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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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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那人,知识渊博,把多高深的知识,都能用我们农民听得懂的话讲出来。”
几十年来,李振声走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哪里的小麦就增产。为了推广新技术,李振声费尽了心。由于习惯于传统栽培方法,不少农民对有关技术持怀疑态度,李振声就把技术送到家门上,反复宣传新技术要点及将会产生的高效益,他还在小麦生育期间,带着助手到农民的麦田具体指导,农民按他说的去做,到第二年示范田比对照田每亩增产几十公斤。这下农民服气了,纷纷要求李振声来指导生产。看到新技术在神州大地开了花,小麦取得丰收,李振声感到无限欣慰,因为丰收的果实里凝结着他的心血。
李振声常言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农村,最乐于与农民交朋友。这些年来,他与李智儿的情缘不断,常常有联系。前几年,李智儿去北京,李振声还特意拉着他开了一次洋荤———吃肯德基。这次,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李智儿特地带上家乡的土特产及李院士所培育、推广的小偃新品种小偃54做成的面条,可谓情真意切。
盛名“鸣言”: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
“小偃6号的育成和大面积推广,证明远缘杂交确实是改良小麦品种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育种过程耗费的时间太长(20年),别人很难重复。”李振声还利用在小麦远缘杂交中获得的蓝粒小麦,创建了一种新的蓝粒单体小麦系统。这种小麦在一个麦穗上可长出4种不同颜色的种子:深蓝、中蓝、浅蓝和白粒。小麦的胚乳是营养细胞,不传代,但其颜色变化可作为遗传标记,用于鉴别其胚细胞和传代的染色体数目,这样就不必通过显微镜检测,只需观察种子颜色就可知道后代的染色体数目。“深蓝的42条,中蓝和浅蓝的41条,白粒的40条。40条染色体的小麦叫缺体,用它与远缘植物杂交,可以较容易地将外源染色体转移到小麦中。”从而,李振声解决了过去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中必须进行大量染色体鉴定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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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8)
随后,李振声又通过大量缺体单株自交和连续选择,育成了可以自花结实的缺体小麦株系,并利用这些株系建立了快速选育异代换系的新方法———缺体回交法。这是一项国际首创性成果,利用这一方法育成了小麦-黑麦异代换系———“代96”。这是一项原创性成果,在1986年中国西安召开的首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会议上,受到15个国家100多位中外专家的充分肯定,其中包括美国、英国、瑞典、日本等国家的遗传学会主席。1993年,李振声又在北京主持了第八届国际小麦遗传学会议。这项工作扩大了我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为植物细胞和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施肥量与粮食产量是同步增长的;80年代以后,施肥量还在增长,可是粮食产量却没有增加。这样不仅浪费资源,化肥流失到江河湖泊中去还污染环境,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当时北京郊区的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农业生产“一靠政府,二靠天,三靠美国的磷二胺”。我国的磷矿主要在西南地区,储量少、品位低,所以我们的很多磷肥都要靠进口。李振声开始琢磨:我国的磷矿资源再有100年就开采完了,我又不是开矿的,有什么办法能给国家节省点磷矿资源呢?能不能在生物技术上想想办法,提高作物对土壤中本身含有的磷的吸收利用效率。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了资源,还节省了化肥,保护了环境。
于是,李振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在北京市昌平建立了一个育种基地。基地刚建起来的时候,没有食堂、没有卫生间、没有围墙,连路都不通。李振声就带个饭盒,在田里一呆就是一天。为了找到能够高效吸收利用土壤中磷的小麦种质资源,他耐心地对种在花盆中的数千份种质进行筛选。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振声最后发现了一批“磷高效”和“氮高效”的小麦种质资源,并研究揭示了其生理机制与遗传基础。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来的小麦新品种———小偃54能高效吸收土壤中的磷,被列入农业部跨越计划,在河南、陕西等省累计推广700万亩。随后,他又通过多学科交叉与合作,开展了提高小麦个体和群体的光合效率以及光合作用产物的优化分配研究,解决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优质和高产之间的矛盾。这项成果不仅节约了国家资源,还减少了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振声就提出了走资源节约型高产农业道路的可持续农业发展观。他所秉持的“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小麦育种新方向已经成为育种界的共识,并成为农业973项目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
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李振声取得了一系列科研上的成绩。李振声对农业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从未动摇过,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间断过。他曾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等职务。20世纪80年代,上级组织曾考虑让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一职。为了他挚爱的科技事业,一向淡泊名利的他毅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后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明海又来做李振声的工作,一见面就说:“老李呀,组织上还是希望你能出任副省长,做官与做研究您究竟是怎么想的?”李振声回答说:“你曾在宝鸡工作多年,我们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的性格你也知道,做官我不适合,我没有办法中断自己已从事一辈子的研究。”即使后来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业务研究工作,直到今天还担任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研究员。
