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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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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片的工作是以禹城试验区为重点展开的，禹城试验区包括１４万亩盐碱地的治理和北丘洼、沙河洼、辛店洼的治理，总称为“一片三洼”。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李振声考察禹城试验区后，认为“一片三洼”代表黄淮海平原主要低产类型，所创造的经验特别宝贵。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６日至２９日，中国科学院和山东省德州地区联合举行“科学技术与生产见面会”，李振声在会上作动员讲话。中国科学院２４个研究所和４个职能局在会上介绍了２５１项技术成果，同１３个县（市）领导、乡镇干部和农民专业户６００多人进行交流和对接，对全院和山东省双方起到了发动作用。在李振声倡导下，３月８日，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陆懋曾、副省长马忠臣和李振声一起，参加在禹城辛店洼的农业开发万人劳动大会战，下午由省和院联合主持召集参加会战的地、县两级一把手负责人会议，作了进一步部署。会后，参加山东片工作的２４个研究所的３００多名科技人员，从８个方面将工作全面展开。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2）
中科院在黄淮海平原围绕治理中低产田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联合攻关，在短短几年内取得显著成效。在工作的重点地区也是原来的重灾低产区的鲁西北、豫北、皖北和河北沧州的８个地市，１９９３年粮食总产净增５６亿公斤，增幅３４．６％；年平均增长５．８１％，而黄淮海平原全区平均年增是３．８３％，全国同期年平均只增长了１．２８％。中科院的示范基地和成果推广不但在８个地市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而且为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全面展开起到了引路和带动作用，为结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促使９０年代前期的快速发展，以至到１９９８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上到５０００亿公斤的新台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丰富的技术经验。
“黄淮海战役”不仅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发挥了带动作用，而且在科学院成为广为传颂的“黄淮海精神”，其实质就是科技人员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协作攻关的团队精神，深入实际的务实精神，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
１９８６年６月，国务院总理###、国务委员陈俊生和９个部委领导视察了禹城试验区。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７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表彰奖励参加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实验的科技人员的决定”。中国科学院２１位同志分获一级、二级和荣誉奖，其中获一级奖的同志应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１９９９年起，我国粮食出现了连续５年下滑的情况。在这之前，李振声在一些场合就谈过粮食下滑的问题，但未引起人们重视。２００４年，李振声在中国科学人文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的演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人文论坛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做了一些准备。发现问题确实严重，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２４５．９亿斤，到２００３年已经下降到８６１３．４亿斤，５年减少了１６３２．５亿斤；人均粮食从８２１斤下降到６６７斤，相当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水平，后退了２０年。我就如实地讲了出去，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当时，李振声在演讲中分析了减产的原因，发现７０％以上的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不到３０％因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这其中政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他提出争取３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的支农措施，连续多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２００４年恢复到９３８９．４斤，２００５年恢复到９６８０．０亿斤，２００６年达到９９４９．０亿斤，已近１万亿斤。
２００５年４月，李振声在博鳌论坛上又有一个发言，广受世人关注。原来，在１９９４年，美国农业和环境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上撰文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到２０３０年，若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达到现在的台湾水平或美国水平的一半，进口粮食就将达到３．７８亿吨。而世界粮食出口总量却不足３亿吨。到那时，不仅中国养活不了中国，世界也不能养活中国。
李振声在博鳌论坛上的发言是对１０年前布朗“谁来养活中国”论调的回应。“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我认为这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有警示作用，应该重视，但对一些推论和预测的情况我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博鳌论坛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当时，应邀出席的李振声想到要谈和平崛起，不能避开中国的粮食问题，那就必须对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做出回答。在消化和提取出了布朗的主要论点和论据之后，李振声调取、分析我国近１５年的有关数据，与布朗预测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布朗的预测结果并没有兑现，于是决定“舌战”这位美国学者。
