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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的瓦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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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科维兹关于党与军队冲突的理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军队与党在政策上的分歧。科尔科维兹曾预言，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制度上的多元化将很快出现，这一预言在1970年代曾得到一大批学者的支持，但最终并未变成现实。苏联制度并未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是经历了官僚主义的停滞、腐败和蜕化的过程。
科尔顿的“控制论”因为走了一条谨慎的中间道路，可能更符合苏联复杂的政治现实，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科尔顿认为科尔科维兹关于党与军队历来冲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这一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解释。党为了避免与军队的冲突，把最好的资源分配给了军队。按照他的理论逻辑，如果现实不是这样的话，“军民关系”就会出现危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自然使这一假设有了验证的机会。军队虽然不喜欢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但并未像科尔顿预测的那样起来反抗。然而，从1990年开始，塞恩古斯塔夫松认为科尔顿的理论是对苏联“军民”关系最好的解释。
古斯塔夫松的分析和科尔顿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缺陷。首先，问题不在于“军与民”的关系，而在于“党与军”的关系。科尔科维兹的前提或许是错的，但他在这一点上没有搞混。其次，古斯塔夫松认识到科尔顿的理论期待着苏联党与军队之间出现政治危机，但他并未找到明显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苏联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新的机制”，正是这一机制避免了“控制论”逻辑所预言的即将到来的危机。如果他使用“一致论”的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缺少这样一种危机的证据了。事实上，一场巨大的危机仅仅在约一年后就出现了，但古斯塔夫松所寻求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危机，即文职领导和军队领导间的“军民危机”，而不是正在出现的党内派系危机。“一致论”本来应该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修正上来，因为这预示着党及其政权正面临着一场立法危机。
尽管“一致论”对军队职业化的作用估计不足，但它却很好地解释了党与军队关系的实质。国防部虽然对裁减军队非常不满，但对此做法还是不情愿地认可了，同时在政治上积极同党内保守派领导联合起来反对改革。像党内一样，军队内部也分裂了，一部分军官反对戈尔巴乔夫，另一部分军官则倾向于支持他。
寻找“冲突论”和“控制论”错误根源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查看它们的理论根基。两者的理论根据都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尤其是其军队职业化的理论。“冲突论”和“控制论”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亨廷顿的理论本身造成的，而在于它们不加区别地将这种理论应用于苏联的情况。苏军只是部分适合亨廷顿关于“职业化”的三个标准。正像他指出的那样：“职业作为一种专门的使命具有三个突出特征，即专门技能、责任心和团结性。”苏军的团结性自不待言，其专门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在阿富汗战争中苏军的技能显得要逊色得多。苏军在道德上的责任心则是另一回事。在亨廷顿看来，军队的职业责任心是对国家这一“社会”的，而不是只对某个阶级或只对革命的。对社会来说，“军官只负责军事安全而不考虑其他目标”。
从本质上说苏军显然不符合上述定义。亨廷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他关于军队职业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符合的。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没有错，但他忽略了列宁和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关于此问题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重要论述。列宁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将国家从克劳塞维茨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中去掉，而代之以国际工人阶级，将战争从国家间的现象变为阶级间的现象。苏军在道德上的责任，就是帮助实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保卫苏联社会仅仅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手段。直到1930年代末，当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时，红军才对整个苏联社会负责。而在此之前，苏联红军只是在国内帮助实现集体化和进行其他方面的针对“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正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苏联的统治和扩张这种意识形态基础在苏联军官，尤其是上层军官中是根深蒂固的。这不由使人想起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对沙赫纳扎罗夫说过的一句话，实现“国际社会主义”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为什么要承受经济负担、从苏联购买大批武器装备的原因。