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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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几条“硬”道理：“若该镇不能细心领会，亦有数事当勒令遵从者”；第一，将八千人裁撤为三千人。第二，一年之内，不许与淮军同扎一处。第三，去掉官衔中“钦差”字样，不许自河南粮台以外领取军饷。裁军，是削弱其力量；不许与淮军靠近，是限制活动范围；明确规定饷源，则从经济上加以制约。以上三条，陈国瑞“梗令”的话，则是对抗统帅，必将遭致严厉处罚（调任甚至降级）；遵令的话，则实力减弱，掣肘更多，再想嚣张也没了资本。此份批示，看似谆谆善诱，“于该镇有厚望焉”，实则老辣强横，令其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而外人（包括三地督抚、军机大臣及皇太后）看来，却觉得入情入理，仁至义尽，陈总兵倘若不思悔改，辜负曾统帅一片苦心，因此遭受处罚，必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陈国瑞有苦说不出，却不甘心受制，于是禀复各款，虽“词气极为谦谨”，但“故作游移”，并“无矢志遵行之语”。只看《三国演义》的陈国瑞，在文本解构上当然斗不过古文大师曾国藩，所以一待回禀，曾国藩就据此密奏，参劾陈国瑞。而参劾的理由，却非不遵命令，乃是僧格林沁阵亡时他“不顾主将”、草间偷活的旧账。既然山东巡抚、布政使及僧军各部将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那就不能容许陈国瑞一个人“饰词巧脱，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末减，未便概置不问”。不据复禀治罪、而选择“补参”的理由，则还在于“稍留陈国瑞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红脸白脸，公义私情，都由老曾一人说尽，陈国瑞所有辩解全被预先噎住，旁人所有辩护全被预先驳倒。　。什么是刀笔？这就是刀笔。奏上，一周内就奉到谕旨：“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　　心灰意冷，索性帮办的活也不干了，陈国瑞请了个病假，南下江苏，在清江浦疗养。心绪恶劣，不免迁怒于人；某日，养子陈振邦不知何故得罪了他，陈国瑞大怒，扬言要杀逆子，正家法。振邦跑到漕运总督吴棠家求救，吴出来打圆场，陈不听，执意要杀。其时，振邦已经积功升上总兵，赫然朝廷命官，且尝直接听命于吴棠；于公于私，吴棠都得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故将其藏在府中。陈国瑞闻信，亲率数百亲兵，连夜赶往督署，勒令交人。吴棠急命关门，陈国瑞即令破门。督署护卫又惊又怕，在内大喝：“乃敢反耶！”国瑞颇有辩才：“以子判父，非反而何？”不一会，连破大门、二门，杀奔到宅门前。宅门坚固，门前回旋馀地不大，攻兵难以致效，久攻不克。僵持间，门内守卫众口其骂，从充任“粤寇”童子军的反革命“劣迹”一直骂到前不久被刘铭传全歼精锐的“糗事”，其间必还夹杂各类人身攻击用语（伯牛案：当日所骂具体为何，今不可考。以上内容，谨就个人阅读及日常经验臆造）。门不破，骂愈急，陈国瑞不胜羞怒，“痰涌气厥”，诱发某种类似癫痫的病态，乃“以头触门”，“颓然仆地”。吴棠这才开门，命人将其抬到某庙，实行双规。同时，据实上奏，“劾其病癫”。估计军机处看了这份参稿，哭笑不得，才会有以下四条处理意见：首先，根据精神病人不得担任公职的原则，“褫职”；其次，根据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不予治罪，“押送回籍”；再根据社会保障法中切实照顾好精神病人日常生活的原则，“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赀生计，毋令失所”；最后，根据国家干部（离休）管理制度，嘱咐地方官“俟其病痊，奏闻”。　　经医护人员精心护理，在各级官员悉心关怀下，陈国瑞将军逐渐恢复了健康，并时常登高揽胜，感时抒怀。于是，黄鹤楼上，故将军“著道士冠服”，慨然提笔，“作掌大书”，写下了“白云可杀不可留”的名句。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入京