李振声激动地说：“我们对比的结果是，布朗的推论不正确，不符合中国实际！第一，人口增长速度比他预计的慢了三分之一，布朗预计后４０年人口年平均增长１２００万，而２００３年我国人口实际增长只有７６１万；第二，人均耕地减少的速度不像布朗预计的那样严重，因为通过遥感测定我国耕地面积比原来公布的传统数字多出了３６．９％；第三，我国粮食１５年合计进出口基本持平，净进口量只有８７９．４亿斤，相当于总消费量０．６％，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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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3）
站在演讲台上，李振声信心百倍地告诉世界：“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现在如此，将来我们相信凭着中国正确的政策和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台下随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当李振声从海南带着成功、激动的心情飞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在机场看到的是臂带黑纱的女儿———相濡以沫了几十年的老伴，就在他参加博鳌论坛的当天去世了。但是李振声说：“粮食生产是国民经济永恒的主题，这个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变。中国的农民是很讲实惠的。要让他们尝到甜头，他们才会安心种粮。国家政策的稳定支持是最重要的。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老伴会理解的！”
这一年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了停止对华粮食援助的期限，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果，不再需要联合国的援助了。铁的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完全是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中国的无上骄傲。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李振声认为，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增长，一要靠认真贯彻中央支农政策措施，切实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要靠尽快恢复可能的粮食播种面积；三要靠加大对提高粮食单产有关措施的支持力度。
小村寨走出的大科学家难舍桃李情
“你听说了吗？咱村的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了。”“咱村里出名人啦，李振声获大奖了。”……一时间，李振声的家乡山东淄博市周村经济开发区南谢村沸腾了，全村的男女老幼在奔走相告着同一个消息。
１９３１年２月，李振声出生在淄博市一个农民家庭里，从小就对农业有接触，一般的农活都参与过。１１岁那年，山东大旱，“我挨过饿，知道粮食的珍惜、可贵”。
据志书记载：“１９４２年，山东大旱，６月始降小雨，秋早霜，高粱受冻无粒，其他作物严重受灾，粮食歉收。１９４３年，灾荒严重，饿死者、卖儿卖女者甚多，外出讨饭者无数。”李振声还记得，那一年过了年，老天还是不下雨，家里的米缸却早早见了底。那时，正值抗日相持阶段，国共时常不断摩擦，老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这连续两年的灾荒，地处大山里的南谢村也没躲过，李振声至今还记得吃草根、吃树皮，苦熬时日的艰难。“那几年青黄不接时，榆树叶和树皮都被吃光了。葱干蒜皮都是好东西。饿死的人很多。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尽管当时全家生活十分艰难，李振声那没有读过书的父亲尝尽了文盲的苦难生活，十分知道学习的重要，于是想尽办法送孩子上学。李振声先是在农村上私塾，后上学堂———小学就读于周村培德小学，随后在光被中学（淄博六中前身）念中学。１３岁那年，父亲因病撒手西归，母亲一人带着４个孩子，日子愈发艰难。眼看自己就要失学，母亲竭力支持儿子上学，李振声靠哥哥在济南一家店铺当伙计的工钱读到了高中二年级。尽管青少年时代的李振声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是他想到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想到省城济南托人找个工作，于是辍学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振声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打出的一个招生广告，上面写着“免费食宿”。心想：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既能上学，还能有饭吃。于是，李振声又萌生了继续学业的想法，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考了，没想到考上了。“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是济南解放给我提供了这个条件，所以也就对这个机会特别珍惜，学习比较努力。”
解放前的连年旱灾，让他对饿肚子有着特殊的记忆，而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李振声深知“民以食为天”的内涵，立志要让所有的人吃饱饭，因而所报考的山东农学院农学系的录取让他兴奋不已，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系主任沈寿铨教授是位著名的育种专家，曾是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负责人，他讲的内容很多都是自己搞科研的体会，内容丰富。沈寿铨教授给我们上小麦育种课，讲得很好，把小麦的进化、分类、育种的理论与技术讲得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余松烈教授讲的遗传课，也很生动———他长期从事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广，首创过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和技术。”李振声说，两位教授的授课使自己从理论上提高了对小麦育种的认识，为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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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4）
