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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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等，打造老城老街的品牌等等。
　　这些年来，舒乙力倡挂牌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挂牌纪念，只需注明某人属于某专业于某年月在此居住就可以了，目的在于保护它不被拆毁，将它定成文物和景点。房子内部该怎么用还怎么用，该疏散人口的就要疏散，基础工程该做就做，不要破破烂烂，不要大杂院，内部该现代化就现代化，好好保护其外形和色调就行。房子的建筑价值在评估上并不是第一位的，人文价值应放在首位。”然而，文化名人故居屡屡被毁让他十分心痛。仅舒乙本人在北京参与营救而没有获得成功的文化名人故居，就有曹雪芹在北京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故居，美术馆后街２２号院旁门赵紫辰、赵萝蕤故居。后者曾保存有陈梦家先生收藏的最为珍贵的明式家具。“拆除曹雪芹故居的严重性，就如同拆除歌德故居、莎士比亚故居、雨果故居，最后虽有‘易地重建’的方案，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十足的赝品。因为，从环境到地址到建筑材料到构件，没有一样是原样的。”舒乙强调，“而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次的破坏，就是永久性的毁灭。”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年已七旬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执著，人们褒贬不一，一方面热烈响应，反响强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风雨的浪沧，岁月的磨逝，使大多数的胡同和四合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院落中的一砖一石却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追忆。漫步在这朴实而恬淡的胡同或小院中，细细品味散落院落里的生活情趣，你也许能领略到渗透在这小小胡同或四合院中的文化神韵。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4）
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参观台湾戏剧博物馆的经历，对舒乙触动很大。他说，那里的收藏品并不丰富，而我们呢，剧团、演员、剧本都有，现在不做就丢了。“我们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于是，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艺术博物馆，但到今天依然没有下文。在舒乙的眼里，现代化、全球化带来了很糟糕的现状：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文化上却消灭得很厉害！”舒乙看着每年都有几十种地方戏曲在消亡，出于一种深沉的责任感而提出这个倡议。舒乙对一些行为深感悲哀：他曾经看过一场民族舞蹈表演，一个女舞蹈演员光着脚跳，而按道理她是应该穿着绣花鞋的，人家说她，她还很生气。“观念发生变化了！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文化了！”现在的曲艺，只剩一个相声了，别的可怜得很，有的连表演场地都没有了。“那可是千锤百炼才形成的文艺样式啊，多少的艺人，多少的文人、艺术家共同打造、历经数代，才得以形成的文化形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灭了！”舒乙对此表示忧虑。
　　一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发现专门开辟有手稿研究阅览室。于是，他联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因为没有手稿学”。为此，他呼吁建立手稿学。
　　要建立手稿学，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国外的手稿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翻译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科体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看看他们的具体结论。试想，有时一本对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专著，竟会比那部作品本身还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学问啊。手稿学既研究作品的形成过程、修改过程，试图解释作家的主观追求，又阐述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舒乙说，手稿学的研究成果，常带有惊人的震撼力，往往连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读，因为作者主观意图和研究者客观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因为言之有理，是对大家都有启迪的。
　　据悉：舒乙曾和姐妹一起将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献给现代文学馆，很快被定为国家的档案遗产。“当时后方没有钢笔水，用毛笔，老舍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因为写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样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欢。《四世同堂》手稿特别长，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自己也认为是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兄妹商量，认为这是民族的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应该保存在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舒乙认为，手稿学不可或缺，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阅读者。
　　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九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提出推行四书五经教育，以及老的文化传统不能断代，并确定圣陶学校的办学宗旨“以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舒乙说，“五四”健将提出要恢复国学，本身就是一个有趣而深奥的现象。拿老舍来说，他最反对封建“那一套”，但他“那一套”比谁都棒。当初这些人力主打破传统，但打破得太彻底，文化反而出现断代危机，而他们自己，反倒成为受益者。１９９８年，舒乙等几位知识分子成立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该学校在义务教育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三成课程量，学习传统文化。