波诺马廖夫在与契尔尼亚耶夫辩论时对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中起重要作用的理解，说明了党的领导人是以这种思想来理解党与军队的关系的。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必须大刀阔斧地修改关于战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以及军队一时难以接受这些修正，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的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道德上对军官和党员提出的标准是革命活动的成功，而不是像资产阶级道德提出的那样，去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的安全。列宁从根本上修正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认为：战争不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通过阶级斗争进行战争。而红军的组织体系就是不明确区分党与军的界限。
如此看来，苏联的情况不仅明显越出了亨廷顿关于军队职业化的定义，而且也越出了他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在西方所有关于苏联这方面的理论中，只有党与军队关系的“一致论”考虑到了上述的这些因素。
要使苏军摒弃苏共意识形态基础，真正走上由国家掌控的道路，必须将党与军队的关系分开。但戈尔巴乔夫并未实现这一目标，仅仅是做了一些表面工作。事实证明，总政治部是党内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许多军事军官，特别是那些诸兵种合成部队指挥官，既反对戈尔巴乔夫只是改革总政治部的企图，也不支持年轻的改革派军官彻底废除总政治部的要求。即便在苏联解体后，总政治部的政治机关依然在新的名义下作为国家机构保留了下来。
西方对苏联党与军队关系的认识是肤浅的，这是导致对戈尔巴乔夫政权产生严重误解的一个原因。由党与军队危机导致的军事政变从来不是严重的危险，严重的危险来自军队支持的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党内集团。这种情况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差一点发生。然而当叶利钦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资深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政治舞台上的时候，这种危险便让位于另一个严重得多的危险——苏联的解体。
第12节。第十二章 军队与维持国内秩序
第十二章军队与维持国内秩序
你占领那块地盘后发现被你伤害的人中到处是敌人，你无法保持与帮助你实现占领的人们的友谊，因为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论你的军队有多么强大，要占领一个省，你总是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亲王》
在亲王或共和国所处的所有不妙的境地中，最不妙的境地是他们既不愿接受和平，也无力支持战争。——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演说》
1945年以后的整个时期，苏联军队所实施的作战行动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的。不错，苏联飞行员曾为埃及执行过作战任务，苏联空军和防空军部队曾在朝鲜战争中打过仗，苏联军事顾问曾参加过越南战争和其他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但苏军部队在作战行动中实施的重大部署，其中包括一些规模很大的部署，是在共产党国家内为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而进行的。1953年6月17日东德（民主德国）爆发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工人游行后，苏军匆忙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范围涉及一百多个市镇。1956年武装干涉匈牙利和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众所周知的。1960年代，苏军部队与中国部队在边境地区的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1967年爆发的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注）战斗使双方的冲突达到了顶点。1979年12月在阿富汗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哈菲兹拉阿明的再三请求下，苏军进入了阿富汗。z米z花z书z库z ；www。7mihua。com
纵观苏联的历史，红军及后来的苏军常常被用于执行镇压国内反抗的任务。内务部有自己的内卫部队，有几个师的战斗力还很强，它们主要用于执行此类任务，但有时它们需要苏军正规部队的支援。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这些行动对苏军军官和部队的影响，以及对公众感情的冲击并未很好地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苏联公民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进行的早期军事行动并不了解，即便知道，也是通过第二手材料得到的模模糊糊的印象。然而，年轻的这一代对1962年在俄罗斯南部新切尔卡斯克的血腥镇压和1972年对立陶宛考纳斯的镇压却是记忆犹新的，这两次行动苏军都参加了。苏军武装干涉匈牙利是广为人知的事件，但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公众中引起的负面影响似乎要大得多。苏联许多知识分子深受这一事件的困扰，参加此次行动的军官和士兵带回家乡的故事与官方宣传机构对为什么必须这么做的解释大相径庭。