“余教授，我来看望您了。”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９日，出席母校百年校庆活动的李振声敲门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教授、著名小麦栽培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余松烈的办公室。看到自己的学生，余松烈高兴地迎上前：“振声，你好！”两位院士的手紧紧相握。
李振声关切地向老师询问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余松烈也十分关心地了解李振声的研究进展。余松烈说：“你的工作很有成就，有这样的学生，是当老师最引以为自豪的。”
在学校读书期间，余松烈是李振声的辅导员老师，并给李振声等１９５１届学生讲授《生物统计》和《遗传学》两门课程。李振声说：“我能走上遗传学研究的道路，与老师的教育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当时余教授教我们生物统计和遗传学两门课，他讲课十分精彩，能把深奥的道理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特别是遗传学，讲得深入浅出。有一次考试，余教授给了我一个高分，这给我很大的鼓励。”
而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两人的工作和研究领域又都选定在农业科学上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站在该研究领域的第一线。５０多年来，两人相互尊重，在工作和生活上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用余松烈的话说“我们当然是师生关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我也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
师生相聚总感到时间的短暂。分别之前，李振声提出要与余松烈老师合个影。照像时，他执意让老师坐着，自己站着。他说：“老师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在老师面前我永远是学生，对老师要毕恭毕敬。”摄影师按下快门，记载下两位院士感人的师生情。
余松烈得悉李振声获奖的消息后表示由衷的高兴，说：“李振生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是对他长期致力于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工作的肯定，李振声院士在山东农学院求学期间学习就非常勤奋，同时他的天分也很高，人非常聪明，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也就位居班级前列了。当然，李振声院士获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归功于他后天的刻苦努力，首先是因为他的勤奋，在科学的道路上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科学研究需要脚踏实地。”余松烈还介绍说，李振声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母校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对学校的科学研究给出了许多有指导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还给母校师生做过学术报告并多次捐款。
当年读大学时，山东农学院农场繁殖了山东正推广的齐大１９５、扁穗小麦、鱼鳞白等几个优良品种。一次，李振声回老家，于是将学校农场繁殖的这些优良品种捎带了一些给老乡，“种植后确实比当地老品种增产，乡亲们都来换种。看着这样的红火场面，我就从此暗下决心，一定搞好小麦育种”。
参加工作以后，李振声非常繁忙，但是每次回家时都不忘带回麦种在家乡田地里做实验，南谢村村委书记刘元臣回忆李振声回家时的情景，情绪仍很激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振声叔正在研究小麦，每次回到村里，他都会带一些麦种来村里搞实验，返回北京的时候再包一些家乡的土壤带回去研究，看看我们村里的土地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小麦种子，淄博市乃至全国好多地方的小麦都是振声叔研究的麦种。”刘元臣说，李振声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就是兢兢业业，来去匆匆。
李振声自离开家乡后，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变化，每每在报纸上看到家乡可喜变化的报道时非常高兴，总是剪下来收藏。
２００５年初，淄博六中开展了新老校友两地情通信活动，０４级９班全班同学给李振声写了信。当时，他正忙于去海南参加２００５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会后还要为刚刚病逝的老伴办理后事，但他仍然给同学们写了回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老校友对母校无限的眷恋和美好的祝愿：“同学们，看了你们来信中所讲述的母校现在优越的学习环境、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由近百名高级教师组成的优秀教师队伍十分高兴。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你们是多么幸福啊！我真是非常羡慕你们。你们是新世纪的创造者，中国和平崛起未来的栋梁，要肩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就要按照‘抱璞守真，奋斗超群’、‘从一做起，叩问一流’的学校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刻苦学习，要真正学懂、学活、学通！”小校友们收到李振声的回信后，同学们欢声雷动。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5）
２００５年，淄博六中百年校庆。为了庆贺母校百年诞辰，李振声不但积极联络北京校友捐资铸造了百年世纪钟，为母校题写校名，还特意捐出４０００元以表达对母校的一份心意。２００６年，有人冒充淄博六中校友向他联系捐款，老先生捐出１０００元，但没有按照对方指定的地址邮寄，而是寄到了学校，显示了他乐于助人和做事精细认真的精神。