解题说过，“白云”意指“蔽日”的小人。军界最大最厚的一片“白云”，自非曾国藩莫属；其他刘铭传、吴棠之流，则是奇形怪状的各色“白云”。“白云”蔽日，不见长安；昔日的百战名将、青年“大帅”　，今日破产夺官，落魄如此。细说从前，展望未来，怎不恨杀“白云”？怎不恨不杀“白云”？此生若再见“白云”，怎不仗剑而起，揪而杀之？所以，据此逻辑，才会有一段陈国瑞追杀曾国藩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曾国藩晚入都，湖南、北同乡京官公宴诸会馆。酒酣，国瑞触念往事：曾奏痛屈抑己；拔剑砍之。曾绕柱而走。阁学陈廷经于曾为同年，而国瑞宗人；以身翼蔽曾，夺其剑而罢”；　　真有这回事么？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是谁讲的。故事出自吴光耀的《庚戌文钞》。吴光耀是陈国瑞的湖北老乡，掌故专家汪康年说他“于湘人中兴将帅深致不满，而于鄂人及他省人有功被抑者则力为表扬……惟此书于所闻见辄为载笔，未尝详细考察，至于诸人履历亦多舛错”；然则此书不单像大部分笔记著作一样，博闻而不阙疑，广识而不核实，其作者还隐持“省籍歧视”，记人叙事，未免掺入主见，不够客观。那么，我们有必要仔细考证一番，看这个故事是否有失实之嫌。　　首先，故事情节就比较可疑。陈国瑞亲历行阵，手刃强敌无数，有心杀人的话，便是十个曾国藩也给他打发了。三十多岁的陈国瑞追杀年近六旬的曾国藩，曾还能“绕柱而走”，莫非《挺经》之效更胜《易筋经》？陈廷经一介书生，竟能于千钧一发时“以身翼蔽”，“夺其剑而罢”，身法如此高妙，手法如此准捷，莫非是化装成内阁学士的大内高手？　　当然，“戏说”是笔记著作的特点，读者不必太多拘泥。考察历史，大节为要，我们可从“亦多舛错”的“诸人履历”入手，检验作者对笔下人物的熟稔程度。他说“陈廷经于曾为同年”；同年，盖指同年考取乡试、会试之人。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进士，陈廷经却在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　，明显不是同年。履历舛错的毛病，又犯了一次。但是，记忆传闻有误，尚不足妨碍故事整体的可信度，只有从时间、地点及其他旁证入手，或真或假，才能查个水落石出。　　吴光耀说事发地点在湖广会馆，我们可以根据《曾国藩日记》的记载，逐次核对他在湖广会馆的形迹，看能否发现“刺杀事件”的蛛丝马迹。　　曾国藩自咸丰二年离京以后，直到同治七年才再度入京。这次是调任直隶总督，并奉旨觐见二后皇帝，他于十二月十三日至京，明年正月二十日离京。一个多月内，他去了两次湖广会馆。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同乡在湖广会馆设宴招待他，听戏、饮酒，从下午到晚上，十二点多才走，看不出受惊的痕迹。八年正月十日，到湖广会馆团拜，饮酒、听戏，从四点多呆到九点多，回家后，“甚得佳眠”，也没受到惊吓。同治九年九月，调任两江总督，临行进京请训。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十月十五日出京，其间去了一次湖广会馆。十月十一日，恰逢他六十大寿，同乡京官及其他僚友隆重设宴于湖广会馆。下午三点至馆，七点多回家，回家后还清理文件，并未遭遇突发事件　。此次离京后，直到死在江督任上，他再也没到北京。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广会馆遇刺，不符事实。　　吴光耀是不是记错了地点呢？遍查同治七、八、九年在京日记，都没有此类突发事件的记载。曾氏日记于待人、会宴诸事，纪录甚详，此种事件虽不愉快，但是也没必要隐讳。据此，可以认为，曾国藩在京期间遇刺，不符事实。　　还不甘心的话，我们再看看在京期间乃至直督任内，他与“当事者”二陈的交往。据日记记载，在京及直督任内，唯一一次三人共同见面，乃在九年七月廿三日：“陈小蕃来久谈，陈镇来一谈”；小蕃，陈廷经字。陈镇，即陈国瑞。此时曾国藩正处理天津教案，陈国瑞被法国公使罗淑亚点名抓捕　，他力辩其不在事中，无须治罪。与二陈的会谈，应该与此有关，陈国瑞这会也绝不可能“酒酣”、“拔剑”。　　根据对曾国藩言行踪迹的调查，我们找不到遇刺的痕迹。从陈国瑞在同治八、九年内的行踪，也看不出他曾有此豪举。刺杀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未遂，若要论罪，必是死刑；倘若审官徇情、奥援出力，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发配新疆、东北等地，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考察事实，此期间的陈国瑞春风得意，直上青云，怎么也不像受过刑责的样子。所以，“白云可杀”，而终于未杀。人物、时间、地点，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一事件的真实性，吴光耀捏造故事、意淫老乡，可以结案定拟。