除阿富汗战争之外，所有这些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给人的印象是都很成功。这种情况对于公众对军队的支持自然没有多大负面影响。然而，阿富汗战争拖了很长时间，最终结果是1989年年初苏军从阿富汗全部撤出，非正式地承认苏军战败了。老兵们回到家乡后向家人和朋友们讲述了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他们中许多人在战争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们的故事与媒体上报道的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很不一致。死去的士兵的尸体是装在密封的棺材中运回家乡埋葬的，军队处理这些事情时鬼鬼祟祟的行为加强了老百姓对官方有关战争的报道的不信任。戈尔巴乔夫在撤军问题上虽然很容易就得到了国防部部长的支持，但他并没有很快结束战争。在他执政的头三年中，此次战争对公众心目中军队形象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减弱。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在维持国内秩序上越来越依赖军队。这方面广为人知的例子有：1986年12月在哈萨克、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1990年1月在阿塞拜疆和1991年1月在立陶宛所发生的情况。苏军部队直接参加了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并应对每次行动中的血腥屠杀负责。种族冲突也开始呈上升趋势：1988年在外高加索地区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布哈兹、1989年在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河谷、1989年在摩尔达维亚的外尼斯特利亚和加戈斯族聚居地均发生过种族冲突。苏军在这些冲突中担任的角色多种多样，有时站在某方一边，有时保持中立来遏制暴力活动。
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军高层领导而言，这些事件逐渐变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们除了关注外交政策问题、军备控制、从东欧撤军、裁减军队规模、削减军事预算、“军转民”计划和军事改革问题外，还必须处理诸如苏军枪杀了苏联公民等不大不小的琐碎事情。“公开性”使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全面地了解到事实真相。过去几十年里，媒体将军队刻画为具有爱国热忱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形象，然而，这些事件却严重破坏了这种形象。
使用军队维持国内秩序也加剧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立陶宛冲突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少数民族，这使军队内部的少数民族官兵经常感到紧张。到1980年代末期，民族问题终于激化了，这使许多部队的可靠性和战斗力大为削弱。
要准确判断所有这些因素对苏军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能的，甚至确定这个问题始于何时也是困难的。人们印象中觉得从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一些军官就有不同意见。苏军入侵阿富汗无疑有着重大影响，高级军官内部从阿富汗战争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奥加尔科夫元帅以及他周围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坚决反对阿富汗战争。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这场战争在广大官兵中的负面影响已经相当严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要把阿富汗战争和后来在维持国内秩序中使用军队的影响与“公开性”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所引起的动用军队的事件区分开来，而两者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大部分党的高级官员似乎并没有认识到使用军队执行警察任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等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1989年春天，许多共和国公众的情绪爆发了出来，突出表现在对服兵役的态度上，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地区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抵制征兵运动。
对这些事件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事件对军队有如此大的破坏作用。当然，下文的叙述是简短的且难免有缺漏，说它简短是因为要详尽叙述这一问题需要专题文章长篇大论，说它难免有缺漏是因为可用的材料极不完整。下文最重要的是说明这些事件对军队所产生的严重影响。
第13节。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的最大影响是苏军战无不胜的形象遭到了毁坏。过去对东德（民主德国）的干预很快就恢复了共产党的统治，然而在阿富汗战斗了近十年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在宣传上再怎么做手脚也掩盖不了这一点。事实上，失败的阴影逐渐渗入苏联民众，特别是参加战争的官兵的心灵，当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撤军的想法时，他发现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已感到厌倦，准备让阿富汗问题顺其自然，并打算开脱自己的责任，而将罪名推在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身上。他们中除了葛罗米柯外，其他人都已去世。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次战争，它在苏军广大官兵中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曾采访过35名参加过此次战争的苏联老兵，他的研究从社会和组织的角度揭示了他们的表现。尽管我们也有对此次战争的更详尽的描述，但这些描述与阿列克谢耶夫的实际而简明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首先，苏联社会中最基层的社会群体承担起了在阿富汗服役的主要任务。当苏联老百姓从战场上归来的官兵口中得知他们在阿富汗究竟执行了些什么任务时，逃避兵役成了一种风气。应征青年为了逃避被送往战场，向武装部的征兵官员行贿也成了普遍现象。有较高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总是有办法让他们的儿子免于被送到阿富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防部及其征兵机构将征兵的重点放在了农村，城市中只有少部分青年入伍，因为集体农庄的男青年逃避征兵的机会和办法都比较少。兵役局还将征兵的重点放在另一个易受责难的社会群体中，那就是犯罪青年，大批有犯罪记录的社会青年被送到了阿富汗，或者以服役代替服刑，或者在刑满释放之后去服役。