让风马牛不相及的麦草开创中国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
１９５１年，李振声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这对当时的他而言有些出乎意料。“当时科学院在北京的人不多，只有２００多人。院部领导就请著名学者给青年人做报告，我便有机会聆听了一些报告。”给李振声印象最深刻的是，华罗庚、钱三强和艾思奇所做的报告。“华罗庚先生讲的是怎样学习，概括起来有四句话：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别人起床时，我已学习４个小时了；我研究数学是从小学教科书的数学一、二、三、四、五、六册开始的；要学会读书，要能将一本厚书读薄。钱三强先生讲的是怎样做研究，他说：做研究必须注意基本训练，我跟居里夫人做研究工作时，第一个课题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做研究的基本训练，包括怎样收集资料，怎样选题，怎样进行试验设计，怎样做调查，怎样整理分析数据，怎样撰写论文，等等；而当我做第二个题目时，难度比第一个课题还大，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他说，认真完成基本训练后就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艾思奇先生讲的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使我认识到：对科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哲学原理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如果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那就是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是错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同时，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要跟上事物的发展变化，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才不至落后。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
当时，遗传选种实验馆有遗传组、生理组和栽培组三个课题组，李振声被分工到栽培组，师从土壤学家冯兆林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分工负责牧草种质资源的收集、种植与生物学特性的观察研究。几年中，他对８００多种牧草进行了较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１９５６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李振声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背起行李，从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奔赴西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陕西杨凌，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小麦育种的研究。从此，李振声开始了在大西北３１年的科研生涯。
这一年，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小麦条锈病是小麦生产上典型的气流传播大区域流行性病害，具有发生区域广、流行频率高、危害损失重的特点。刚刚开始侵入的时候肉眼是看不见的，到了后期以后病菌症状显示出来，在小麦叶片上会发现一行一行的粉状的东西，晃眼一看像生锈一样，远处一看小麦叶片是一片黄的，“黄锈一样，孢子粉上，孢子堆是一行一行，一条一条的，我们叫条锈，即条锈病”。一旦发生疫情将在大面积范围内流行，会造成小麦的严重损失，减产３０％到５０％，甚至绝收。为此，小麦条锈病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害有“小麦癌症”之称，严重威胁着小麦的生产。
当时只有２５岁的李振声忧心忡忡。他决定从事小麦改良研究，为农民培育出优良抗病的小麦。“引起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原因是，病菌变异的速度快，育种的速度慢，即８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而据２５个国家统计条锈病平均５．５年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成为当时一个世界性难题。”
“农民种了几千年的小麦，但小麦还是这么体弱多病，可是野草没人管，却生长得很好。”对草有研究的李振声想，能不能通过小麦与天然牧草的杂交来培育一种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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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6）
李振声在研究中发现，传统的近亲杂交选育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条锈病，而一种野生的长穗偃麦草具有非常好的抗病性。于是，李振声萌发了这样一个想法，设法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
事实上，我们今天吃到的小麦，就是最原始的一粒小麦先后和拟斯卑尔脱山羊草、粗山羊草，经过两次天然杂交和长期的自然选择及人工选择进化来的。但小麦经过数千年的人工栽培，如同温室里的花朵，抗病的基因逐渐丧失；而野草却因抗病性和抗逆性非常强，在自然选择中得以生存下来。
通过对小麦历史的研究，李振声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李振声的想法就好比为牧草和小麦进行特殊的“婚配”，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好比为小麦找一个牧草丈夫，因为是远缘，就像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所以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难度非常大。”在采访中，李振声仿佛在给记者上起一堂科普课。
