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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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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2）
谈起创作长诗《我的中国》的缘由，李瑛感叹：“５０年来，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作为诗人，我觉得，在世纪轮回转折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应该以我最简单、最纯真的方式表达我对祖国的爱。”然而，诗人关注国家、关注时代、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不是浅薄、表面的美化，庸俗、廉价地吹捧，而是把一个普通人的情感、真实的内心感受写到这部长诗里。“我把所有的感情都融入了这首长诗：我爱我的祖国，尽管它现在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却是大有希望的。”
学习给诗人以钙
李瑛出生在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兄弟姐妹九个。童年和青年时代家境贫苦，作为四男中的老大，他未及高中毕业便被迫离家。还在读中学时，１８岁的他与同窗好友就联合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石城的青苗》。
“我小时候十分喜欢读书，养成了总想争分秒读书的习惯，但家境贫寒，没钱买书。”１９４５年，李瑛有幸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系。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借读图书馆里早就想读的书。“我是这里的常客，特别在大二大三时，有了常坐的习惯位置。”在这里，除浏览主要的文艺报刊以及借阅课堂上所需的参考书籍外，李瑛更多的是阅读大量国内外文学名著，有诗歌、小说，也有一些文艺理论，大大满足了他难以抑制的求知渴望。“我与图书管理员关系很熟，记得有过几次，我借的书因已被人借走，管理员就把这事记在心头，过一段时间就主动送书给我，并向我推荐有关其他书刊。”为开拓学术视野，念中文的李瑛在校还选修了部分西语系的课，阅读了大量外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
当时，文学大师沈从文在北大教“创作实习”课程，李瑛至今还清楚记得，大二开学不久，沈先生在课堂上讲解了一些写作体验后便在黑板上写了“钟声”二字，要求学生命题作文。由于沈从文当时在三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兼任编辑，因而学生们都很想把文章写好，希望能被他拿去发表。“我写的这篇短文《钟声》，不久便被沈先生拿走，第一次在大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还得了点小稿费补助伙食，心中十分高兴，更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与信心。”此后，李瑛时常去沈从文家请教于他，每次沈先生总是十分热情地沏上一杯茶，或冲上一杯牛奶，之后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写作的心得，还不时送李瑛几本自己的著作。“他对我的扶助与教导，我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从中学开始写诗的我，那时对文学并没有多少正确的认识，也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在大学我才真正懂得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诗是什么，美是什么。”在大学期间，李瑛的生命和诗一起得到了成长。很快，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与《中国新诗》等好些知名报刊刊用了李瑛不少诗作与评论文章，这些对李瑛以后的文学创作起了莫大的鞭策、激励作用。“尽管那时我的物质生活很差，不敢花钱去吃好的伙食，只是偶尔才去学校的小饭馆吃碗馄饨，但很满足，毕竟我学识上有长进。”有一段时间，李瑛还抽暇去打工，以补每月伙食费的不足。就是在这拮据的环境中，我们的诗人战胜了自己，成就今天的“人民歌手”。母校使他难忘，他生命中最凝重的底色，无疑是北大赋予的。多年后，李瑛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深情地描写北大岁月：“在这里，……我学习写作，写了不少的诗篇，那一个个不平静的日日夜夜，便是孕育我的诗歌的基因。”
在北大的四年里，李瑛广泛涉猎中外名著，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新诗的熏陶，深入接触西方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各种诗潮，并开始发表一些颇具现代意味的诗作。因此，在与新中国同时成长的军旅诗人中，李瑛可说是文化准备和艺术修养最为充分的一个。
不久，读书环境被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作为地下党员的李瑛，这期间常常撰写、编印一些封面加以伪装的政治宣传品的小册子，铅印装订后暗中发送。他用化名陆续写了许多反映当时学生运动和决心战斗的诗歌作品，抄在墙报上，贴在红楼和民主墙上。在北平迎接黎明的前夜，他的导师们常常会收到一份份振奋人心的传单，那上面带着解放区的春色和战场滚滚的硝烟。李瑛的导师中，许多人都不知道寄传单的，就是他们的这位得意门生。今天，诗人走在北大红楼旧址处，不无追思、感慨。
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3）
军旅给诗人以铁
