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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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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句中却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他的散文以真实的素材为基础，传达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复杂的经历，细腻的感情，生活中的真实，在他眼里，处处皆精彩。
“散文一定要记录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不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或是流水帐式的东西，宁愿不写。散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某种程度上，散文家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抒情家。”他强调，散文还要运用技巧加工，而不是一些未经加工的语言碎片。他的风格是，用最普通的话语，加工而不着痕迹，读起来自然，琅琅上口，但不追求文字的华丽，“瞧之无花朵，点点现花香”，以生动活泼见长。
解密扑朔迷离的中国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谁谁被某某推荐为候选人了”，“谁谁有可能今年问鼎了”，“谁谁早就该获奖了”，“不要把诺奖当回事”，“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诺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等等，总是不绝于报端。有许多中国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心理，骨子里都有一种浓重的诺奖情结。采访中，记者就一时社会上曾传闻“老舍曾被授予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求证舒乙。
“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说这件事，因为没有过硬的档案材料来证明。”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５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１９６８年被提名，到了最后５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在１９６８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４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0）
舒乙清晰地记得，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１９８１年４月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自己与母亲胡絜青通报：１９６８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考虑到中国处于“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又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叫川端康成的作家。舒乙说：“我知道这些情况，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档案没有解密，所以不能证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跟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委员会委员之一马悦然交流过，他是唯一懂中文的评选委员。可是他对此断然不承认，表示不可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的，在政治上有偏见，他的太太是台湾人，他评选是不会评主旋律作品的，与他们的立场有关。”
同时，舒乙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些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作家朱光潜先生，他也曾说过中国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只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舍先生，一个是沈从文先生。”
１９８０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次年秋，伊利莎白？艾笛访华，拜访萧乾。谈话时，伊利莎白？艾笛向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透露：当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４００字的书面材料”。后来，记者在专访文洁若时，她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另悉：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也曾就此采访过不少相关证人，可是他得到的结论仍是一个谜。
完成一代宗师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晚７时０６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安然辞世。
