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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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民族要独立，政治要民主，社会要均富，明确地为国家指出了现代化的方向。
　　同盟会成立时及以后，光复会的成员也陆续地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并不是以各团体组织联合的方式所组成，但各个小团体的意识还继续存在，而原来的组织功能，则融入了同盟会之中。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表明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民报》创刊后，与君主立宪派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也蔓延到海内外。论战的内容，主要是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以及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与革命后的社会后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药可救，立宪派在辩论中显得理屈词穷，在留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论战对革命的动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场辩论，在理论上还很幼稚，立宪派的一些远见卓识，也为革命的热情所忽视。尤其在国内，革命的宣传大多局限于“反满”一点上，对现代意识的宣传，还很薄弱。不过，在国内，革命派与立宪派固然有分歧，但在行动上也有许多合作，没有像海外两派之间那样如同水火。这一切都对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加紧了组织起义的工作，自己往南洋一带发展革命组织，筹措革命经费，黄兴则深入两广地区，联络会党、军队。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07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当时，孙中山不仅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且遭到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日本的驱逐，被迫在国外到处流亡，已经很久无法践履国土，因而很难深入内地指挥革命。中国的近代革命还在幼稚时期，孙中山热衷于具体的起义组织活动，还不大懂得如何发挥党的组织功能。同盟会员们大都是略知新学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社会学说的程度不同，在学派选择上也有分歧，农业社会中旧式的同乡意识和小团体习气还很浓重，各有门户之见。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形成的意识，与国内成长起来的留学生之间，也有不小的差距，因而只好独行其是，彼此难免隔阂。孙中山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义，屡遭失败，而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却无人过问，影响到孙中山的威信。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与孙中山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起义失败的背景下，稍有不满，即捕风捉影，于1907年7月发起倒孙风潮。黄兴力顾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驳斥章、陶种种污蔑不实之词，终于使风潮得以平息。但章、陶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1910年2月，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形成了对立的革命组织。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则组织共进会，后来又回国在两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对于同盟会员不能服从领袖的指挥也心存耿介，因而疏远同盟会本部事务，在海外有另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结果，中国同盟会在思想和组织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　。　想看书来

1．三颗政治明星（12）
清政府的新军建设在全国推广后，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也接受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建议和经验，把工作集中到了策动广州新军士兵上。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偶发事件，打乱了原先的步骤，仓促发动而遭到失败。广州新军士兵大多倾向革命，是同盟会中枢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力量。广州新军起义，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面临“养虎自卫”的困境，于是，派旧式防军把新军监视起来。
　　孙中山在美国宣传革命和筹款，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并不气馁，他提出了新的计划，并于11月13日秘密东归，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谋大举。会议认为，清王朝已经是风烛残年，摇摇欲坠，全国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起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会议决心进行充分准备，集中全党精英，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期在必胜。黄兴从留学生和华侨中选拔了一批精英分子，组成“选锋”，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广州的新旧军队响应。1911年4月27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亲率选锋在广州起义，但遭到广州旧军的围攻，孤立无援，损失惨重。黄兴多处负伤，被迫撤出战斗。