北平解放后，李瑛带笔从戎，参加了四野组织的南下工作团，继而随军南下进行战地采访，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年他２３岁。“记得途中，刘白羽同志还曾教过我们如何进行采访、如何撰写新闻。”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经过长期而反复地深入部队采访和体验，李瑛逐渐由一个学生转变为一个战士。
从此，李瑛度过了４０年的军旅生涯，一直到１９８８年自部队工作岗位离开。许多年来，作为一名战士和诗人，他奔赴过抗美援朝战场，曾亲眼目睹自己亲密的战友倒在弹雨之中；他曾去过北疆的吴八老岛、珍宝岛，南疆的西沙群岛；他也曾去过风雪迷漫的乃堆拉山口哨所，和战士们一起巡逻；他去过茫茫东海中荒芜人烟的小岛；他也曾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作了一次长途寻根旅行；他还曾随同解放军歌舞团出访东欧……
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诗人西行走过北国长城、内蒙牧场、天山雪线。透过诗集《花的原野》那精炼的笔墨，可看到塞外风沙的雄浑、戈壁日出的壮丽、乌兰察布牧场的辽阔、霍尔果斯河夜晚的甜蜜。李瑛的作品最大部分是写战士生活。他在“学习拿枪的同时，也学习拿起了笔”。他以拿枪的姿态执笔，用笔歌唱以钢枪保卫我们生活的时代和土地的战士，特别是那些活跃在东南海岸、南方边陲的深山哨所和北疆国线上的战士。站岗、巡逻、夜晚熄灯号、部队紧急集合、月夜潜听……他用一个战士的胸怀和感怀，去观察体验这些平凡的生活情景，去思考、提炼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
誉为“部队诗人”的李瑛，走访祖国边疆海防，深入到帐篷营地，谱写出了一曲曲来自战士心中的歌。长期深入部队基层，对战士的思想、情感、抱负、性格和语言等都很熟悉；长期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他的诗总是以一个战士的眼光、情怀去观察、感受这些平凡的战士、平凡的生活情景，去挖掘其中蕴含着的诗情画意，然后把他们“镀成不朽的黄金的铸像”、“历史的守卫者”形象，使他们闪耀着灿烂的光辉，震荡着时代精神的反响。才华与勤奋使他的诗歌创作飞跃进步———到目前为止，李瑛已出版《野战诗集》、《寄自海防前线的诗》、《战士们万岁》、《献给火热的年代》、《生命是一片叶子》等近５０部集子，真可说得上是一位极为勤奋而多产的诗人。“近年来仍不断有新作问世，您是如何保持这种旺盛的创作力的呢？”对于记者的提问，李瑛的问答引人启发：“不断学习，不断接触新生活，对诗人感情的不断激发是非常重要的。终日坐在书斋里，而不去感受火热的生活，是写不出好诗的。每一次采风归来，我都会感到自己又有了不少新的收获和感悟。同时，不断地读书、思考，也使我的内心始终涌动着那种创作激情。”
在革命军队的大熔炉中锻炼成长的优秀诗人李瑛，其诗作大凡是“时代的纪事”、“进军的号角”。他用革命战士的眼光观察世界，观察人；用战士的心胸感受、思考现实生活中许多动人的事物。因此，抒写战士生活的诗最能代表他抒情诗创作的特点。记得，记者一次在贵阳绥阳诗歌艺术节上采访他，“在您众多的诗歌专集中，您最喜欢的是什么时候的诗？”“是我那本《战士们万岁》。部队生活是我诗歌的生命摇篮，是他们———我的战友们用汗、用眼泪、甚至用鲜血，灌溉了我诗的土壤。”他的回答是那么爽快，可以说用不着思考与迟疑。这部诗集是１９８５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他３０多年发表的１７００多首诗中精选出来的军旅诗集，共有２５６首。因为他热爱军营这片绿洲，热爱战士，便把这部诗集取名为《战士们万岁》。
诗歌给诗人以火
李瑛的诗歌以反映战士的斗争生活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接触面的扩大，诗人也把笔伸向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有的绘出新农村绚丽图景，有的抒写国际斗争的风云，有的展示历史性场面。不过，这位勤奋而多产的部队诗人，总是以战士的身份和眼光观察、反映生活，不仅直接表现战争和军营生活的诗是这样，就连描写自然风光、农村生活、国际题材的诗作也都充满战士的激情，赋予战士的气质。诗人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善于抓住人事景物的特征，运用新巧的构思与凝炼的语言加以表达。诗文或细腻隽永，或气势磅礴，或真挚炙热，具有强烈的穿透力与感染力。因其往往刚柔相济、雄丽并存，逐步形成寓刚健于细致之中的诗风。半个世纪来，李瑛为人民、为时代、为祖国而低吟高唱。低吟高唱的，都是时代的旋律。他的艺术创新和热爱生活、贴近生活的作品，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以愉悦、以思考、以启迪。
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4）
诗作的最高境界，是无境界；诗作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好诗都是从诗人心坎里流出来的，诗作贵在自然。李瑛的诗以精细、清丽为其艺术特色，以精当、生动的语言传导出诗人独特的感受。他的诗作语言质朴无华而不失自然美，干净得像筛子筛过一般。在诗《花》中，他写花“红得像血，红得像我喷火的枪口 ／ 亮得像孩子发光的眼睛 ／ 美得像一颗深情的星斗。”这是经历过血火飞迸的战斗的战士特有的联想，让我们想象到战士与作者合一的抒情主人公，在驻守边疆时仰望星空、寄情星斗的情景。李瑛便是如此在生活中捕捉富有特征意义的形象，通过大胆和精细的艺术想象，创造出朴实而不失优美的意境。
