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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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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今后他“要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上下大工夫，多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科研成果，用科技造福亿万农民”。
“以兴趣始，以毅力终”，这是李振声的座右铭。诚然，积跬步方能致千里。无疑，这种兴趣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和追求，而正因为有了这种让农民日子过得更好的人生目标，他在枯燥的实验田地里守望尽责，壮心不已，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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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1）
袁隆平，世界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我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１９３０年９月出生于北京，１９５３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１９７３年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后被国际同行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１９９１年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１９９５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７１年至今任湖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自小我与杂交水稻结下了不解的情愫
年已７１岁的袁隆平，脸因经年累月风吹日晒而布满沟沟壑壑，那仿佛代表着一种农民式的沧桑感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复杂组合。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三样东西：草帽、毛巾和西装。因为他每天都要下田查看试验田，戴上草帽、毛巾就走；而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他又要经常接待各方人士，所以，穿上西装，他又能马上回归到知识分子身份。
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袁隆平对水稻的痴迷远远胜过农民。袁隆平６岁时，在武汉郊区的一家园艺场参观，看到繁茂的花果挂满枝头，那红红的桃子，绿绿的葡萄，让他欢喜极了，植物王国就成了令他心驰神往的地方。“从那时起，我开始喜爱上了农业。不久我做了这么一个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那时我就想：长大一定从事这样的工作！”
然而，现实并非想像般浪漫。１９６０年，罕见的人祸天灾降临中国，大饥荒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严酷而沉痛的现实，使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至湘西教书的袁隆平感到深深的不安。此刻，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水稻高产之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长得非常粗壮的水稻秧苗，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株野生杂交水稻。第二年，他播下了这些种子。但没有一株长得像去年那么高，并长得零乱不齐。失望中袁隆平想到，纯品系水稻不会产生分化，由此又联想到这肯定是杂交稻。意识到发现的这株秧是第一代天然杂交水稻，可是袁隆平１９６４年第一次提出杂交水稻的概念却引来嘲笑和讥讽。
最初，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学说进行教学和科学试验。当时的全球普遍观点，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所以任何实验都毫无意义。但袁隆平不相信这是禁区，对这些学说产生了怀疑，而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从此，袁隆平迈开双腿，与他的助手们走进水稻王国的茫茫绿海，去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１９７０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稻———“野败”。到１９７２年，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继而育成了恢复系。１９７３年实现了“三系”配套，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２号”获得成功，并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亩产达到６２３公斤，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２０％左右。
袁隆平一下子轰动了世界。西方国家称杂交稻为“东方稻魔”，并将其与中国四大发明并列为“第五大发明”。水稻的高秆变矮秆是第一次绿色革命，西方媒体称袁掀起了全球“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如今，袁隆平被全世界尊为“杂交水稻之父”。自７０年代推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以来，中国每年可多产粮食数百亿斤。现在，杂交水稻已占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５０％，杂交稻谷占中国稻谷总产量的５８％。数字的背后是袁隆平如农民般的辛勤耕耘，且一干就是４０载。无论刮风下雨天阴天晴，年过７０的袁隆平依旧每天上、下午各下一次地。他说：“只要地里有一棵稻子，我就坚持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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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2）
中央的政策对我的科研影响不小
“有人说，中国人如今吃饭靠‘两平’，意思是讲一靠邓小平的政策，二靠我试验成功的种子。当然，我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我认为中央的政策对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影响不小。”袁隆平对此颇有感触。
１９５８年，第一次听到了农业“八字宪法”，袁隆平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说的，以为是农业部定的，脱口而出一句：“农作物讲究一个‘时’，不按农时，就违背了规律，还应当加一个字———‘时’。”“文革”一到，这句招祸的话像一柄剑一样悬在他的头顶。单位里也设了牛棚，组建了劳改队。原本他被安排到牛棚“报到”，恰巧“上头”来了一份“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对袁隆平的试验田予以重视。在没有别人懂得杂交水稻的情况下，只能放他一马。