　　经过精心准备的“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黄兴等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对同盟会的现状深感忧虑。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计划经过长期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成立宣言指出了同盟会的缺陷：“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对中部总会的定位是：“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中部总会虽然认识到了同盟会中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孙中山则从不气馁，仍然坚持在海外作革命的宣传，为革命筹款。但是，时局的拐点在哪里？他似乎很茫然，缺乏敏感性。他不知道国内矛盾的焦点正在湖北地区集结，武昌起义的爆发，在他的意料之外，在他看来，这只是冒险精神的偶然胜利！
　　三雄分合
　　晚清政局，懦弱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凯则代表了体制内在新政中发展起来的权臣势力，而梁启超则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个社会梯次的势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从他们成长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现代意识其实还非常薄弱，更不要说中国国民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才刚刚开始。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洗牌重组的局面，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一时成了一个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扑朔迷离的一剧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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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1）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革命组织屡经变迁，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的发起人和骨干大都也是同盟会员，赞成同盟会的革命领导地位，但不直属于同盟会本部的组织发展系统。他们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就发展起革命的组织，在湖北新军中长期工作和潜伏，革命组织和力量虽然屡遭破坏，但一直在发展，成为在各省新军中组织得最长久、最深入的革命组织。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改变了允许铁路民办的政策，激起了川、鄂、湘、粤四省的保路风潮。因为各省的民办铁路，无论已成未成，集资都很广泛，牵涉的利益很广。所以，这一风潮牵涉到社会各个层面。四川各界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和平请愿的群众实行武力镇压。9月8日起，在四川同盟会员的策动下，各地爆发同志军起义，围攻成都。清廷派端方从武昌调一部新军入川镇压。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形势，已经手足无措。同盟会中枢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对国内形势不太敏感。武昌的革命党人敏锐地捕捉到了风暴的信息，决心发动起义。尽管起义计划被破坏，但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仍于10月10日晚，冒险发难，打响了第一枪。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各地迅速响应，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1月4日上海起义成功，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
　　武昌起义后的形势非常复杂。年轻的第一代革命者，组织能力和对局势的把握能力都很差，同盟会领导人是这样，湖北地方的革命者更是这样。这只能说是个时代特点，所以，后人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创造现代化的奇迹，他们做出了那个时代能够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三？二九”广州起义后，国内有识之士看到一批国内精英青年在起义中英勇牺牲，深感清王朝大势已去。因此，在武昌起义和各地起义的过程中，有一大批原来的立宪派人士和地方官僚也参与了革命的活动，以及地方军政的新组织。在武汉，起义过程中领导机关被破坏，威望欠缺的革命者把新军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推出来担任都督。黎对士兵尚好，有人缘，但胆小，害怕革命。武昌起义有三位元勋：孙武、蒋翊武、张振武。黎当都督后，孙武和共进会支持黎，而蒋和张则同黎合不来。在江苏方面，上海起义成功后，立宪派人士都与革命派合作，参加革命政府的组织活动。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各地督抚中首先反正，张謇随后也参加了革命方面的活动。
　　在战争方面，武汉和南方各省新军在起义过程中大多解体，只有少数几支部队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保持完好。辛亥革命是城市革命，但中国经济落后，还没有工人阶级的组织，新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城市游民，没有纪律，没有战斗力。