李振声声名鹊起,各种奖励接踵而来。李振声在1985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988年获陈嘉庚农业科学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2005年获首届“中华农业英才奖”。但李振声仍旧最热衷的是到田间地头去看小麦,他说:“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语言朴实,却振聋发聩。当学术界的浮躁风日盛时,细品李振声的话,让人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9)
淡然直面捐巨奖背后的是是非非
严正而不失温和,衣着朴素而精神矍铄。作为来自农民家庭的科学家,李振声始终在为中国人民的“吃粮”问题奔忙。一般人难以把他和中国科技最高奖联系起来,一般人也难以认为我国小麦远缘杂交的奠基人就是眼前这慈祥朴实的老者。
这位刚刚从###总书记手中领过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在走出人民大会堂之后,被一群“粉丝”围得水泄不通,动弹不得。大家簇拥着他,纷纷请求:“您给我签个名吧!”他一笔一划地认真签着,人越来越多……虽然人群在他的前方让出一些空隙,但他没走两步就不得不又停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从大会堂里面到外边广场不足500米的距离,他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为500万元,450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50万元属获奖人个人所得。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表示,将把50万元的个人奖金全部捐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作为困难学生的助学基金,助经济困难学生一臂之力。在荣誉面前,李振声显得很淡定恬然,告诉记者,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平常就是粗茶淡饭,生活上很知足,他的捐款决定孩子们也都同意了。谦逊和蔼的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他的淡泊严正深深感染了记者。
钱财对于李振声来说就是身外之物,这么多年来他得的奖已经数不胜数,此前所有的奖金他都是和同事、学生一起平分。他的道理很简单:“所有的荣誉都是集体的,大家都付出劳动,报酬理应每人都有。”
李振声的生活非常节俭。在实验站调查时,他与大家吃在一处,从不搞特殊,他深知农民种田不容易,从不浪费粮食。身教重于言教,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身受感染,最终也把节俭朴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正如李振声所说,科研人员能获得奖励,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团体的配合。也一如他所说“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但作为项目负责人,国家在奖励个人的同时,已经规定了其中的450万元用作科学研究经费,其实就是考虑了集体的贡献。既然这样,就该心安理得地收下国家的这份“心意”,不必急着把奖金全部捐献。否则,获奖者似乎成了奖金的“中转站”,奖金有名无实,国家给予的奖励也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传统美德,堪为世人楷模。这一点,在李振声的身上又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的确,按照设奖原则和颁奖目的,个人奖金是完全给予科学家本人的:捐奖诚可贵,不捐亦坦然。有人说:“虽然李院士的行为很朴素,很自然,不含任何‘作秀’的动机,难能可贵,然而他不必慷这个慨……国家科技大奖不是道德上的奖掖政策,似乎不宜以个人道德境界的标准来处置所获得的奖金,否则就容易使这一政策出现目标偏移的结果。”同样有网友说:“现在科学家李振声把奖金公开捐出去了,的确是科学家李振声的思想高尚,但这样一来,以后获得奖金的科学家怎么办?对有些想通过合法科研获利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毕竟公民有充分享受到合法权利的自由,社会才会更和谐。”
据了解,在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之时,李振声便不同意为自己申请评奖。“我觉得国家已经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是集体的成就,所里也一直这样坚持,大家也觉得应该集体参加评奖。”他还说,如果一定要说成绩,我觉得自己工作只不过做得比较超前,有一些开创性。
对于社会上争论他捐奖一事,李振声说:“我没觉得把奖金捐出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很淡然,没想到会引起这么热烈的反响。”他之所以把奖金捐出去,首先还是因为他取得的成就“确实来自于集体的艰苦奋斗”,此外“我们都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习惯了俭朴的生活,没有什么过高的物质条件上的要求。子女们收入也很稳定,有这个条件把奖金捐出来。当初决定把奖金捐出去,是很自然的想法,没有要突出自己的意思”。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0)
“我的做法不应该成为先例。”他说,获奖者把奖金留下用于贴补家用,改善生活,合情合理。如果有的获奖者本身家里就有实际困难,“就更应该把奖金留下,安排好生活,才能更好地搞科研”。
记得在200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全球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得主之一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拒绝领奖。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开头就是“佩雷尔曼,你在哪里”来表达对这位不追名逐利的天才数学家的敬佩。而纽约州立大学数学家迈克尔?安德森更是高度评价:“佩雷尔曼来过了,解决了问题,其他的一切对于他都是肤浅的。”其实,李振声的行为何尝不是如此?
