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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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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了。他为此很是得意。
周佛海虽然是生活在山野农村，但经不起城市享乐生活的诱惑，在花钱上，出手不凡。他到东京时，本来是准备了一年的生活费用，但是到了12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就把钱用光了，结果，不得不依靠中国公使馆的接济。而在他刚刚被一高录取，便立即向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处预支了一个月的学费，到房州去避暑，去洗海水浴。一直等到学校开学，才回到东京上学。
东京一高，实际上只是预科。经过预科一年的学习，才能被正式分到高等学校学习。当时日本只有8个高等学校。毕业时，周佛海便选择了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经过两年的学习，1922年秋，周佛海便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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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社会主义”（1）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掀起了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潮。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主义学说，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在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和*主义的思潮，非常澎湃。
周佛海进入东京一高以后，由于深受社会主义与*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刺激，因此，在完成规定的功课之后，用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去阅读这一类的杂志和书籍。当时，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联盟成立之时，他对国际情形也很感兴趣，因此，他用了不少时间去阅读有关西洋历史及国际情形的书籍、杂志。周佛海勤奋而又善于思考，在阅读国际问题书籍的过程中，有了不少心得，一时高兴，便作了一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并推测其趋势的论文，投寄到上海《救国日报》。这是由留日回国学生办的报纸，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周佛海是第一次写论文，文章虽然寄出，但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但是，想不到居然被刊登，而且博得好评，连中学时代的史地教师邓竹铭先生，也从家乡寄书予以赞扬和鼓励。
在人生的旅途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迈出人生道路起点的青年来说，首次事业的小小成功，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鼓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追求。处女作的成功更增加了他写作的兴趣与勇气，此后他勤奋写作，在短短的时间里，相继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译作。
如果说周佛海在一高的时候，其课余阅读的兴趣，是以社会主义与*主义及国际问题并重的话，那么，在他进入第七高等学校之后，第一年除了功课之外，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国际问题的书籍没有工夫再看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展，介绍*主义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就连当时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研究系要人张东荪等，一度都曾以他们所办的刊物，如《解放与改造》、《建设》等为阵地，刊登有关学说，成为介绍与鼓吹社会主义学说的知名人物。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戴季陶以“对话”的方式，刊载他所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他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但如他所说，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单是*一人的学说了”。
当时的日本，名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基尔特主义，也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周佛海所谓的专门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当然也是不加选择，真伪不论。他在勤奋看书之余，也勤于笔耕，努力写作与译述。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寄给《解放与改造》杂志，刊登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7号上。
周佛海在文章一开始，便以热情洋溢的文字，讴歌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预见了中国也必然要掀起阶级斗争的巨浪。他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思想和声浪，如暴风急雨，从西欧一直送到中国来了。中国立在这个潮流里面，当然不能和世界潮流相反逆的，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他用*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介绍性地论述了阶级间产生斗争的原因。他说：简单说来，“就是一个阶级在社会上，立在支配者的地位，同时他一个阶级，在社会上是立在被支配者的地位；他们两个的地位不同，所以也就利害不同；被支配阶级因为要谋自己的利益起见，对于支配阶级不得不行社会运动。”也就是说，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不堪其苦，所以大家有了自觉，把自己的阶级团结起来，要推翻现在的支配阶级，自己来做支配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介绍“社会主义”（2）
他分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种类”，认为阶级斗争有两种：“一个是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一个是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所谓的“中流阶级”，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所谓“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指的便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即资产阶级的*革命；“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周佛海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仅仅归纳成两类，当然是不科学的。除此，还有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等等，而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同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斗争，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斗争。当然，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还弱小，因此，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可能像俄国一样，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周佛海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如果“专在极不发达的资产和劳动两阶级间去下手，那就是药不对症了！”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周佛海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实质。他所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是“寄生阶级”与“自给阶级”及他们彼此间的斗争。什么叫“寄生阶级”呢？照他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上那些“有害无利，并且势力很大，能支配社会的人”。他说，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很多，“从专想扩张自己势力的武人，和争权夺利以政治为生活的官僚政客，到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所谓“自给阶级”，“就是有一定的职业，靠着尽自己的职业而生的人结合的阶级”。
