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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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会堂，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世纪诗翁”臧克家为“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如此崇高的荣誉，中国诗歌界史无前例。臧克家，一个与诗并辔而行的名字，一个和他的诗同样光辉的名字，像明亮的星斗，高标于中国诗坛的天空。
　　大诗人给大伟人改诗
　　臧克家与毛泽东的接触，是从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开始的。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臧克家正在重庆。大约是９月２２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次一共来了２０多人。当时，臧克家问：“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毛泽东听了，微微把脸一仰，眼光向上，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
　　见了毛泽东以后，臧克家心里很激动，回来后即写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用“何嘉”的笔名，发表在９月９日的《新华日报》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臧克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后来又出任《诗刊》杂志的主编。毛泽东听到《诗刊》将创刊，邀臧克家去谈诗。随后就说：“最近写了一些东西，《文汇报》向我要，正在考虑。”臧克家一听，觉得如能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岂不是一件大美事？于是，他便恳切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就给《诗刊》发表吧。”毛泽东一时未作回答，只是抬头仰望了一下，似乎在作决定，然后才说：“好吧，就给你们。”
　　这一下，臧克家可真乐坏了。这时，他又想到了纸张问题。于是，他就向毛泽东说：“《诗刊》只印一万份，太少呀！”“你看印多少？”“五万份。”“好，我答应你们印五万份。”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接着他们又谈论诗。
　　当时，毛泽东还欣悦地对臧克家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那篇《咏雪》的文章，我看过了。”臧克家趁机问毛主席：“词中‘原驰腊象’中的‘腊’字怎么解释？”毛泽东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泽东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臧克家：文亦诗，人亦诗（5）
这次谈话共进行了两小时之久，当臧克家离开时，毛泽东还特意把他送出了客厅的大门，在举手道别时还说：“把你的作品送给我一份啊！”前些天刚下过雪，屋外还是白雪覆盖的世界，但臧克家的心却是热呼呼的。
　　与毛泽东谈话后，臧克家即向文艺界负责人作了汇报，并与《诗刊》社的同仁进行了商量，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附上一些传抄的诗词，请毛泽东订正。毛泽东接到信后，不久就给他们写了回信，并对所附的诗词改正了几个错字。他在信上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臧克家及《诗刊》同仁收到毛泽东的诗词和信以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整个《诗刊》社都沸腾了。
　　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５日，刊有毛泽东旧体诗词１８首和毛泽东给“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信的手迹插页的《诗刊》创刊号出刊了。时值春节，首都街头排起了购买这本刊物的长长的队伍，成一时之盛。
　　１９６３年底，《毛主席诗词》要正式出版，先印了少数征求意见本，送给臧克家一本。臧克家认真地一读再读后，准备了２３条意见。１９６４年元旦，毛泽东开列了一个名单，其中有朱德、邓小平、彭真、周扬、田家英、郭沫若、臧克家、冯至、袁水拍、何其芳等人。邀请他们在钓鱼台开座谈会。散会后，臧克家把这２３条意见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毛主席诗词》出版后，臧克家查对了一下，有１３条意见被采纳。例如：《七律？登庐山》中，原句为“跃上葱茏四百盘”，“冷眼向洋观世界”，“热肤挥汗洒江天”。毛泽东根据臧克家的意见改为“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１９５７年以来，臧克家与周振甫合作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１９９０年又增订出版了新一版，改名为《毛泽东诗词讲解》。并且与蔡清富、李捷主编了《毛泽东诗词鉴赏》。这些书籍，发行量大，影响面广，对于毛泽东诗词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此，臧克家是功不可没的。
　　不老的是诗心、童心与爱心
　　在诗人的客厅四壁，挂满了师友们相赠的书画：茅盾、老舍、冰心、郭沫若、闻一多等的诗书，刘海粟大师的“寿”字条幅及吴作人的金鱼图……置身其中，宛若参观一个小型名家翰墨精品展。笔者曾是一位跋涉在诗坛的文学爱好者，前些年先后两次请臧老为本人两部拙著题词，恰恰那期间他病情严重，体弱神衰而无力执笔，夫人郑曼也每日陪床，十分辛苦。然而，病重的诗人虽无力题句，但不忘嘱夫人作复。这份情意，永远珍藏在我心底。
　　对于年轻时就体弱多病，曾因病休学，甚至“摸过阎王鼻子”的人，步入耄耋之年，成为老寿星，不可谓不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其实，自称“泥土的人”的“农民诗人”臧克家的生活也散发着泥土的气息，不崇尚豪华，而崇尚简朴，穿不讲究，吃更简单，生活无异于普通百姓。“大蒜大葱兼大饼，故乡风味赛山珍”，这是先生的老友、作家姚雪垠先生笔下臧老的饮食习惯。他的饮食清淡，顿顿少不了大葱、大蒜、咸菜与花生米。这“小四样”于老先生而言，胜过山珍海味。吃饭不讲究色香味，但起居饮食有序守时。
　　经多年实践，臧老认识到，药物只能医病，不能强身，欲求身体健康，锻炼最为重要。他坚持散步，每天两小时，常常雨雪天打着伞照样出去。一次，臧老因脑供血不足险些晕倒在外，邻里发现后将他扶回家。此后，每次重病后，只要能动，他就在床上活动手脚，家人也为他按摩；体力再恢复些，他就让家人扶他起来，用颤抖的双腿在屋里或走廊踱步：一步、两步，一圈、两圈……
