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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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那时，他只有25岁，年纪轻轻的。日本的文字，主要是汉字，不会说，却可以看。和有文化的日本人交流，只要大家写汉字，就能懂。现在的日本文字，片假名太多，就无法交流了。更有趣的是，日本以往的重要文献，是用中国的古汉语写的。　虽然后来兰学（西学）盛行，还是有人把西文翻译成古汉语，给日本人看。梁启超看了，只要拿来抄一遍，改几个字，就可以介绍给中国人。所以，在日本学西学，比在中国方便多了。怪只怪中国人太保守，真正学懂西文的人太少，即使有懂西文的人，也未必有社会地位。梁启超在日本拼命学习，他的思想也只是在求索过程中。因此，他常常为时局和学识所驱使，改变自己的主张。他后来总结自己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成熟的见解，往往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其实，这是个时代的特征。我们不应该否认他的影响力和探索精神。
　　梁启超早就主张开发人民的智慧、开发绅士的智慧、开发官吏的智慧，也就是国民的各阶层培育起现代精神。所以，他主张国家要自我强大发达，就一定要多多翻译西方的著作，学者要建立独立的人格，一定要多多读西方的著作。他在日本时期，就大力介绍西书和西方学说。他发表《新民说》，批判当时中国人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也就是缺乏现代意识，极力提倡国民的国家观念、权利义务意识，去除奴隶思想，争取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具有普世的价值。尽管他说的自由，主要是团体的自由，遵循法律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但对于闭塞的中国人来说，已经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了一两代人的思维，延续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1．三颗政治明星（6）
梁启超又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反对“汉民族”的小民族主义，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什么叫大民族主义呢？就是“合本部属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梁启超的意思是针对革命党人的反满民族主义的，所以，他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也就是中国国内各民族要集合为一个大民族，参与世界的竞争，反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对华侵略）。在留学生中，也产生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认同意识。西方的nationalism一词，可以翻译成民族主义，也可以翻译成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上，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为现代国民国家的观念所取代。中华民族是中国国内各民族的集合体。梁启超正是国民意识的提倡者，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体，“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是皇帝的私产，打破了传统的家天下观念。现代的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对内反对君主专制。
　　梁启超在经济政策上，反对土地国有，反对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主张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的士大夫一向是看不起商人的，只有小人才谋利，君子是不贪财的。梁启超大力肯定了资本家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企业家”既掌握着生产的枢机，又掌握着分配的枢机，承认了谋利的合理性。他对国家财政、金融、货币政策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虽然大多是学习的作品，但浩繁的著作，在短短十多年间，不是天才也是写不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不能靠剪刀和糨糊，更不能靠数码技术，只能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梁启超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才，对于文学和史学的现代变革，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学术史来说，同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抗衡，也凸显了中国缺乏现代人才。
　　梁启超在同盟会成立后，和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他不赞成革命，主张和平的改革。他批评了革命派种族革命（即排满）的狭隘理论，强调中国的问题是改变君主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他不赞成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只能得专制，而不能得共和。他认为，国民有立宪的迫切要求，就能实现立宪；国民如果没有这个迫切要求，运用暴力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革命必然引起列强的干涉，给列强以灭亡中国的机会。他不赞成当时中国实行共和制度，因为中国国民还没有自治的能力，也就没有共和国民的资格。共和政治是议院政治，议员要有批判政治的常识，国内要有完备的政党，而中国都还不具备。中国这时产生的议员，不是顽固的老一辈，就是一知半解的新进青年，如果有政党，也支持不了一年之久。如果实行共和的议院政治，只能引起国家的混乱。
