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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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缕涫郑�一味贪索。倘若悬以功令，在科举以外，给这些编外知识分子（很多幕客出身秀才乃至举人，并非一般“愚氓”）指明一条升迁之途，或许能减少乃至杜绝幕客们“任意苟且”的现象。因此，“效力有年，果称厥职”的幕客，可以绕过科举这道坎，经吏部“议叙”后，“授之职任”。然则，学而优则仕以外，还有一道幕而优则官的后门，幕客们名心一动，官瘾一发，未尝不会检讨自己的行为，以便博取功名。反之，也可见出朝廷早已认识“勾通内外，肆行作弊”的“劣幕”的危害性，一旦发现，绝不会姑息。因此，左宗棠被官文、樊燮这两位一、二品大员以“著名劣幕”、“以图陷害”的罪名告上朝廷，文宗势必要严肃处理。　　左宗棠在湖南一地，固然极为威风；但是，京城、湖南相隔千里，而与之为敌的又是总督、总兵，下情不能上达，命官亲于幕客，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此案一开始被钦命严查，左宗棠就注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骆秉章倒是讲义气，立即复奏为其辨冤；但是，骆、左二人是雇佣关系，不能逃脱包庇的嫌疑，故批谕有“劣幕把持”一语，严加申饬。骆秉章只能噤口不言，再不敢放半个屁。最搞笑的是，“劣幕把持”四字传开以后，左公馆大门左侧就被好事者刷了一道标语：“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　。搞笑归搞笑，左宗棠还真不敢抹去这道标语。为什么？我先讲段杭世骏的逸事：　　“乙酉岁（伯牛案乾隆三十年），纯皇帝南巡。大宗（世骏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　　这六个大字，立即被裱起来，悬挂于杭世骏的破铜烂铁店（伯牛按其实则古董店也，在西湖边）。除了“本朝”典故，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前朝案例，即所谓“奉旨填词柳三变（永）”，都能体现出天音御笔的可贵。因此，左公馆门侧的标语，在案情水落石出以前，是不能随便抹去的。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忍乃有济
不过，当日的左宗棠，是绝对笑不出来的。罪名查实，判他“陷害”樊燮的话，他就免不了逐出幕府、充军新疆的处罚　。那么，如何化解这道灾厄呢？如前所述，官司已经到了御前，要斡旋的话，不去北京是不成的。去北京，也有讲究。一则三人对六面，去刑部辩论一番；一则委托能通天的主，在御前美言一番。左宗棠不是曾国藩，他没在京城各部混过，更没有穆彰阿、倭仁那样的奥援；加之天性倔强，不肯钻营，故致书胡林翼，说得甚为悲壮：　　“‘萧育、杜陵男子，何云诣簿’；乃汉人尚气语，农人不愿学。国人陈天一先人＇生＇　潢佐靳文襄治河，曾蒙特恩赏国子监祭酒，后以蜚语上闻，愿就刑部对质，一夕暴死；乃吾师也。不负特达之知，不与党人之祸，不挫丈夫之气，其自处较有道理”　；　　萧育事，见《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原话是：“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诣簿、诣曹，皆是前往纪委接受调查的意思。萧育此语，若谓：大不了不当官，洒家哪有闲心跟部吏调情？制度、法律，与时俱密；清朝不是汉代，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一走了之是不行的。左宗棠身为名幕，岂不知其中道理？故云：这是汉代人的气话，我不学他的坏样。“农人”，其时左自称“湘上农人”　。陈潢，康熙时著名水利专家，是河道总督靳辅的高参，“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后来，靳辅因水利问题与于成龙　辨难；按照吾国传统，学术争端往往演变为###。旋即靳辅失势，陈潢跟着倒霉，“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　即左宗棠所谓“一夕暴死”。陈潢敢于“对质”，却又勇于“暴死”的精神，才是左宗棠所欲效法的榜样。敢于对质，表示问心无愧；勇于暴死，则是士大夫不愿受狱吏摧折的传统风骨。所以，他最后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皇帝（“特达之知”）、朋友（不会因审讯引发“党人之祸”，牵连胡、曾等人　）和自己（“丈夫之气”）。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亲　。