一辈子都在业余写诗的李瑛，自１９８８年底从军队离休后，终于成了“专业”诗人，成为中国当代享有盛名的抒情诗人。而后，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在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和思考。他说：“想拿出一部分时间读一些许多年前就应该读和想读的书。我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读西方现代各种哲学流派的书。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有近一半都授予了诗人，我也在研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诗作在哲学思想、美学观念方面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通过对外交往，我也和许多外国的诗人进行了交流，在艺术上、观念上、表现手法上吸收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尝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运用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手法。通过这些积累和学习，我觉得，自己的诗比过去更有分量、更深沉了。”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其实，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８０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
言及当今诗坛，李瑛认为，当前诗坛的确是新人辈出，佳作连连；但当代诗歌中谱写时代强音、大题材大主旨的诗作太少。看来，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中，诗歌创作如何寻找到好的切入口，时代气息和艺术特色如何结合，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课题。李瑛提倡诗歌应呈现多种流派、多种风格和形式，希望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突破陈旧的、固有的模式。他说他也在探索，尝试一种富有创新精神、同时更加符合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美学情韵的新的创作方式。此外，他还想出去走一走，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时代的脉搏和大自然的美丽。不过，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歌！李瑛喜欢收藏有关逝去年华的纪念物，他至今珍藏着战争年月投出的第一枚手榴弹的弦圈，和曾随他长途行军的战马的一枚蹄铁……
李瑛有一对儿女，子女各继承并发扬了自己一半的事业：儿子为海军某部军官，女儿李小雨则是有名的诗人———现为《诗刊》副主编。李小雨在１９６９年下乡插队过，但这段经历对她似乎并不重要。仅两年后的１９７１年，她便加入铁道兵，１９７６年底即以反映铁道兵生活的近百首诗歌，调入复刊不久的诗刊社。在这一阶段，使人很轻易地想到其父亲李瑛以军人和诗人的身份对她的铺垫和投射，不少作品也承续着父亲当年的写作方式。
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5）
李小雨说：“我的父亲是个诗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把诗作为自己毕生至爱，历尽磨难而无悔的人很少，我的父亲却做到了：他从１６岁写诗到现在，磨秃的铅笔有半抽屉，抄录的笔记本有几尺厚，出版的诗集达５０多部，其中一版的发行量最高达３０万册。他的生活中似乎缺少很多东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但他却永远遨游在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他用诗诠释了自己的一生。”
记者原本是一位缪斯诗神的追随者，自１９９４年３月２日在首届全国“艾青杯”文艺作品大奖赛颁奖大会上亲聆这位老诗人的授课，这些年来，李瑛多次为记者的几部诗集题词赠言。那年捧杯返校后，我整理近作百篇，正筹出版个人校园文学专著《追梦》。当即想到了与李老联系题签书名，便通过中国作协诗刊社转函至他，没想到不久便收到他题写的工工整整的１８个“追梦”毛笔字，并附有纤细的落款与清晰的印章。在信函中，时任全国文联执行主席的李老很谦虚地说：“余玮同志：信收到，我写不好毛笔‘安’，你嘱我题书名，写了几个都不好，请你收阅。如有可用的，可以剪拼，也可放大或缩小。如用我的名字，尤不应太大。谢谢你的信任……”当时我被一种崇高与亲近所感动。我大学期间出版的个人专著《追梦》首发时，李老得知即寄贺信：“祝文梦成真〓赠余玮小友。”我筹稿出版《追缘》之际，他又寄来赠言：“以心中的火点燃诗，以诗照亮生活。”从这些年与李老的“忘年”神交中，记者认识了一位热爱生活、挖掘美的生活的诗人朋友。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
舒乙，满族，北京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１９３５年８月出生于青岛，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历任中国林业科学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工程师，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高级工程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等职；出任过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副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系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主席台上的讲台前，一位身材魁梧、颇有绅士风度的政协委员脸色凝重、语音洪亮地疾呼：“当前，我国的城乡面貌正在经历一次翻天覆地般的剧变，居民的居住环境正在得到空前的改善。然而，伴随好事而来的，却是本来不该发生的建设性破坏，大量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的建筑被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故居……给子孙多留点东西吧。文化名人故居就是物质的史书，它们能起托物寄情，托物寄人，托物寄史的作用。让我们多多珍惜它们吧。”