　　清廷接到武昌起义的报告后，手忙脚乱。满族亲贵掌握着国家军政大权，但都是些纨绔子弟，总理庆亲王奕劻更是老朽贪婪，没有应付事变的能力。10月12日，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两镇新军组成第一军前往湖北镇压，随后命冯国璋率第二军前往。但荫昌怎能指挥得动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军队？清军虽然控制了武胜关战略要地，守住了刘家庙，但就此停顿在那里，没有进展。10月14日，清廷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死到临头，仍是小肚鸡肠，只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袁世凯虽然在野，他的潜势力广播朝野。是年6月10日，张謇去北京途中，特意前往彰德拜访袁世凯，对袁的期望很大，两人广泛讨论了对时局的看法，谈得十分融洽。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雄心勃发，看到重新掌握权力的机会来了。他知道昏庸的满族亲贵是没有能力应付如此巨大的事变的，他也不愿再屈从于满族亲贵之下，权力有限的湖广总督，当然也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他接到任命后立即以足疾未愈做借口，拒绝出山。这时，各地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清廷没有办法，只好于10月27日将荫昌撤回，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前线各部。袁世凯重新掌握军权，立即奔赴湖北孝感前线，指挥作战。11月1日，冯国璋即攻占汉口。是日，奕劻辞职，袁世凯接替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就任，22日，要求停止入对奏事，也就是说，他行使行政权力时，不再需要事事得到摄政王的批准。不久，懦弱的摄政王载沣也回家不干了。袁世凯非常顺利地借用了革命党人的力量，东山再起，掌握了空前的、全面的国家权力。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2）
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势力，在革命运动迅速扩展后，采取了金融中立的政策。他们知道，中国的海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清政府和革命政府都没有进行战争所必需的财政经费，可以用控制清廷和革命军方面财政经费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治局面的发展。他们以往与袁世凯打交道已经很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交往很深，希望由袁世凯来控制住已经混乱的局面。11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示朱尔典，阐述了对华政策：“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列强在事实上是中国内部斗争的关键性的加权力量。
　　武汉的政治、军事局势一直很混乱，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迟至10月28日才赶到武昌，希望整理那里的局势。但是，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太迟钝了，丧失了领导的时机，黎元洪巩固了他的权力，汉口也旋即失守。11月3日，黎元洪登台拜将，授予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作战。
　　黄兴，生于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湖南善化人（现长沙），原名轸，号庆午，东渡日本求学时改名兴，号克强。他的字号繁多，以后者比较流行。父亲是个秀才，是个家境宽裕的乡绅人家。少年时攻读八股文，准备科举。中法战争后，受时局刺激，为了救亡图存，也开始追求新知识和学习拳术。1896年考中秀才。1898年，因学习优秀，调湖北两湖书院学习。两湖书院系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增加了许多新学知识教育。清廷的倒行逆施，使他萌发了革命思想。1902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创办《游学译编》，开始宣传革命思想。1903年回国，在长沙创建革命组织华兴会，任会长。1904年在长沙举行起义，事泄失败，流亡日本。1905年与孙中山一起组织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副手。同盟会成立后，他多次深入内地发动起义，以少击众，勇敢顽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同盟会的主要军事领袖。“三？二九”起义失败，黄兴多处负伤，情绪低落。武昌起义前，他一直在和湖北方面联络，鉴于历次失败的教训，对起义持慎重态度，却不料时局突然出现转机。因此，他迟至10月　24日才到达上海，与宋教仁会合，前往武汉。
　　黄兴仅带了少数干部来到武汉，无兵无将，武汉方面有战斗力的部队很少，如何指挥得好一群乌合之众？他命令部队夜袭汉口，部队竟然打起了灯笼。前线一受挫折，兵士即狂奔逃跑。他坚持了一个月之久，11月27日汉阳终于失守。黄兴败退武昌，建议进行战略转移，放弃武昌，进取南京，避实击虚。这一建议遭到心胸狭隘、地方意识强烈的武昌将士的反对，落下了彼此矛盾的祸根。他在武昌已经无能为力，只好起程回到上海。
　　袁世凯出山之后，并不想以兵力消灭革命，他很聪明，到了这个年月，他又何必为清王朝卖命？他有足够的势力，运用和战两手，来操控政局，谋求自己的发展。占领汉口后，他没有继续进兵，而是进行了和平的试探。革命派方面，也希望策反袁世凯，来赢得革命的胜利。清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即命令停止进兵，在英国领事的斡旋下，与革命派方面达成了停战协议。自1911年12月3日起停战后，武汉方面的战争就停止了。在武昌的各省筹组临时政府的代表会议，也在12月1日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委托代表赴南方和谈，袁世凯即委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南方则公推伍廷芳为议和总代表。12月17日唐绍仪到达上海，南北和议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革命派方面也在酝酿成立统一的政治机构。在这方面，参加革命的立宪派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希望在未来的政府里发挥作用。而同盟会方面也希望控制政权。在地方政权问题上，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上海都督陈其美就是战胜了光复会的李燮和才掌握政权的，后来，甚至出现了由陈其美授意，蒋介石指挥，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悲剧，并造成章太炎和孙中山、黄兴的对立情绪。　txt小说上传分享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3）