不论社会上如何评说他捐奖一事,李振声崇高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中国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榜样。李振声,擎起的是知识分子的风骨,高扬的是社会道德的风范,可佩可敬!
知情人视野里的魅力:“小麦远缘杂交之父”
“我和李振声同年生人,小时候天天在一块玩!”山东省淄博市南谢村的戴立业老人,回想起小时候和李振声一块上树掏鸟蛋时的情景,禁不住笑出声来。据戴立业回忆,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村头有一座庙,庙里有棵参天大树,他和李振声常去那里玩,还上树掏鸟蛋。“李振声比较老实,他爬不上树,就站在树下等着,我爬到树上掏了鸟蛋以后,就朝树下大声喊,要往下扔蛋,他在树下用破棉袄接着,可是树太高了,鸟蛋落在棉袄里还是碎了,看着破碎的鸟蛋,我们好一阵心疼。”
后来李振声在外上学工作,戴立业也参了军,很少见面,但儿时的友谊使他们久久不能忘怀。李振声每次回家都要到他的家里看看,两人拉拉家常,说说小时候的事情。“虽然李振声的职务越来越高,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看到乡亲总是热情地迎上去。”
在弟弟李永渚的印象里,二哥同样是很老实。“我比二哥小1岁,小时候他在家里干活是最多的。”李永渚讲,他和妹妹年龄比较小,而大哥比较顽皮,所以家里有个打油、抓药的活,都是叫李振声去干,李振声干的活最多,挨的训也最多。
“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在世的时候,二哥差不多每年都要回来一次,母亲去世后,他回来就比较少了。大哥生病的时候,他虽然工作繁忙,总是抽空给大哥寄钱、寄药———现在,大哥李永泉已经过世了。在济南有一个妹妹李永颖。”李永渚还说,李振声每次回来,村里人来看他,他总是两只手紧紧跟大家握着,那么亲切、自然,一点儿也没架子。
妹妹李永颖一直沉浸在自豪和骄傲中,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哥哥的画面,她就激动好久。在妹妹的眼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哥哥李振声一直往家里寄钱。“年年如此,50多年来哥哥从来没断过。给母亲寄、给大哥寄、给侄子寄。那时候家里所有的费用几乎都是他寄来的。”言语中,李永颖对二哥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表情中透露出了无限的亲情。在李永颖的印象中,二哥还给很多远方的亲戚寄过钱。“凡是对我有恩的人,我都要一一报答。”李振声多次在李永颖面前提起这句话。
开始李振声的工资并不高,可是他往家里寄钱的习惯却从来没改变过。李永颖说,哥哥对钱看得很淡,他关心的只有他的科研成果和国家的小麦产量。
前几年,李振声回老家的时候,区政府专门为他准备了一辆车,可是他从来不用,吃完晚饭后他把司机打发走,独自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母校转转。李振声每次回老家,省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从来都是说“不”。妹妹李永颖的4个孩子工作收入一直不高,家里日子也过得很清贫,老人住的房子是租的,可是李振声从来没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家人走过“后门”。李永颖告诉记者,他们兄妹三个商量好绝对不能麻烦二哥,不能利用他的职务办私人的事。
李振声的忘我工作让他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可是家人从来没埋怨过他。从13岁就失去父亲的他,一直坚定地支撑着整个家,并且帮着母亲担负起了养活全家人的重担。但后来一直长期在外搞科研,李振声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实验室里。“我们都不怨二哥,母亲病得很重的时候他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太忙又被领导叫走了。母亲也理解,她知道儿子是国家的人。”说起哥哥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妹妹李永颖心里很理解。李振声就是这样一位不为名利,只为工作和科研的“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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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1)