他痛心疾首的呼吁在大会堂四周回荡，一时似乎与“两会”喜庆的气氛相左，其铿锵之词引人关注。这位作大会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是舒乙，他所作的发言是《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是当前先进文化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急迫任务》。
舒乙快言快语，当记者提出想对他作一个专访，他爽快地答应了。当面对面采访时，他说到高兴处，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竟坐在椅子上把脚都兴奋地跷起来，不时还打着手势。在他像个“杂货店”的屋子里堆满了书和古董，不大的宅室更像是一个书店或古董店。从他的微笑与手势里，从他抿嘴深思的侧脸上，记者可以感受到他作为名门之后的神采。
后来，记者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想到由他介绍入会，他一听，笑声朗朗，表示祝贺并欣然同意，签上意见与名字并盖上大印，且推荐中国报告文学协会常务副会长也为记者加入作协的介绍人。他的热心肠让人感动。
一回，记者所在单位组织“迎新春京剧晚会”，想到了舒乙，便打电话约请他出席，当时他出席其他活动在外，他夫人接的电话。没想到，深夜了，才回家的舒乙与记者通话，表示感谢并说自己有事晚会参加不了……他就是这么一个很负责的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细节上。
奔波在胡同与四合院里的“政协委员”荣获“爱国者导弹（捣蛋）”绰号
其实，舒乙在政协会议上作过两次大会发言，一次是关于保护名人故居，一次是关于保护北京旧城。发言的题目尽管不同，但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一个：优秀的古城文化不能丢！方正的国字脸、棱角分明的鼻梁，一如他的个性，儒雅不失锋芒。
“走遍全世界，只中国有政协，绝对是个发明。要说‘中国特色’，政协是最有资格的，是个很好的东西，非常有用。政协按照界别组成，选择每个界别里面的优秀人才，政协是个人才库。”说起政协，舒乙津津乐道：“国家除了有一个‘人大’立法机构之外，还有‘政协’这么一个专门的议政讲坛，很好！它允许各行各界各级的代表人物、多半是专家型的代表人物———讲话，提出建议或者批评，很好！有这个讲坛，和没有这个讲坛，本身就很不同，没有就是一个声音，有了就是民主，这是辉煌的言论表演场地，这里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些不同的建议和批评汇总起来，就是民众的声音。这就是民主，一种质量很高的民主、赤胆忠心的民主、中国式的现代民主！”
在舒乙眼里，当“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他说：“当政协委员是比较累人的，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要善于动脑，要修炼得有耐心，但我喜欢，因为它让我愉快，让我有责任感，有收获的喜悦，有施展才能和看到效果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付出的最好补偿。”政协委员每次视察于他而言就是盛大的节日，每次都留下难言的印象和获益匪浅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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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2）
千年古都北京，以胡同众多并独享胡同文化著称，有“大的胡同三千六，小的胡同赛牛毛”之说。据最新资料显示，北京有街巷胡同６１０４条，直接称为胡同的有１３１６条。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立在城市四周的新的建筑拔地而起，逐渐替代了往日的胡同和四合院，城中的那片老房子越来越多的成为文物，当人们被重重叠叠的高楼大厦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人们会更加怀念胡同和四合院。
舒乙已当了１５年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委员，舒乙可谓恪尽职守、鞠躬尽瘁。舒乙对北京很有感情。父亲老舍就是一位“老北京”，生长在北京，写北京，作品“京味儿”很浓。舒乙说，从北京市政协到全国政协，２０多年的政协委员经历，参政的核心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尤其这些年，为使北京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他执著地发言、写提案、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与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２０００年，面对北京“推平头”式的房地产开发，面对转眼之间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１０条紧急建议”，他们奋力疾呼：“手下留情！”
说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舒乙针对北京的具体情况谈了“问题最大”的民居保护问题，即通常所说的胡同及四合院的保护。“世界文明古都北京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紫禁城和一批昔日的皇家园林。第二部分，占的面积更大，是北京的居民区，它的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和由胡同组成的围棋棋盘式的结构。如果仅有第一部分，而没有第二部分，便不是北京。”舒乙不无忧虑地表示，尽管有些论断诸如“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６００条的速度在消亡”有点言过其实，但胡同、四合院确实正在逐渐消失，现状不容乐观。