周佛海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在认识上的错误，因而不仅不可能认清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方向，甚至错误地把那些“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都当成了革命的对象。
同年12月15日，周佛海又在《解放与改造》杂志第2卷第1号上，以“佛海”的署名，发表了《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文章的主旨，是论证中国在“解放”之后，应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在的言论界，关于解放的言论，似乎一天多似一天了，但是关于改造的议论，还是很少。”“改造与解放，是有密切关系的”。
他说：所谓“改造”，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而物质改造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生活问题，也就是如何改造经济组织的问题。
按照*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是要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此根本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中国的革命，虽然不是一般的反对资产阶级，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联合农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不是一般的废除私有制，而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必须以*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成功。
周佛海在文章中，有关“物质改造”方针的论述，是以反*主义的各种“流派”，如德国的“集产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蓝本，综合成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即：第一，关于生产的种类和数量，“不能单独归工团管理，要和国家共同管理”；第二，关于生产方法的决定，“要归工团单独管理”；第三，决定生产的条件，“要归工团和国家共同管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照上面的法子去管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都能调和，两者都不致为别人所牺牲，真是最好的组织呀！”
介绍“社会主义”（3）
1920年4月1日，周佛海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4号上，发表了《精神生活的改造》一文。这篇论文是在同年3月1日完成的。周佛海是以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些反*主义流派的主张，作为论述改造“精神生活”的依据。*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反过来可以推动物质的发展。周佛海却毫无根据地说*主义太偏于唯物的，只偏重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之后，甚赞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强调精神生活重要的主张。他说，据他个人的观察，以为精神生活的改造，比物质生活的（改造）还要紧些。他把“精神生活的改造”比做“花”，而“物质生活的改造”，则是“精神生活改造”的“果”。这显然是倒果为因，违反了*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原理。
4月3日，周佛海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文，于5月15日刊登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0号上。他在文章一开头便说：“我们如果把国内新出版物翻开起来看，差不多没有一本没有‘社会主义’四个字的。无论是他们宣传他，或反对他，总可见近来的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这种东西，都热心去研究了。”但是，他却始终没有看到对“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能予以正确说明的文章。为了使中国人真正了解社会主义，并研究实行的方法，所以特地撰写此文，对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一问题，作个最明了的答案。所谓“最明了的答案”，不过是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特征；指出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误解；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分现有的财产，而是为了“将来生产的富的问题”。
在撰述上述论文的同时，周佛海还翻译出版和发表了日本室伏信高著的《社会主义与劳动组合》、《工行社会主义之国家观》等论文，以及日本生田长江与本间久雄合著的《社会问题概况》及美国社会主义者希尔葵写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书。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组织出版了《共产党》月刊杂志，周佛海以“无懈”的笔名，在第1号、第4号及第5号上，相继发表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三篇文章。周佛海为何取名“无懈”？他对此从未作过说明，笔者分析：一方面是为了保密。因为他在日本上学，日本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活动是很防范的；另一方面从字面上理解，有毫不懈怠，奋发进取之意。当时的周佛海野心勃勃，也确实是气概不凡。
从1919年到20年代初，随着报刊宣传与讨论*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主义日益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主义者与反*主义者之间，关于*主义是不是适合于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周佛海的这些论文，是当时宣传*主义，驳斥反*主义谬论的重要文字。这也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理解，在理论和行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周佛海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不是11月7日么？这一天究竟出了什么事呢？这就是俄国克伦斯基政府颠覆，共产党——原名多数派——得志的那一天。也就是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再说一句：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因此，我们不单是为俄国共产党的成功而纪念，也不单是为俄国人民得脱离了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纪念；乃是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而纪念，为社会主义的前途而纪念的。”
介绍“社会主义”（4）