所幸的是，李振声提出的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得到了植物学家闻洪汉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的支持。为解决小麦条锈病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李振声另辟蹊径，对远缘杂交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经过２０年的努力，他带领课题组克服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后代不育、疯狂分离等难题，将偃麦草的抗病基因转移到小麦当中，育成小偃麦八倍体、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和小偃４号、５号、６号、５４号、８１号等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其中仅小偃６号就累计推广１．５亿亩，增产粮食４０亿公斤。小偃系统衍生良种７０多个，累计推广面积大概在３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了７５亿公斤。于是，陕西关中农村流传开了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可是，李振声则笑言：“我们今天有吃有喝真得谢谢老天爷，谢谢大自然，也要谢谢小草。”
农民的儿子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农村
可是，在当时能坚持进行远缘杂交研究并不容易。李振声在１９６４年的社教运动中就曾受到过批判。“因为远缘杂交已进行了８年还没有育成品种，所以受到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批判。这个课题，虽然受到批判而未被砍掉的原因，主要是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远近结合的计划。就是在决定开展远缘杂交研究时，我感到没有把握，怕不成功，所以就同时开展了常规的小麦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到１９６４年我选育的生选５号、６号已开始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工作队最后说，他毕竟已有两个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了，不能说他的工作都是脱离实际的。这样才算过了关。”
在１９６４年，小麦成熟前连续４０天阴雨，到６月１４日天气突然暴晴，一天的工夫让几乎所有的小麦都青干了。“我们１０００多份杂种中除小偃６号的‘祖父’小偃５５－６和长穗偃麦草之外，其他全部青干了。而它仍保持着金黄颜色，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材料，我们抓住这个材料又经过两次杂交，育成了一个具有相对持久的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６号。”李振声说，对杂种的鉴定与筛选有时要靠机遇与细心的工作。
李振声刚从北京到杨凌时，曾选育出过小偃４号、５号。李振声早年课题组成员李璋说：“在小偃７０１４（６号组合）出来的时候，为了区别也便于农民记忆，李老师给它命名为小偃６号。他告诉课题组，谁要是选育出超千斤的品种，就叫小偃１号。”
到了１９６９年，姚文元写文章说，知识分子学农的不会种田，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章发表后，我们有５位同志就被下放陕西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现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联合村）去蹲点，接受农村再教育———开始主要是参加劳动。”
红薯皮薄，含水量高，不易贮藏，管理不好常常烂窖。一天，联合四队队长陈子恒的父亲找到李振声说：“你懂不懂红薯储藏？我们队上的红薯烂得很厉害，你来看看。”李振声笑了笑，说：“我也不敢说一定能解决你们的这个问题，不过我还了解一些，可以试试。”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7）
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说：“红薯储藏的原理不复杂，第一是控制适宜的温度，一般１０到１５度为宜。低于１０度容易出现软腐病，高于１５度，会出现黑斑病；其次，湿度不能过大。”当年，李振声检查了联合四队的红薯窖，是窑窖。他用温度计一测温度太低，只有６度，软腐病很重。于是，他建议用４层草垫子将红薯窑窖封严。很快，温度上来了，红薯软腐病得以控制。这时，李振声能防治红薯烂窑的消息不胫而走。没几天，联合五队的村民也找上门了，李振声赶去一看，是井窖方式贮存的，用温度计一量发现温度太高，达到了１６度，加之湿度太大，有些红薯发了芽。于是，李振声采取相应措施通风散温、排水降湿，使相关问题得到缓解，取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为此，宝鸡县革委会在全县发了通报，对李振声进行表彰。
李振声有着对农民深厚的情感：他念念不忘在陕西蹲点的几年中曾经吃过１２０家农民的饭。当年，李振声在联合大队蹲点时，曾在村民李智儿家长时间食宿过。“老李来我们这里时，是当‘臭老九’下放的住队干部。刚来就住在我们家，他还是学问大，来了后当年就帮村里两户农民解决了红薯烂窖、在窖内发芽的问题。村里人都说老李是神人。”李智儿回忆说，“我们村的人习惯称呼李院士为‘老李’。他人不善言谈，但却非常平易近人，根本看不出是个大知识分子。这次他得了最高奖，老李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呀！”
农村蹲点期间，李振声考察了生产队小麦苗情，“统计了各队一、二、三类苗的比例，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有两个队麦田三类苗较多，其中一个队按我们的建议，加强了管理措施，第二年获得了丰收；另一个队没有采取措施，减了产。我们抓住这两个典型进行了宣传，全面推广了小麦丰产栽培措施，第二年本大队，小麦平均亩产，从原来的１８０公斤提高到２５０公斤以上，一举‘过了黄河’。宁王公社小麦亩产达到２００公斤，‘过了纲要’，大队和公社都被县上评了先进，我也被公社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励红宝书毛选４卷合订本一本”。说起当年的这些故事，李振声脸上洋溢着特有的自豪感。
李智儿则这样回忆说：“老李改变了我们这里浇麦不打粮的观念，在我们村推广小麦冬灌技术，第二年就让小麦每亩增产不少；在这儿推广小麦条播、宽窄行播种技术，又让小麦每亩增产了１００多公斤。老李在这儿下放４年，经常给村里的干部上课。村里小麦亩产是宝鸡最高的村，十里八乡的干部都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李智儿补充道：“老李那人，知识渊博，把多高深的知识，都能用我们农民听得懂的话讲出来。”
几十年来，李振声走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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