　　２００５年，北京市公交公司重新确定了１６６０个站名，拟重新调整其中３５个带“坟”字的公交站名。舒乙得悉后，表示强烈抵制改地名：“地名包括站名都属于老北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名称背后都是一段历史。”舒乙告诉记者，比如现在的灯市口西街以前叫“奶子府”，这源于专供宫里的奶妈。有一个奶妈“奶大”的孩子做了皇帝，于是奶妈就有了显赫的地位，修了一个府，也就有了“奶子府”这个地名。民国初年很多人觉得“奶子府”难听，就把名字改了，以至于后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5）
“还有很多地名改得莫名其妙！”舒乙说，“以前有一个‘狗尾巴胡同’音译改为了‘高义伯胡同’，简直狗屁不通！”舒乙表示，地名是一种民俗文化，越通俗越好记，不能单纯为了好听更改。
　　在那次的“站名之争”中，也有不少人要求将以往所改地名逐个恢复。对此，舒乙认为，已经改了几十年的地名就没必要恢复了。他还表示，如果市民都举手赞成改某处地名也是可以考虑的，除了考虑京味文化以外，大家的感情也应照顾到。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市政协小组会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几十年前翻译了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和《沙与沫》，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她国家级勋章。授勋仪式上，主持人介绍贵宾，第三位才介绍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勋仪式的主角。第四介绍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后是各级官员，直到所有的官员都介绍完了，才开始介绍到会的著名作家张光年、王蒙、萧乾……舒乙对此十分不满。会后，记者朋友晚睛问舒乙能不能将刚刚的发言写成一篇文章。舒乙沉思了几秒钟，说“什么时候要？”“当然越快越好。”没几天，稿子寄过去了，舒乙在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官本位”：“毛病出在不分场合不看具体情况一律以官位来排队，把它当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标准和唯一标准。这是个相当迂腐的坏习惯，不仅败坏风气，而且常闹笑话，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干部行为原则，即不论多大的职位，都是人民的公仆。”
　　一次，中国作协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在北戴河办学习班。对于领导的发言，许多人都顺着领导人思路，表示赞同，或者就着领导的意思发挥，尽管个人方式不同。但大家为了这种任务式的学习，谁也不愿得罪领导。可是，舒乙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与领导相反的观点，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有根有据，慷慨激昂，根本不顾领导的“面子”！
　　坐在前排专门来听大会发言的作协领导，脸色渐渐不悦。主持会议的作协机关党委负责人再也坐不住了，直跟舒乙使眼色、作手势……舒乙全看在眼里，但他一点也不停顿，反而口若悬河，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大！
　　这就是一个外表长得斯文、儒雅，但骨子里很有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骜的舒乙。他不迎合上头、不媚俗，不攀附权贵，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书桌上的鲁迅著作，让记者觉得自己好像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里的那个“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想起他当年因古城文化保护向市长大人抱拳“叩头”的场面与这次在作协会上不给面子的情景，记者十分感动：向市长“折腰”是一种睿智，不看脸色说话同样是一种高贵！
　　几个第一眼和几个最后一眼回首早年难忘的辗转岁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２０世纪杰出的文学大师老舍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尽！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
　　父亲的死给舒乙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他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摸了父亲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做爱回报给他。”
　　或许在那个时候，舒乙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6）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舍予，就是舍我的意思。”舒乙说，老舍先生把“舍我”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并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一辈子。老舍是“文革”之初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第一人，直至１９７８年６月３日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两个月后，邓小平同志曾在胡絜青的上书中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为沉冤九泉的“人民艺术家”彻底平反一锤定音。
　　１９３５年，舒乙出生于山东青岛，那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前身为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舒乙出生之后的第二年暑假，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职，开始了他自由的作家生涯。家里就是父亲的工作和写作环境，父亲进入工作状态后，特别严肃。老舍要求在他写东西的时候，家里要非常安静。舒乙从小遵守着规矩，只要爸爸在写作，他就不出声。
　　说到“舒乙”这个名字的来由，他笑了笑：“有来由，来自３个方面。我的姐姐生在济南，叫舒济，但上学时才发觉这个繁体的‘济’字太难写。这时，父母特别后悔。到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就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到了我这儿，就极左一下，一笔。‘乙’，有第二的意思，我是老二嘛，甲乙，对吧？还有一个缘由，我出生的那一年，乙亥年，属猪的。我这个名字很少重名，到现在还没碰到第二个跟我一个样的呢。”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彻底改变了老舍之前的平静生活，他离开家人，从济南只身去到武汉和重庆。那时，舒乙刚刚两岁多。“我们呢，因为太小，３个孩子，最大的４岁，我是老二，两岁，还有一个刚生出来，那么３个这么幼小的孩子，走在路上肯定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就滞留在济南，跟妈妈一起，就等于是跟父亲分开了。”
