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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共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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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
100年前，清王朝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15日两天内相继去世，朝野震动。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已经挣扎了大半个世纪，慈禧太后以她个人的强悍，掌控政权也长达半个世纪，支撑着这个满目疮痍的王朝。随着慈禧的去世，腐朽的满族亲贵中再也出不了强人，一个个昏庸懦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惶惶不可终日。按照慈禧生前的安排，光绪的侄子、年仅3岁的溥仪当了皇帝，光绪的弟弟载沣，也就是溥仪的父亲，当了摄政王。年轻没有经验的载沣，突然掌握了国家大权，真有点手足无措。在宣统皇帝举行登基大礼的时候，小小的溥仪，没有见过那么庞大的阵势，吓得哇哇大哭，抱着他登基的载沣哄他说：“不哭，不哭，快完了，快完了！”殿下群臣闻此不祥的话语，一个个都惊呆了。3年后，清王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把它送入坟墓的，是晚清社会升起的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当然，他们都是汉人。
在人们的印象里，把清王朝送进坟墓的是辛亥革命，革命的先行者是孙中山，梁启超是君主立宪派，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后两人与清王朝的灭亡似乎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单单依靠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是没有力量把清王朝送进坟墓的。正是由于袁世凯、梁启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势力，加入了反对清王朝的阵营，才会有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的社会历史成果。至于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动机，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操守，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现在令人感到兴趣的问题是，辛亥革命中三个人所代表的派系的合作，出现了一个美妙的结果：共和民主制的中华民国，令当代人无限地怀念和向往。可惜，好景不长，昙花一现，不仅没有得到共和民主的好结果，中国反而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令人无限惆怅。
袁世凯握有清王朝体制内的军政大权，是个政治实利主义的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则是流亡海外的君主立宪派的领袖，君主立宪运动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孙中山则是一个共和主义的革命家。袁世凯和梁启超对于共和主义本不赞成，但孙中山也不认为共和主义能够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并予以实施，共和政治的贯彻，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命运很捉弄人，三个政治强人居然在1912年间，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合作推翻了清王朝，都接受了在中国建立议会共和制度，但对这个制度的实施，又从不同视角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于是，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实验时期。本来，在这个实验中，充满着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的社会动向。一位懵懂、幼稚的共和主义者宋教仁，把一个应付眼前局势的政治设计，幻化成了一个政治理想。他抢了三位强人的风头，成了政治界飙升得最耀眼的明星。他勇敢地、积极地要把共和制度落实下来。他凭借的是什么呢？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共和政治的喜剧、闹剧之后，悲剧终于来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暗杀。为此，孙中山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国的议会共和政治制度从此破灭，议会共和政治的实践，从此烟消云散。这段令人缅怀的历史，竟然只能供我们后人凭吊而已！
我们对这段悲情历史的叙述，就从上述三位政治强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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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颗政治明星（1）
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
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河南项城人，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当时社会习惯，避讳称人的名字，常常用籍贯（地望）来称呼，故当时发表的书信、电报中常称呼袁世凯为“袁项城”，或直接称作“项城”。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几代都是儒生，至祖父一辈开始发达。自然，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富家子弟。但家族门风重视读书科举，并非是一个浮华世家。父叔辈对袁世凯督促甚严，但他生性顽皮，豪放倜傥，不爱读书，倒爱舞枪弄棒，骑马射箭，广交朋友。尽管如此，他既生在读书人家，书是不能不读的，仍然算是个文人。由于他不爱读书，文章写得拙劣，科举不第也是很自然的。科举成功有时候有偶然性，世上也因此多了一批怀才不遇的人，但袁世凯不属于这一类。在那个以科举出身为正途的社会里，他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不过，一个落魄的秀才徐世昌，一次在淮宁偶然与袁世凯相逢，对袁世凯很是赏识，认为他状貌伟然，很有气概，就殷勤地和他谈话，发现他能纵谈当前国家大事，非常惊奇，就诚心诚意地和他交为朋友。徐世昌不以科举标准衡人，也可以说是慧眼识才了。不久，徐世昌要赴京赶考，缺乏路费，袁世凯鼎力相助，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徐世昌1882年考取举人，1886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按照科举的标准，自然是有才华的成功人士了，后来成了袁世凯十分重要的谋士和助手，官运也十分亨通。