　　常言道，“烟出文章酒出诗”、“李白斗酒诗百篇”。谁又会想到，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滴酒不沾、支烟不抽。虽曾为几家酒企业题过字、留过名，但那只出于一种深深的故乡情、友人谊。对于吸烟，早年他每天两盒，后由于肺结核病开始戒烟。这一戒，就是５０多年，再也不沾烟，可见其意志之顽强。坚持散步与锻炼及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或许是臧老长寿的一大秘诀；不过，他执着的笔耕、博大的爱心及超脱的性情与豁达的胸怀，也应该是他身体安康、诗心长春的又一秘诀。
　　

臧克家：文亦诗，人亦诗（6）
以诗歌著称于世的臧克家，气质如诗，性格如诗，他的热情、朴素与豁达、率真、刚直与耿介，都是属于诗的。他认为，淡泊名利，保持心境平和对养生至关重要。有道是“心境静时身亦静”，一般人心情不悦、心境不佳都是由于希冀未能如愿，因而烦闷、苦恼，心理失衡而损害身体健康。但臧老却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几十年来，他经历过坎坷，也曾面对过辉煌，都能做到泰然处之，荣辱不惊。同时，臧老还认为，心境平和不等于出世超脱、心若枯井。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要满怀激情去做，对个人名誉、地位则大可不必去计较。
　　臧老的床头高高的排放着一摞摞书刊，上面少不了他的圈圈点点或评论。他历来嗜书如命，到老年却自觉心里空虚，因此更以补课的心情拼命读书。他读的大多是古典作品，如古代散文、文论、古典诗词歌赋等。他每天用于读书的时间不少于全部活动的三分之一，常常在夜晚人静时，躺在床上，伴着台灯，陶醉书海，阅到会心之处，他觉得灯光也为之灿然。他说，这是他一天中最舒心惬意，自得其乐的时候。孤灯夜读，思接千载，名篇佳作，会心动情，是他生活的又一大乐趣。他说：“读书不是为了研究学问，只是为了增加知识与欣赏能力。”臧老每天必看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一般是先看大标题，他对国际国内新闻很感兴趣，感兴趣的再用放大镜拿着看。
　　他不仅读，而且写。其中，不少文章文情并茂，精辟独到，颇有见地。臧克家从不想自己“来日无多”，只是笔耕不辍，依旧诗涌成潮，虽在文坛已耕耘了７０多年，但他那颗跳动的诗心充满活力。进入九秩，仍主编了《毛泽东诗词鉴赏》等。这也是臧老保持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因为年长，作品数量大为减少，但诗的内涵却愈加醇厚。诗作《我》寥寥１０字，却滚热发烫：“我　／　一团火　／　灼人　／　也将自焚。”他说，这诗是他性格、人格的写照———只想用心底岩浆般的激情，燃烧自己，感染别人。新诗、旧体诗、散文、随笔……他有感便发，或抒情、或叙事、或议论、或讴歌、或呵斥，这就是一个真正为祖国文艺事业而毕生奋斗的臧克家。
　　读书、看报、写信、撰文是他每天的日常事，但邀请出席大会、作报告等社会活动，由于体力不支，很少参加。以往每年，请求题词、题诗、题名、作序、写评论的人接连不断，来访者络绎不绝，这可忙坏了我们的臧老先生，挤占了本来很忙的诗人时间。然而，热心肠的臧克家还是尽最大的力量“应酬”，再累也心甘情愿。在臧克家的心目中，感情这座天平上，友情的砝码是重于亲情的———他对朋友的满腔热情真像火一般炽烈。客厅里常常友人座无虚位，上自同龄长者，下至稚龄少儿，他不分大小，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相待，高谈阔论，以至家人说他“舍命陪君子”。
　　他说，“朋友是我支撑感情世界的半壁江山。只可惜随着年华的流逝，许多至诚至信的老友纷纷离去。没有比朋友的故去更牵动我的情思了”。因此，他这些年来，不知含泪伏案为朋友写下了多少悼诗悼文。几次重病后，诗人臧克家戏称自己“有口不能讲话，有脚不能走路”，只好闭门谢客，安心在家养病。据他的女儿郑苏伊介绍，臧老不能参加任何活动；而且由于中气不足，也不能多说话。别人讲话他根本听不见，只能趴在他耳朵上大声地说。由于臧老爱激动，医生关照不让他会客，否则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
　　大寿星臧克家有几大爱好，他喜欢花卉、喂麻雀，也爱收看新闻节目。他说，花虽不语，但可赏心宁神；小生灵鸣唱不停，欢乐可爱。痴爱花草、呵护生灵的老人从中体味到了无穷的生活乐趣。每天晚餐后，他少不了一堂“必修课”，那便是看电视新闻节目。早些年，他尤喜看排球赛直播，但后来因心脏不适那激烈争夺的场面只得忍痛割爱。不过，天下事国家事文坛事，仍是臧克家最关心的，从中美关系到祖国统一，从申奥到入世，从文艺界的团结到诗歌的发展方向，都是他嘴边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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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文亦诗，人亦诗（7）
诗人还有一个特别而又不特别的爱好，那便是喜爱跟孩子在一块儿。老先生经历了世间沧桑，饱览了人生百态，晚年的他依然童趣不失、笑声爽朗。１９９６年以前，住在赵堂子胡同时每次散步，小朋友见到了他，总是老远就“臧爷爷”喊个不停。他们的臧爷爷也乐于与他们在一起，这时候，臧老也变成了“老天真”。当小孩有什么不快的事时，也乐意哭着找臧爷爷说个痛快。这时，臧老只得边哄小孩别哭边给些糖果让他们吃。在孩子们中间，他成了“孩子王”，童心十足。他在散文《我和孩子》中写道：“我喜欢这许许多多的小朋友，自己好似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人。”同时，诗人甚为关心儿童事业的发展。“年景虽云暮，霞光犹灿然”，他的诗句唱出了自己的夕阳情，从中可以感到老诗人一颗年轻的心在搏动。在“希望工程”刚开始启动时，他便长期资助甘肃武威市失学女孩常清玉；一次，某地“希望工程”向他求字，他二话没说，当即写了“爱心如火”四个大字，表现出诗人的激情和爱心；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破土动工，他得知后无偿捐献自己刚收到的１００００元著作稿酬……
　　臧克家自２００２年底住进协和医院，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与病魔作着艰苦的斗争，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医院曾多次对他下了病危通知，还有几次将他送入重症监护室，最凶险的一次，由于呼吸衰竭，他被插管上呼吸机抢救，然而在院方和亲人们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却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肺部反复感染，发高烧，心律失常，褥疮……这一次次的磨难让普通人都难以忍受，何况是已近百岁的老人，可每次，臧克家都能咬牙挺住，化险为夷。难怪那些见多识广的医生在陪他渡过难关后都会由衷地赞叹：“太不容易了。这老头，真牛！”
　　病痛的折磨并没有让臧克家屈服，他在《病中抒怀》里这样写道：“老来病院半为家，苦药天天代绿茶。榻上谁云销浩气，飞腾意马列无涯。”依然是满腔的豪气。清醒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向小辈提要求，让他下床走路，他曾急切地对女儿郑苏伊说：“不锻炼怎么行呢？我要下床，我要走路，我要看看外面的风景。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看看天边的夕阳！”
