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的瓦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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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保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现状。这是与莫斯科通过的措施相抵触的。到12月底，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强烈反对苏联关于限制通过与伊朗间的边界的规定。12月29日，在离边界不远的贾利拉巴德，数千人冲击了党委机关和警察总部。在里海边的连科兰市，人民阵线的成员控制了该市党和政府的办公场所，暴乱一直持续到1990年1月11日。1月13日，巴库爆发了反对以第一书记阿卜杜尔拉赫曼韦济罗夫为首的共和国领导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据说示威者要求撤销韦济罗夫的职务，就阿塞拜疆脱离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一些示威者开始寻找留在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对他们进行报复并占领他们的房屋，这些示威者中的大部分是来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难民。1988年2月以前居住在巴库的有20多万亚美尼亚人，到1989年年底，其中大部分人已离开了该地。据当时居住在巴库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讲，阿塞拜疆难民并没有从当地官员那里得到他们索要的房屋和其他任何帮助。他们寻求帮助时得到的是鄙弃的对待。这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克格勃和当地共产党官员发动了这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事件，目的是暗中嫁祸并削弱人民阵线。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当人民阵线以及其愤怒的追随者不仅在巴库，而且在纳希切万和该共和国其他地区继续对苏联的统治提出挑战时，苏军的介入延迟了好几天。与此同时，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大肆宣传人民阵线的“恐怖行为”，将巴库描述为从“一个现代城市退回到了中世纪时代”。然而，几个消息来源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是动乱爆发和军队介入的罪魁祸首。

　　　　巴库地方当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件发生很久以后，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普里马科夫、吉连科、亚佐夫、克留契科夫、巴卡金、瓦连尼科夫以及原苏联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其他高级官员，应对苏军在阿塞拜疆的犯罪行为负全部责任。”当然，从中我们只能知道此事件涉及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他在内务部、克格勃和国防部的高级助手们。然而，该委员会同时也指出，鉴于它没有条件直接审讯阿塞拜疆事件中的凶手，要把他们的罪责毫无遗漏地全部列举出来也是不可能的。

　　　　1991年12月，该委员会从阿塞拜疆国家安全部提供的情况中获悉，1990年1月，三位当地克格勃官员博布科夫、皮罗日科夫和阿格耶夫，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派出的若干同伙的支持下，设法进行了一系列地下活动。但巴库的前克格勃头子的说法却与此不同，他说1月19日军队一介入，克留契科夫就在电话中告诉他，克格勃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阿塞拜疆的一切问题都得由苏联内务部和国防部决定。虽然这两种说法在对克格勃的行动效果的判定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没有否认克格勃曾试图对形势施加影响。

　　　　人民阵线领导层的一位成员阿赫提巴尔马梅多夫作证说，苏军干预的前夕，普里马科夫和吉连科把他召到巴库党的总部告诉他，为了防止阿塞拜疆从苏联分离出去，需要出动军队，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阻止它脱离苏联的行为。他们还告诉他，亚佐夫将军已经发布了一项命令，如果苏军部队被阻止进入该市，他们将“用火海淹没所有抵抗力量”。同一天晚些时候，巴库卫戍司令警告他说，军队一旦接到命令，“他们将难免不伤害小孩和妇女”。

　　　　1990年1月19~20日苏军部队进入巴库时，其目标明显有两个，即摧毁人民阵线和清洗地方领导层。清洗地方领导层的工作马上就开始了，但进行得不太顺利。1月20日，韦济罗夫被免去了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暂时由他的副手接任。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会见了阿塞拜疆总理阿亚兹穆塔利波夫，与他讨论了苏军从巴库撤出的条件。勃列日涅夫时期曾担任阿塞拜疆党的第一书记、1985年被戈尔巴乔夫清洗掉的阿利耶夫盖达尔在莫斯科公开反对苏军进入巴库，并要求其撤出。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设法于1月22日开了一次会，要求苏军立即撤出去。这样，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巴库都遇到了挑战，那里的政治形势即便在军事管制下也依然不稳定。