他在文章中扼要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历史和政治、主张，介绍了苏维埃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他说：俄国共产党（多数派）所实行的主义，“确是真正的*主义”。他批驳了反对俄国共产党（多数派）的种种议论，认为大多数议论“都是乱吠，毫无辩驳的价值”。他特别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驳斥了那种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和*主义相矛盾”的谬论。他说：“不错！不错！共产党（多数派）现在是行无产阶级的*主义，无产阶级的专制的。”但是，这种专政是必不可以缺少的；“试问要把一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推翻，另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没有强制，是不是能行？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既倒，社会主义的社会新建，基础未固，反对丛生的时候，没有强制，是不是能维持？”事实说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缺的。”而改造中国，则必须“照着共产主义的原理”。
《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写于1921年1月28日。他在文章中首先声明：“我们这个共产主义，并不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乃是现在在俄国实行着的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吓人吓己，把我们叫做过激派的过激主义。”
周佛海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其目的在于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种种谬论。
周佛海指出：“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第一是强权。”他说：强权这种东西，从历史的角度看起来，确实是个坏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并不是拿起来扶弱抑强的，乃是拿起来加强压弱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强权，试问：“我们要打破一切支配阶级，要推翻旧社会一切的组织，究竟有什么妙策？是采取不抵抗主义，人家打他的左嘴巴，就把右嘴巴让给他打；人家抢他们的外套，他们就把内衣也脱给他；希望统治阶级自羞自愧，来放弃一切特权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要推翻支配阶级，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了。”而暴力革命，就是一种强权，是用强权来打破强权。既然“要用强权来革命，就不该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了”。不仅如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无产阶级也必须用强权*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因为“根深蒂固的旧社会组织，并不是一时的革命，就可根本打破的呀！”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人性都是善的”、把空想当成现实的错误观点和不切实际的种种错误想法。指出，中国的改造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改造的目标”。
《夺取政权》一文，写于1921年5月11日。周佛海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中国应如何进行改造，也就是改造的手段问题。他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来改造中国呢？“第一是夺取政权！”他认为，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特别作文说明的必要，因为他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对于*主义者来说，既然主张共产主义，当然要从夺取政权入手。之所以有再次论述的必要，主要就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讳言政治”的缘故。
周佛海在文章中论述了无产阶级要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如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他说，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反对一切政治，不独反对过去、现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对将来的一切政治。试问，“不要政治能否推得倒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推不倒，他们一切的理想是不是梦想？”不仅如此，“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除，还必须要有长期的压制”，即以强权*有产阶级的反抗。否则，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就会卷土重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然后才能照着自己理想的社会，一步一步建设起来。他说：“‘一切政治上的权力，都要归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革命的信条，革命的标语。”
介绍“社会主义”（5）
与此同时，周佛海还撰写了《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一文，发表在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发表讲演，谈到“中国须发展实业，振兴教育”、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借着罗素的名声和言论，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向*主义者在理论上发起了进攻。为了驳斥他们所散布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李达、何孟雄以及陈独秀等人，都发表了大量文章，给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周佛海此文，对于批驳当时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周佛海说，罗素在他的讲话中，有“中国须发展实业”的两句话；反对社会主义的议论，也是以“中国现在宜发展实业，振兴教育，不宜空说社会主义为论据的。”他说，他只想先就“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的关系”，说说自己的看法。
他在文章中首先论证了中国现在既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又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他说，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借口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展，“中国现在，简直可以说没有资本家，没有劳动者”，因此，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对抗，因而也就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他认为，“这种议论骤听之似乎有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虽然是“近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未发展，没有像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尖锐的“劳资两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的近代工业总有发达的一日，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发达近代工业。他认为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实业，在资本主义实业发展，劳资两阶级形成尖锐对立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可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消除劳资两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所以中国现在即使没有劳动阶级，也断不至于失掉了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
