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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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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分，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贺敬之成绩虽然好，怎奈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早晨上学他经常饿着肚子。有个同学家里很富裕，但成绩却不好，一次他举着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还嘲讽贺敬之：“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吃得上这个吗？”被激怒的贺敬之一拳将他的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责骂儿子，反而称赞儿子有骨气有志气。
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可教会小学后来停办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这些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儿时的贺敬之便最喜欢唱歌，他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渔光曲》、《大路歌》等。在几位老师的哺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4）
１９３７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投考不收取学费的滋阳简易农师。在投考的２０００名考生中，贺敬之的考试成绩名列第四。这个喜讯着实让贺敬之兴奋不已，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贺敬之心里计划着：毕业后当了老师，既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减少一些父亲的沉重负担，也有能力帮助弟妹们上学。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学是考上了，却赶上乱世，贺敬之不幸正是被决定要返乡的学生中的一个。由于战争，贺敬之又一次失学。想读书的强烈愿望令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打听可以结伴去找母校的同学。贺敬之联合了五个找学校的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寻之路。一路艰辛，一路涉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
流亡的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斥在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
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３４岁，携带夫人一起来了。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听说臧克家是山东人，听到乡音，他又倍感亲切和自豪。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生生地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
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１９３８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１５岁到１６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
岁月不改延安情
在老人的书架上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塔山。延安，那是让老人魂牵梦绕的革命圣地。说起延安，贺敬之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１９４０年４月的一天下午，贺敬之在学校办墙报、学写诗时认识的一位校友李方立从重庆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及其他两位同学，四人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
第二天清早，太阳都还没出来，四个人怀揣着自制的假身份证、假通行证踏上迷雾中的征程。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为了投考鲁艺。他坚决地向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一试，万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学院安心学习。贺敬之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意气风发地赶考鲁艺文学系。
考过几项之后，最后进入口试阶段。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于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他自然答不上来。考试结束后，贺敬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觉得没有白来一趟，确实为此让自己看到了不足之处。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5）
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鲁艺文学系名家荟萃，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课都是贺敬之难得的精神食粮，何其芳更是他步入文学之门的恩师。在学习期间，贺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的那首诗给他的感受，诗中称当时还不满１６周岁的贺敬之为“１７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了。对于贺敬之的学习、成长和创作，何其芳一直十分关心。
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六年，由热血少年成长为有坚定信念、超群学识的青年知识分子。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才离开延安。
１１年之后的１９５６年３月，贺敬之陪同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５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一点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说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拿去以后，说他们要广播；很快，这个稿子给了《延河杂志》，就在《延河杂志》发表了，《回延安》这首诗一时传遍大江南北。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１９８２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当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神，我作为###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５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返回北京的路上，诗人创作了自己的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作者注：诗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２００１年５月，７６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云，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４０多年前一道闹过秧歌的老邻居大多已经过世，他们的后代，当年扎着两条小辫的小女孩，也已经年过半百，手里牵着小孙子来看望“老鲁艺”。时光如白驹过隙，物是人非，只有诗歌是不变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自己辉煌诗歌人生的起步点上，诗人贺敬之吟诵着自己的诗句，顿时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是啊，贺敬之的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平实与朴素的字句，却有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这正是人们喜爱他的诗歌的秘密所在。这次回延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受聘为名誉院长。
２００４年７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展出后，燃起了首都和全国人民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火。７月５日，“老延安”贺敬之来到展厅，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时期的照片和人物时，不由自主的再次默念起了自己的诗作《回延安》。参观时，他非常关心延安的发展，当得知延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时，心里长长舒出一口气，说：“看到这个展览，既感到亲切又非常激动，延安精神鼓舞着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做一个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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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6）
