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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的瓦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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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骚乱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但由于媒体没有对血腥镇压进行详细报道，因而这起事件对于没有亲眼看见镇压场面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公众没有进行抱怨，所以国防部的高层领导便准备将处理这类事情作为他们的常规任务。以后随着“公开性”的广泛发展，媒体对军队指挥官在维持国内秩序和维护莫斯科的控制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批评得越来越尖锐，军队领导人的反应也有所变化。然而1986年在阿拉木图，将军们轻松地完成了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任务。
第15节。第比利斯大屠杀
第比利斯大屠杀
1989年春天，形势急转直下。4月4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爆发了示威活动，新成立的民族民主党的党员在政府大楼前举行绝食抗议。到4月7日，示威者估计已达到十万人。那天，许多单位的员工，包括公共交通部门的职员、教师、电视台工作人员和几个工厂的工人，还进行了罢工。4月8日，罢工和示威活动继续进行。格鲁吉亚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祖姆贝尔、党的其他领导人以及格鲁吉亚内务部部长戈尔戈泽绍塔对此事的反应是要求莫斯科向格鲁吉亚调入更多的内卫部队和军队。莫斯科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研究帕季阿什维利的请求，一次是于4月7日在利加乔夫的主持下进行的，另一次是第二天在切布里科夫的主持下进行的。国防部部长亚佐夫元帅向外高加索军区司令伊戈尔罗季奥诺夫上将下达了命令，同一天军队就开进了第比利斯。亚佐夫还将国防部副部长康斯坦丁科切托夫上将派往第比利斯。根据格鲁吉亚政治局4月7日做出的一项决定，拟于4月9日凌晨4点开始实施镇压示威活动的计划。4月8日，部队进入了指定地点，由罗季奥诺夫总负责，指挥戈尔戈泽的内卫部队和军队。据说罗季奥诺夫和科切托夫向帕季阿什维利和格鲁吉亚国防委员会保证，部队只佩带控制骚乱用的警棍和盾牌，不装备武器和实弹，因而不会死人。如此看来，莫斯科中央政治局似乎将采取行动的决定权交给了帕季阿什维利及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但从罗季奥诺夫热衷于此事可以看出，他相信政治局实际上希望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发布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命令。__
凌晨，镇压行动开始了，内务部的部队打头阵，据说向约有八千人的人群使用了毒气。陆军部队带着警棍和锋利的铁锹紧随其后，事先没有警告就向人群发动了攻击。尽管官方报道说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年轻妇女，190人受伤，但非官方消息认为伤亡数字要高得多。政府最初试图将人员死亡归咎于被拥挤的人群踩死，但目击者抗议这种解释，认为人群平静而有秩序。事实上大部分死者是被军队用铁锹打死的，少部分是被毒气毒死的。
镇压后的第二天，即4月10日，由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组成的政治局调查组抵达第比利斯，对事件进行调查。4月10日，帕季阿什维利辞去了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由古姆巴里泽吉维取而代之。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包括后来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的兹韦尔德加姆萨胡尔季阿，秩序至少暂时恢复了平静。4月17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以确定谁应当对4月9日凌晨采取的行动负责。
以上就是第比利斯大屠杀的简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对这起事件的处理与对阿拉木图事件的处理明显不同。两者在迅速求助于内卫部队和军队上是一致的，在控制媒体报道上也相类似，但后者没有前者那么成功。当时苏联正在全力推进“公开性”，这使得许多血淋淋的细节成了人所共知的事情。无须赘言，苏军士兵用棍棒将手无寸铁的格鲁吉亚妇女活活打死的画面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义愤，不仅在格鲁吉亚是这样，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也大多如此。
另一个主要的差异是官方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到1988年，苏联大部分共和国的民族团体都公开批评苏联的民族政策。1988年2月，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苏维埃要求重新并入亚美尼亚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了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
随着“公开性”的发展，格鲁吉亚当地的知识分子觉醒了。1988年后期，阿布哈兹分离主义活动成了格鲁吉亚的一个问题。同年秋天，格鲁吉亚几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强烈反对格鲁吉亚俄罗斯化，要求给予格鲁吉亚更大的自治权。11月，近20万人聚集在第比利斯，要求修改苏联宪法，放宽对共和国权利的限制。这就是说，1989年4月危机之前，格鲁吉亚已发生了一系列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反映当地民族情绪和文化思潮的事件，因此很难说政治局对此次事件的发生会感到突然。