九泉之下，他恐怕也因造谣诽谤而处身拔舌地狱了。　　庆云（国瑞字）虽未追杀“白云”，但是，人在长安，浮云已散，陈国瑞将度过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盛的岁月，足以令其淡忘过往的屈辱，消泯曾经的恩怨。同治七年春，捻军张宗禹突犯直隶、山东，经醇王密荐，陈国瑞赴京，进入神机营，以头等侍卫身份训练旗兵。当时捻势大盛，恭亲王节制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诸军，合围会剿，成效不著。陈国瑞以剿捻起家，一时间很多人都想重新起用他。因剿捻不力而退居后勤保障一线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五年底，他给李鸿章幼弟李昭庆传授机宜，就说：“据擒贼供：所以怯陈国瑞者，以其夜间极善劫营，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队。湘、淮各军枪炮远胜于陈，但不肯恋战，收队太快”　；淮军初始，得苏、沪饷源之利，过于倚靠洋枪大炮，养成骄娇之气。与捻军相遇，对攻近战，稍逊一筹，并不仅仅是不习骑战的原因（陈国瑞在僧军，并不统领马队，而是指挥步兵）。来自对手的赞扬最可宝贵，所以曾国藩不得不惹发相思，唱起“人不如故”的老调。六年初，他就写信给李鸿章：“拟调陈国瑞前来金陵察酌，练成一军，备贤昆仲及舍沅弟调遣”；按：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故称调其来金陵；“舍沅弟”，曾国荃字沅浦，时任湖北巡抚。但是，古琴虽好，奈何调不准弦？陈国瑞桀骜难驯，他“反复筹思”，权衡利弊，觉得并无把握用好这个“将才”，终于只能“决计不用”　。曾国藩不敢调，醇王却敢，原因不在他比曾国藩更能“将将”，而是因为：一，湘、淮军势太盛，始终不令满人放心。如果陈国瑞练成新军，则可以收到制衡的效果；二，陈和僧格林沁情同父子，恭、醇和僧交情亦深，较之调派其他汉人将领，共事当更愉快，情感愈易融洽。　　“陈大帅”之名久在人口，一旦来京，故将军重作干城，王公贵戚“望门而求纳交”，朝野称颂，中外倾动。更令他心情愉快的是，听到他重出江湖的消息，死敌刘铭传立即告病还乡，逃之夭夭　。老“白云”退居二线，小“白云”惊慌逃窜；坐观浮云窘态，恐怕比手刃浮云更令人快活。　　排除干扰，轻装上阵，陈国瑞入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训练神机营的旗兵。神机营创设于咸丰末年，抽调在京八旗精锐组成，僧格林沁曾任指挥官，现在由醇王奕譞领衔。神机营固为“八旗精锐”，但依然保留了养鸟、斗蝈蝈、酗酒、私斗等“日操”项目，所以比较湘、淮各军以及陈国瑞原来统领的部队，差距有如天壤。奕譞带陈国瑞去各营视察，熟悉工作环境，几天后，问他：“是可用耶？”他直话直说：“以国瑞言，无一用”。随后，就是整风改造。他的方法很简单，旗兵懒散已久，改造之法，无非“习劳”。“习劳”之法，就是每天带领旗兵“荷戈环寻外城”，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拉练”，就是“跑圈”。体能训练天天搞，“旗人疲欲死”，怨声载道，从将领到士兵，“人人恐惧国瑞即真统旗兵”。奕譞一看，兵帅不合，汰练旧军是行不通了，只有募练新军。于是让他在神机营士兵以外招募数千人，陈国瑞正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但是，直隶地方，士民疲玩，几乎没有合格的兵源，就地取材行不通；回乡招募，加以训练，再带到北京，时间上来不及。怎么办？今日商业社会，新公司要在短期内获取业绩，在人事政策上最快捷有效的办法就是高薪挖人；陈国瑞虽不做生意，生意经还是门清，他也搞了一套优饷挖兵的办法。当日华北平原，左宗棠部队最多，陈国瑞便宜行事，先对老左开挖。　　左宗棠的楚军沿袭湘军的薪酬制度，普通士兵每月工资四两多银子；陈国瑞则开出七两五钱的“天价”，派出“猎头”，跑到楚军各营“勾引勇丁”，甚至连左宗棠的亲兵营也有“猎头”们的踪迹。除了工资高，陈国瑞的“募章”还规定：“赌博、洋烟不禁，抢夺不禁”。不论湘军、淮军，其基层士兵诚如王辏г怂�说：“以利为义”；两军待遇优劣悬殊如此，士兵用脚投票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短短几天，陈国瑞就从楚军挖了三百多人。不但挖人，“逃勇”们顺手牵羊，还带走军械装备以及骡马米粮，陈军接兵人员并有趁机抢夺之事。左宗棠闻之大惊，这不是赤裸裸破坏就业市场秩序么？任之不管，非战斗减员必将愈演愈烈，楚军崩溃堪虞，于是，赶紧上奏告状，请责成奕譞“妥为驾驭”　。　　