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订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几年中，胡林翼自进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抚（咸丰五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但比起三试不第、由塾师（道光廿九）而幕客（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顺利得多。二人的才识学术，固在伯仲之间；然基于个人家世、经历、交际的不同，在眼界、气质上允有差别，对官场政治，尤其是与地方政治明显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认识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应付处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种套路。八、九月间，左宗棠连着给胡林翼写了五封信；字数越来越多，语气越来越激烈，情绪越来越激动。胡林翼则寥寥数语，轻描淡写：　　“奉书皆愤懑之词，不能以口舌与公争论。惟觉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损太过，则尚非爱身之道也。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济，公其念之哉”　；　　自左宗棠视之，眼前再无比这更严迫、危险的的事；出诸胡林翼之口，却不过“口舌”、“争论”而已。固可视为安慰之辞，但所以因应之策俱付阙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过，末云“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则透露出其中机栝。刘庆，是胡林翼的亲兵；刘赴长沙，必经胡林翼指示一过，然后将机宜、方略向左宗棠转达。然则，胡林翼早已计划好对策，只是害怕文书不慎遗失，泄露天机，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远淡然之辞。如此慎重，反能见出此事之非同小可，决不是“有忍乃有济”那么简单。然则胡林翼是怎么通过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讲清楚这桩“保左”事件，不能不略为介绍肃顺以及他的幕府。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此时主持朝政者，是户部尚书宗室肃顺。肃顺幕府，则有所谓“五君子”者，为其中翘楚。“五君子”中，又以高心夔最受赏识　。高心夔自始自终参与了此次“保左”事件，多年以后，乃将内情告知薛福成，薛福成则记录在《庸庵笔记》。其文略谓：樊燮控状、官文参摺抵京后，文宗批谕：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然则，左宗棠自忖最重不过充军新疆，尚未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肃顺听闻此语，转告高心夔，高则转告王辏г耍�王则转告郭嵩焘。为什么形成这么一个传达次序呢？肃顺一贯推服曾、胡、左等“楚贤”，而“楚贤”们则常通过“五君子”以及“肃党”杜翰等人，与肃顺交流中外信息。左宗棠有难，肃顺必思有以救之；但是，此事已谕令官文专办，他不好直接插手，故告知心腹幕客，商量对策。对策需要里应外合，上下通气，而高是江西人，在地域上与湖南帮稍有隔阂，故告知湖南人王辏г恕Ｍ蹶＇运此时与胡、左并不熟悉，便找到左宗棠的亲家、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嵩焘闻讯大惊，遂又通过王…高这条信息通道，向肃顺求救。肃顺这才指示应对之法：　　“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　；　　一往一复，如此麻烦，后世读者不得不批评这种拖泥带水的作风。但是，如此麻烦，实在又是一种必然。中央集权制度中，位于权力金字塔顶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内外形成一种扁平化的政治局面，四方听命于一人，万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恶痛绝的，则是中外勾结，形成政治集团；虽说这种集团不一定就是篡权夺位的反革命团体，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削弱中央集权。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为“朋党”；反之，攻击政敌，最狠的招数就是将其罗织为“朋党”。历朝历代，都不乏党锢之祸，就是这种政治警惕性的现实反应。当然，历朝历代，又都不乏朋党。