度过了无知嬉戏的少年时期以后，袁世凯开始懂得功名的重要，力求有所进取。不过，他的八股文章做得实在没有水平，在科举的路上已经无法挽救，于是，他索性下决心丢弃八股文章，在实际办事的本领上奋斗。所幸的是，他的家族背景为他的仕途开拓着良好的道路。国家进入了###时期，文人大量地投入了战争。他的叔祖父袁甲三是进士出身，因在家乡组织团练武装，与捻军作战，成了淮军将领，官至漕运总督。他的养父也即他的叔父袁保庆，和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关系非常好，袁保庆去世时，袁世凯还年幼，是吴长庆帮忙办的丧事。中国社会非常保守，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湘淮军人多是些文人从军，以军功发达。但事过之后，社会风气仍然重文轻武，以科举考试为第一号出路，读书人都要过这一座独木桥。不过，毕竟是大乱之后，国家多事，文人入幕由保举做官的渠道比过去拓宽了许多。依靠先辈们开拓的道路，袁世凯科举不成，决心投笔从戎。这时，吴长庆也看到袁世凯仕途不顺，愿意关照老朋友的后人，写信给他，让他到军队中来，学习军事。1881年10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吴长庆安排他帮办文案，做了一个小小的幕僚。吴长庆把他安排为军中的文职人员，那是关照他，也是看得起他。
可是，袁世凯的文字功底实在不行，做文案并不称职。吴长庆又很关照他，特意让自己军中的著名幕僚张謇为他修改文章。张謇比袁世凯年长6岁，出身贫寒，加入吴长庆幕已有5年之久，当时也只是个秀才。但张謇是个在社会上已经有些名望的才子，文章屡称第一，只是科举考试非常不顺利。但他仍然坚持走科举正途出身的做官道路，志向远大，亲人师友也对他寄托着莫大的期望，当幕僚只是为了谋生而已。同时，张謇是个君子，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修养，刻苦砥砺士的名节，讲究士的“出处”，也就是要经由光明正大的途径出去做官，在加入官僚集团的问题上，要有严谨的道德选择，不受利益的引诱。由于张謇为袁世凯修改文章，袁世凯也就尊重张謇，把他看做自己的老师。不过，袁世凯对做文章实在缺乏兴趣，张謇也对改他的文章实在感到头痛。这段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尽管在为人处世上，他们不是一路人，但袁世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为人比较收敛，毕竟都是吴的幕僚，合作共事，总是朋友之交。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三颗政治明星（2）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政局混乱，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朝鲜有事，作为“天朝上国”，当然不能不管，清政府当即派遣吴长庆率庆军6营入朝平息事变，袁世凯被委派负责前敌营务处。袁世凯作为一位年轻的文职官僚，初涉军务，办事却很有胆略，有机变，有权谋。这一职务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他面对行伍出身的骄兵悍将，整饬军纪，毫不手软，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干和价值，并赢得了吴长庆的信任。从此，他的仕途一帆风顺。1884年5月，清政府调吴长庆率3营回国驻防，另3营仍留在朝鲜，袁世凯被委派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开始直接掌握军权。
袁世凯的才干并不是和道德联结在一起的，而是和权谋联结在一起的。《战国策》里苏代说燕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政治人物大多重权谋，轻道德，自古如此。袁世凯掌握军权后，开始疏离吴长庆，怠慢同僚，遇事张扬，并且直接向淮军首领、直隶总督李鸿章接洽投靠，引起吴长庆的反感。特别注重人格修养的张謇，实在看不下去，联合同僚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责备他的种种不是，最后说：希望你平心静气一个月不要出门，把以前我们劝你读的为人处世的书仔细读读，对照着自己去做事。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是傻瓜，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很软弱。你要脚踏实地，痛改前非，才能对得起你的叔祖父、你的堂叔和你父亲的好名声，才能符合吴长庆对你的器重和期望。那么，一切的好事善事就会跟着来了。
从此张謇和袁世凯绝交，不再来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謇在吴长庆病死后，不愿意投靠李鸿章，坚持走科举的道路，1885年中了举人，又经过10年的折腾，1894年终于考中了状元。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张謇终于明白，科举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对做官也不再发生兴趣，决心在民间为国家、社会经营实业和新式教育，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成为中国第一代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大生公司的领袖。而袁世凯则在仕途上扶摇直上。