其次，作为一种惩罚措施，军队内部也开始挑选表现最差的官兵到阿富汗服役，经常会有纪律较差和训练成绩不好的部队被送往阿富汗。因酗酒被降级的军官通常会接到去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命令。来自中亚地区的后备役军人和基建工兵营的士兵，因其素质较差、缺乏战斗技能，一般也会被补充到训练成绩差和缺乏人员的部队中去。
再次，政治军官在介绍阿富汗的政治形势时常常有意误导士兵，公然说谎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有时告诉士兵，他们将去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如修建房屋、学校和幼儿园，有时告诉士兵，他们将与中国、伊朗和美国的雇佣军打仗。这些部队抵达阿富汗之后，这些谎言不攻自破，使得部队士兵对政治军官没有任何信任，也阻碍了部队军事指挥官维护其部队的纪律和士气。
最后，军队的纪律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不起作用的。阿列克谢耶夫的采访对象提供的情况表明，官兵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由于军官经常体罚士兵，士兵们有时会进行报复，把军官杀掉，并将他们的死亡归咎于作战行动。种族间尤其是中亚民族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使得谋杀、暴乱和叛变事件时有发生。虽然阿列克谢耶夫在描述每一类事件中只提供了几个事例，但其他消息来源已证实军队内部的种族冲突确实是普遍存在的。来自中亚地区的少数民族士兵尤其常会倾向于同阿富汗的反抗者友好往来，甚至叛逃过去。
老兵欺负新兵的恶劣做法进一步加剧了种族矛盾。这种做法对1980年以后入伍的士兵是非常普遍的，基本上没有一支部队能幸免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老兵欺负新兵使得打架斗殴、种族间的争吵和肉体伤害事件层出不穷，有许多次甚至把人打死。因此，苏军是带着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进入阿富汗的，战争不仅加重了这些问题，而且还制造出新的问题。
吸毒（如吸食大麻、印度大麻和鸦片）的现象随处可见。据阿列克谢耶夫的采访对象提供的情况，约有一半士兵，特别是已进入第二年服役的士兵经常吸毒。他们吸毒的理由是：“当你吸毒时你就会忘掉所有的烦恼，生活对你来说变得轻松了。”酗酒本来就是苏军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阿富汗变得更为突出了。
事实证明，健康问题对苏军的损害程度并不亚于阿富汗反抗者的进攻。苏军部队的卫生装备太差，还得超负荷工作，许多部队缺少洗衣和洗澡设备，卫生条件相当差。疾病和卫生问题造成的减员始终高于战斗减员。表12…1表明，整个战争期间有40多万人患有严重的疾病，有五万多人受伤，有15000多人死亡。亚历山大雷亚霍夫斯基对阿富汗战争的描述是基于大量的机密材料和他自己在阿富汗的亲身经历，他认为苏军普遍存在害怕疾病传染区的心理。曾担任第40集团军司令的米哈伊尔扎伊采夫将军就特别害怕染上当地的疾病。他到部队检查工作时，总是干预部队的作战行动，给部队制造麻烦，所以下属指挥官特别担心他下部队。他们常常告诉他的秘书他们正在疾病流行区执行任务，从而迫使他取消对部队的视察。
在苏军内部本来就存在的盗窃和贪污现象在阿富汗变得更加严重。士兵将偷窃的物品（包括弹药、武器、车辆零部件以及军营内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用来换取阿富汗人的物资，也用来换取一些西方的消费品，而毒品在这方面的需求显然更大。事实证明，军官们在制止偷盗和这种非法交易上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大部分下级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颇为紧张。
据阿列克谢耶夫的采访对象提供的情况和战争期间西方媒体对这方面的大量描述，苏军对阿富汗老百姓的掠夺、抢劫和施暴事件是相当多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杀无辜、弓虽。女干、把俘虏弄残废、纵火、把阿富汗人放在装甲车下面碾压，这些都是媒体披露出来的罪行，暴露了苏军对部队管理的软弱和无效。此外，这些行为也损害了苏军作战部队的纪律和士气，至少西方的职业军官是这样认为的。但苏军指挥官对此明显地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曾经问过许多苏联的军官和政府官员，苏军为什么会宽恕这些粗暴的行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回答说，俄罗斯并没有把生命看得很值钱。
雷亚霍夫斯基试图从积极的方面刻画苏联军官队伍的形象，但即便是他的描述也没有否认像扎伊采夫将军的例子所表明的那种负面的形象。虽然他极力将此次战争中的苏军刻画为悲剧性的英雄形象，但他的书中也充满了消极的描述，如在阿富汗苏军战术不灵活、训练很差、全然不顾当地的政治形势、政治军官为了往上爬互相拆台、高层腐败、上级指挥官对下级指挥官瞎指挥。苏联有些部门更是将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表现说得一塌糊涂，如设在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将有关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材料作为“吸取教训”的教材，充分说明苏军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是相当差的。
苏军刚刚进入阿富汗时，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和不良习气就露头了，并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变得越来越普遍和越来越突出。事实上，这些问题是苏军存在的最后四年里全军性问题的提前暴露。苏军到阿富汗时是带着许多自身存在的问题进去的，那里的环境又使得这些问题越演越烈。老兵们回到国内的部队后又将这些新的问题带了回来，特别是吸毒、盗窃和变卖武器装备，并加剧了与少数民族官兵的冲突。老兵们还将这些问题带回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中，严重地破坏了军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是战争使得有些人变成了罪犯。1989年11月，即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八个月后，最高苏维埃表决通过对所有在阿富汗服役期间犯罪的士兵实行大赦的决定，其中包括2540名已被判刑的士兵。我们可以想象虽然犯罪但没有被起诉的士兵有多少，应该数倍于被判刑的士兵的数量。