政治本就是一项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益智体操，单枪匹马必定斗不过人多势众，不参与由师生、籍贯乃至学问、性情等元素组成的各类“朋党”，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无所施展，甚至会受到排挤倾轧。朋党实在是先求自保、缓图发展的政治学入门功课。故我们可从史书中看到：不分清流浊流，不论忠臣奸佞，人各有朋，朋必成党；孰是孰非，固然要就事论事，但是朋党之不可避免，则无疑义。然则，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不群不党，根本就违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幼稚病。孤家寡人的皇帝极不愿看到朋比成奸的党团，身单势孤的臣下却不得不投靠组织，这种矛盾，实在是时势使然，无法解决。但是，正如厚黑学理论家李宗吾所谓：世间固多做得说不得之事；朋党也是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尤其不敢让皇帝看出丝毫破绽。“保左”固然是为国家惜取人才，但由肃顺首倡的话，文宗必定要怀疑一品大员和区区幕客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追究这种关系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人际网络，稍一不慎，涉事者就会落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因此，肃顺极为小心，“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方能启齿”。　　这句话，就是“保左”运动的指导性方针。“内外臣工”，包括京官和疆吏；只有这两类人中出来几个代表先行发言，肃顺才好顺水推舟，进行总结性陈辞。郭嵩焘于去年召对时为左宗棠美言，那是举贤不避亲，问题不大；这次却是参劾要案，故应避嫌回避。胡林翼境况与此相同。那么，此事势必要假手于人，找一个传声筒。郭嵩焘和胡林翼，一内一外，不约而同，都找到了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此时的南书房侍读学士。他毕生有两个爱好，一则书画古玩，一则才人名士；其癖与翁同龢同，故后人合称“翁、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他对人才、玩物的品评和取舍：　　“文勤（祖荫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　　当日，郭、潘俱在南书房上班，有同事之谊；但是，冒然请潘祖荫奏保素不相识的左宗棠，也非全无顾虑。郭嵩焘思来想去，定下一条“计赚”之策。郭嵩焘先将保摺写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径去潘家。见面就说：“伯寅（祖荫字），何久不宴我于莲芬家也？”伯牛案：莲芬姓朱，当时名旦，为潘所眷。潘祖荫说：“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赶紧表示作东请客。于是，二人同赴莲芬家喝酒。席间，郭云：“今者具奏保举人，肯为之乎？”潘问保何人。郭曰：“姑勿问。摺已代撰且缮就，第能具奏者，当以三百金为寿”。言毕，即掏出银票，连问：“如何？如何？”潘、郭固为素交，多金恰又应急，故“不能无动”，乃纳金入怀。但是，不告知所保者谁，毕竟心里不踏实，因此，潘云：“事已至此，必无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则万一叫起（叫起即召见），将何词以对？”此自实在情形，郭乃出摺与观。潘祖荫一看，被保者左宗棠虽不认识，但在湖南巡抚幕中赞画军事，早已名动京华；且平日与郭嵩焘闲谈，也略能知道左宗棠的才学品质。依他爱惜人才的一贯作风，固应进言；目下拿人手软，则更应进言，遂将此摺递了上去　。　　郭、胡不能出面保左，否则有庇护同乡、戚友的嫌疑。潘祖荫出面保左，则是大公无私，“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此摺略云：　　“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璋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宗棠之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致其洁身而退。夫以一在籍举人，去留似无足轻重；而于楚军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请饬下曾国藩等酌量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毋为群议所挠”；　　其中有一警句，甚为后世称颂：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　想看书来

出幕