袁世凯读了张謇他们的信，并没有什么悔悟之心，依然故我，用智慧，用权谋，立功立名。1885年，他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被委任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他两次被派驻朝鲜，处理朝鲜事务，都得到了实际事务的锻炼，开阔了眼界，也在朝廷大臣中赢得了声望，尤其得到李鸿章的重视和赏识。甲午战争前夕，他机敏地称病离开了朝鲜，在东北负责后勤供应。他办事井井有条，又赢得了上级的夸奖，为他的事功奠定了基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李鸿章也被解除了直隶总督的职务。问题是，中国在战争中，主要的军队，淮军和湘军都失去了战斗力，国家没有了国防力量，必须重新组织军队。袁世凯因祸得福，以他的才华和官场的经营，获得了重要的机遇，受命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编练新军。当时，中国新式军事人才十分匮乏，新式的军事学校刚刚开始建设。袁世凯在朝鲜的锻炼和学习，使他比一般人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知识。中国的传统仍然是文人带兵，湘淮军的带兵将领，主要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地方上的士大夫，其中很多是穷苦的读书人，学习武术骑马，组织军队。而袁世凯正是出生在这样的世家，自己虽然连个秀才也不是，但在军中仍然是个文官。他以文人而知兵，符合中国的传统观念，可以得到提拔。袁世凯也向清政府呈报了他草拟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主张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别小看了这一些，当时还没有几个人能草拟出来。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奉命到达天津小站，接管新组建的定武军，改名新建陆军，开始操练。后来这支军队就发展为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袁世凯成了这支军队的家长和领袖，这支军队也成了他的财产和政治资本。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变法，受到慈禧太后的阻挠，光绪的帝位也受到威胁。袁世凯思想新颖，同情变法，练兵又卓有成效，受到维新派的重视。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希望策动袁世凯发动兵变，拯救光绪皇帝。9月18日，谭嗣同秘密访问袁世凯，动员他“勤王”，也就是用武力保卫光绪，击败慈禧保守的政治集团。袁世凯当面慷慨地答应了谭嗣同的请求。但事实上，袁世凯依然依附当朝权贵，辜负了维新派对他的信任，并没有起兵勤王，坐看慈禧回到城内的皇宫，控制了光绪，策动了政变，并且把维新派的密谋告诉了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他的官运当然就畅通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奉命到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尽管国家经受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袁世凯却因为机敏处理复杂的政局，赢得了更高的声誉。李鸿章临终前向清廷保荐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才，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袁世凯的。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李鸿章是在推荐他的接班人。1901年，袁世凯就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因为加封太子少保，所以又称袁宫保。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清廷的权力衰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权力最重的职务，国家精兵强将和大量新式经济事业都归属于北洋大臣名下。一颗政治明星终于在晚清昏暮的岁月中升起了。他的政治生命直接延续了李鸿章洋务派的事业，这一派系的政治思想和变革，延续了传统，局限在现存的政治体制之内，已经落伍于时代。 。。
1．三颗政治明星（3）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廷在列强压力下，清除了顽固排外的保守派，不得不下诏变法，“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实行新政，在政治思想上，也不得不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同意向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袁世凯在这场新政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袁世凯在这段时间的主要贡献是军事改革。1903年，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成立了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当时的皇族亲贵大多腐败无能而身居要职，实际事务就往往由汉族的副手负责。这个练兵处实际上也就由袁世凯负责。他为新建陆军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全国统一办理，规划编练36镇，奠定了中国新式军事体制的基础。至1905年，袁世凯在北洋任内编练了6镇新军，后来社会上称为北洋六镇，是北洋军阀的起源之所。除陆军第一镇由旗人组成，袁世凯不易控制之外，其余5镇都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
袁世凯在新政中，在政治上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当时，立宪运动兴起，在海外，以梁启超为主，宣传君主立宪制改革；在国内，以张謇为领袖。张謇也积极联络地方督抚，敦促清廷实行。1904年，张謇接受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不顾以往的恩怨，写信给很久没有来往的袁世凯，希望他出面奏请立宪。毕竟，现在袁世凯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了，张謇不能再以私人的怨愤而轻忽他。袁世凯一时还没有摸准清廷的意向，很礼貌地回复张謇，认为尚须待之以时，但毕竟双方恢复了沟通。1905年以后，袁世凯开始积极要求清廷预备立宪，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的张謇、杨度等立宪派成员，一方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筹备地方自治。按照梁启超的理论，君主立宪制要经由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过渡，君主受到尊重，但实行责任内阁制，行政权力归于内阁。如果按照这个体制运转，袁世凯就是责任内阁总理的优先人选。而按照立宪派的设计，实行地方自治，袁世凯的地方权力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目标是要削弱皇权和满族亲贵的权力。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张謇对国家政治发展前景感到乐观，对袁世凯的努力感到欣慰，写信给袁世凯，完全消除了以往对他的怨恨：