诚然，我们的分析只是定性分析，主要是基于我们印象中的材料。然而，这些问题已渗透到了苏联社会和国内的部队之中，这还不足以对苏联整个武装部队的纪律、战备和士气产生重大的影响吗？导致这种结果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但这些问题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此外，官方掩盖阿富汗战争中苏军出现严重问题的宣传，使人们对这些问题对苏军的负面影响的估计更加不足。
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当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0月17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阿富汗撤军的设想时，他大声宣读了几封使人潸然泪下的信，这些信来自战士们的母亲，是控诉战争的。他在评论这些信件时说，所有的信件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这是国际主义义务吗？以谁的名义进行这场战争的？阿富汗人需要这些义务吗？它值得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被送到那里，为什么而战斗，为何要杀死老人和小孩）为之献身吗？你们（苏联领导人）为什么要将刚刚入伍的士兵投入战场，让他们面对用最好的武器和最好的训练武装起来的职业杀手？他们只需用十个人就能对付我们一个齐装满员的旅。”这条信息非常清楚：“政治局犯了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而且要尽快纠正，因为每天都要牺牲宝贵的生命。”诚然，这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做法，是为了达到政策的目的而导演的戏剧表演，然而，戈尔巴乔夫竟然能进行这样的表演，说明这场战争对苏联社会的冲击相当大。
第14节。阿拉木图的“民族主义骚乱”
阿拉木图的“民族主义骚乱”
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是戈尔巴乔夫对党内高级官员进行清洗的早期受害者之一，他曾担任哈萨克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达20多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86年1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免了他的职，由在哈萨克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取而代之。而科尔宾能担任此职，主要是因为他与利加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密切。公众对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严格执行纪律，据说1970年代在格鲁吉亚工作期间，他曾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指导下学到了惩治腐败的有效方法。
任命俄罗斯族人领导哈萨克共和国的共产党，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引起了暴乱。1986年秋天，“公开性”还没有形成气候，因此官方的审查制度只允许对该事件有选择地进行报道。此外，外国记者访问阿拉木图的要求被拒绝。
宣布科尔宾任命的当天，抗议的人群就聚集在市内主要广场上并彻夜滞留。第二天，当内务部的部队试图用铁锹和军犬驱散人群时，骚乱爆发了。广场上的人群开始有组织地闹事，据英国《卫报》报道，示威者有万人之众。他们围攻党的机关后，冲进了两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犯人。在骚乱的第二天，由于内务部的部队无法控制局势，军队接到了进入该市的命令。陆军部队乘坐装甲车开进了市区，并占领了据说向示威者提供支持的一所大学。军队的严厉行动很快制止了大部分骚乱。
党中央马上采取了控制破坏范围的策略，并从莫斯科向阿拉木图事发现场派出了以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索罗缅采夫为首的中央调查组。（1986年）12月19日，苏联媒体上才出现了对骚乱事件较为详细的报道，把该事件描述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进行的街头闹事。示威学生被描述成喝醉酒后参与了抢劫和毁坏他人财产的行动，其内含的意思当然是没有政治上的动机。据官方的这篇报道，只有一名警察和一名示威者死亡，但非官方消息灵通人士坚持认为，死亡的人数要大大高于这一数字。索罗缅采夫在阿拉木图停留期间，在公共场合露了几次面，一再强调党和国家的权威以及更好地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接下来便是严厉的司法审判，两名学生示威者被行刑队执行枪决，四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戈尔巴乔夫及其政治局对这起事件反映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做出了明显错误的判断。中亚地区党的领导人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就于1984年被免了职，因为他及其周围的一帮人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在该共和国的腐败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很明显，戈尔巴乔夫认为中亚共和国因为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种族混杂，因而缺少真正的民族主义感情。示威者的行动极有可能不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库纳耶夫的支持者的唆使，因为那些人已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地位将会失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莫斯科党中央和阿拉木图党的领导迅速采取了行动，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在以后的少数民族骚乱事件中，他们采取的行动并没有这么有效。
发生了骚乱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但由于媒体没有对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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