　　清醒的时候，臧克家曾执意向子女们要笔，并用那只握了一辈子笔杆的手，吃力地、颤抖地在纸上认真画着。子女们指着那不成形的圈圈点点问他：“您写的这是什么？”他语气凝重而坚定地说：“时代精神！”即便在病中，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内外的大事，曾经给女儿写信说：“中国形象永久树立全球。我，人已老矣，关心世界大事，浩然之气不衰！”
　　臧克家的儿子臧乐安说，父亲临终前很安详，好像睡着了一样。“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父亲住进医院，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８日过生日以前，医院报过好几次病危，但是父亲都奇迹般地挺过来了。１０月９日住进重症监护室到去世也有４个月了，父亲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离世前进行了抢救，但因为父亲年纪大，各个器官都已经衰竭，最后还是离我们而去了。”臧乐安说，按照过了农历年计算岁数，父亲也是百岁的老人了，儿女们也感到欣慰。
　　臧克家当年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成为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经典。今天，用来送别诗人自己仍是最好的挽歌：“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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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1）
贺敬之，笔名艾漠、荆直，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出生于山东峄县（现枣庄市）。１９３９年在四川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发表作品；１９４０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并开始创作。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中国戏剧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等职；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贺敬之”这个名字，是与歌曲《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白毛女》，诗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的一个符号。而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也必定知道，剧作家、诗人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部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分量。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的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
　　而夫人柯岩———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等许多著名文学作品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当代文学大家。这对文坛伉俪在相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共同走过崎岖不平的人生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也写就了一段温馨飘香的文坛佳话。
　　文坛伉俪原本患难知己
　　１９４９年底，###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巴金为团长，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文艺处处长，她组织大家学习。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柯岩祖籍广东南海，本名冯恺，１９２９年生于河南郑州，１９４８年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１９４９年５月苏州解放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调到北平，其时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柯岩在１７岁时就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同窗》，她才华横溢，长相不俗，走到哪里都非常招人喜爱。
　　１９５０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１９５１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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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2）
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８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一天，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正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７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１９６０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病痛缠身自陶然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６年，贺敬之整整沉寂了１１年。整个文坛也是１０年沉寂。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进入文化部，１９７７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这对于贺敬之来说，自然是他个人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贺敬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党中央对他的安排，挑起了文艺领导工作的担子：１９８０年２月，贺敬之兼任###文艺局局长；同年８月，离开文化部就任###副部长；１９８７年离任；１９８９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