大师离去，各界阵痛。得知巴金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中国现代文学馆连夜布置了一个吊唁堂。一幅大大的遗像悬在大厅中央，照片里的巴金，依然显得那么慈祥睿智，仿佛在静坐沉思，又似在谆谆教导。是的，他永远面带微笑，他对国家抱有无限的信心，他是中国文坛的一座山，他甚至是文学的代名词。巴金这个名字，在普通读者心中重如泰山，在作家们的心目中，更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遗像两边，摆满了吊唁花篮。
舒乙回忆说：“文学馆和巴老的渊源很深，当初就是他６次写信给中央领导，倡议建立这个文学馆，并且担任了文学馆的名誉馆长。可以说，文学馆是巴老的杰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是上海文联主席，老舍是北京文联主席，两个人在全国文化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比较好，巴金来北京出席人大或政协会，或者出国在北京中转，老舍都要尽地主之谊，请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和巴金吃饭。舒乙告诉记者，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是老舍先生滔滔不绝地说，而巴老面带微笑地听，只偶尔对答一两句。在其他场合，巴老也同样不爱说话，舒乙笑称巴老是一位很亲切很和蔼的人，但绝不可能靠巴老来活跃气氛。
这时期，舒乙就与巴金有接触。舒乙坚持认为自己与巴老的交往应该从筹办现代文学馆开始算起，而以前只是父辈间的交往。１９８４年，已是林科院高级工程师的舒乙从这个位置上彻底“换岗”，被调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筹备建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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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1）
早在１９８１年巴金说过：“建立现代文学馆比我写５本、１０本创作回忆录都重要。”舒乙说：“巴老多次表示，建立现代文学馆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据了解，在文学馆的筹建过程中，巴金给予了全力支持，他捐了大约２５万元的稿费（这在２０年前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还亲自从自己３０多架藏书中挑选了７０００多本书，亲自打包，亲自书写地址，分十几次寄给文学馆。不仅自己带头捐钱捐书，巴老还写了几十封信给老友，请大家支持建文学馆。
在１９８５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开馆仪式上，巴金呼吁全国的作家都来关心文学馆这一作家的家。由于原来的文学馆场地有限，９０高龄的巴老又特意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表达了选址兴建现代化新馆的愿望。新馆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设计，２０００年新馆开馆。舒乙说：“巴老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真正的馆长。文学馆新馆开馆是件大事，但他因年事已高不能前来出席新馆的开馆仪式，这肯定是件遗憾的事情。为此，我们为他专门录制了长达７个小时的文学馆录像片。”
舒乙告诉记者，在巴老心目中，现代文学馆的重要性超乎大家的想象。每次有中央领导同志去看望巴老，巴老可以不谈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谈文学创作，但必定会谈到文学馆的事儿，每个领导回京后都会来过问一下文学馆这件“巴老嘱托的”事儿，文学馆也因此得到了方方面面领导的关心。
１９９１年６月的一个黄昏，当时在文学馆工作的舒乙到苏联参观学习，去了老托尔斯泰的庄园。当时，舒乙看见牧场上鲜花遍地，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小花在草丛中迎着夕阳，特别漂亮。他便很随意地摘了几朵野花，夹在了笔记本里。
回国以后，舒乙发现花干了，颜色一点没有变，只是透明、硬挺，像标本一样。于是，他给巴金寄了几朵，写信告诉巴老，这是托尔斯泰庄园牧场草地上的小花，也许你会喜欢。没想到没过几天，巴金回信说：“我连做梦都想那个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些小花寄给我，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舒乙没有想到几朵小野花，引发了巴金这么深刻的思考。后来，舒乙注意到巴金写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随想录》，在后半部几次谈到托尔斯泰。“他自己指出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说真话，但说真话是何其难也。这是巴老高龄以后重要的思想之一。”
逗号，现代文学馆的馆徽，舒乙发现的，确认的，极其微小，大有内涵。不仅是个标点符号，而且是个精神象征：现代才有的，文学意味的，经常运用的，如歌如舞的，预示未来的，展开遐想的，延续不断的……到了舒乙笔下，它变成为特定思想感情的表达，成为没有文字只有那么一个点儿的语言。
中国现代文学馆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资料研究及文学交流中心的多种功能于一馆，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藏。从文学馆的筹备阶段开始，到１９８５年旧馆开馆，再到１９９９年新馆落成、２０００年新馆开馆，舒乙一直都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为了这座文学宫殿的问世，他茹苦含辛，呕心沥血，贡献了生命中精力最为旺盛的大好时光。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那里的每一本著作、每一份手稿、每一个雕塑、每一幅壁画，件件都寄托着他的深情。因此，人们赞誉：舒乙“血管里流动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血液”，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忠诚的守望者。