2003年,李振声的夫人因脑溢血卧床不起,病情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都靠输液。从夫人生病到去世的两年半时间里,李振声每天都要两次去医院照顾病人,风雨无阻,医院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病情有好转时,他将夫人接回家里,她的饮食、起居、活动、护理都详细记载了厚厚一本,护理的细致程度就像他搞科研一样。由于长期劳累,他也病倒了,大把吃药,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请假不去上班,没放弃他的科研事业,照样照顾着心爱的妻子,照样每天工作到很晚。
女承父业。李滨是李振声的二女儿,在陕西长大,1987年才回到北京,当年29岁,一直在李振声课题组工作,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对工作的严谨。她说:“记得有一年写调查报告,父亲每天都睡得很晚,似乎梦里也在思考,想到什么问题,醒了马上扭开台灯把问题记下来。那段时间,父亲的卧室经常在半夜或凌晨还透出光亮。”在女儿的心里,父亲永远高大。“父亲为人正直严谨,谦和宽容。工作时一丝不苟,生活上但求温饱,他几乎是个完美的人。”李滨说:“父亲对工作的严谨贯彻始终。他64岁时,因工作需要向沈允钢院士、匡廷云院士请教有关光合作用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他听说中午时叶子的气孔会关闭,就和匡院士大日头底下一起跑到田里观察叶子。”
“叔叔俭朴、和蔼,做事认真仔细,尽管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他的一言一行却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李振声的侄子李树桐谈起叔叔对他的关爱和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十分激动。李树桐一直清楚地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经常收到叔叔来信的情景。“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叔叔每次来信总是要问问我的学习,让我们这些晚辈好好读书。他写信总用铅笔,信纸正反两面都写得满满的,一点也不浪费。当时,家里生活不宽裕,叔叔总是把他的旧衣服寄回来,衣服上补丁套补丁。其实叔叔尽管在大城市,但生活却一直很俭朴。他从年轻就戴眼镜,一副圆形的镜框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
“叔叔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后来又研究农业,对土地、对作为农民的父老乡亲总是念念不忘。还是生产队时,他只要一回老家,必定到地里看看,很多乡亲向他求教田间管理技术,他蹲在地里一点一点地讲解。一次,正好是夏天,他戴着草帽和乡亲们在地里察看快要收割的小麦。中午一点多了,叔叔还在不厌其烦地回答老乡提问,我到地里喊他回家吃饭,他总是说‘不慌不慌’。不止对小麦,他对棉花、高粱甚至旱情都非常关心。他那么忙,有一次回来还和我们摘了1个小时棉花。”李树桐对叔叔回家时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李振声的外孙李亮,小时候起就看到外公在阳台上种上了小麦。“最先用陶瓷的小盆种,后来改用专门的培养箱”,李亮印象中,种的最多时,阳台上有五六箱麦苗。这些宝贝,外公不让孩子碰,李亮他们也很乖,小时候在阳台上玩也生怕碰到麦苗。而每当外公出差,李亮就主动承担照看麦苗、浇水松土的任务。读初中时,很多同学从没有见过麦苗,麦子韭菜不分,那时李亮就是大家的专家。
说到李振声,已经跟随了李振声十多年的童依平研究员感慨良多:“先生非常关心后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
1999年5月初,李振声安排童依平带着学生往100多公里外的海拔1000多米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生态站送小麦苗,进行小麦加代试验。谁知,天快黑的时候,卡车因为故障坏在了半路,没有办法前进。那个时候手机信号还没有覆盖到这个地区,童依平没有办法跟外界取得联系,他们被困在山沟里了。在北京的李振声一下子断了和他们的联络。
李振声往生态站打电话,得知童依平还没有到目的地。送小麦的车也没有回到所里。肯定是车在半路出问题了!