　　１９９１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６７岁了，心力交瘁，体力不支，他向中央提出辞去两部职务的辞呈，得到批准。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年近古稀的贺敬之留下未竟之业，带着党和人民群众对他这１０年的公正评价和他自己对工作得失的深长思考，以抱病之躯彻底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岗位。
　　因心脏不好，左肺曾经做过手术，所以贺敬之对自己能否经受得住肺部大手术很怀疑。医生看出他的顾虑，只好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贺敬之回忆说：“我们夫妇俩一起出去散步是从来不拉手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是个例外。刚一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的手就拉在一起了，而且拉得那么紧。尽管我被查出了肺癌，但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慌，我感觉到柯岩的手很有力，握着这样的手心里就有了依靠。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谈的不是工作就是创作，很少涉及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这回也是个例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回忆了没有风花雪月的初恋，回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在后来的一次体检时，我肺部的阴影没有发展，这种好转连大夫都感到吃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话疗’的结果。”
　　说到夫人柯岩，贺敬之说：“她可也是个‘老病号’，浑身都是病。”柯岩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最初医生检查说是肾炎，但刚强的柯岩没把病当回事儿，她坐在床上用个画夹子垫着写作，就这样写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他乡明月》。１９９４年，病得实在厉害了，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柯岩才住了医院，确诊结果显示是肾结核。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3）
柯岩动手术的那天，来了许多同事、战友和朋友，还有读者，手术室的走廊里挤得都是人。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好在知道不是肾癌了，他心里还稍微有点儿底。等到手术结束，柯岩被推出来了。大夫拿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看见了隐藏在爱人身体里的磨难，那种感觉对贺敬之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１９９６年９月，心脏一直不好的柯岩再次遭遇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考验。动手术前一天，贺敬之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因为参加会诊的一位医生也对实施手术产生动摇了，认为危险性太大；可是不动手术，对于柯岩来说毫无希望，动，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柯岩被推上手术台的当天，《人民日报》文艺部、《求是》杂志文教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报》等３１个文艺单位联合举办“柯岩作品研讨会”。手术从早晨做到晚上，足足做了８个小时，一共搭了３根桥，做得很好。那天，贺敬之躲在手术室外，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不论是当文化部部长，还是当普通百姓，贺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失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我觉得尽管有过挫折，有过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的。”
　　而今，贺敬之的一双儿女都已成人。他每天清晨到居所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散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新鲜空气，也像普通人一样上街买菜。在贺敬之的书房里，摆着几个大书柜，里面堆着满满的书籍，他每天以书为伴，养花养猫，也练书法。一般情况下，贺敬之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有些必须他出席的会议也不好不参加。下午夫妇俩一般不会客、不接电话，晚上继续工作也会会朋友。柯岩１９９７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贺敬之学了３次还没学会，现在仍是“笔耕”。在恬淡安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晚年，应该说是一种幸福。
　　进入晚年，贺敬之已基本上不写过去常用的自由体了，而是用他主张的加以变通的古体诗形式来写新的生活内容，评论家称之为“新古体诗”。１９９６年，他的新古体诗加上书法，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好评如潮，他近年来继续乐此不疲。
　　由于身体的原因，贺敬之在晚年很少写诗了，有时整理一下自己的旧作，让思绪随着回忆在那些闪光的诗句中徜徉。当然，有时也出席诗歌界的一些活动，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在中国诗坛上继续发出高旷的余响。
　　诗芽与思想在流亡路上一同成长
　　１９２４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敬之”这个名字，是从《孟子》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婴）善人交，久而敬之”而来。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
　　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