“把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文学现象都纳入现代文学馆的视野。”这是舒乙的宏伟抱负。他认为，文学的“敌我分明”的年代已经过去，当年水火不相容的作家现在也可以让作品共聚一堂。他说：“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把他的作品拿到这儿来。文学馆永远有他一席之地。”甚至“包括禁书、不好的书、毒草，我也要把它收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人“从中知道正面的教训、反面的教训”，“这对繁荣文学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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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2）
长期以来，一条台湾海峡把中国分成大陆和台湾两边，隔绝了两岸的联系。在舒乙主持下，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却毫无隔阂、愉快共享着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殿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在新馆开张时就设立的“卜少夫文库”。
卜少夫曾经是台湾《中央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是著名的文化人、出版家、编辑家。他带头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运到北京，捐给文学馆。这些书都是台湾５０年来出版的，是大陆没有的，包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没有。藏书里面有很多签名本，包括蒋介石的签名本。卜少夫把它们捐来，这对研究海峡两岸５０年来的关系史太重要了。“卜少夫文库”的设立，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东南亚的华文媒体评论说：舒乙用现代文学馆“统一”了两岸的现代文学。
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朴实无华自我谦称小老头，妙笔生花世人景仰大文豪”，作家李一信书写的一幅挽联，形象地描绘出巴金一生的崇高形象。在舒乙的印象中，巴金是个沉默的人，“他甚至不大爱睁眼，垂着眼，但是内心是一团火，他真的要把自己的心燃烧。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讲的他要把心掏出来，高高地举在头上照亮，让天下的穷人能有个光明的出路，能吃得饱，能有房子住。他愿意为此献身”。
与一个好嗓子结缘的“滴溜溜转”的小男孩“大器晚成”
舒乙的满腹经纶人尽皆知，其倾城之恋鲜为人知。那是１９５３年暑期，刚满１８岁的舒乙准备去苏联留学，正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培训。学校里经常开联欢会，突然有一天，台上冒出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大大的眼睛，两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样子甜甜的，很大方、很可爱，小姑娘唱民歌，嗓子冲，一曲陕北民歌《兰花花》唱得四座皆惊，全场哗然。从此，舒乙知道同学中有这么一个好嗓子、一个会唱“信天游”的小辫子。
不久，正式赴苏联留学。在火车上，同学们又开始表演节目，列车隔着一节一节车厢看不见怎么办，大家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节目搬进列车广播室。舒乙的节目是朗诵普希金的诗《一对滴溜溜转的眼睛》，播音室很小，可音响效果极佳。走出录音室的舒乙很得意，同学们纷纷指指点点地议论：这就是那个“滴溜溜转”的小男孩。由此，那个唱《兰花花》的女孩子顺着手指的方向看了舒乙一眼……
后来，他和她被分配到了同一个系同一个专业：林业化学工艺专业。有一天，会唱《兰花花》的姑娘对舒乙说，系里派给她一项任务，教苏联学生唱中国歌，因为回来晚，她一个人走夜路有点儿害怕，想请舒乙陪同，舒乙欣然应允。
７年后，这个姑娘成了舒乙的妻子，她叫于滨。采访那天，我们在舒乙家里见到了这位当年把陕北民歌《兰花花》唱得四座皆惊的于滨，她正忙着用电脑给舒乙录入新作。于滨说，他们有３个媒人：驻苏大使、俄专校长和鹤发童颜的林业化学系主任老尼贝宁。
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是舒乙夫妇最幸福的时光，新婚燕尔，事业蓬勃。１９６３年４月又喜得千金。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舒乙作为老舍之子更难幸免。一时间，舒乙也被关了起来，有家不能回，母子难相见，３个姐妹也被发配到天南地北，他亲爱的妻子和女儿也被遣往云南丽江，家破父亡、骨肉离散，舒乙的人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黯淡之中。
舒乙在北京被关押，连上厕所都有几个人随从；于滨在边疆的林场，种树、开荒。整整１０年，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舒乙？他说那就是爱情，来自于滨的信任、关爱和支持。每每接到于滨的来信，舒乙都如获至宝，那是他生命的甘露，是活下去的源泉。
令舒乙终生难忘的是１９７１年的那个夜晚，那是于滨发配后第一次回家探亲，舒乙也被特赦回家。几年没见面了，夫妻相见，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那一次小聚之后，于滨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铭刻在舒乙的心中，成为他战胜困难、活下去的勇气与力量，在漫长的批判与改造中，于滨是他唯一的精神家园！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3）