尽管有许多客观原因，舒乙还是试图从思想认识上分析“民居保护难”的问题，他认为，主要还是城市决策者在认识上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看不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价值，舒乙认为，正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甚至是每一个代表性都市的非共性特点才构成了世界的多元化和它的绚丽多彩。他说：“时代在发展，变化巨大，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四合院，而且还要特别珍惜四合院呢？我觉得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保留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它，任其消灭，我们的民居都改成现代的、很流行的洋式公寓，那显而易见，北京城就跟伦敦一样了，跟东京一样了，跟莫斯科一样了，跟香港一样了，那就没有北京了。北京城的独一无二，在于它是先有设计规划后建城，而不是像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是自然发展而成的：它的方位永远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每个城门之间有２２条胡同，每条胡同相隔７９米……这些才是北京城特有的机理，破坏不得！”
“民居保护难”还因为有些人看不到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完全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特质，有最先进、最科学的因素。舒乙以北京的四合院为例，认为四周是房，中间是院子的结构最能让人贴近大自然：“我觉得四合院虽然很古老，但是它有非常超前的科学性。四合院四面的房子中间包着个小院子，里面种树种花种草，是植物的世界，这些树会窜得很高，树冠会高过房脊，会形成一个树组成的伞，把这个小院子罩住，这样，在这个小的局部环境里面，人跟一些植物生活在一起，这些植物能调节小院子里的气候，它可以除尘，可以保持水分，它可以防止噪音，可以……，这样是非常科学的。”
喝了口茶润润喉，舒乙紧抿双唇，语气凝重地说：“总的说来，四合院有它光荣的传统，有美学上的价值，有建筑学上的价值，有人文上的价值，有居住上的价值，还有它非常先进的思想，那么它不应该被当作一种落后的东西，被历史所淘汰。相反的，我们应该挖掘它里面科学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千方百计地把它保护起来，能够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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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3）
随后，舒乙还分析“民居保护难”是因为看不到那些老建筑，如果保护得当的话，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已是被国外无数事实证明了。他举了自己切身接触到的一个案例来说明。有一次，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来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的办公室，对他说：“我要退休了，我在北京工作了２０年，算是老北京了，在告老还乡之前，我有一些话要说……瑞典斯德哥尔摩８０多年前与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玩命地拆老房子，盖新的，拆到最后一秒钟，突然觉悟了，保留了城市最中间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房子（我们北京的二环内是６２平方公里），而正是这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斯德哥尔摩，每年吸引百万国外游人，创造了整个斯德哥尔摩旅游产业百分之六十的收入。请你告诉北京市长，可别再拆了，都是宝贝啊……”
言犹未尽，舒乙接着说：“沈从文老家凤凰城，有很多木头的吊脚楼。黄永玉是沈从文的外甥。２０年来黄永玉一个人孤军奋战，不让当地人拆那些吊脚楼。现在凤凰城全市人都该感激他，一个长假那里就有４０多万游客，你想那是多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你太特殊太古老了，人们才会想去。我认为，北京的珍贵在于其‘老’，而不在于其‘新’。北京的‘老’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北京的‘新’却是充满了共性的。”
舒乙在分析完“保护难”原因后，给出了自己的保护思路：由政府出资，用纳税人的钱在胡同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的外部建构、外观基本保持不动，内部实现现代化；房屋产权实行私有化；政府对于城改工程，实行微循环逐一区别对待的方针，把有价值的优秀建筑保护下来；以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为契机，打开五个、十个最优秀的四合院，将其改造成博物馆、宾馆等，打造老城老街的品牌等等。
这些年来，舒乙力倡挂牌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挂牌纪念，只需注明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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