当日，军机处领班大臣是恭亲王，大概觉得因陈国瑞之事，得罪奕譞或左宗棠任何一方，都不明智，还是居中作老好人比较恰当。于是，有了这么两条处理意见：首先，不追究陈国瑞的过错。虽然“该侍卫谬妄至此”，本应惩处，但是“剿贼吃紧”，还是“姑示包容”。其次，给左宗棠一个面子。将陈国瑞及其军队调离神机营，交由左宗棠节制。表面上作了处理，实际上什么也没处理。不予处罚，固然是没有处理；将他调到左宗棠麾下，好像是将处理之权交给了左宗棠，其实，是堵他的口。“嗣后该侍卫营中军饷军械，即由左宗棠随时拨给。此中轻重机宜，谅该大臣自能斟酌办理也”　　。　　统帅之所以为统帅，就是要做到两句话，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以外”。其实，“决胜”之事，多有赖于前线将领的现场指挥，主帅身处“千里以外”，是不能“遥制”的。主帅在“帷幄之中”，除了制定整体战略，真正要竭尽心力“运筹”的乃是饷需问题。湘淮诸帅，自起兵到裁兵，从东南到西北，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筹饷上。甚至可以说，主帅威信之所以能够建立，领导能力、人格魅力固然重要，筹饷的本事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夫。否则，书生带兵，仅靠道德文章，没有银钱粮草，武将们是万万不会服气的。“筹饷难于筹兵”，是曾、胡、李、左的共识；无饷不可添兵，则是具体操作的常识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左宗棠必对突然增的三千陈军（谕旨限额之数），深感棘手。但是，陈国瑞既然开得出七两五钱的高价，不言而喻，他的饷源早有着落，并不需要左宗棠“随时拨给”（至少短期内如此）。不需要经济支持的话，名义上归不归左宗棠节制，对陈国瑞来说，有什么本质区别？陈军的早期投资，必然来自奕譞的拨款，花了神机营的钱，不听神机营的令，怎么可能？所以，实际上的控制权，左宗棠并没有得到；当然，他也不希罕得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名义上场面上大家得过且过，私底下实践中大家该干嘛干嘛。所以，“此中轻重机宜”，“该大臣”心中有数，必定能“斟酌办理”。“该侍卫”心中也很亮堂，高薪挖兵、抢夺装备的“既得利益”不被剥夺，以后收敛一点，还是能做一支自由自在驰骋在华北大地的“游击之师”。　　当日剿捻，大部队有三支，分别由左宗棠、李鸿章、都兴阿统率，重大战役，也由此三路大军应付。陈国瑞游玩其中，打仗的机会不多，闲得发慌，甚为无聊。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无聊之日？要文斗，不要武斗（汲取与刘铭传争斗大败的教训），那就只好骂人。他写信给左宗棠，“历数其短”，如排挤曾国藩，是为“背恩”；压制鲍超、蒋益澧等人，是为“攘功”　。陈国瑞并非言官，所言之事，跟他本人没有一点关系，而且都是诛心之论，辨无可辨。左宗棠收信后只有摇头苦笑，他不能也不屑于回信对骂，所以只有憋下这口怨气。陈国瑞还不罢休，将信稿交给奕譞，嘱为代奏，俨然把自己当作维持风纪的御史。下级如此猖狂，但又不能“节制”，再被他骂上几回，笑话必然越闹越大。因此，左宗棠借口所部与陈军相隔遥远，不利指挥，请求将陈国瑞交由山西巡抚节制　。但是，军机处既然把皮球踢过来了，再要踢回去是不对的，所以谕旨云：“仍着左宗棠随时调度，不必有所顾忌……该大臣身为统帅，不得诿诸他认为自全之计”　；左宗棠都管不了，别人怎么管得了？而且调离神机营本就是你左宗棠的建议，好事要做到底，这时候想卸肩，恭亲王自然不答应了。　　但是，没过多久，陈国瑞“游击”到山东境内，左宗棠奉命专防直隶运河两岸，调度实有不及；恰逢李鸿章督师北上，进入山东境内。于是，朝旨俞允前请，将陈国瑞调归李鸿章指挥。李鸿章是刘铭传的上级，按照陈国瑞的作派，不和他为难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不过两月，清军就取得了剿捻的全面胜利，陈、李之间也就来不及发生不得不说的故事。事后封官进爵，陈国瑞战功虽不卓著，但也开复以前处分，并赏给云骑尉世职。诸军旋即裁撤；左宗棠楚军入西北，李鸿章淮军变成防军，陈国瑞两不相与，无所事事，遂往来江苏、直隶间，终日游玩。九年，发生天津教案，他并未参与###，前已说及，略去不表。综观同治七、八、九年间，陈国瑞优游疆场，交结王公，无功而受禄，有事则开骂，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如前所谓，正是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盛”的黄金岁月。但是，祸福相倚，动静相生，陈国瑞这种人注定不能过上平淡无奇的生活，不是他自己无事生非，就有别人要借题发挥。在扬州邂逅李世忠，就打破了陈国瑞的幸福生活。  