当然，袁隆平作为“文革”期间的“臭老九”，研究几遭中断，理论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精神的折磨袁隆平可以忍受，唯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悉心培育的试验秧苗曾被造反派连根拔掉，扔到了臭水沟。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一幕，袁隆平伤心地哭了。幸运的是他得到当时省和国家一些领导的支持。回忆起过去，对水稻痴心不改的袁隆平说：“大不了当农民。只要不离开土地，我就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中国政府将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了一位“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面对记者，这位比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像农民的院士西装革履，神采飞扬。他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知识分子叫‘臭老九’；‘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如今知识分子由‘臭老九’变没有地位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大解放，也是给知识分子精神上最大的鼓舞。我们科技工作者一定不要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要释放自己的潜能，在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
早在１９７８年，袁隆平在怀化农校当教师时，已在杂交水稻研究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绩，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他却连职称也未被评上。因为农校一些老师反映他“不安心教学，专想歪门邪道”。后来，组织向上级反映这一问题，几经周折，直到省委组织部长签了字，才评上研究员职称。１９８０年，学校盖了一座宿舍楼，校领导、科长们和几位教职员工都住了进去，但袁隆平却未分到房，因为校内反对意见四起，理由是：高级人才住高级房，会脱离群众。他一家７口人挤在两间用木板从澡堂隔出的潮湿发霉的屋子里，看了令人十分痛心。后来，引起省科委的重视，袁隆平才得以搬进改造过的旧楼房。
袁隆平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自己毕生为之追求的杂交水稻事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总书记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视察，###和###两任总理分别拨专款支持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党和国家现在提倡科教兴国，为科技工作者创造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的工作要求我像农民一样的生活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我国第一家以科学家的名字冠名的上市公司“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按收盘价计算，持有２５０万股股份的袁隆平当天即拥有了上亿元的财产，真是一夜间成了“亿万富翁”。于是，对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一时间舆论哗然。对此，袁隆平说：“开始我坚决反对用我的名字上市。连我夫人都说，报纸电视总是今天‘隆平’涨３分，明天‘隆平’跌２分，听着多别扭！”但袁老还是贡献出了自己的名字。“经多方做工作我想通了，这样一有利于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二有利于科研经费的筹集。但我只是名誉董事长，水稻和股票是两码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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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3）
杂交水稻的发明，让他身价亿万而成为了“中国第一富翁”，但袁隆平“农民本色”依旧，仍以农民自居。他的形象“几十年如一日”：瘦小身材，背微驼，小平头，一身过时衣，两腿烂泥巴。有人提醒他“太土了”，他说：“我天天和农民在一起，穿得像个城里人，他们就会觉得生分。再说，穿得挺挺刮刮的，怎么下地？我的工作要求我像农民一样地生活。”
为争取更多的研究时间，袁隆平像候鸟一样每年冬天从寒冷的长沙转移到温暖的海南岛，他一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农田里劳作、观察和研究。从播种到收获，他每天至少下田两次。如今，袁隆平虽已年过７０，仍然一如既往地下到试验田里观察、研究，不论日晒雨淋，从不间断。上次到北京领奖，他还时刻挂念着海南岛的实验情况。每次出差到外地，他都要助手每隔３天给他汇报一次试验数据。
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８集电视连续剧《袁隆平》后期，饰演袁隆平的张小波，比开机时更加让人觉得像袁隆平，因为他比先前更黑了，“我现在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晒脱了几层皮后，觉得拍戏都这么辛苦，可想当年袁老师的科技发明是如何艰难，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心理状态比肤色更接近角色”。难怪剧外的“袁隆平”如此感慨。执导这部戏的导演张今标对此戏很有信心，他承认，商业片是当今影视界的主流，《袁隆平》固然与商业片搭不上界，但会有一个观众群喜欢它的看点，我们拍的就是一种科学精神。
不仅如此，袁隆平的观念也“很农民”。在中国，杂交水稻成果一直是无偿使用，甚至让种子经营部门赚了大钱。但袁隆平从未想过申请专利，也没想过知识产权怎样保护。他总是说：“谁种都欢迎，而且种得越多越好。我的杂交水稻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知识产权，没有国家和当地政府的资助，没有我的众多助手，杂交水稻是不可能在那个年代问世的。”人们端起碗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他，而他端起碗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中国，乃至世界。
谈起他的心愿，这位“泥腿子科学家”如是说：“我这一辈子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培育成功并推广应用超级杂交稻，努力育出产量更高能‘养活整个世界’的水稻；二是使杂交水稻走向世界，造福人类。可喜的是，现在超级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追求，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胸怀。
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我国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美国举行的纪念世界粮食日的仪式上被授予“世界粮食奖”，此奖是国际上农业方面的最高荣誉。
吴文俊：生活在数学王国中（1）
吴文俊，著名数学家，国家科委攀登项目“机器证明及其应用”首席科学家，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生于上海，１９４０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１９７９年至今历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国际Ｈｅｒｂｒａｎｄ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第一次在电话中听到不断传出的乐呵呵的声音，眼前仿佛就能显现出一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他就是整整８２岁高龄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吴老取得的学术成就令国人瞩目，他的研究成果令外国人刮目相看。吴老虽年逾八旬，早已是银发满头，但依然身体硬朗、步履矫健，思维敏捷，清晰善谈，让我们心里不禁道出一句“吴老不老”。