然而，最大的不同点是政治局的行为方式。第比利斯事件发生时，苏联的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年前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政治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1989年春天，新成立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多个候选人竞选。对于这种政治改革，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保留意见。此外，政治局开会讨论帕季阿什维利要求使用军队镇压第比利斯的示威活动的请求时，戈尔巴乔夫并不在场，这使他有机会否认同意让罗季奥诺夫向军队下达镇压示威者的命令。谢瓦尔德纳泽对军队的行动非常恼火，这不仅因为他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对老乡有同情心，而且据他自己承认，他失去了一次阻止事态发展的机会。他回忆道，4月7日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形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派出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去处理此事。”可当谢瓦尔德纳泽赶到第比利斯时，被告知形势已得到控制，不再需要他了。这样，政治局委员们，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一个个更关心的是如何开脱责任，而不是如何处理格鲁吉亚政治危机，对此危机他们曾表示过默许甚至可能是纵容的态度。
契尔尼亚耶夫在对4月20日政治局会议的回忆中，描述了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情况，那次会议听取了刚刚从第比利斯返回的谢瓦尔德纳泽的汇报。谢瓦尔德纳泽具体汇报了些什么，契尔尼亚耶夫并没有说，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认为动用武力是不必要的，军队在得到莫斯科国防部的同意后也不应该采取行动。戈尔巴乔夫听取汇报后，说他同意谢瓦尔德纳泽关于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的说法。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事情的责任应归咎于帕季阿什维利和第比利斯党组织领导的软弱涣散，因为他们与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没有共同语言。他坚持说他常常告诫帕季阿什维利，在处理与日益觉醒的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要多用民主的方法。然而，这次事件表明，格鲁吉亚党的干部只知道一种办法，那就是动用武力。戈尔巴乔夫接下来抱怨说没有掌握足够、可靠的关于第比利斯情况的消息，他说苏军情报局、克格勃、内务部和党的机关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之间都有保密线路，但它们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整体利益。他说他刚从伦敦回来时，有人告诉他军队已被派往第比利斯，但只是去保卫几处敏感的设施，仅此而已。然后就在第比利斯颁布了戒严令，戈尔巴乔夫称其为“愚蠢的”和“不必要的”行为。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不是深入人民群众中间督促他们保持镇静，解释政府采取的行动，而是躲进了地下掩体。同时，莫斯科的政治局获得的情报也是有限的，完全不足以让政治局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时雷日科夫插话问道：“我们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能知道什么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却什么都不知道，我作为政府首脑，开始是从《真理报》上获悉这些情况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情况，政治局又怎么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戈尔巴乔夫本想重新接过话头，但雷日科夫继续说道：“至于说军队他们派部队镇压人民还怎么能说他们好呢？有人从莫斯科向格鲁吉亚军队指挥官发布了命令，但政府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连一个传闻都没有听到。军队指挥官甚至对格鲁吉亚政治局指手画脚，这一点我们也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谢尔盖耶维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竟然不知道此事！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果军队不向政治局汇报就擅自采取行动，那是非常糟糕的。”
戈尔巴乔夫转向亚佐夫，对他厉声说道：“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永远记住此事。今天就发布一道命令：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禁止参与一切地方事务。”
戈尔巴乔夫在这一刻的表演是拙劣的，明显是为了逃避责任。当然，契尔尼亚耶夫承认他自己倾向于戈尔巴乔夫是无辜的，戈尔巴乔夫尽管没有直接责任，但肯定是他制定了导致格鲁吉亚出现此种状态的政策。他此刻是企图将责任推在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特别是军队的头上。雷日科夫的评述似乎是事先安排好的，不仅为他自己开脱了责任，而且影射莫斯科有人正在篡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利加乔夫主持了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格鲁吉亚共和国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才相信莫斯科已经为他开了绿灯，而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这开绿灯的人极有可能是利加乔夫。此外，罗季奥诺夫将军及其所属部队正是在这一刻支持当地内卫部队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参加4月8日的会议（会议是由切布里科夫主持）深入研究情况，暂缓罗季奥诺夫将军的行动呢？他自己的说法是他4月7日返回莫斯科时才得到关于第比利斯形势的简报，但简报很不完整。事实真是这样吗？也许他知道主要情况，而故意让罗季奥诺夫的行动进行下去，因为他知道利加乔夫已经代表政治局批准了此次行动，这样万一事情搞砸了，他可以避免承担直接责任。契尔尼亚耶夫对这些明显的问题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承认他提供4月20日政治局会议细节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表明戈尔巴乔夫是无辜的。
第16节。