　　　　摧毁人民阵线需要若干天时间，但其最后的结果或许具有更大的影响。人民阵线不仅进行了武装抵抗，而且据苏联国防部部长亚佐夫1月26日宣称，阿塞拜疆内务部事实上援助了人民阵线，进行抵抗的武装分子约有四万人。亚佐夫可能严重夸大了抵抗力量的规模，但出于政治目的，他需要让形势看上去很危险。军队的行动很快越出巴库，扩大到了贾利拉巴德、连科兰和其他地区，重新扶植亲苏联的官员上台。

　　　　列别德将军从作战角度讲述了这次军事干预的情况。他的空降师于1月18日在图拉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第二天被空运到巴库附近。其他到达的部队还有从普斯科夫调来的一个空降师，以及“通过征召令紧急补充至满员的一大批摩托化步兵部队，它们来自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有一点列别德虽然没有提及，但我们在此需要讲一下。当摩托化步兵部队进行动员时，许多地方的“士兵母亲委员会”采取了行动，公开抗议将这些部队部署到阿塞拜疆。结果她们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使戈尔巴乔夫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觉得很尴尬。

　　　　按照列别德提供的情况，当媒体关于阿塞拜疆的暴乱越演越烈的报道铺天盖地之时，令与他共事的军官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1月12日当局未采取任何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的行动。他们不禁问道：“这怎么可能呢？在巴库已经开始杀人了，而我们现在还在图拉。”在排除了所有可能的解释后，列别德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推测，戈尔巴乔夫“只记住了这个公式：空降部队＋军事运输航空兵＝苏联在外高加索的政权”。到1990年，列别德及其空降部队的军官们对这类事情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惯用的手段是，他们不是将冲突扼杀于萌芽状态，而是任其发展，直至证明他们难以应对时，最后作为补救措施，才动用空降部队去应对。”

　　　　1月19日晚上，列别德和他的空降师降落在在离巴库30公里远的地方，机场上停放着准备把他们运到巴库的卡车。机场周围并不平静，当地的抵抗分子乘坐汽车在机场周围游弋，不时向远处飞来的飞机射击。武装分子一群一伙地隐蔽在公路两旁，封锁了通向巴库的公路。列别德明确了本师的任务后，命令战斗工兵剪断机场一侧的铁丝网，满载部队的大批卡车才得以躲过抵抗力量的拦截向巴库驶去。他们在公路上不时感觉到敌对分子射过来的子弹，有几次不得不停下来与他们进行短暂的交火。深夜时分他们才到达巴库，并成功地占领了指定的地区。

　　　　列别德描述了那些20岁左右青年士兵的情况，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普通士兵的心态——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这些士兵只在训练场上对目标进行过射击，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射击训练意味着“杀人”。更要命的是，他们被告知到目的地后的任务是维持阿塞拜疆人的秩序，这些人和他们自己一样是苏联公民，并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觉得迷惑不解，问道：“那我们是什么呢？是警察吗？”他们是带着美好的心情去的，根本没有想到要进行战斗。然而，他们很快就变得“异常愤怒”，骂着不堪入耳的话，表现出空降兵“老子天下第一”的习气。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活下来，脸上不再有笑容，每当看到有战友倒下去的时候，就变成了“残忍的受过良好训练的狼”。同时，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看不到希望的害怕”。这可能是对空降兵部队较为贴切的描述，然而，那些才刚刚动员起来的摩托化步兵部队，虽然他们也肯定充满了“看不到希望的害怕”的感觉，但他们就连“受过良好训练的狼”都称不上了，在空降部队的词语中他们大概只能算是胆小鬼了。

　　　　在巴库滨水区经过小规模的战斗，列别德的部队摧毁了人民阵线的主要指挥所，并达成了其他一些预定的目的。他们正准备利用短暂的间隙吃早餐时，列别德获悉由39名调查员组成的苏联检察院调查团来了，为首的是一位少将（列别德没有给出他的名字），他们是来调查列别德的师和其他部队的行为的。见面会上，列别德看到一叠表格，上面写着“1990年1月19~20日空降部队官兵在巴库所犯罪行统计表”。表上列的罪行项目包括：杀害几百名平民；打伤数千人；盗窃大批车辆、电冰箱、毛毯、金钱及贵重物品。检察官们的任务非常明确：立即调查，严厉惩处。为首的那位将军要求与首批派来实施这次行动的两个团的军官们谈话。