　　１９４３年，抗战期间的形势依然严峻，兵荒马乱之间，饥荒又接踵而至。当时舒乙的母亲胡絜青，带着舒乙和他的姐妹们踏上了去重庆投奔老舍的艰难旅途。“６年后才再见上这一面。等见到他的时候，就发现他面色很苍白，已经变成了个老人似的，其实他还不到４５岁。他是很喜欢孩子的，看到我们自然是很高兴，但是也烦恼，要养活这么多人啊，他完全是靠写作，就是等于生活更加困难，要养活我们，要关心我们上学，其他的好多杂事儿就要堆上来了，等于拖家带口了，挺难的。为了缓解家里的生活压力，这一年底，妈妈在编辑馆里找了个工作。”
　　舒乙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老舍对子女的学习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从未过问孩子的成绩，也没辅导过孩子功课。他表示赞同的，在当时的舒乙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他很爱带舒乙去拜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舒乙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舒乙的手，也不和舒乙说话。舒乙回忆说：“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之后，老舍本希望能够回到北平，但在此时，曾经工作过的山东大学向他发来了聘书，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也向他发出了访问邀请，两相权衡之后，老舍于第二年的３月去了美国。老舍未曾料想，这一次滞留竟会是前后３年多的时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向老舍发出了归国邀请。这一年１２月９日，老舍从美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第二年春，老舍一家人从重庆搬回了北京。“又过了这近４年，再见到他到前门火车站去接我们。这个时候就显得更老了，就好像完全是个老人了，但是呢，他情绪比那个时候好多时。我们从火车上下来时，他一一地给我们打招呼，胡噜我们的脑袋，但是到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伸出来———舒乙，你好。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在这个以前啊，我在家里永远是叫我小乙，小名，叫舒乙，很正式的；第二呢，从来没有人跟我握手，一个小孩子谁来跟你握手啊。他完全是一种洋式的，西方的这种，好像你已经是大人了，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咱俩是平等的，我尊重你，向你这样打招呼，我一下就觉得我好像是长大了吧。”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7）
２００５年４月，舒乙应山东大学之邀出席“《世纪回响》———山大知名人物系列纪念活动”。舒乙深知父亲对这个曾经任教数年的城市的眷恋，所以每次到济南来都要去大明湖、趵突泉、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走一圈———这些都是老舍曾经在文章里描写过的地方，雷打不动、决不改变。
　　今日的山东大学西校区、昔日的齐鲁大学校园里，绿油油的枫树已经高大得足以遮天蔽日，阳光能透过树叶中的一点点缝隙泻下来，在石板路上留下斑斑驳驳的碎影。舒乙抚着大树半天说不出话来：“就和老舍先生在文章里写的一模一样，‘那几条白石凳，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便成了我的临时书房。手里拿着本书，并不见得念；念地上的树影，比读书还有趣……’”
　　不“认”父亲的孝子，半路出家研究“先生”的“空白”之谜
　　１９５３年，中国急需经济建设人才，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决定：送大批大学生到苏联留学，学习各个专业，只要是苏联有的科系全都学。于是，在此后的连续３年中，每年都有３０００多个学生被派往苏联各个高等院校。１９５３年６月毕业于北京二中的舒乙，于这年９月成为当时那一万多名留苏学生的第一批成员。
　　父亲是大文豪，母亲是名画家，舒乙最早从事的却是化工，他说他读大学的时代，最时髦的就是地质、冶金、化工、石油，所以家里的４个孩子学的全是理工，“父母一点都没反对，觉得很有实际的用途，认为应该服从国家需要，选一些当时国家最需要的专业来学习”。当回忆到老舍先生由于听不懂他们的理科术语、无从插话而作《可喜的寂寞》时，舒乙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舒乙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学习林业化学工艺专业。１９５９年，他学成回国，分配至中国林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１９６０年入林科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主持一项具有“战略储备”意义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从林木废料中制取酒精和酵母。１９７８年调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领导科研室和中心实验室，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技术革新全国先进单位”称号。在林产化工口，他度过了将近２０个春秋，直到１９７８年这一项目下马。
　　“文革”结束后，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于是，就有很多人来找舒乙，请他协助研究老舍。因为在老舍６７年的生命里，由于各方面原因，不为外界所知的“空白”竟占了３０多年。这３０多年“空白”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是在老舍２４岁当作家之前，他那时是个穷人，没有家谱，文字记录非常少；第二段是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９年，老舍２５岁时去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教了５年书，别人对这段历史也不清楚；第三段是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老舍在美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一直势不两立，老舍也就一直没提在美国的事。
　　填补父亲留下的历史“空白”，自然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１９７８年，舒乙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老舍的童年》，解开了老舍研究问题上的一些谜团。当时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详细的记载只有４行字，但还有一批与老舍同时代的人活着，舒乙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１００多人，“居然可以将他的空白按年份做出补充。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这些素材，简单加以整理，提供给别人；另一种是我干脆自己将这些写出来，于是我拿起笔。由于散文不同于报告文学，文字比较活泼，比较抒情，可以加很多个人的因素进去。所以我决定用散文的方式写‘老舍的童年’”。作品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很受欢迎，很多人给他写信。