格鲁吉亚调查委员会关于此次事件的报告于1989年10月在格鲁吉亚媒体上发表了，内容充满了矛盾，但给人的印象是帕季阿什维利受了罗季奥诺夫上将关于保证不会有伤亡的误导。帕季阿什维利够惨的了，但罗季奥诺夫看上去更惨。这份报告虽然始终没有提到戈尔巴乔夫所扮演的角色，但它提供的证据表明，就在悲剧发生前的几天里，帕季阿什维利频繁与莫斯科政治局委员通电话，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和亚佐夫。此外，亚佐夫证实4月7日晚上戈尔巴乔夫从英国刚一回来，就与帕季阿什维利通了电话。如果亚佐夫的话可信，那么戈尔巴乔夫很难让政治局接受他对自己责任的辩解。
其他方面的证据也证实了这种印象。当时任土库曼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对格鲁吉亚政治形势的看法。据他介绍，戈尔巴乔夫获悉那次大屠杀事件后，只是冷冷地说道：“他们流的血越多，就越可能回过头来向我们企求帮助。”尼亚佐夫是一个对戈尔巴乔夫的民族政策表示极度轻蔑的人，他还引述了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民族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的真正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与苏联的经济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它们分离出去的话，将无法生存；就算它们能分离出去，也会很快回来。”当然，尼亚佐夫并不是一个对此事没有兴趣的人。
瓦列里鲍尔金对于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事件中的作用也做了坦率的陈述。他与戈尔巴乔夫还在伦敦时，就传来了第比利斯局势失控的消息。他们刚一回到莫斯科，政治局委员们就在机场与他们见面，并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政治局委员们已同意派谢瓦尔德纳泽火速赶往第比利斯控制局势。然而按照鲍尔金的说法，谢瓦尔德纳泽并没有立即就去，这明显是因为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交换意见后改变了主意。帕季阿什维利长期以来与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不和，他后来告诉鲍尔金说，谢瓦尔德纳泽的第比利斯之行之所以被推迟，是“因为冲突已不可避免，所有的决定都已得到准许，但他没有说是得到了谁的准许”。当然，从鲍尔金的上下文看，他指的是戈尔巴乔夫。他继续说，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5月25日~6月9日），在党内所有高级领导干部中，对军队不满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还坚持说他曾当面向戈尔巴乔夫建议不要承担责任，让责任落在军队和党内个别官员的头上，戈尔巴乔夫没有作答，鲍尔金意识到他的直率触动了上司“敏感的神经”。
罗季奥诺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极力为自己进行辩解，坚决否认有示威者被士兵用铁锹打死，并强调说隐藏在示威者背后的是第比利斯危险的政治力量。罗季奥诺夫坚持认为应以全国政治形势的大背景来看待这起事件，格鲁吉亚政治反对派唯恐天下不乱，因而这起事件事实上是一次“挑衅”，而不是“悲剧”。当然，按照罗季奥诺夫的逻辑，问题的根源应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毫无疑问，罗季奥诺夫也担心这起事件会对他自己的前程产生影响（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1996年他成为俄罗斯国防部部长，一年后被解职）。
1989年春天，亚历山大列别德上校是驻图拉的一个空降师的师长。他的师4月8日进入战斗准备状态，4月9日被空运到第比利斯附近的一个机场。4月9日夜里，他的部队乘坐车辆穿过第比利斯市区，目睹了那天早些时候冲突发生后的景象，街上空无一人，甚至连警察都没有。尽管他没有及时赶到并亲眼看到罗季奥诺夫在凌晨采取的行动，但他生动地描述了参与这一行动的第345空降团的情况。
这个团是1979年进入阿富汗的苏军首批部队中的一个，也是1989年离开阿富汗的最后几个团之中的一个。它的官兵在巴格拉姆山谷身经百战，尝遍了人间的苦难。这个团回国后被部署在阿塞拜疆的吉扬德扎（以前叫基洛瓦巴德），那里没有营房，没有停车场，没有公寓，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资金来源。回国本来应进行战后休整，但这个团在动荡不安的外高加索从一个热点地区匆匆奔向另一个热点地区。4月6日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后，该团迅速驱车320公里赶往第比利斯。士兵们有着良好的战斗素养，知道如何无情地杀敌，但他们在第比利斯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示威者，过去也没有训练过如何对付示威者。示威者咒骂、欺负士兵们，甚至向他们投掷石块，但空降团的士兵们始终不还手。据列别德提供的第二手资料（这方面提供的情况不是很令人信服的），人群逐渐变得充满敌意，以至于不得不做出某种对付示威者的决定。决定做出了（很明显是由罗季奥诺夫做出的），于是屠杀事件发生了。正像列别德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部队在那样的心理状态下，做出这样的事情是毫不令人吃惊的。
列别德对罗季奥诺夫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苏军中“最明智和最有教养”的几个将军之一。列别德坚持认为，罗季奥诺夫坚决反对帕季阿什维利要求调来更多军队的主张，但他的反对意见被驳回，他向莫斯科反映意见的要求也被否定。结果是很快就有至少三个空降师抵达第比利斯。在列别德看来，大屠杀是向第比利斯调入大批部队，特别是调入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的必然结果，因此，让罗季奥诺夫承担大部分责任是不公正的。列别德悲叹道：“将军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是将军。”列别德称事件很久以后，即罗季奥诺夫被解除司令职务，担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后，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才间接地向他承认对他的指责是荒谬的。然而，第比利斯街头的标语牌上依然写着“罗季奥诺夫是杀人犯”“打倒凶手罗季奥诺夫”。列别德认为，如果罗季奥诺夫在事件刚刚发生后就要求对他的案件进行审理，他可能会被宣布为无罪。然而政治领导人不允许他这样做，罗季奥诺夫太守纪律了，他也不会这样做。
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大屠杀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并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和政治局处理这一事件的所作所为对高级军官们的影响。阿拉木图事件中，政治局和军队指挥机构是团结一致的，控制局势的决心是坚定的。然而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政治局不敢负责和逃避责任的态度很快被公之于众，给人的印象是军队指挥系统要么陷于瘫痪，要么背离政治局擅自采取行动。事后政治局委员们又开始相互指责，同时试图将罪名加在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帕季阿什维利和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上将的身上。