　　　　军官们是那天下午5点被召集起来的。调查团团长对他们说罪犯就隐藏在他们中间，并威胁说如果不把犯人交出来，将强行把他们带走。当时，军官们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然后，有人轻声笑了起来，接着军官们哄堂大笑。他们问道，将军打算怎么把他们“强行”带走呢？难道调查员们认为他们自己有这样做的力量吗？军官们认为这简直是荒谬至极。

　　　　然而，列别德并不觉得可笑，他平静地命令一位上校把负责调查员们安全的卫兵撤掉，那位将军随即怒冲冲地走了出去，驱车离开。这之后不久，该将军的一位助手打电话给列别德，请求他把卫兵派回来，以保护调查团免遭当地暴民的威胁。列别德拒绝了这一要求，说除非将军本人向他提出请求并致以真诚的道歉。据列别德说，该将军还真的那样做了，而且是惨兮兮地向他求情的，卫兵随即被派了回去。

　　　　这次调查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列别德没有详细说明，但他当时相信这是为戈尔巴乔夫或党内某些高级官员提供证据，在他们觉得政治上需要的时候把他作为替罪羊，就像他们在第比利斯事件之后对罗季奥诺夫将军所做的那样。

　　　　与第比利斯事件相似的另一点是，有关这些小插曲的情况杂乱无章且不完整，但它们却是值得回味的。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当时几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特别是立陶宛正威胁说要脱离苏联。契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劝戈尔巴乔夫让立陶宛独立，但戈尔巴乔夫不能让自己做出这个决定。西方媒体的注意力也紧紧地盯着立陶宛，这使戈尔巴乔夫在那里的举动对他与西方的关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此同时，阿塞拜疆的局势也日趋严重，不再受戈尔巴乔夫信任的当地党的领导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权。

　　　　鉴于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决定（或者是在克格勃和内务部领导的劝说下决定）需要采取一些隐蔽措施，以控制阿塞拜疆的局势。如果想师出有名，那只有制造暴乱事件，才会证明派军队去恢复秩序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人民阵线的暴乱事件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克格勃在背后做了手脚，目的是使人民阵线的名誉扫地，证明派军队进去将其摧毁是正确的。虽然不能排除克格勃、内务部和国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这样看来，戈尔巴乔夫参与其中的可能性是很难排除掉的。此外，来自莫斯科的所有这些阴谋活动和幕后指挥与土库曼共和国第一书记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的说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认为阿塞拜疆动乱的蔓延会使该共和国更加依赖莫斯科。

　　　　从列别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于这起事件的看法充满了矛盾心理。他们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付外高加索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制造麻烦的政治集团，但使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让他们尽早和尽快地去恢复秩序，而是等到形势严重恶化后才采取行动。更糟糕的是，列别德担心形势不妙时，戈尔巴乔夫或其他政治局委员会把他作为替罪羊。

　　　　在这一点上，列别德关于检察院调查团到其部队调查的介绍特别能说明问题。如果情况真的像人民阵线领导人阿利耶夫盖达尔和阿塞拜疆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形势并没有失控，那么就存在对进行干预的部队进行刑事指控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部队是被派去摧毁人民阵线的，那极有可能是他们开的第一枪。当然，列别德把挑起交火事件的责任推到了人民阵线的头上，但考虑到他对分离苏联的政治势力的态度，他的证言是值得怀疑的。对调查团到来的另一种解释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在莫斯科希望给列别德和其他军官找一些罪名，以备巴库的形势发展对联盟政府不利时使用，就像他们在第比利斯所做的那样。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列别德粗鲁地对待首席调查官的做法就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军队进入巴库导致的最致命的后果，可能就是激起了士兵母亲运动组织的抗议，损害了军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些抗议活动表明，军队已基本丧失了公众对它的支持。与此同时，军官对党的领导的态度也开始向危险的方向转变，就像列别德指出的那样。几个星期后的2月中旬，驻在塔吉克共和国的一个陆军师拒绝进入该共和国首都杜尚别，去镇压预计有5000多人的暴徒和抢劫者。该师的师长和军官们说他们之所以拒绝命令，是因为他们不想背上制造动乱的罪名，而这一罪名是采取军事行动所难以避免的。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了军官们的态度已开始转变。
第18节。对立陶宛干预的失败
　　　　对立陶宛干预的失败