半个多世纪的数学之路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是一个喜庆的、值得回忆的日子。在灯光璀璨、鲜花烂漫、万人聚集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吴文俊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并获得５００万元的高额奖金。当我们再询问吴老当时的心情时，吴老乐了，“当然高兴”。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一方面感到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责任重大。”吴老重重地说了后面四个字。一份最高荣誉的证书，一笔高额奖金，表示了党、国家和人民在新时期对科技创新工作和杰出科技人才的重视、感激和尊敬，使受奖者也深感鼓舞与振奋。
获奖，对数学大师吴文俊来说已是家常便饭。５０多年来，吴老夫人替他收藏着全部的荣誉证书。每一个尘封的证书都熠熠发光，灼人眼目。早在１９５６年，３７岁的吴文俊获得的第一个大奖便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为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获奖者还有华罗庚、钱学森，回忆起过去吴老尤为兴奋，“高兴，我的工作受到了认可，就很高兴”。在获奖后的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文俊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生于上海，１９４０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在他尚未踏入大学之前，数学成绩就一直很好，但对数学并无偏爱。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９日晚上，吴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兴趣很杂。在大学二年级之前，最有兴趣的是物理课，我对物理始终有兴趣。但是到了二年级就差了，这跟抗战有关。我所在的那个学校从郊区搬到租界里面，那里就杂乱无章了。这有影响，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后来对数学不会再有兴趣，这与客观原因有关。”“真正感兴趣，预备当数学家，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跟老师有关，有一个老师讲的课特别吸引我，那就是我的武老师，改变了我对数学的看法，我就上了道。后来陈省身老师将我引上了拓扑学研究的正途。”陈省身老师为美籍华裔数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吴文俊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可是一直到现在我对物理的兴趣高于对数学的兴趣。”吴老如是说，且不免有些遗憾，“我现在不懂物理了，要不是我年纪大了，我还要学学物理”。谈起数学研究，他说：“搞数学当然是很艰苦的，要说我为什么永不放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毕竟爱数学，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
１９４６年，吴文俊曾赴法国ＳＴＲＡＳＳＢＯＵＲＧ大学学习，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进行数学研究。１９４９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５１年回国。谈到外国的这段学习经历，他深有感触，“法国数学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在老师和同学的熏陶下，体会与国内不一样，在学术上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们就顺便提到了外语交流有无障碍时，吴老说：“国外出访时，生活用语简单，就那么几句；而我主要与老师、同学打交道，大多讲数学方面的事情，在语言方面那就更简单了，用不着人翻译。”
吴文俊：生活在数学王国中（2）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吴文俊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年近六十，还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利用ＨＰ－１０００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这样安排的：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５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７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只在午夜之后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长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生日。
一天，一位客人来拜访吴文俊，见面就说：“听您夫人讲，今天是您的六十大寿，特来祝贺！”“噢，是吗？”吴教授听了，若无其事地说。客人感到迷惑不解，心想：“这位数学家恐怕是老糊涂了，记忆力衰退，不然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呢？”
可是，后来客人发现并非如此。当他俩谈到吴教授所研究的用机器证明几何问题时，客人指着教授所设计的一台机器问道：“这台机器是什么时候安装好的？”“去年１２月６日。”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您在研究用机器证明几何问题方面有哪些进展？”客人又问。“大的进展谈不上。今年１月１１日以前，我为计算机编了３００多道‘命令’的程序，完成了第一步准备工作。”教授继续回答。这时，客人十分惊讶地问道：“吴教授，您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这几个日子却记得这么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吴文俊教授爽朗地笑了：“我从来不记那些无意义的数字。在我看来，生日，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要紧？所以，我的生日，爱人的生日，孩子们的生日，我都记不得，但有些数字就非记不可，也很容易记。例如，年底，当然是１２月；而６正好是１２的一半。年初，自然是１月，而１月１１日，排成阿拉伯数字是１１１，３个１连排，很好记。”
就这样，他已经在数学研究领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道路。他的老伴说：“他是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做家务，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也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
“我本来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计算机打交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我到工厂学习，我到了北京无线电一厂。这次学习对我来说非常有成果，因为无线电一厂当时转向制造计算机，我在那儿真正接触到计算机，我对计算机的效率大为惊奇，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这是一个机遇。另外一个机遇就是１９７４年学习中国数学史，我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数学的学习。两者一对照，我觉得中国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跟现在的计算机是合拍的，就促使我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真的，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但是有准备的头脑能不能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抓住它，就需要科学家敢于打破惯有思维的勇气和创新精神。难怪，一同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这样认为：“吴文俊机器证明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思想跟当代计算机技术的‘远缘杂交’，如是‘亲近杂交’想必是要退化的。”