对于舒乙的婚姻，老舍也是主张婚姻自主，完全尊重舒乙自己的选择。婚礼那天，他送给舒乙一幅亲笔书写的大条幅，红纸上８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了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舒乙从地上将它们捡起来收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老舍先生留给舒乙的最珍贵的礼物。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下午４点２７分，胡絜青因病在北京和平里医院逝世，终年９６岁。胡絜青出生在一个满族普通人家，少年时期就喜爱美术和文学。１９３１年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于同年７月，与相识相恋１年多的作家老舍喜结良缘，从此开始了他们历经坎坷艰辛而又成果丰厚的人生之路。在将临生命尽头的最后时刻，只给子女留下平平淡淡的８个字：“心平气和、随遇而安。”
在胡絜青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由北京市文物局、老舍纪念馆举办的纪念胡絜青诞辰１００周年暨画作捐献仪式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行。胡絜青辛勤创作了半个世纪，留下了大量的精美画作，曾在香港、北京举办过个人画展，并出版了画集及百菊图等，遵其遗愿，子女们在母亲这特别的纪念日里把其美术精品捐献给国家，收藏在老舍纪念馆，供世人欣赏研究。
在花甲之年，舒乙才开始画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没有学过技法，而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他的画风颇为独特，画中典型的意境是“一湾碧水，一片黄叶，一抹惆怅，一腔呆情”。“很多人问我，为什么６０岁才开始学画画，但我的朋友朱德群先生得知我６０岁开始学画画却拍手叫道：‘这就对了！’。原来，他们很反对现在一些父母的做法，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送去学画画，他认为学美术必须是‘老头’，因为有了生活文化的积淀后，才能画出好的作品，而小孩子学画画，只能学习到技巧，容易沦为画匠而不是画家。他因为找到我这个印证的例子，非常兴奋。”
“我真正开始当回事儿似的作画其实缘于我爱人。１０年前，原本在北京林业大学当教授的她退休了，开始在老年大学学画，我常在一边看着指手划脚，有时干脆代为捉刀。有时我就自己画一张，这样就又开始画画，且越画越上瘾。”舒乙自言所画无法归类，既非山水、也非写意更非工笔，是从生活中来的艺术想像。
“成为美术家有两条路，一条是学习技巧技法，训练自己的光线构图，最后成为画家；另一条路线是凭个人的感觉感悟，从生活的启迪中走进绘画。我走的是后一条路线。”舒乙认为，其实很多大画家也是走第二条路的，像“扬州八怪”的金农其实也是老来时才开始作画，画出了自己独特的意境；凡高也没有经过专门的技巧训练，但他成了画界的一代宗师。
谈到绘画，舒乙说，尽管母亲胡絜青是师从齐白石、于非闇两位大师的国画家，但他认为父亲对自己在画画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相反并没从技法上受母亲一点影响。父母的家庭熏陶对舒乙来说是迥然不同的———父亲从来不会告诉舒乙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以身作则；而母亲则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
舒乙和母亲的感情甚好，在他６０岁爱上绘画之后，每有得意的佳作必与母亲分享。有一天，画完意趣盎然的《小猫爪》，舒乙兴高采烈地把作品送到母亲面前，问道：“这是什么？”母亲看了看，回答是：“不知道。”纳闷的舒乙再次问了一遍，母亲看完后答了一个字：“好。”原来母亲已经肯定了这幅作品，讲起这段往事，舒乙一脸得意的笑容。
“老舍先生不懂画，但评画却一流，他的鉴赏力极佳，常对着一张字画品头论足。我从中就平白无故地知道了许多艺术标准。而我母亲则日日作画写字，她收藏的许多书画图册我都看过。母亲又会写意，也会工笔，她有一个独门‘菊花’。国画的题材本来很窄的，但她有很多发展。”谈到个人的心得，舒乙说，“从我个人来看，我能画画要得益于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我觉得画画的人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双眼睛能从平凡中发现生活情趣，这种情趣先感动了自己，经过长期思考后选出一个奇特的角度来表现。”他认为，无新意的画不是好画，画画是传递新的东西、新的意思、新的情感。“换一双眼睛，什么都能成画。画画让我发现了普通人看不见的美丽和有意思的东西。”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4）
舒乙的《西北的田》、《窗前小草依旧》、《卢森堡公园》、《小猫爪》、《老爷树》等作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展览时，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他的画作题材广泛，色彩鲜艳，贴近现实，文学性浓郁，常常有奇思妙想和非理性的表现，突出表达生活中强烈的感受和新鲜的意思，美术界权威人士称舒乙的画非常有“笔墨情趣”。舒乙指着一幅题为《窗前小草依旧绿》的画作告诉记者，在每天都经过的一片砖地中，突然有一天为砖缝儿长出的小草而感动，产生了创作冲动，画出了这幅充满生机的作品。舒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与老舍先生一脉相承。
他归纳自己作画心得———就像鲁迅先生创作阿Ｑ形象一样。先是“静观默察”，在生活中观察；之后“烂熟于心”，对观察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凝神竭想”在内心琢磨表现的方法；最后“一挥而就”把意思表达出来。
舒乙从文学馆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没有失落，相反很会享受生活。他说：“我平时就４件事———第一写作，第二画画，第三是参加社会活动，第四是锻炼身体。”尽管是年过古稀，舒乙与夫人每周都游泳一次，风雨无阻。他对“超女”节目有兴趣。他认为这挺好，“超女”有自己很有意思的地方，普通人上舞台，普通人作裁判，比完全由专家说了算好多了！