他还批驳了中国现在穷极了，一般下等人简直不是在过“人”的生活，因此，现在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说，恰恰相反，现在讨论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一般人都能过上“人”的生活。“社会主义并不反对发展实业，但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实业，而是社会主义的实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固然免不掉在工厂矿山里作工，然而那时工作的条件和工作的设备，比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总要好得多，总不至于过像资本制度下面的工厂矿坑这样的‘非人’的生活”。因此，“要使一般贫民得过‘人’的生活，非实行社会主义绝对做不到。”
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了《俄国与女子》、《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俄国的社会教育》等译文。周佛海则撰写了《劳农俄国的农业制度》一文，刊登在这个专栏上。他在文章引语中，明确提出：“我们研究新俄国的建设的人，主要须注意的，就是俄国土地问题，因为：第一，俄国是个农业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要研究劳农制度的基础稳固与否，及它的前途怎样，须先研究它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怎样；第二，中国也是个农业国，将来于社会革命后，主要遇着的难问题，也有就是土地问题。所以现在把它研究一下，也可以作我们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镜。”
介绍“社会主义”（6）
他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所有制的形式、农业的社会化、国有土地的经营、集体化的生产、农业的改良、农业社会化的手段等方面的情况。
1921年2月10日，周佛海撰写了《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1921年5月1日出版）。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有高度的发展，但物质却反而匮乏，物价昂贵，生活困难，失业者增多。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由于近代文明，由于机器生产本身而造成的罪恶呢？“不然不然，机器生产他本身，一点都没有坏处，大规模工业化本身也一点没有错处。就他们的本身说，只有使社会一般生活安全、向上的，断没有反使生活不安全、困难的。在内里作怪，使生出这种怪现象的，乃是资本制度这个怪物”。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要铲除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就要先铲除生出这种怪现象的资本制度！”
1921年6月，周佛海撰写了《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进化与革命》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他以*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旧制度不会自己崩溃，新制度不会自然产生，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发达到绝顶，他内里的弊害，矛盾，也就要达到绝顶，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拿着自己的刀来杀自己，自然而然地要归于崩溃，消灭，这个时候代资本主义而兴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论你喜欢他或憎恶他，他都是要老气横秋地跑起来的。”
他说：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奔腾澎湃从西方流入中国的时候，既有反对者，也有维护者。但反对者则闭起眼睛顽固地反对，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顽固的反对，就可以不出现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则张开嘴巴笼统地主张，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的笼统地主张就可以实现的。他指出，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主义，新思想刚刚传入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分为两极端的阶级——最富的资本阶级，和最穷的无产阶级——而对立。”阶级对立的结果，必然爆发革命。“而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人口最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实现。”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不会自然发生，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他举例说：“社会主义不先实现于美，而先实现于俄，人家都以为是他（指*主义——笔者）的预言不中，其实由他学说的全体看起来，乃是当然的结果。俄国于资本制度发达到某一定的程度，就起来行积极的、全部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就因之实现。美国虽然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然而革命的行动还未发生；虽然也有不少同盟*，不过都是部分的、消极的，若照这样下去，我恐怕美国的资本制度，就是再经几百年，还是依然存在，还想什么社会主义实现。”
周佛海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出版）上，发表了：《难道这也是听天由命的教义吗？》、《狄克推多与农民》、《革命定要大多数人来干吗？》三篇《随感录》，指出社会主义是经革命得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革命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先发，多数人附和，绝没有由大多数人先发，少数人附和的。
1922年1月，周佛海撰写了《自由和强制——平等和*》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发刊）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与平等，*与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有产阶级的强制，假若放轻一点，他们的反革命运动，就要得起势力来”，“他们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气的来肆行残忍暴虐的举动，以窘迫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有产阶级的专政，而不能空谈什么自由和平等。
在此之前，周佛海还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并在《向导》周刊第2卷第57、58期上，发表了《英国劳动党成功之经济的说明及其社会主义之关系》等文章。
纵观周佛海在这个时期撰写和翻译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起人和组织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出席中共“一大”（1）
1920年夏天，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心利用暑假回沅陵探望母亲。周佛海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决定，是与他翻译与写作而得到的稿酬分不开的。据他讲，由于他翻译《社会问题概况》一书，就得稿酬大洋120元。他投给《解放与改造》半月刊的文稿刊出后，稿费也非常丰厚。他说，当时所得的稿费大部分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同时也留一部分准备暑假回乡省亲的路费。暑假来临，他将存款打一打算盘，除去往来路费外，所余无几。他想做一套西装，算来算去没有钱做，于是只好穿着学生装回国。
当时，统治湖南的是安福系走狗、皖系军阀张敬尧。他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无恶不作，被人民称作“张毒”，并在五四运动中，对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进行*，因而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不满，群起反对，掀起了“驱张运动”。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当他到达上海时，谭延辏А⒄院闾璧南婢胝啪匆⒌耐罹徽剑绞陆粽牛缆饭Ｈ薹ɑ叵纭Ｔ谖蘅赡魏沃校愕胶贾萦瓮妗！暗轿骱≡谥枪拢咳粘胧椤⒖词橥猓愫图父雠笥鸦⒌巧剑惺本固胶杏斡尽Ｎ骱浇拿ぃ挥胁坏焦摹５俏骱奶烊燃恕Ｏρ粑飨潞螅讶绕瓷涑隼矗绕渚醯谜羧取Ｗ×巳龆嘈瞧冢蛭炔豢赡停怨榛氐缴虾！！�11
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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