经典辉映成永恒
不论是作为剧作家，或者是诗人和词人，贺敬之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成长成熟起来的。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毛泽东与一群穿着厚棉衣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讨论中国文艺的走向问题，于是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那时，我不到２０岁。座谈会我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谈到这个话题时，老人显得有些激动，目光变得更加深邃，思绪也仿佛又飘回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那天下着小雨，学校没有上课，贺敬之刚要出校门，就见一个人牵着马走来。贺敬之觉得来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心中突然一热，这不是毛主席吗？他急忙转身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把“毛主席来了”这一喜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们。大家争先恐后地拥出窑洞，正好看见主席和随行的几个同志被院领导迎进中院北面的平房中。很快，钟声响了起来，全院师生一下子集合到篮球场上来。主席站在篮球场中央，他身穿带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着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全体师生讲话。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小鲁艺”和“大鲁艺”的重要讲话，是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
“我有幸和其他师生一起聆听了那次讲话，并在轻松的笑声中接受了终生难忘的马克思的新型文艺观。在那之前，我糊涂观念很多，对革命、对革命文艺的认识不是很深刻，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在晚年，贺敬之毫不讳言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很坦然地说，“学习了《讲话》后，我才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根本的、系统的认识，并且开始自觉地改造自己。‘文艺为什么人’，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它指出了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为人民’，则很好地回答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年仅１９岁的贺敬之参加了秧歌队的集体创作，差不多所有歌词都由他来写。除了创作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歌曲的歌词，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与丁毅合作）等。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文艺宣传战役中，贺敬之始终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一切为了革命的需要、群众的需要和军队的需要，他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如喷涌的激流一样，鼓荡在陕北的革命大军中。
１９４４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7）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是贺敬之诗歌生命的又一个花季。《回延安》、《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这些诗歌作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曾经吸引过几代人的视线，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贺敬之的诗在学习和继承我国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外国诗歌特点，根据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需要精心创作出来的。可谓民族的形式，时代的内容，人民的心声。
“《讲话》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是纲领性文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认识，不只是由于跟我们个人有关系，更有一份感情，因为多年的、正反的教训告诉我们，《讲话》精神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人类艺术发展的规律的……《讲话》精神对现在的创作依然有指导作用，近几年获奖的小说、电影、电视剧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讲话》的精神将长期指导中国文艺前进的方向。”贺敬之的诗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贺敬之的名字，因其作品而在中国大地上传颂，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在国外也有着许多贺敬之的“追星族”。在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很多人都对诗人贺敬之非常尊敬。
１９９１年春天，正值日本樱花盛开之时，贺敬之到日本访问。回国的前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学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有日本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卫生界、经济界人士及日本政府的官员参加，原定３００人，结果来了５００余人，都是对贺敬之慕名而来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贺敬之率代表团走进会场时，掌声响成一片，有不少人一边鼓掌一边喊：“贺敬之———白毛女；白毛女———贺敬之；”“贺敬之———大诗人；大诗人———贺敬之。”有的用中文喊，有的用日语喊。会场内人们排长队与贺敬之交换名片，抢着要贺敬之签名。贺敬之的歌剧《白毛女》还曾改编成芭蕾舞，由日本芭蕾舞团在日本和世界各地演出过１００多场。
诗人贺敬之的骄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第７届国际诗人笔会在中国江南水乡周庄举行国际现代诗歌及文化发展论坛，贺敬之及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几位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被授予“中国当代诗魂金奖”。２００３年，世界诗人大会、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贺敬之荣誉文学博士，以表彰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的杰出贡献。
老青联的不老“青情”与难了乡情
１９４８年初，贺敬之在冀中解放区所在地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任教，时任华大文艺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这年９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会后，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９月会议通知。”接受采访时，贺敬之说：“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成立了青委，通过青委开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华大决定我作为文艺学院青年代表参加河北平山的青委讨论，华大代表就两位，我与李新（历史学家），参加筹备组建全国青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讨论。”
与会后，贺敬之在华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是校团委委员，并出任院团总支书记，负责文艺学院青年团委员会总支这一摊的组织工作，发展了一些团员。我记得发展的团员中有闻立鹏、郭兰英等。为全国建团做好干部准备，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团校第一期于１９４８年９月中旬在河北省平山县两河镇开学。”