自从七月十三日（阴历）朝廷宣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消息传布到了海内外。你的伟大功劳，明明白白地像太阳和月亮那样在天上运行。十三日以前和十三日以后，你的苦心和毅力，像长江、黄河那样归向大海，尽管历尽波折，但总是向着东方流去。只有我的心明白你的奋斗。国家亿万年的福分，四亿人民的生命，都依靠着你。小小的波折，是每件事情都会遇到的，以你的忠贞不变的心，以及应对变化无常的智慧，可以预知一定能够成功。多么伟大啊，你完全可以和日本大久保的功绩相提并论了。吴长庆如果知道你的功勋的话，一定在天上开怀而笑了。我们当年在朝鲜的事，我对你的看法，你的雅量一定是容纳得下的。
张謇后来也成了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得力的助推手。
袁世凯在新政中，在经济、教育建设方面，与各省督抚相比，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在天津开办了天津官银号，改革币制。开办了直隶工艺总局，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开设学校，培养人才；一方面开办了一系列工矿业，最著名的有唐山启新洋灰厂。他对兴修京张铁路也是有功劳的。袁世凯又与张之洞联名要求废除科举制度。他在直隶推广新式教育，兴办的学校和在学人数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后来，张謇到天津参观，十分欣赏袁世凯的魄力和成就，他感慨说：“慰亭要是不凡，维气稍粗犷耳！”
袁世凯在晚清成了一颗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不仅成绩卓著，享誉中外，而且手握重权，手下更有一批接受过若干现代训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人才。清朝末年，满族亲贵腐败无能，他们虽然在朝廷也就是中央政府中占据着主要的职务，但是却做不成什么事，反而是地方势力越来越强大，形成了外重内轻之势。袁世凯就是继李鸿章之后，最有威望的军事领袖和地方大吏。这一切，引起了清廷的忧虑，他们感受到了袁世凯的威胁，但还想死死地捂着权力不放。1907年9月，袁世凯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削弱他在军事上和地方上的势力。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光绪的弟弟载沣当摄政王，掌握实权。载沣一方面害怕袁世凯权力过大，威胁清廷；一方面也怀恨袁世凯当年背叛光绪。他原本想处死袁世凯，但遭到朝廷大臣的反对，只好从轻发落，让袁世凯回老家养病，解除了他所有的职务。不过，袁世凯经营得树大根深，挖空了清王朝的权力基础，满族亲贵很难动摇他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虽然在野，仍有猛虎在山之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三颗政治明星（4）
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他的家乡在西江出海口的岛屿上，民风淳朴而强悍，慷慨好义，不谄媚、不屈服。梁姓在当地是个大族，他们家是个能够温饱的耕读世家，祖父中过秀才，当过县学教谕。耕读世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人才从基层崛起的温床。他们懂得民情，既吃得苦，又能接受文化教育，通过科举考试地位上升之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梁启超在祖父、父亲的影响和直接教育下，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的美誉，12岁就中了秀才。当地的读书人重视学问，不好虚名，对梁启超的成长很有影响。他中了秀才之后，有资格进入广州学海堂读书，这是传统的官立学校，但这所学校重视汉学（儒家经典的考据学）、史学、诗词以及宋学（理学：包含有哲学和人生修养）。因此，梁启超并没有去死死钻研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一点点学问和套路，而转向去学习传统的中国学问，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国学”。尽管梁启超对科举技术不太重视，但他毕竟聪明过人，1889年17岁时，又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了，在家乡也就是个绅士，有种种特权和优惠，成了人上人了。当时，康有为还没有举人的资格，从社会地位上说，还没有梁启超高。不过，真正有学问的，并不是中了举人的梁启超，而是已经32岁的康有为。一幕好戏出台了，举人竟然拜秀才为师，梁启超景仰康有为的学问，不顾世俗的偏见，愿意跟着康有为学习。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生，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79年，他开始阅读翻译成中文的西书，并且游历了香港，看到了香港在英国人治理下发生的变化。从此，他大量购买和阅读西书，钻研西学，开始提倡变法图强。1890年间，梁启超因为自己有了功名，而且对传统的“训诂词章”很有修养，沾沾自喜。社会上神童的美誉，也让他目中无人。所谓少年狂，就是这种人的典型心态，其实学问的根底还很浅。因为偶然的机遇，经朋友介绍，有一天他去拜谒康有为，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经过了6个时辰、12个小时的谈话，听康有为把传统的旧学问批得一无是处。康有为独创的理论、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西学知识，听得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把自己的自大狂一扫而空，于是“屈尊”拜康有为为师，自此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从1890年到1894年间，他一方面跟随康有为学习，一方面也参与了康有为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的编写工作。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假托孔子的主张，来提倡现代向西方学习。从此，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他一改八股文风，以清新通俗、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成了康有为学说的宣传鼓动家。“康梁”成了一个名词，就是19世纪90年代末那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代表。
中国老一代的变革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技术和物质文明，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文化比中国先进。尽管中国与列强每战必败，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很难扭转。除了几位前卫性人物的探索之外，真正提出要向西方的政治文教制度学习，就是从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的。