　　所以，梁启超的基本主张，就是和平的改革，通过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他在《开明专制论》中申论说：使用权力束缚人一部分的自由，叫做“制”。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研究如何运用这个权力，运用得好的、善良的叫做“开明制”，运用得不好的恶的，叫做“野蛮制”，以专断的、不好的、恶的方式运用权力，叫做“野蛮专制”，以专断的、好的、善良的方式运用权力，叫做“开明专制”。国家为什么很重视这个“制”呢？因为对内可以调和竞争，不使社会分裂，对外可以展开竞争，维护国家的利益。二者是互相利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统一起来说，国家立“制”的精神，运用权力是遵循上述的精神的，就是好的、善良的，运用权力是违反上述精神的，就是不好的、恶的。
　　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虽然失败，但他说的很多话，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对的。他错在哪里？他自己也说不清。此外，国内外主张改良、立宪的人士，为了国家利益，在教育、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改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都是为国家增进的宝贵财富。这些工作，革命派当时基本上是顾不上做的。

1．三颗政治明星（7）
1903年以后，国内有张謇，海外有梁启超，发起了君主立宪运动。由于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役后，顽固派被清除，清政府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声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举办新政，主张君主立宪有了合法性，在官方也有一批人赞成和支持。1905年12月，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但这些人颟顸无知，到国外转了一大圈，也考察不出什么来。中国的政治很有戏剧性，梁启超是清廷通缉的要犯，但只有他最懂立宪政治是怎么回子事。于是，他们就秘密地请梁启超来为他们起草考察报告。五大臣的考察报告竟然是通缉犯起草的，你说可笑不可笑？但这是事实。对于100年前，如此落后的政治状况，我们还能希望出现奇迹吗？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实行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报告认为目前民智未大开，宪法程度不能太高，要待以后修改。载泽等回国后也向慈禧建议以5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端方等则提出了官制改革的建议，而这个建议也是出于梁启超之手。
　　五大臣的考察报告上达清廷后，反应倒是很快，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且立即着手进行官制改革。袁世凯参与了官制改革方案的制订，并且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个方案撤销了军机处，按照责任内阁制的改革原则，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这样的方案，以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和成就，将来以副大臣身份掌握行政实权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削弱皇族特权，改良政治也是有益的。慈禧对于权力是很敏感的，她同意实行立宪，并不真是想放弃皇权，她的意图，既与民间的立宪派有距离，也同汉大臣们的意图相反，她是要借立宪之名，来加强皇权。袁世凯是当时的第一号有实际权力和影响力的汉族大臣。这对已经年迈的慈禧，当然是一个心病。梁启超的立宪意图，是希望国家通过和平改革，向现代民主的方向发展；袁世凯的意图，则是发展自己的权力，排除那些颟顸的皇族亲贵的牵制，实行新政。结果，袁世凯遭到慈禧太后的怒斥，被迫回到天津，辞去所有的兼职。11月6日公布的新官制，不仅军机处不撤，各地督抚的兵权也受到削弱，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受到的打击更大，颟顸无能的满族亲贵的权力却又扩大了。可是，他们能玩得转这些权力吗？
　　梁启超在海外看到这样倒行逆施的官制改革，非常失望，决心从推动政党组织着手，推动立宪运动。但可惜他的政治策略是：今天我们党和政府死战，还是第二位的；与革命党（指同盟会）死战，才是第一位的。有革命党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革命党。但是，我如果不能够和政府死战，那么，我们也不能够使天下的人对我们寄予希望，而减弱革命党的声势。所以，与政府斗争也是今日万万不可以放松的。1907年10月7日，梁启超出版了《政论》杂志，刊载了《政闻社宣言书》、《政闻社社约》等文件。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开成立会。不久，本部迁往上海。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在张謇等主持下，已于1906年底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梁启超的组党活动，经过熊希龄的活动，得到国内大臣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的支持。但是，政闻社在国内发起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引起了慈禧的震惊，袁世凯也向慈禧报告，梁启超是政闻社的发起人。梁启超本来还想和袁世凯联络和解，但很快，清廷于1908年8月13日就查禁了政闻社。袁、梁之间的新仇旧恨也进一步加深。梁启超也下了狠手，与醇亲王载沣等联络，企图搞掉袁世凯。虽然，慈禧去世后，袁世凯也被迫回籍养疴，但清廷一直难有作为，梁启超在政治上活动不开，只好消极读书著述了一年多时间。
　　但是，国内的政治形势还在发展。1908年8月，清廷定下了9年后开设国会的期限，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并宣布各省于一年之内成立谘议局。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开幕。国内的立宪派有了舆论的阵地，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以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为政治目标，发起请愿运动。1910年一年内发起了3次请愿运动，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次###有多达数千人参加。为了所谓“预立议院基础”，清廷于1910年10月3日，召开了中央级的资政院，清廷遴选和各省谘议局各选出100名议员。清廷一方面镇压请愿运动，一方面宣布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先行组织内阁。但1911年5月8日成立的所谓责任内阁，却是一个满族亲贵为主的皇族内阁，与立宪运动的本意背道而驰。清廷统治乏术，对权力却丝毫不肯放松，它已无可救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三颗政治明星（8）