　　　　虽然戈尔巴乔夫对付阿塞拜疆的分离主义运动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但他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面临的挑战却是更为严峻的。这三个国家中，立陶宛是要求独立呼声最高的。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议会宣布该国独立。3月15日，莫斯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立陶宛的这一决定为非法。4月18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封锁。6月，立陶宛耍了一个花招，在独立的立场上稍稍后退了一步，宣布其独立决定延期100天履行，以便与莫斯科进行谈判。10月2日苏联和立陶宛代表团进行首次会谈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更趋强硬，谈判就此中止。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布什及其助手们私下向双方施加压力，以免双方摊牌，因为当时有关德国统一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布什支持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年内完成统一德国的目标，同时他也寻求戈尔巴乔夫默许统一后的德国仍然留在北约。布什担心苏联对波罗的海共和国的血腥镇压会激起美国国内对莫斯科的强烈反对，从而损害他与戈尔巴乔夫间的微妙关系，因此美国外交官力图避免或至少推迟这样一种对立。美国外交上的这一政策与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对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镇压不大关心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在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使用武力的问题上，美国新闻界、国会和总统内定了一条界线，即美国对波罗的海共和国问题的态度有别于对其他共和国问题的态度。这一点可能对戈尔巴乔夫起了作用。

　　　　这年的秋季征兵工作在几个共和国都遇到了阻力，尤其在波罗的海地区，并最终演变为苏联对立陶宛进行军事干预的借口。1991年1月7日，苏联国防部宣布将向几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派驻空降兵，以加强那里的征兵工作，但最终只向立陶宛部署了部队。同一天，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库兹明弗奥多尔上将向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领导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们不要干预部队的进驻。他还告诉他们，亚佐夫元帅已敦促他们在1月13日之前加强征兵工作。这一行动没有吓住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的任何一个，它们明白将面临苏军摧毁它们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事件是，1月11日立陶宛民族拯救委员会悄悄地宣布成立，其发言人是朱扎斯杰马拉维希尔斯。杰马拉维希尔斯拒绝透露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只是宣布该委员会正在夺取政权。同一天，苏军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的新闻中心和国防部，打伤了几个人。第二天，维尔纽斯卫戍司令弗拉基米尔乌斯霍普契克少将向新闻界宣布，这些行动都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令实施的。

　　　　最后，1月13日，立陶宛民族拯救委员会谴责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进行反苏宣传，呼吁乌斯霍普契克采取行动。乌斯霍普契克照此做了，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电视塔，通过高音喇叭宣读了该委员会的声明。部队进入时遇到了电视塔周围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抵抗，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打死16名立陶宛公民，打伤数百人。这一悲惨事件为西方记者亲眼看见，并被录了像，对此情况苏军是无法像在巴库那样进行抵赖或歪曲的。

　　　　然而就在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开始赖账了，声称暴乱完全是由当地部队指挥官发动的。亚佐夫试图为乌斯霍普契克辩护，谴责立陶宛政府通过充满激情的反苏宣传向他进行挑衅，但亚佐夫的声音是微弱的。苏联联邦委员会向维尔纽斯派出一个代表团，与民族拯救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谈，但民族拯救委员会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成员在机场会见代表团后，很快就离开了。从此，这个像鬼一样来去无踪的委员会就销声匿迹了。

　　　　这段时间，爱沙尼亚躲过了严重的暴乱，但拉脱维亚却未能幸免。虽然苏军对立陶宛的军事干预停止了，但1月20日内务部特种部队——所谓的“黑色贝雷帽”，即“执行特种任务的民兵支队”袭击了里加的内务部大楼，打死四人，打伤十人，伤亡者大部分为记者和平民。这是这个月里内务部特种部队发动的一系列小规模行动中的最后一起。