吴老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取得的成就闻名国际数学界。１９７６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毅然开始攀越数学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１９７７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建立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文俊公式”、“吴文俊示性类”等已被编入许多研究名著。８０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界的权威曾联名写信给我国中央领导，认为吴先生的工作是“第一流的”，美国人工智能和自动推理方面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吴的工作不仅奠定了自动推理研究的基础，而且给出了衡量其他推理方法的明确标准。”“吴的工作改变了自动推理的面貌，是近几十年来自动推理领域最主要的进展。”“他使中国的自动推理研究在国际上遥遥领先。”数学家李邦河分析说：“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可能作出这一独特的发现，一是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可计算的，而只有构造性的数学才可能在计算机上实现。二是对初等几何的非一般可比的精通。三是熟悉代数几何，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美、德、英、法、意、日等国都在致力于“吴方法”的研究和证明，并已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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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生活在数学王国中（3）
吴老一生教了多少学生，无法用数字统计。据悉，现在以吴文俊为名誉主任的数学机械化中心的１０位研究员，其中８位为３５岁以下青年研究员，另外还有３名外籍，吴老带领他们一起做研究，给他们做指导。通过研究实践，我国一支较完整的数学机械化研究队伍初步形成，并在机器证明、方程求解、实代数几何等方面做出了国际领先的成果，多次获得国际、国内重要奖项。
生活中的“普通人”
作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吴文俊，是数学界的天才，但是，他的兴趣还相当丰富，活力不亚于年轻人。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活动间隙出去游玩，那时年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玩得不亦乐乎。老伴一提起这个就说：“嗨，那是小孩玩的，他也要玩。”吴老访问泰国期间，还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他“顽皮”地将蟒蛇缠在了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
但平日里，这位鼎鼎大名的数学家很大的一个嗜好就是看电影，不仅有手举纸钞苦候退票的“经历”，也有“泡”电影院误了末班车徒步回家的逸事。话一触及到电影，吴老便兴趣盎然：“这两年没看了。那些大片，武打片子，把我胃口倒掉了。”颇不满意的他，仿佛像一个要东西却没得到而噘着嘴的孩子。
“我最喜欢历史片，不过‘戏说’类的，我从来不看；真正的历史片，是从那里边我可以学到一些历史方面知识的。比如说吧，我第一次见到袁隆平呀，吃饭时一聊起来，没想到我们的爱好有点相同，都喜欢看由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上尉的女儿》，两人不约而同的都喜欢，而且对这电影看法相同。我是在法国的时候看的，就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就变为电影爱好者了。”
除了电影外，吴老的另一大嗜好就是书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随便乱买”，种类很多，那些书绝大部分是中外文的数学资料，其余多是与历史有关。为了节省时间，平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误时间”。吴老家位于中关村腹地，朴实无华，简单得近乎简陋，地板和墙壁好像和主人的岁数差不多。虽有５个房间，但是吴老的书要两三间房才容纳得下。
吴文俊的老伴陈丕合也是上海人，自１９８６年退休后就在家中干家务，全心照顾吴老。在采访中她说：“我们家生活很简单，普普通通，跟一般人家一样，不追求什么奢华。关键是快乐，我们俩身体都很好。”
吴老的三个女儿都在国外，只有儿子在身边，继承父业，和父亲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当吴老获奖时，他在异乡的女儿们都在电视上看了直播或转播，陈老还说：“后来还将报纸上的报道剪下来寄给她们。那么多优秀的人参加，当时没想到会获奖。现在一个人的成功，很重要是找对方向。”
谈及成功这个话题，吴老说：“天才是人努力造成，我不相信天才，但相信灵感。我有种怪论，数学是给笨人干的，一些人干数学就不合适。”
最后，吴老说：“我会继续努力，不能到此为止，不能在什么功劳上躺着不动。每个人哲学不一样，从此以后就满足了，不应该这样，我要继续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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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1）
刘应明，福建福州人，著名数学家。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６３年７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历任四川大学助教、副教授、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曾当选四川省科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曾兼任###高校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理科数学与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咨询委员兼数学评审组组长，国家博士后管委会数学与系统科学专家组召集人，国家天元数学基金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日本模糊逻辑与系统研究会国际顾问，国际模糊系统协会副理事长兼中国分会主席等职。现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Ａ的忆述：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贫穷而闭塞的小镇，家境贫寒，有一段时间常常吃不饱饭。高中时一直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曾梦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
Ｂ的巅峰：解决了拓扑学中有名的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难题与Ｌａｗｓｏｎ－Ｍｉｓｌｏｖｅ问题，成功地把Ｄｉｅｕｄｏｎｎｅ插入定理这一经典结果格值化，把大数学家Ｅｈｒｅｓｍａｎｎ倡导的格上拓扑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并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全国科学大会奖，最近摘下国际模糊数学界最高奖“Ｆｕｚｚｙ Ｆｅｌｌｏｗ奖”，从而打破了欧美科学家垄断的格局并成为“科学中国人”２００４年度人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层讲坛上，他常常纵论发展大计，议谋兴国良策。
Ａ与Ｂ这两个影像很难叠加，但它们着实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全国人大常委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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