梁启超在国内立宪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又振奋起来，于1910年2月创办了《国风报》，重新展开政治活动。他一方面，从政治理论上解释国会、责任内阁和政党的运作方式，向国内进行政治理论的普及工作；一方面指导国内的立宪请愿运动，进行舆论的宣传鼓动。他面对国内外的严重危机，采取了接近“革命”的激进态度，激烈地抨击政府当局。他甚至呼吁国民团结一致，攻击恶政府以谋建设良政府。他是在和革命派抢时间，争速度。同时，他还为实现立宪后组织政党作准备，让国内的同志徐佛苏、孙洪伊等于1911年6月组织了宪友会。梁启超很自负，在他看来：“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但是，没有等到立宪那一天，他所不愿意看到的革命就爆发了，在和革命党的竞争中遭到了挫折。
　　孙中山
　　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广东香山（现中山市）人，名文，字逸仙，家谱上的名字叫德明，“中山”不是他的名字。孙中山发动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时候，化名叫中山樵，于是，一些同志就把他叫成“孙中山”，从此在社会上流行，再也改不掉了。不过，他自己的正式署名一直是“孙文”，这也是不能改的。英文名Sun　　Yat…sen，则是按照他的字“逸仙”翻译的，因为社会习惯是以字或号来称呼别人的，称呼别人的本名是不礼貌的。他是个农家子弟，小时候要上山打柴，牵牛放牧。启蒙读书比较晚，少年时期还没有把四书五经读懂，他后来读的是英文的翻译本，居然把它给读懂了。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背山临海，土地贫瘠，是个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人，比较剽悍，敢冒险。孙中山就是一个冒险家，一生就提倡要敢冒险。
　　时代的变化给这个山村带来了机遇。翠亨村紧靠澳门，列强打开了中国国门，海通之后，一批批青年人冒险向海外移民，谋求新的生活。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漂洋过海，到了檀香山，勤恳的劳动使他富有起来，成了一个农场主。华人的第一代移民，到了海外，仍然关怀祖国，维持着家族生活的伦理原则，他对父母和弟妹都负有责任。1879年6月，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前往檀香山依傍哥哥生活。从此，他闯入了一个新的广阔的世界，摆脱了愚昧、闭塞、压抑的小天地，如蛟龙入海，得以大展宏图了。这样的机遇，袁世凯和梁启超都是没有碰上的。
　　孙中山在檀香山进了一所教会学校，开始接受西方的教育。他既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也深感华人在外所受的屈辱，渐渐立志改造自己的国家，使其走上文明发达的道路。1883年，孙中山准备加入基督教，遭到哥哥的反对，被强行送回国内。5年的学习，已经奠定了孙中山西学的基础，培育起科学和法治的精神。他在回国以后，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落后，心情非常压抑。年轻人血气方刚，回家乡后就想立即从事变革。从哪里着手呢？孙中山和他的好友陆皓东一起，把家乡北极殿的神像给捣毁了，好像它就是家乡落后的象征和根源。结果，他的叛逆精神和鲁莽行为激起了保守的士绅和父老乡亲的声讨，被迫避走香港。
　　此后数年间，孙中山在香港、广州等地的西式学校学习，也兼习中文。1892年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在这所学校学了5年之久，不仅钻研医药，还广泛涉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广交朋友，联络同志。虽然他没有在英、美留学，檀香山当时还不是美国的领土，但可以说，他完全是在西方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才。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更激起了他的忧患意识和冒险精神，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一起，放胆抨击满清政府，立志革命。因为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行，他们被亲友们称为“四大寇”。但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言论自由的空间。香港是孙中山现代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发源地。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但他的志趣已经不在行医上，而在深入社会、联络同志上，行医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他开始与会党、防营（一种招募的军队）建立联系，希图策动他们革命。他也和士大夫有联系，但他和康有为的联系，因为康要他拜为门生，没有成功。这段时间，孙中山一直在酝酿革命，但对和平的改革，也还抱有希望，毕竟国家在洋务派主持下有了进步。1894年初，孙中山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希望国家“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和他的好朋友陆皓东一起，从广州北上，前往上海。他费尽周折，寻找上书李鸿章的路径。在上海他遇到了一位同志，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传教士宋耀如，他是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的父亲。这一结交，对后来中国政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李鸿章当时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重兵。因为日本出兵朝鲜，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或许是李鸿章军务倥偬，或许是侯门深如海，尽管孙中山找了有力的介绍人，但李鸿章仍然没有接见这位默默无闻、毫无功名的年轻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三颗政治明星（9）