1894年，即甲午年，日本对朝鲜、中国发动侵略而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在战争中溃败。“天朝上国”、“同治中兴”这一类自大的话语，竟然被小小的落后的日本一扫而空。空前的民族屈辱使中国人放下了自大的心态，也激发了变法图强的要求。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动员了各省在北京的举人1000多人，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拒绝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迁都、练兵、变法。别小看了这次上书，皇权神圣的等级制之下，要把他们的上书送到皇帝手里，还很不容易。康有为的主张是几经周折，才逐步为光绪所了解。光绪不愿意成为亡国之君，才希望尝试变法。至于究竟要变成什么样才能救国，他也懵懂得很呢。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闻》）、主持《时务报》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897年，梁启超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培养了一批新进青年。后来的护国运动的名将蔡锷，就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的高足弟子。梁启超广泛地宣传民权、平等思想，抨击君主专制，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即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主张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师生们在学校里放言高论，肆无忌惮，热烈奔放，流传到了学校之外，却不得了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激怒了顽固保守派，他们要起来保卫孔子的圣教。在中国社会里，这小小的一点点启蒙竟然都那么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三颗政治明星（5）
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终于得到光绪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要知道，维新派的民权主张，当时还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说的悄悄话，在变法的措施中是没有的。仅仅是一些官制改革，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的主张，就得罪了慈禧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派大臣，光绪皇帝的位置也遭到威胁。袁世凯答应维新派勤王的要求后，9月20日，光绪召见了袁世凯。但慈禧已经于19日从圆明园回到了城内的皇宫，监视着光绪。21日，慈禧即宣布恢复训政，幽禁光绪，下令捉拿康有为。袁世凯没有进行勤王，回到天津后见风转舵，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和维新派。这次政变，维新派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梁启超和袁世凯也从此结下了怨仇。
这是中国第一代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觉醒，因此，也不免显得幼稚而无力。他们只是在士大夫的小圈子里进行动员，除了依靠皇上以外，找不到什么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儒学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在中国沉积了两千多年，厚厚的尘土，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几个人，拿着一知半解的新学、西学知识，又怎能扫得掉？后来的立宪运动在国内的领袖张謇，当时正在北京，对于康有为的变法感到很是奇怪：“见其（指康有为——引者）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失败也就无法避免。康有为自此事变，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把自己包装成当代的孔子，所以别人就讥讽他是“康圣人”。 实际上成了一个书呆子，一个老古董的“圣人”，他在政治舞台上还能发挥作用吗？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合作。但遭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反对。流亡海外的维新派组织了保皇会，甚至策动了勤王运动，企图以武力推翻慈禧的统治，支持光绪恢复皇权。但没有成功。此后，梁启超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他的老师开始分道扬镳，不再热心保皇。他也没有真心实行革命，和孙中山也发生了冲突。他开始热心地提倡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运动。不过，他在日本努力学习，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步骤，对国家面临的形势，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有价值的研究，很有创获。他是中国现代启蒙时期，传播西学的理论家。至于中国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研究还谈不上，中国连一个完备的大学都还没有呢！因此，除了准备做官的士大夫以外，连现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只能由传统的士大夫通过自学来更新知识。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1898年12月－1901年12月）和《新民丛报》（1902年2月－1907年11月），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和政治主张，进行启蒙思想的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他只有25岁，年纪轻轻的。日本的文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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