一个师爷被抬举到如此高的战略高度，确不多见。但是，早在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首列左宗棠，就说：“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　；同时，曾国藩奏叙左宗棠“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奉旨“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并赏戴花翎”　；六年七月，胡林翼专摺陈明左郎中才略，说他“才学过人”，除帮办湖南军务外，还“能兼及江西、湖北之军”　。八年末，郭嵩焘召对时称赞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这些赞誉，无疑都被文宗记在心里，因此，潘祖荫的警句不但不显得突兀夸张，反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于是，与肃顺讨论此案，文宗便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言语间，已不再愤愤于“劣幕”。这一切都出于肃顺的安排，他正等着这句话，遂对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查酌情形办理”；旨允。官文收到最新指示，发现附件里面有一叠保荐材料，自然明白了朝廷的用意，于是偃旗息鼓，草草结案。　　由此可知，保左一案，主持其事者为肃顺及其幕客高、王等人；在京奔走者为郭嵩焘；临门一脚，则发自潘祖荫。那么，胡林翼起了什么作用呢？遍查全集，除了上引数语外，找不到他参与谋划的直接证据。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则，所有暗箱操作的证据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后，门生汪士铎为其编订全集，向曾国藩请教编辑规范，曾复书云：　　“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景庆云先睹之情。……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　；　　原来，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并非全集，乃是选集，所谓“贵精选，不贵多取”也。而曾国藩的用心，在“爱人以德”四字，则可见当日胡林翼遗稿中不乏弄权用术的内容，不免悖“德”。运用权术，贿赂、笼络官文，令其不掣肘，是胡林翼得以建功立业的前提，此事天下皆知，《清史稿》及诸家笔记从不讳言　，而全集中找不着一丝谄媚官文的痕迹。由此推知，当日为左宗棠呼吁、援救的私函密件，必也根据“爱人以德”的编辑原则，全行“为贤者讳”了。幸好，在“反民复清”的满清遗老胡思敬的笔记中，找到这么一句话：　　“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　；　　胡思敬为清末御史，以弹劾端方得名；自谓此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而学界也颇为称举其书的史料价值。他固未亲眼见到这张三千两的银票，但此事在同治、光绪年间腾播于京城士大夫之口，则无疑问。郭嵩焘给潘祖荫的三百两，似即取诸其中。当然，要将这笔资金往来帐考证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伯牛自揣学识俱陋，万不可能；读者能以意逆志，知道保左一案中，肃、高、郭、潘诸人出力以外，还有胡林翼提供经济支持，也就不枉这番征引了。出版审查官曾国藩只准后世读者“尝一勺”、“睹片毛”，奈何奈何！　　此案从咸丰九年八月发动，经过一番运作，至明年二、三月间才渐息烦嚣。而在此期间，左宗棠并不乐观，他自承：　　“昔年旁览世局，知官场为倾轧争夺之所，拘牵挂碍，不足有为。而鄙人气质粗驳，不能随俗俯卬，尤难入格。退处于幕，庶可惜机行素，进退自由；不意仍为世所指目，卒与祸会也”　；　　并于九年腊月间决计辞去幕职，北上诣曹：　　“赴都后有两策：一、不候引见即告病；一、引见后，如遇一召见，则问一句，据实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之不足与言，放还乡里，于愿足矣。至所谓公卿大夫之前，则不敢稍有论说，恐其一入荐剡，则断送头皮，气破肚皮，终无益也”　；　　咸丰七年五月上谕：“该员（左宗棠）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资送部引见”；咸丰十年正是“会试之年”，故左宗棠以此借口进京。当然，此行的目的，还是希望有机会独对天颜，一抒冤懑。可是，这个念头未免太幼稚了点。今日的信访办，昔日的登闻鼓，才是鸣冤诉屈的好去处；什么案子都直接递到最高层，那整个行政、司法体制岂不乱了套？有鉴于此，胡林翼亟加劝阻，可他一意孤行，终于还是浩然上路　。