孙中山上书失败，失望之余，一路游历了天津、北京、武汉诸地，考察了地形和社会形势，看透了清王朝腐败无能、内囊空虚的本质，增强了推翻清王朝的信心和决心。是年秋，清军在中日战争中连连溃败，朝野震动。孙中山从上海悄然前往檀香山，回到哺育他成长的侨胞中间，着手组织革命团体。孙中山后来说：“华侨乃革命之母。”他本人就是个华侨子弟。他出身农家，和士大夫不同，没有士大夫的矜持，也没有科举升官的欲望。他也读书，但他读的不是圣贤之书，而是西方的医学技术和科学常识，以及社会科学的书。他身上就少了传统的包袱，既没有少年新进的狂妄，也没有老大京官的模样。当士大夫还在科举制度的束缚下缓慢地进行知识更新的时候，他得了风气之先，也获得了蔑视皇权的理论根据。他凭借着底层社会敢于冒险的天赋，以及对社会躁动的敏感，开始策动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哥哥孙眉和侨界朋友的支持下，成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秘密誓词。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目的，就是要抵抗列强侵略，振兴中华，而着手的办法，就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成立共和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满族是当时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以，孙中山又以反满为号召，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其实，这只是一个动员的方式，满汉之间事实上已经没有严格的族群区别，因此，这样的动员方式，与中国历史上推翻一个旧王朝的“造反”，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后来所谓“民族革命”、“种族革命”，不过是一种感情的煽动，清王朝一倒，这个伪问题就不再存在。但革命后建立共和国的方向则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1895年1月，他又前往香港成立兴中会的组织，并筹措经费，建立机关，组织力量，准备起义。他能组织起多少力量？不过是数千没有经过训练的民团、会党而已。兴中会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盏孤灯，孙中山则是一位孤胆英雄，他要用星星之火，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他主要是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找到了一些同志。国内的士大夫正在进行维新变法，希望国家政治得到改良。孙中山同他们讲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道理，还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社会上的一些会党是社会的破坏势力，有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反清复明的口号，能够接受孙中山反满造反的主张。但要同会党谈共和的思想，那简直是对牛弹琴。孙中山看到了清王朝已经是风烛残年，也看到了清政府地方上军备废弛，不堪一击。但他的胆大敢冒险，也真是匪夷所思，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就希望给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他以为只要选拔精锐数百人袭击广州总督衙门，就可以一举占领广州。由于计划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未及发动即告失败，他的好友陆皓东被杀，他也被迫流亡日本。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以榜样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指引了方向。不过，那时候，他在士大夫心目中，只是个叛臣孽子而已。在清政府的宣传下，孙中山更只是一个“江洋大盗”。他只能孤独无援地飘荡海外。
　　1896年9月，孙中山经美国到达英国伦敦。他到处寻找革命的同志和机会，不幸暴露了身份，被中国驻英国公使馆诱捕，几乎被秘密送回国内处死。很是侥幸，他向在香港学习时的老师康德黎传出了被捕的消息。康德黎立即奔走营救。公使馆竟然藐视英国法律，随意捕人，舆论哗然，清公使馆只好放人。这就是著名的伦敦蒙难。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中国革命党的名声传遍了欧洲。孙中山在英国居留了一年多。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了各种政治、经济、军事书籍和自然科学著作。同时，他广交朋友，实地考察英国社会，非常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和他们的斗争，为此，研究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深入思考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孙中山广博的新知识、新思想，他以西方先进的理论和现实为榜样，凝聚起奋斗的理想目标，加上他过人的胆略和不屈不挠的坚毅品格，为他成为革命的领袖奠定了基础。

1．三颗政治明星（10）
形势发展很快，戊戌政变以后，清廷更是倒行逆施，甚至走上了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道路。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的侵略，又毫无抵抗的能力。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的腐败与崩溃，严重削弱了自己的统治能力，引起了爱国的人们对清王朝的失望和新的觉醒。孙中山在1900年10月，趁清政府陷入混乱之机，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再次失败，但在社会上的反响已经不同，他得到了国内人民的深深同情。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联系合作。孙中山一方面在日本与维新派人士合作，一方面也把檀香山华侨中的同志介绍给梁启超。但结果，梁启超从日本到檀香山后，却在华侨中发展保皇会组织，挖了孙中山的墙角。从此，孙、梁之间结下了怨恨。