　　命运确实会开玩笑，让这位文豪之子在埋首实验室搞了半辈子林业化学研究后，４３岁时竟被“拉”进现代文学的殿堂，开始文学写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父亲最后的两天》、《散记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和《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１０多部著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老舍研究专家。舒乙深爱着自己的父亲老舍，非常以他为自豪。对老舍的许多著作，他都能背诵如流；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很多是写老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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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8）
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絜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１９８４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辽宁省辽阳市教育局离休干部梁廷信，系辽阳市满族联谊会常务会长。梁廷信离休后，开始着手编写《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２００２年春，梁廷信将《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手稿拿到辽宁省原副省长朱川家中，请他帮助修改。朱川在读完《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后，建议梁廷信将辽阳籍的文化名人写进去。交谈中，朱川告诉梁廷信，应该考证一下老舍的祖籍，因为据朱川回忆，老舍夫人胡絜青生前曾告诉他，老舍祖籍很可能在辽阳。
　　从朱川家中回来，梁廷信便投入到了对老舍祖籍的研究工作中。寻访中，梁廷信了解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舒乙曾到后金故都辽阳东京城访祖，并写出了《老舍早年年谱》续篇———《古城墙上的一棵小枣树》。在文章中，舒乙提到，老舍是满族舒穆禄部的后裔。老舍这代是“庆”字辈，哥哥叫“庆瑞”，老舍叫“庆春”。舒乙考证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舒穆禄部最有名的人物叫杨古立，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一。舒穆禄氏的后代多分布在辽宁辽阳地区和北京等地”。舒乙还考察了杨、徐、舒、宿４个名姓的满族人残存的家谱，最后一代几乎都是“庆”字辈。而舒穆禄氏大家族在一次内讧后，老舍的父亲舒永寿从这一支分出迁往北京，亲戚间从此也不再往来。
　　舒乙的文章令梁廷信很受启发。他先后前往抚顺、沈阳、承德、北京等地考察舒穆禄氏家族繁衍。几经周折，梁廷信最终在辽阳市新城村找到了答案。新城村有位７８岁的老人名叫徐光秀，也是满族，并与老舍同是舒穆禄氏家族的后裔。徐光秀告诉梁廷信，满清时舒穆禄氏是一个大部族，他曾听长辈讲过，舒穆禄氏部族迁到辽阳东京城（辽阳新城村）一带，属于正红旗。
　　根据徐光秀老人介绍的史实，梁廷信又考证了清代满族的姓氏。研究中，梁廷信发现，满族人姓氏在清代多是按部族居住地名字定姓。上世纪初，满族人的姓氏又发生了变化。有的冠上翻译成为汉姓，有的将其祖父或父亲名上第一个字为姓，或者找一转音的汉字冠为姓，而舒穆禄氏部族主要以杨、徐、舒、宿为姓。从梁廷信对辽阳新城地区舒穆禄氏后代的走访和大量资料中可以判断，老舍的祖籍很可能就在辽阳。这一结论现在也得到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认可。接受采访时，舒乙认为辽阳有可能是老舍先生的祖籍，也有可能是黑龙江人。
　　舒乙是老舍之子，也是一个老舍研究者。他认为，“老舍先生的投湖是必然”。对此舒乙分析道，老舍先生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此外，１９４１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老舍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老舍在信中说：“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没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舒乙认为，太平湖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而观音庵胡同曾是老舍先生母亲晚年的住地。“老舍先生是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关于老舍的最后一天，舒乙回忆道，那天清晨一大早，父亲就把母亲支出去了。当时，父亲对母亲说，“你去上你的班，不要管我”。母亲走后不一会儿，父亲也出了门。出大门前，父亲拉着３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舒乙说：“老舍之死是场悲剧。他的‘舍予’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向世人抛出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9）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到：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１１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２５０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地理背景、风土人情的有１５０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２４０多个地名，９５％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５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１０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舒乙原本学的是理工科，４３岁才开始写作，发表了不少散文集。在这些散文集里没有过多的华丽之辞，但平凡的语句中却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他的散文以真实的素材为基础，传达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复杂的经历，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