李振声当时就叫上一个修车师傅,带上夫人一起开车进了灵山,这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那时,虽然北京已经进入5月,但是山里的凉意还很浓,更何况是在夜里!对于一个快70岁的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考验,而且夫人也跟着去了。可是李振声没有想那么多,他担心的是自己学生的安全。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2)
“也许是天黑路不熟,李先生没有看到我们停在路边小店旁的车。他们开车到了生态站。得知我们还没有到过那里,先生就往回找我们。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早上6点了。这次以后,师母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谈起来童依平依然非常感动。
作为李振声的学生,童依平对当初报考博士生的情景记忆犹新:“带着对李振声院士的崇敬之情,我报考了作先生的研究生。很幸运,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中科院遗传发育研究所,成为李先生课题组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对待科研工作,李先生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十分关心学生的研究进展,总是主动与学生交谈,交换研究思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李振声指导学生,跳出了单纯的知识传递,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科研方面,给学生足够的研究空间,鼓励青年人发挥创新精神,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
2005年元旦,童依平等一行给恩师拜年。期间,李振声利用这个机会,精心挑出许多人生格言,讲给后学们听。“老师亲自念给我们听,每念完一条又给我们讲他对这句话的理解,这里面饱含他对事业、家庭的感悟以及对待失败和成功的正确态度。”
陈云做财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调查研究。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做出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陈云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在谈到决定政策与调查研究时,陈云曾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当读到陈云同志那句“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时,李振声反复对前来拜年的后学们说:“搞科研,甚至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花在调查研究上。这样得出的结论才算是水到渠成。”
李振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小麦育种是李振声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整个小麦生长期里,他经常前往研究所农场试验田,亲自调查麦子的生长状况。一年四季,在田间地头总可以看到李振声忙碌工作的身影。有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好材料就像找到了一个宝贝,他高兴得像一个孩子乐不可支,并且总能想出办法把这个材料尽快用到育种工作中去。往往在田间工作大半天,助手们都感到有点儿累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调查记录。童依平说:“李先生这种对工作的热忱和激情鼓舞着后辈,让我们感受到他对待本职工作的朴素的情感。”
“创新”是李振声一直提倡的观点。他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在做研究的时候有所创新。“书本上的知识都是间接知识,是别人总结出来的。要坚持科学创新,必须得把书本中的知识拿到实践中去验证。当你发现了书本知识和实际情况不一样,有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创新的起点了。”
在一系列的成绩和荣誉面前,李振声始终保持着自己为人谦和、诚恳的本色,无论担任多高的职务,他都始终如一地尊敬着自己的老师。还在李振声在西安工作的时候,当他得知余松烈院士来西安出差的消息后,他偕同夫人登门看望自己的老师,并诚恳地把老师邀请到家里吃饭。尽管两人都是院士,但由于一位属于中国科学院、一位属于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开院士大会的时候两人并没有太多见面的机会,而且开会期间每位院士的日程都安排得相当紧凑,尽管如此,李振声依然在每一个可能遇到的场合,向老师余松烈嘘寒问暖。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退休教授尹承佾是李振声在山东农学院求学期间的同班同学,谈起自己的老同学李振声,尹承佾十分兴奋。尹承佾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大学毕业时,自己和李振声以及另外一位同学共同完成毕业论文的情形,他说:“当时李振声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哪怕是一个细微的知识点他也要寻求验证。自己在工作中由于研究方向很接近经常与老同学交流切磋,发现李振声在为人处世上还保持着以前谦和有礼的态度,做事情依然很扎实,‘有一说一’,从不说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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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3)
“长期以来,您一直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在农业学科研究领域里孜孜以求,为我国小麦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天我代表中科院党组前来给您拜年。”2007年春节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紧紧握住李振声的双手说。
“也许我们需要更新农业的概念。农业不仅仅指粮食,还有更多的涵义。”谈到我国的粮食问题,路甬祥与李振声探讨说,“现在人们已不满足于吃饱,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更加关心营养结构,我们需要走优质高产的农业发展道路。”李振声回应:“是啊,我们不仅需要多生产粮食,还要生产品质更好的粮食。”路甬祥与李振声还讨论了作物品种、生物安全和科技人才培养等问题。
临别时,两位科学家聊起了业余爱好,路甬祥指着李振声客厅墙上一幅“宁静致远”的书法作品说,“您的书法见长啊!”李振声笑着介绍,退居二线后,自己最初摸索着写写画画,后来中科院邀请了欧阳中石先生为离退休人员作指导,书画才算逐渐入门。
李振声的女儿李滨说:“父亲平时没有什么爱好,不会抽烟,也不会打麻将。他认为那些东西容易让人浮躁。就是看看电视,散散步,常常爱去小麦育种基地走走。他一有时间,就在家练习书法,写字会让人心情沉静。”
“以后,我要读读书、看看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咨询工作。最主要的是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促进他们的工作有更大的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有年轻一代上去了,科学才有发展。”李振声是这样安排自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的。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以“农民的儿子”自居的李振声始终以这种质朴的情怀,关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在祖国的大地上,农业会持续发展,农民会不断增收,农村将走向繁荣。”李振声表示,今后他“要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上下大工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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