　　1900年之后，国内一批批青年士子，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西方社会学说，走上反满（清王朝）革命的道路。同时，在列强的压力下，清王朝也不得不同意变革政治体制。为了学习新学（西学），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出现了由政府公派和个人自费到日本和欧美留学的热潮。从“忠君”观念中解放出来的留学生，革命思潮迅速发展，一批宣传革命的刊物在国内外涌现。如《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东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潮》（东京）、《江苏》（东京）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黄中黄（章士钊）的《孙逸仙》（翻译日本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等宣传革命的书籍。
　　1903年11月4日，留日归国学生黄兴，与青年学生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10月24日在长沙举行起义，事泄失败，流亡日本。1904年底，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联络各自在浙江会党中活动的陶成章、徐锡麟等成立光复会，进一步联络会党，策划武装起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正在酝酿成熟。
　　留学生以及流亡海外的革命者，都很仰慕孙中山，钦佩他在国人沉睡时敢于首先发动革命，开始努力与他建立联系。这些革命者都是传统的读书种子转变而来，在他们的印象中，孙中山无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相见之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孙中山长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先进，魄力雄浑，他阐述的革命理论更是闻所未闻，令他们十分倾倒。他成了革命者心目中的领袖。孙中山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与这些比他年轻的士子一起探讨革命的理论和方法。留学生们向他介绍了国内青年士子倾向革命的状况，以及在新建陆军之中发展革命组织的方法及其优点，改变了孙中山以往对士大夫和清朝军队不能革命的成见，促使孙中山也努力与各派革命志士建立广泛的联系。
　　应在日本的革命同志邀约，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乘法国“东京”号轮船出发，经新加坡与革命同志会商后，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孙中山离开日本已经一年半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留日学生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在东京的学生也纷纷前往横滨，会见孙中山，并邀请他前往东京，与留学生晤谈。经过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华兴会领袖黄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深谈了两个小时，对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达成了共识，最后两人举杯祝贺。
　　孙中山在东京与留学生广泛地交换意见，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主张。华兴会是当时最大的国内革命组织，它的态度非常重要。华兴会在内部讨论时，在是否仍然保留华兴会团体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最后以“个人自由”加入搁置了争议。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有各省革命志士79人参加，召开了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筹备会议。孙中山建议新团体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最后，为团体保守秘密起见，删去“革命”两字，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向与会者提出并解释了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尽管与会者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都表示接受，个个激昂慷慨，签署入盟书，宣誓革命。适在这时，房间后部木板突然倒塌，声如列帛。孙中山机警地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人一片雀跃欢呼。

1．三颗政治明星（11）
8月13日，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由华兴会骨干宋教仁主持。会场只能容纳千人，但留学生蜂拥而至，会场为之爆满，许多人只能滞留在会场之外，都想一睹孙中山的风采，聆听他的革命学说。孙中山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台演说，他叙述了周游列国的经验，信心十足地指出中国不会沦亡：“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驳斥了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说教，强调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学说制度，在革命后取法乎上，实行共和政治。在孙中山演说过程中，全场兴奋热烈，掌声雷动。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坂本珍弥邸举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有百余人。会议讨论修改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中国同盟会章程，以孙中山草定的十六字纲领为宗旨，以东京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设定了组织机构。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推进革命工作。改组宋教仁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杂志为同盟会机关报，定名为《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更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民族要独立，政治要民主，社会要均富，明确地为国家指出了现代化的方向。
　　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