黄兴、宋教仁在武昌时，同盟会的权力布局就受到挫折。当时，黄兴希望扩大同盟会，但已经回到国内的章太炎却回复他“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宋教仁看到同盟会控制不住局面，他对未来的政局，希望有所布局。他在起草《鄂州约法》时就主张将来采取责任内阁制，以便为各方势力分配权力，实际上也为将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留下伏笔，同盟会在这种体制下可以运用议会制掌握内阁实权。
　　章太炎对宋教仁很欣赏，一回到国内就发表意见认为宋很适合当总理。南方革命派一时间对中央政府设在武昌还是设在上海争执不下，谁担任革命政府领袖也无定论。章太炎于12月2日，就政府组织原则公开发表了意见，在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中说：“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张謇支持这一主张，向黄兴要求消去同盟会党名，不赞成以同盟会的组织来控制政权。
　　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余杭人，本名炳麟，字枚叔，后来改号太炎，在社会上流行。他出生在书香门第，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专门学习传统的学问，所谓朴学（汉学），对经学、史学和古文字学都很有造诣。1894年以后，由于受到时局的刺激，转向经世致用的学问，学习西学，主张改革政治。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革命。1903年，他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称之为“载湉小丑”。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苏报》介绍了这篇著作，以及发表了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作的序，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清廷的交涉下，章太炎和邹容被租界工部局逮捕入狱。邹容病死狱中，章太炎于190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时，在留学生中讲学，鲁迅就是他的学生。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重组光复会，任会长。章太炎是位国学大师，传统文化影响很深，西学修养不足，个性张扬，言语直率，政治思想不成熟，随时变异，被人目为“疯子”。但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常能击中时局要点，就看你的立场如何了。书生气十足，合群能力薄弱，并非政治长才。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他很敏感地意识到，财政问题和列强的态度将决定革命的成败。因此，他并没有立即回国，先与美国政府接洽，然后转赴英国，与英国政府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一个对华贷款的国际垄断组织）接洽，希望他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支持，借款100万英镑，但没有成功。列强采取金融中立政策，因此也答应他不贷款给清政府。于是，他取道法国、新加坡、香港，于1911年12月25日到达上海，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也期望他带来革命迫切需要的大笔经费。孙中山豪情满怀，也坦率地对记者表示：“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他有成熟而坚定的政治观念和理想，他的国际视野和西学知识为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但他长期流亡海外，对国内政治和人事比较生疏，他常以西方的社会生活为榜样，迫切地希望在中国落实，因而常常放出高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没有落实的客观条件，被当时人称为“孙大炮”。在同盟会内部，则有“孙氏理想，黄氏（黄兴）实行”的说法。黄兴果敢坚毅，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但政治理论修养不足，有附和章太炎政治主张的倾向。
　　孙中山回国后，谁是革命政府的领袖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但组织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政府，仍然是一个复杂纷争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一个是“大炮”，一个是“疯子”，到底谁对谁错？历史将如何演变？
　　孙中山很快就听到了上海政界流传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舆论，深感惊讶和不满。他于12月30日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来解决政治方针，会议发布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全面批驳了章太炎的政治主张。意见书认为，中国同盟会的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盟会的责任并非仅仅解决了民族主义就可以结束的，必须完全贯彻三大主义，才能说完成了革命的任务。何况，现在敌人还在顽抗，成败未知，同盟会的责任怎么可以结束呢？同盟会要改组为政党，必须是在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才能进行。意见书批评章太炎的主张是儒生迂腐的话，没有一丝一毫的价值，并责备他不应该违背同盟会的誓言：“中心未遂，盟誓已寒，义士所不忍为。”同盟会的主要任务都还没有完成，你怎么就违背了当年的宣誓，作为“义士”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4）
同时，和章太炎的主张相呼应，宋教仁在临时政府的体制上，仍然坚持责任内阁制，主张限制总统的权力。对此，孙中山也予以驳斥。他认为，内阁制只是和平时期，为了不让元首成为###的焦点，所以由总理对国会负责。而现在是革命战争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么可以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防止的法律制度？我也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高高在上，变成一个废物，误了革命的大计。