但是，走到襄阳，事情起了变化：　　“抵襄阳后，毛寄耘（鸿宾字）观察出示润公（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巇、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　；　　此为十年三月致郭崑焘之信。到襄阳后，胡林翼托毛鸿宾致信，紧急通知他停止北上，理由是仇家“意犹未慊，网罗四布”；意即已经派出杀手，欲得而甘心。其时“雨霰交作，风雪极大”（信中语），左宗棠闻此危语，愤惧交集，心寒气丧。眼见得御状是告不成了，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只好东去宿松，至曾国藩大营避难。幕职已辞，家不能归，到营中吃干饭又不合适，于是新生一计，投笔从戎。“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叱咤风云、筹济两湖的左师爷，只因得罪小人，遂落魄至此。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但是，官文、樊燮并未真的派遣杀手；“网罗”云云，乃是胡林翼阻其北上的权宜之计。闰三月下旬，胡、左在英山会面，胡告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　，并安排他去曾营散散心。左宗棠被“诳骗”一次，白白担惊受怕了许多天。但是，二人面谈之时，胡林翼必已告知京城事态的最新发展，己方胜券在握，静候佳音可也。闰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湘军宿松大营。自此，每日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鬯谈”，情绪渐渐平复。四月十日，胡林翼自英山来。同时，北京还发下一封谕旨：　　“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肃顺的话起了作用，这封谕旨不啻是平反公告。否极泰来，大悲继以大喜，此刻的左宗棠恰似宣布摘帽的“右派”。他立即否定了前此萌发的各类消极念头：　　“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感激何言！……如有可出之理，亦未敢固执”　；　　随即，又奉到上谕：“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这就好像右派平反以后，落实知识分子待遇的具体政策了。左宗棠遂接统王錱遗下的“老湘营”，并招募一部分新兵，号称“楚军”，开始了东征。　　左宗棠因祸得福，完成了从师爷到元帅的成功转型。樊家虽然输了官司，但是也因祸得福，培养出一位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这边给左宗棠平反，那边就将樊燮革职，并勒令回籍。樊燮回家后，盖了一栋读书楼，楼成之日，遍请乡邻，举酒誓曰：　　“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所谓“波及先人”，即指“忘八蛋”三个字。樊燮为了让儿子把书读出来，采用了非同一般的激励机制。首先，在祖宗神龛下侧另置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亲自带领两个儿子跪拜行礼，祈祷文必有此句：“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两位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于书楼，其他人众一概不许上楼。再次，两位少爷在家不准着男装，“咸服女衣裤”。中秀才入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儿子樊增祥七年后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最终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而且，樊增祥作得一手好诗，所谓“近代诗人隶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过人之天才，盖无逾于樊山（增祥别号）者”　。大儿子樊增祹“学问切实，高于樊山”，只可惜天不永年，未臻其至　。　　一句“忘八蛋，滚出去”，竟骂出一位统帅、一位诗人，不得不令人感叹：有味乎斯言哉。有味乎斯言哉。  　。　想看书来

迂琐的郭巡抚