　　　　列别德曾精辟地总结过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行为模式：形势恶化→戈尔巴乔夫举棋不定→克格勃和内务部无效地忙碌，然后依赖国防部的公式“空降部队＋军事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在军事行动失败或过于残忍引起强烈反应后，将责任推给地方党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官。同阿拉木图、第比利斯和巴库事件一样，军事干预维尔纽斯是这一模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国防部的公式之所以在维尔纽斯失灵，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虽然苏联在其他几个共和国的计谋得逞，但立陶宛的独立运动较之其他几个共和国要成熟得多。第二，西方媒体对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关注程度比对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要大得多，因此，不仅布什总统，而且其他几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恳求戈尔巴乔夫不要干预那里的新政权。第三，没有人相信倒霉的乌斯霍普契克少将是擅自采取行动的，戈尔巴乔夫把这一罪名强加于他是愚蠢的。第四，各级军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说一些空降部队的指挥官在接到将他们的部队开进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命令时畏缩不前，还有一些部队数次拒绝将枪口对准老百姓。在对付反叛的政治运动和群众示威活动中，只有内务部的特种部队和一些克格勃部队还值得信赖。第五，在这次不成功的军事干预行动中，发生了一件颇有预兆意义的事情。在此之前，军事干预矛头所指向的共和国领导人都是独立奋战的，莫斯科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向他们提供过有力支持。但在立陶宛的独立运动中，情况就不一样了。莫斯科的政治人物鲍里斯叶利钦不仅于1991年1月访问了该地区，而且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讲话，呼吁在立陶宛的苏军士兵不要支持这次干预行动。他充满激情地对他们说：“你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兰博——一位捍卫法律和秩序的英雄。错了！你们只是一场肮脏游戏中的牺牲品，是克里姆林宫帝国城堡上的一粒沙子。今年你们就要脱掉军装，复员回家了，你们只能告诉自己的女朋友：我们狠狠地揍了那些立陶宛人。这些记忆是你们能给予她们的仅有的东西，不是自由，也不是幸福生活，因为你们用自己的坦克封锁了通向自由和幸福生活的道路。”

　　　　这些震撼人心的语言出自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之口，而他在四年前还只是苏共政治局委员。第比利斯或巴库就没有这么幸运，那时在莫斯科没有像他这样有威望的人能对苏军士兵说这样的话。

　　　　苏联政权建立以来，苏联一直动用军队镇压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势力。但为什么这种手段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能有效地运作，而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却突然不灵了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政治上的沉着。在阿拉木图危机中，他尽早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事态，但在外高加索，他起初是优柔寡断，继而依靠军队进行镇压，最后又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另一种解释在本书前几章里已做了详尽的阐述，与上述的一种解释是吻合的。戈尔巴乔夫为了给推进改革寻找理论依据，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修正，这动摇了苏联对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及其人民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一旦抛弃了国际阶级斗争，使人烦恼的问题便随之而来。苏军为什么要控制阿富汗？苏军为什么要控制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对这些问题没有合理的解释，人们很快就会责问苏联对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亚地区甚至乌克兰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叶利钦在对戈尔巴乔夫军事干预波罗的海共和国的谴责中已含蓄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戈尔巴乔夫曾坚定地表示，他不会为了维护苏联帝国的完整而运用诉诸武力的传统手段，因为他不想接受那样的现实。因此，他试图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继续他的“新思维”，另一方面在国内政策上推进“公开性”和改革。然而，“公开性”必然导致政治离心势力，需要不时地求助武力手段去进行控制。在阿富汗和东欧，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在当地共产党的政权遭到普遍反对时，他不主张派苏联军队进行干预。然而在苏联内部，他背叛了他的诺言，动用了军队。他政策中的这种矛盾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问题上，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维护他的改革政策和在西方受到极大欢迎的形象，要么使改革形势逆转，破坏他在西方的形象。

　　　　这些情况对军队的冲击是相当明显的，虽然不能说已经毁坏了军队，但这肯定是一个不良因素，特别是它严重挫伤了苏军最精锐部队——空降兵部队军官的士气。

　　　　最后，军队与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息息相关的，这不仅因为军队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民族问题影响苏联帝国的稳定。军队若失去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意愿和能力，那么苏联帝国是否能长久存在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苏联真正走向民主的逻辑是无情的：要么自由改革，要么保持多民族的苏联，想两者兼得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