列别德的反应是令人深思的，他对血腥镇压行动毫不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似乎相信示威者的挑衅行为证明武力镇压是正确的。按照列别德的说法，将军们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替罪羊，他相信大部分将军可能同意他的说法。此外，在4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雷日科夫指责军队没有经过格鲁吉亚地方当局的准许而擅自采取行动，接着戈尔巴乔夫也对军队进行了非难，他认为亚佐夫肯定深感上当受骗。不管亚佐夫、罗季奥诺夫和列别德是否对第比利斯的政治形势有准确的估计，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是军队挽救了党，避免了格鲁吉亚党组织在政治上的溃败。列别德就是直截了当地这样说的。然而作为对这次救援行动的回报，将军们突然被媒体丑化为惨无人道杀戮手无寸铁的年轻妇女的杀人犯和屠夫。鲍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事件上的表现说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军队的信任，此后，他与军队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已无法弥合。
列别德认为刚刚从阿富汗回国的士兵们的情绪是导致他们对辱骂他们的示威者采取过激行动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让我们假定美军的一个团刚刚脱离越南的激烈战斗回国，驻在一处没有足够的住房和保障设施的兵营，然后再让我们假定这个团被派往一个大学校园对付反战的示威者，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很大，这种看法一点也不过分。那么派往第比利斯的部队是谁挑选的呢？列别德没有说，但他暗示戈尔巴乔夫应对此负责。虽然从阿富汗前线撤回的部队被派往局势不稳的外高加索地区的决定是由总参谋部做出的，至少是总参谋部同意的，但列别德能认识到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情况，难道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事件的前后就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最后，第比利斯事件后，苏军政治理论刊物上刊登了若干篇批评在维持国内治安中使用军队的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将军带头严厉地提出了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军队可进行国内战争，也可进行对外战争，关键看敌人在哪里，并引述恩格斯的话证明他的观点。然而，1939年以后苏联在国内已没有了敌人，因此军队的任务只能是准备抗击外敌的入侵（他的这种高谈阔论并没有阻止他以极大的热情在国内使用军队的实践，如1990年和1991年在立陶宛、1991年“八月事件”期间在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地区使用军队的实践）。两位上校在批驳军队的对内职能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由他们两位做出这个结论比瓦连尼科夫将军要稍微合适一些。最后，一位退役上校指出，对内使用军队曾不止一次在东欧拯救了社会主义。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提出了稍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军事干预第比利斯事件的教训是，军队指挥官只能听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话，而不应听从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的命令。这种形形色色的意见、争论和理论探讨，很难解决政治军官们在部队政治教育课上遇到的问题。
第17节。对巴库的军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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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库的军事干涉
另一起重大危机于1990年1月发生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这起事件只是1988年2月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冲突后该地区一连串骚乱事件中的一起，但却是重要的一起。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历史上曾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1988年2月20日，该州苏维埃的亚美尼亚族代表要求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苏共中央政治局拒绝了这一要求，戈尔巴乔夫呼吁合理解决问题。1988年2月22日，5万~7万名示威者走上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街头，支持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第二天，政治局委员阿纳托里卢基扬诺夫和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抵达埃里温，对事件进行调查，但示威和罢工继续进行。随着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党委进行的清洗，该地区也发生了暴乱事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首府斯捷潘纳克特示威活动爆发的当天，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格奥尔吉拉祖莫夫斯基和彼得杰米契夫出现在事发现场，但他们明显地未能控制住局势——或许他们真的没想控制住局势。苏联政府新闻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在莫斯科宣称，戈尔巴乔夫绝不允许对边界有任何改动。2月27日，巴库开始发生骚乱，第二天，巴库东北方向距巴库不远的有20多万人口的苏姆盖特市也发生了骚乱，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开始了。据报道，在骚乱事件中有26名亚美尼亚人和六名阿塞拜疆人死亡。