道光二十五年，在北京曾宅作客一年多的郭嵩焘离京回湘，曾国藩作了一篇《送郭筠仙南归序》，末云：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　　“五谷”句见《孟子·告子下》，意即画虎不成不如狗也。说这话的现实背景是郭嵩焘连考两次会试，皆未中式。思想背景则是，他早看出郭嵩焘的性情才学更适于求道论学，作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去其”“扞格”、“至于纯熟”，由此“达于时轨”，博取世俗功名，则似非其所长。曾、郭二人，交往有年，相知甚深，“于是为道其深”，不作泛泛应酬语；这固然是曾国藩爱人以德的诤言，却也是不幸言中的谶语。二十年后，郭嵩焘“自揣既熟”，适逢朝命优渥，派署广东巡抚；本拟拳打脚踢，建勋立业，孰料甫一伸展即受摧折，恰好证实了曾国藩非所敢知的隐忧。　　同治三年七月廿七日，楚军克复湖州；明日，克吉安，是为全浙肃清。十月，左宗棠奏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自己率军入闽，正式履行闽浙总督的职任。其时，太平天国将领李世贤、汪海洋所部会同从苏、赣等地“窜出”的馀党，多在福建境内盘踞；左宗棠采取自北而南、由东向西的推土机式战法进行“追剿”，太平军且战且退，分别往西、南逃撤。福建之西为江西，省内有本省防军以及鲍超的霆军，防堵尚无大虞。福建以南为广东，省内只有一支战斗力不强的粤军，眼看左宗棠以邻为壑、“驱贼入粤”，不免又气又怕。广东巡抚郭嵩焘就数次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闽军“调派劲旅，严密分布，截其西窜之路，以便方耀等军专顾粤疆，力保完善”　。　　一般来说，追杀比围歼易于致力，肃清本境又比消灭全敌易于建功；故左宗棠斩钉截铁的拒绝了这个要求：　　“本省堂奥有贼，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本省腹地渐清，自必与邻省共谋夹击”　；　　此为同治四年五月间事；篇首所述“灵芝”事件，恰发生于去年。左、郭二人，兼有乡人、姻戚、邻官三重关系，即算不能或者不愿帮忙，神色辞气之间，固然应该委婉一点；而“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则隐然在说“邻省”官吏、将领缺乏设置“藩篱”的能力，混吃等死，全不称职。然则，一株灵芝惹下的麻烦，真真不小。但是，这句话不过不留情面而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印证了传言所谓的“以兹小故，寖成大郄”。　　在福建追剿太平军，除了左宗棠的楚军以外，还有李鸿章派来助剿的郭松林、杨鼎勋两支军队。郭嵩焘被左宗棠拒绝后，遂将希望寄托在郭、杨二部，希望他们在福建肃清后移师粤东，帮助堵剿。郭、杨未至福建以前，郭嵩焘就已和李鸿章商量好淮军入粤的计划　；郭、杨既至，他又与营务处的段起取得联系，并发去借调咨文。这个备用计划若能依约进行，广东军务必不致贻误。谁知左宗棠下手极狠，在肃清福建后，竟然主动上奏，请求将郭、杨二部调派回苏。其摺略谓：　　“兹查由闽窜粤之贼，实只汪逆海洋伙党数万，纵各股尚有漏出人数，谅必无多。（闽、赣、粤）三省合力，或可将此股就地歼除，不致久稽天讨。臣前闻直（隶）、（山）东军务吃紧，捻逆狓猖特甚，时事方殷，似两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郭松林、杨鼎勋所部多勇敢之士，所习洋枪炮队必非捻逆所能当；且淮北、皖北之人实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无疑。臣愚以为：就天下大局而论，直、东为重，闽、粤、江西为轻；就此时贼势而论，闽、粤、江西为缓，而直、东较急。是苏省援闽之军仍应调回苏州，以备曾国藩、李鸿章调度明矣”　；　　此时为四年闰五月。北方捻军纵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僧格林沁战死，曾国藩受命担任“剿捻”总指挥，李鸿章则担任后勤总调度；此即左宗棠所谓“吃紧”的“直、东军务”。捻军固难对付，但这毕竟是曾、李的任务；近邻广东的“藩篱”，他不能“代固”，数千里之外直隶、山东的军务，他却设身处地，尽心谋划。如此舍近求远，居心何在？我说，这是一石二鸟的高招。首先，表彰闽军的功劳。经闽军剿除以后，“窜粤之贼”，“谅必无多”，可见闽军是一支战斗力强、责任心重的劲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无私的美德。中央批评疆吏、统帅，以及疆吏、统帅互相攻击，有个术语叫做“拥兵自卫”；意即不顾大势，惟重辖区，前引左宗棠“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之语，便有“拥兵自卫”的嫌疑。现在，他说太平军馀党应当由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自行了断，请将淮军调离，不要拖了“剿捻”的后腿；则显非“拥兵自卫”的自了汉口吻，而是大公无私的谋国者胸怀。因此，中枢“览奏”，极为欣慰，立即“谕知李鸿章檄调”郭、杨回苏　。　　只是，淮军调回后，怎么对付逃到广东境内的“汪逆海洋伙党”呢？说是要“三省合力”，具体施行起来，麻烦可不小。军兴以来，出境征剿的客军统帅，在未奉节制用兵之地军政事务的钦命之前，都有军事、饷事处处掣肘的痛苦经验。例如，咸丰六、七年间，曾国藩就以客军身份在江西受尽了煎熬，最终不得不动用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