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标志着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大团结的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贺敬之作为５５２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各个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我们从团中央档案馆所调阅的资料显示：在当年５月１０日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选举时，共收回选票４６２张，其中有效票４５６张，贺敬之总得票２９１票，位列第８８位。“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决定把解放区青年联合会扩大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后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我很幸运见证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诞生。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国青联把全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青年，不分阶级、党派、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职业和性别的差异、紧紧的团结起来，为着将中国人民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农业的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议开了８天，周恩来在会上作《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廖承志作了中国青年基本任务的报告。我还记得当时选举廖承志为全国青联主席，钱俊瑞、谢雪红、钱三强、沙千里为副主席，吴晗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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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8）
接受专访时，贺敬之还回忆说：“１９４９年８月中旬，我作为代表随萧华为团长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出席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吴学谦、丁聪、赵风、荣高棠等也参加了有关活动。开国大典这一天，我们在返回途中，在莫斯科，我们同苏联友人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青联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贺敬之在访问中一再感慨，《回延安》、《雷锋之歌》等好些传世诗作的诞生都与共青团有关，看来“我的‘青情’难老”。
贺敬之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１０多年了，大部分时间在和疾病作斗争，除了原来查出的肺癌，近几年还患有白内障，腿脚也不好。尽管这样，他这几年的工作成果还是令人赞叹，他先后整理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和《贺敬之文集》，还写了不少回忆性和总结经验的文章，即兴而作的诗歌也不在少数。牵扯他精力的，还有不少事：一是应邀给别人的书作写序言，像给丁毅编著的《西洋歌剧选》写的序言，他就很是下了功夫，对中外歌剧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系统的阐述；再是来找他索字的特别多，都是朋友或老乡，不好推脱；还有就是和青年作者的交流，读他们的作品，写回信、进行座谈，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对老家山东枣庄，贺敬之一直很关心。自１４岁离开家乡后，直到１９４９年底贺敬之才回到故里贺窑村，并接母亲回北京生活。
“父亲早在１９３９年去世，我当时在四川，到延安后才知道。我两个弟弟都在北京，也早就退休了，妹妹前几年因肺癌而去世。”
１９８８年贺敬之回去过一次家乡，１９９５年在他建议、奔走下建成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开馆、台儿庄烈士陵园开园时，他又回到过家乡一次。１９９７年，家乡为他建设了贺敬之文学馆，“尽管当时我极力反对建设，但是最终还是建成了。因为我不提倡，所以我与我的家人一次也没有去文学馆看过”。贺老说：“我很早就离家，之后从未在山东工作过，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对家乡没有做过什么贡献，每每想起来就感到惭愧，但我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家乡故土和父老乡亲。我经常通过一些媒体关注着来自家乡的各方面的信息，并为家乡人民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欢欣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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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1）
李瑛，著名诗人，有“部队诗人”之称。１９２６年出生于河北丰润，１９４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历任随军记者、部队文艺工作者，《解放军文艺》编辑组长、副总编、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社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出任过中国文联执行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理事委员、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理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诗热”已经构成了诗坛的一道风景。最近，记者在书市上便见到过好几部，有《共和国第一旗》（５０００余行）、《邓小平》（６０００余行）。据说，南京有位作者创作了长诗《孙中山》、广东有几位作者合写长诗《百年期待》，河北有人在写一部３万余行的长诗，四川一位诗人在写关于世纪思考的长诗，４０００余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文坛上写“长诗”的越来越多，这种久违了的“长诗热现象”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人们生活更加忙碌的今天，诗人们为何选择了长诗的创作？或许这些诗作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诗歌创作之路，或许漫于诗坛的某些诗风（如疏远政治、躲避崇高、怪诞晦涩、矫揉造作等）已经让人产生了厌倦，长诗热正好是对这种不良诗风的纠正。于长诗，如今的青年人想必并不陌生，中学课本上便有老诗人李瑛的长诗《一月的哀思》，成为人们百读不厌的精品。今天，他又写下了３６００余行的长篇精品《我的中国》。
生活给诗人以糖
回顾著名诗人李瑛多年来的作品，从表现焦裕禄事迹的《一个纯粹的人的颂歌》到怀念伟人周恩来的《一月的哀思》，从纪念彭加木的《罗布泊的石子》到探讨人生价值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直至纪念唐山大地震２０周年、香港回归的这部长诗《我的中国》，虽然创作年代不同，但诗人李瑛的诗作却始终关注着其时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焦点。
对此，李瑛如是说：“一个作家应该怀有崇高的理想，一个诗人，应该时刻关心时代的变化。在我５０多年的创作中，我写过各种类型的诗，但写得最多的还是这类政治抒情诗。著名诗人艾略特曾说过，诗人表达自己的感情，就是在写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觉得，真正伟大的作品，应该与时代、人民群众的脉搏是相通的。”李瑛讲，他不会“编诗”、“编故事”，只是记录了自己看到的、内心中永远忘不了的东西。正因为他把自己也放到了诗里面，用真情、说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他的诗作总是那么脍炙人口，撼人肺腑，《我的中国》这催人奋进的旋律便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民族真挚的爱。
李老也承认，政治抒情诗不是用新闻语言、社论语言去反映国家、民族、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诗人要运用经过提炼的、艺术的语言，选择比较强的、有表现力的词汇，新鲜的意向，准确地反映诗人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使读者产生感情共鸣，得到美学上的享受。”诗人的灵感来自情感的积淀，他的诗乃是“一个老人 ／ 含着激动的泪光 ／ 歌唱”。
“时间都已死去 ／ 历史却并未失重 ／ 时间都已死去 ／ 声音却并未冷却”。“我就是从一杯酒 ／ 认识酿造它的是 ／ 昆仑山头的白雪 ／ 屈原的叹息和 ／ 杜甫的渴盼”。
《我的中国》作为一部抒情长诗，除了充沛感情的始终贯注，思想的深邃和视野的开阔也值得称道。《诗刊》编审、著名诗评家朱先树这么评论李瑛的这部长诗：“在诗人的笔下，祖国的概念是深远和丰富的，是辉煌与悲壮的民族生命的历史和精神存在。”长篇抒情诗《我的中国》确实可视为思想深刻的历史沉思录、视野开阔的文化发展史、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图、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诗。诗人以自己的成长和人生经历，以胜利、欢乐、辛酸、眼泪和鲜血作为见证，要我们珍惜经历改革开放后祖国发展繁荣这来之不易的今天。在这部长诗中，李瑛以浓墨重彩描绘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以艺术思维方式和诗人特有的敏感，捕捉到崭新的生活现象，以如实的笔墨和富有跳动感的组接，构制了时空开阔的历史长卷。诗人的颂歌既是唱给今天，也是唱给未来。他面对下一代深情地唱出：“现在，在阳光下，让我们一起 ／ 从五十个十月用二十世纪末的窗口 ／ 眺望未来”，诗人对未来充满热情和自信：“让我们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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