　　早在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就和黄兴、章太炎一起制订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以便革命发动后，掌握形势的发展。方略除重申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外，又规定：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也就是说，同盟会在革命发动后，要实行军事专政，以巩固政权，逐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在这过程中，领袖的集权也是自然的事。孙中山的意图就是要贯彻革命方略，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完成革命目标，创建现代国家体制。那是一个国民没有启蒙的时代，所以，孙中山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也很浓厚，在他眼里，他是先知先觉，其他人的现代生活知识实在太贫乏了，应该服从他才对。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进行了总统选举，当时已经宣布革命的有17省，一省一票，由议长按省份次序逐次点名，无记名投票，开票结果，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高票当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1月3日，都督府代表会议，又选举了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向会议报告了内阁成员名单：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钟瑛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内务总长　　　宋教仁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教育总长　　　章太炎
　　实业总长　　　张　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
　　但是，这个名单中的宋教仁和章太炎，没有得到与会代表的同意，作了修改后才予以通过，最后确定的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瑛　　次长　汤芗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　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同时，黄兴兼任参谋总长，成为首席部长。南京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总统掌握大权，而各部采取了“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成为所谓的“次长内阁”，权力完全掌握在同盟会手里。宋教仁没有能够出任部长，仅被任命为法制局长，章太炎则被聘任为总统的枢密顾问。
　　孙中山否决了章太炎、宋教仁的政府组织原则，企图贯彻革命方略。但章太炎提出的问题要害是：“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能战斗，你如果不是“天下为公”，与袁世凯、立宪派等其他政治派系分享政权，还有什么办法推倒满清王朝呢？那么，这个军政府式的组织机构，真能战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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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1）
袁世凯是不是窃国大盗？这是个可以从不同的立场观点，见仁见智的问题。问题是，政治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较量。零和游戏也好，双赢局面也好，都要以实力为后盾。孙中山从海外带来了革命的精神和朝气，但要转化为力量，却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要反对列强侵略，完成国家独立的使命。但他的宣传纲领，所谓民族主义，并非是直接针对列强侵略，而是狭隘的排满。在清政府体制内举办的新学刚刚开始，而革命党人的宣传主要是排满。对于国民的现代启蒙，各方面做的工作都很少，在《民报》时期民权主义的宣传，主要是在国外。国内在动员革命时更很少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启蒙工作。孙中山和少数革命党人，虽然在理论上懂得了共和、民主的道理，但在具体对国民的动员上，还是考虑得很简单。在孙中山看来，只要先知先觉们取得了政权，就可以教育人民懂得国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完成共和的建设工作。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错误观念，就是清王朝不过是只纸老虎，一戳就破了，他们就可以掌握政权，改造国家。他们并不清楚，王朝更替，并不等于封建专制主义观念和体制就能够被肃清。这是两回事。孙中山虽然批评了章太炎，革命党的责任并不是完成了排满就结束了，但他不清楚，要完成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他动员的社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党的素质也是远远不够的。他和梁启超都担心的国民素质问题，从社会基础上不显山不显水地制约着这场运动的进程，让后代的历史学家也看得一头雾水，总希望少数英雄人物能替代国民的觉悟来完成时代的改造，希望社会波浪起伏中长期的进化运动变成一场速食快餐。这既不可能是历史，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同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他们没有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从经济利益关系的革命改造来动员群众，也就是说，他们还不懂得要制定一个现代变革的经济政策，告诉群众，他们从革命中可以得到哪些利益。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以及其他革命派都只有政治动员，在军事上策动少数社会势力。因此，他们不可能集结起强大的革命力量，革命精神也就成了一门放空的“大炮”而已。
　　武昌起义后，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让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