导言
据说，同治三年某月某日，湘阴文庙生出一株灵芝。郭崑焘写信给他哥哥嵩焘，开玩笑说：“文庙灵芝，殆吾家之祥”；去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崑焘此语，恰说此事。但是，另外一个湘阴人不乐意了；这年十月，他因肃清全浙之功锡封一等伯爵。较之五等封爵，区区署抚算个什么事？哪里配得上灵芝瑞应？所以，他说：“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遂致书郭嵩焘，争此吉兆归属。二人互不相下，“以兹小故，寖成大郄”。这个湘阴人，便是郭嵩焘的亲家大人左宗棠　。　　左、郭因此构衅。不出二年，便发生了令郭嵩焘抱恨终生的“大郄”：受命节制闽、赣、粤三省军务的左宗棠参奏粤抚筹饷不力，郭嵩焘因此去职。在详述这件因灵芝引发的“倾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此前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一件大厄事，以便更深切的体会郭嵩焘抱屈怀辱的辛酸　。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忘八蛋，滚出去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养心殿西暖阁，和郭嵩焘谈毕公事，文宗话锋一转，问起了左宗棠：“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谕之：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郭嵩焘说：“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相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问：“左宗棠才干是怎样？”答：“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问：“闻他意思想会试？”答：“有此语。”问：“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需一出办事方好”；　　二十年前，亦即道光十八年，左宗棠在第三次名落孙山后，黯然神伤，给老婆写信：“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　；伯牛案：此所谓苦李，盖即酸葡萄也。二十年后，他已经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鼎鼎有名的左师爷，不但名闻湘、鄂，甚且“简在帝心”；但是，未中进士的遗憾，并不曾因此稍减。郭嵩焘据实回答，文宗“何必以进士为荣”之语，似乎对左宗棠这个“进士情结”很不以为然。然而，此次君臣对话，并非专门讨论左宗棠的“进士情结”，其背景乃是一桩参案：湖南巡抚参劾永州总兵樊燮案。　　湖北恩施人樊燮能留名史册，一是因为此件参案，一是因为他儿子樊增祥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先说此件参案。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一在贪，一在纵。贪者，贪污也。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馀人，常驻城内约三百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一百六十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此也，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虽大，用费却极俭省，全拜贪污所赐。纵者，纵肆也。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参加音乐会不应中途进场的社交礼仪，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不能厉行节约，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因此，骆秉章迅即上奏参劾樊燮　。　　但是，樊燮是个有背景的人，他和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关系非同一般。