舒乙，“舒”卷自如“甲”华夏。亦文亦画忙议政，无不称“甲”。然而，常常有人在介绍舒乙时，少不了说“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往往这时，舒乙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先生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是的，既要做出成就，又不能张扬，尤其不能打老舍这张牌，而且必须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让别人来评价———很“难为”的。说起父亲老舍，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
李振声，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有“当代后稷”和“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的美名。１９３１年２月出生于山东淄博，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历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研究实习员，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后改名为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农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遗传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等职，现为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研究员。曾当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小麦也是三种野生植物杂交后，经过９０００多年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结果。那我们能不能让小麦同抗病、抗旱的野生草种再次杂交呢？”望着因条锈病大流行而严重减产的麦田，当年２５岁的李振声把目光聚焦在远缘杂交育种上。
“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科技，以国家的需求促科技，大力推进科技进步，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７６岁的李振声院士因杰出的科学成就被授予２００６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站在了万人瞩目的人民大会堂舞台中央。
半个世纪前的年轻学者没有想到自己的研究对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有着如此重大贡献，现今已经皓首的院士也不堪回首５０年前那传染性极强的“小麦癌症”所造成的灾害。
如果说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那么李振声称得上“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南袁北李”，一个研究水稻，一个研究小麦，都用数十年的心血和智慧培育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让广大农民受益，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受益。
约访时，李振声表示在获奖后的第二天接受限时半个小时之内的专访，可是真正面对面时，言犹未尽的科学家将采访现场变成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人生课堂或科普讲座。因不时地有人来祝贺或有其他媒体预约采访，最后我们只好关起门来对话……
多次粮食“危机”中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
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徘徊的局面，与１９８４年相比，三年累计减产４８７．５亿公斤，而同期人口却累计增长４８９５万人。面对当时的困难，在中国科学院全力支持下，李振声带领中科院农业专家组通过３个月调查研究，提出了在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田治理、打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的建议。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李振声带领本院２５个研究所的４００名科技人员投入冀、鲁、豫、皖四省的农业主战场，与地方政府联合，与兄弟单位合作，开展了大规模中低产田治理工作。
早在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６年，中国科学院就在河南封丘县和山东禹城县创设了两个１０万亩以上的旱涝碱综合治理实验区。１９８７年９月和１１月，刚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不久的李振声，分别到两个实验区考察，认为两个实验区已取得的大量科技成果可以向外围面上推广，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贡献。这个创意得到山东、河南省领导的支持。
１９８８年１月初，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和李振声等院领导向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作了汇报，田纪云同意中国科学院和有关省合作，将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成果向面上推广。１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工作区划分为山东、河南、河北沧州和安徽淮北４片，以山东、河南为重点。
山东片的工作是以禹城试验区为重点展开的，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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