这就是苏联媒体当时提供的、被西方媒体广为接受的大致情况，但事件真相极有可能被大大地曲解了。在这个故事后面被掩盖着的是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克格勃的计划，他们挑起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然后引发了苏姆盖特骚乱。伊戈尔诺尔延根据他对新闻报道的研究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提出了一个假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是真正的凶手，他们执行的是分化—控制策略。他指着媒体报道问道，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最近已从监狱里释放——怎么可能乘坐公共汽车和小汽车从外高加索各地聚集到苏姆盖特参加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呢？他坚持认为，没有克格勃的支持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苏联副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卡图谢夫突然出现在巴库，并在广播电台公布了骚乱的详细情况。按照过去的传统做法，检察机关及其人员在调查期间通常是避开媒体的。诺尔延还引述了可信度很高的两个人的话，用以说明这次冲突与种族和宗教无关。这两个人一个是叶莲娜邦纳，她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妻子，另一个是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导人列翁特尔彼得罗相，他是一位有着很高威望的自由民主改革派人士。诺尔延是客居美国的一位苏联流亡工程师，很难说他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让人挥之不去。叶莲娜邦纳和特尔彼得罗相对问题的见解也是让人难以忘却的。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莫斯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外高加索的这场冲突是由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制造的。这一事实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考虑到克格勃后来对巴库的操纵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两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依旧没有解决，该自治州以及阿塞拜疆其他地区的暴乱和骚乱事件始终不断。难民潮开始涌动起来，有亚美尼亚人离开阿塞拜疆的，也有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的。戈尔巴乔夫不是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以不偏不倚的调停者自居。同时，在维护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秩序方面，军队都对内务部提供了援助，以避免公众形成军队偏护一方的印象。列别德将军通过一个在士兵中流传的趣闻恰当地刻画出戈尔巴乔夫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处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团长和团参谋长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政治副团长被请来当仲裁人。他听了团长的陈述后说：“团长，你是对的。”然后他听了参谋长的陈述后又说：“参谋长，你是对的。”当时在场的还有当地的党委书记，书记听到这里觉得迷惑不解了，便问：“团长和参谋长都对？这怎么可能呢！”反应灵敏的政治副团长答道：“你也是对的！”
对于列别德和许多将军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如果戈尔巴乔夫1988年和1989年在处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问题时摆出强硬的姿态，就像1986年在处理阿拉木图事件时那样，那他就会损害他自己的“公开性”主张和改革政策，尤其在西方媒体的眼里是这样。那时，“公开性”已容忍这两个共和国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比较强烈的，然而从沙皇时代起，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始终受到周围信奉伊斯兰教国家中敌对势力的牵制。因此，即便就是独立后的亚美尼亚也必须与莫斯科保持密切的关系，苏联领导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阿塞拜疆则是另一回事。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发展，影响还很小。然而到1989年，该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并成立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成为当地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反对派。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促进了阿塞拜疆的民族觉醒，这使苏共政治局非常不安，因为阿塞拜疆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亚美尼亚不同，它们会毫无顾虑地力求摆脱苏联的控制。
1989年下半年，苏联、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立法机构颁布了几部相互矛盾的法律，此后，阿塞拜疆的动乱似乎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11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秩序的一系列措施。12月1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12月4日，作为对这项法令的回应，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保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现状。这是与莫斯科通过的措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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