骆秉章参他之前，官文却已上摺保奏他为湖南提督。看到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奏摺，文宗不免有些困惑，因此见到来自湖南、湖北的官员就要问一声左宗棠何许人也。这就是郭嵩焘召对的背景。　　总督要保，巡抚要参，官文心里自是极不舒服。更令他不舒服的，乃是明知樊燮是“官”人以后，左宗棠不但不化刚为柔，反而变本加厉的侮辱了樊燮一次。咸丰九年四月，樊燮到省，接受“双规”，赴抚署请训，骆秉章让他径去左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至左公馆，作揖行礼，而未下跪请安，左宗棠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答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被依礼驳斥，不由恼羞成怒，大骂一句：“忘八蛋，滚出去！”随即再次奏劾樊燮。  

“著名劣幕”
实话实说，左师爷这次做得确实有点过。樊燮堂堂正二品，怎么能向无品无级的师爷下跪呢？武官“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则是大言欺人，纯属吓唬参案在身的樊燮而已。最后那句“忘八蛋”，更是仗势欺人，毫无风度可言。当然，左文襄公一生善骂，这次不过是初试啼声；此是后话，先且搁下。樊燮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兼且再次被参，不进行反击，势必摘去顶戴，于是，立即向官文诉冤、求救。官文一听，那还了得：区区一个师爷，一再不给我面子，不灭他一道，以后还怎么在湖南、湖北混？旋即兵分两路：樊燮向武汉督署、北京都察院递禀诉冤，反控“左某以图陷害”；官文亲自具摺，参劾“著名劣幕”。　　“劣幕”这两个字，很犯忌讳。在政府架构中，幕客是没有位置的，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幕客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清朝以前，幕客就已出现，不过，历朝历代的幕制都没有像清朝这样发达：　　“清代幕制至为发达，其原因是圣祖、世祖＇宗＇　责备臣下异常酷苛，屡兴大狱，稍一不慎，即有陨越。所以，臣下奏章文字都是兢兢业业，不敢作一越分语，而自蹈不测之祸。……仁宗　犹深名、法之言，明察刑狱，穷极豪芒，条例滋多，处分益密。而督、抚、司、道、州、县，大都以制义（伯牛案即八股文）起家，法令章程非所素习，不能不另请明习律令的人员辅佐为治”　；　　在上者“明察刑狱，穷极豪芒”，在下者俱非法律、经济专科毕业，而“大都以制义起家”，故不得不聘请幕客，帮助处理“非所素习”的刑名、钱谷等诸般公务。政府为控制公务员规模，节省办公经费，故不愿为各级行政长官设立帮办、顾问的职位；而各级长官为了应付职、差，不辱使命，不得不“自费”养一批幕客。表面上看，国家确实节约了开支，可是，这个“自费”既然打了引号，其实非自费，又不待赘言。我们听到的名目繁多的“陋规”、“虚冒”、“苛捐”、“杂税”等等“灰色收入”，其大部分就用来负担幕客的开支。然则，国库虽不因此而虚减，人民实因此而加重负担。当然，民生问题历来不是吾国政治的重点；“肉食者”虽然明知幕客制度乃是一种畸形制度，但在国家开支得以节约的前提下，也就掩耳盗铃，并不严命废除。甚而有才高能显的著名幕客，可以上达天听；例如，被雍正称为“巡抚中第一人”的田文镜，其幕友邬先生就获此殊荣。田上请安摺，雍正批曰：“朕安。邬先生安否？”　　但是，凡事皆有利弊。幕客固然是朝廷命官的好帮手，但为善为恶，存乎其心而已；倘若把持官府，枉刑纳贿，有官之权而无官之责，那也令人头疼。故同样是雍正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这样的谕旨：　　“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但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黜陟属员，则清浊混淆；中理刑狱，则曲直倒置。败督抚之清节，误督抚之功名。彼则置身事外，饱橐而去。殊为可恨！夫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　　这可算是清朝关于幕客使用的基本###。幕客如果一心求财，则不免在办理人事（“黜陟属员”）、刑事（“中理刑狱”）这些重要公务时上下其手，一味贪索。倘若悬以功令，在科举以外，给这些编外知识分子（很多幕客出身秀才乃至举人，并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