周佛海在他撰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中,作了如下记述: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返回。究竟是马令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拥上楼。探捕问他们为什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陈)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过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
这次会议结束后,陈公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在他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关于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10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4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为防止再出现这种中断,大会在警察管辖之外的一个著名的湖中央的船上举行,在这条被宁静动人的景色所环绕的优美船上,作出了许多激愤和激进的决议,欢快恬静的湖水和美丽的月色都没有缓和代表们激烈的感情17。
与周佛海的回忆相比,陈公博所描述的情节比较简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法国巡捕的搜查,会议只好另改地点。关于这点,周佛海说,他听了上述情况后,立即想到如果不最后通过全部议案,结束会议,将功亏一篑。于是想到要继续开会,但恐怕上海租界内不行了。他说:
我忽然想起李鹤呜(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因为鹤呜是住在仲甫家里的。我们商量决定,鹤呜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地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呜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18
出席中共“一大”(4)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至今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介绍,说法很不一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大事年表》一书中称:“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由张静如等人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书称:“在最后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还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由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而黄美真、郝盛潮主编的《*史事件人物录》,只笼统地说“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称:*一大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并分别担任书记、组织与宣传各部主任。
由于有关*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领导机构的原始文字,尚未被发掘,所有的记述都是以“回忆”为依据,因而不尽一致,是不可避免的。但据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19
周佛海的这种说法与上述大多数的记述,基本情节是一致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周佛海是否被选为“副委员长”和“代理委员长”。此事笔者难于作出判断,只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作为历史疑案了。
*一大于8月初结束,是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会办事处,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该组织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在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的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主义,并组织产业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周佛海说:“大会完毕之后,一面指派各地的负责人,分头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动起来。我们觉得实际工作,要从劳动运动做起,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并指导上海劳工运动。‘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20
周佛海曾自我吹嘘地说他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曾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说:例如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的工人,想学日语,他便在工人居住的地方,开一日语学校,他每隔一夜去教两小时。“‘到民间去’的口号,我们都做到了”。21
正当周佛海在上海活动得起劲的时候,暑假快完了,他必须回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去上学,因此,只好去电催促在广东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回沪。但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却发生了被租界巡捕房逮捕的事件,他因为要给陈独秀送一封信,而险些被捕。正在这个时候,由于第三国际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以对抗美国将要召开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中国方面,要召集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派去参加。周佛海说,接到这个通知后,由于时间非常急促,而又毫无准备,急得他毫无办法。他与众人经多次商量,决定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各大城市,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长江一带,则由他亲自出马。于是,他便乘船到了长沙、汉口、安庆等地,通过毛泽东、陈潭秋等,约集了一些青年,交代了有关事项。在他返回上海时,陈独秀已经被营救出狱,由于学校早已开学,他便把经手的事项,交给了陈独秀,离开上海,往鹿儿岛上学去了。
脱离共产党(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得到了一定发展。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纲领,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奋斗目标。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高潮。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纲领,确定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为适应国民革命运动的需要,“宜有一个努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根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加速了与国民党的合作步伐,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进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22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23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脱离共产党(2)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国民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谭延辏А⒆蘼场⑻菲缴健⒗畲箢取⑼醴ㄇ凇⒂谑鞯碌�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被推为常务委员,戴季陶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党部成立伊始,急需人才,尤其是宣传部,更需广泛招揽人员。当时周佛海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与戴季陶之间有着长时间的友谊。因此,戴季陶在接任宣传部之初,便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的秘书。当时的周佛海,已是大学三年级,转眼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真是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24
周佛海的这段话,把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的意外的机会,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广州任宣传部秘书的来信。他说:
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25
周佛海收到戴季陶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不顾当时尚未进行论文答辩,完成学业,便立即起程回国,于5月抵达广州。
使周佛海始料所不及的,不仅是轻而易举解决了毕业后的职业问题,而且,当他到了广州后,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海滨),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别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220元,而对他却送大洋240元。他感受颇深地说:“当时要求一个每月150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现在每月却有400多元的收入。”“所以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26
周佛海说,1924年5月,他和谭平山同船到广州,住在永汉路的一家旅馆中。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惠州会馆,他便去那里看望戴季陶,戴要他任宣传部秘书。因为宣传部新近在香港接办了《晨报》,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暂时担任总主笔。为此,他便到香港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记者生涯。但是,由于他不懂新闻业务,不仅不知道新闻应如何取舍,而且连版面排列,也全都不知道,结果,连连出错,以致损伤了戴季陶的声誉,不得不请求辞职。
一个人在困难之际,如果得到某人的帮助,或者由于某人的提携,而使他能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他会对此人感恩戴德,终生不忘的。
周佛海曾说,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而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27现在由于有戴季陶和邹鲁等人的提拔,使他有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机会,因此,他对戴季陶、邹鲁等人唯命是从,亦步亦趋,以至成为忠实的信徒。相反,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疏远,以至实际脱离。
周佛海最后脱离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怀疑以至反对。
在国共实现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后,统一战线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周佛海早在1919年所写的《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就否认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必要。他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他在广州时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过:“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28
对于周佛海在思想理论以及非组织行为的错误,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评教育,耐心帮助,但都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央决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
。 想看书来
加入反共大合唱(1)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以戴季陶、谢持、张继、林森为代表的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各种*和反革命的活动,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中央权力。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义”;6月,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抛出了所谓“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中心,反对国共合作为主旨。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反对工人的*斗争。他鼓吹要以“仁爱性”来促使国民全体的觉悟。他说:“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29戴季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宣传*主义。他宣称:“我们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三*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义,老实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他鼓吹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共产党人应退出国民党。
在戴季陶等新老右派的鼓噪之下,包括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在内,演出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主义的“大合唱”。右派分子利用他们各自的刊物,如《醒狮》、《孤军》、《中华教育界》等,甚至连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都连篇累牍地刊载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文章。周佛海则是这个“大合唱”中的一员干将。
周佛海曾说:他自从被共产党开除之后,即把共产党作为敌人,1925年4月,周佛海约集广东大学的几位右派教授,如谢嬴洲、黄季陆等人,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其主要目的,“便在反对共产党”。30创刊伊始,周佛海便以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名,发表了《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
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他首创的三*义,体现了资产阶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只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对三*义重新解释,并使之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相结合,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曾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但是,周佛海却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以孙中山的三*义,排斥和反对*主义。宣称只有三*义,才是救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31。
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对周佛海倍加赞扬。他在序言中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者的地方。”他要人们将此文与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并读,这样,会“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帮助”。32 。 想看书来
加入反共大合唱(2)
周佛海还在《孤军》第3卷第2期上发表《国民革命中之阶级问题》。该文在“孤军派”的论坛中,是一篇比较可观的文字。文章虽然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却鼓吹缓和阶级间的斗争,是可能的。他说:“现在无论斗争的当事者或局外人,都应促成各阶级的分子的民族自觉,以御外侮;促他们的国民自觉,以制军阀。暂时可不促成他们各阶级的自觉,把民众的注意,都集中到*,民治问题。他们的民族观念和民治观念就�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