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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的瓦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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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叶利钦——1987年秋天曾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斯大林式的阴险人物，一个被开除出政治局和被撤销了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的人——这时要来救他了。1990年春天叶利钦东山再起，这在苏联政坛上是史无前例的。他得到了两种人的支持，而这两种人又是相互支持的。一种是一大批已对戈尔巴乔夫失望了的自由民主人士，另一种是一心一意搞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1990年5月底，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样他就可以以共和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了。他在党代会上一发言，就宣布要退党，而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们建议戈尔巴乔夫做的，以便重新得到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的讲话将戈尔巴乔夫从失败中拯救了出来。当保守派势力开始尝到胜利滋味的时候，叶利钦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党是决定不了改革的命运的，如果保守派势力在党代会上占了上风，那他们就要面对人民“将党的权力和财产全部国有化”的斗争。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群众必要时会行动起来没收党所有的，实际上又常常被党的官员们占有的财产，包括特供商店、医疗诊所、旅馆、汽车、夏季别墅、公寓及其他财产。戈尔巴乔夫趁机选择了中间路线，躲过了对他的攻击。大会决议最后达成妥协，保留他的总书记位置，将利加乔夫及其支持者赶出政治局。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获得了重大胜利，因为大会头几天看上去他就要垮台了。可实际上，叶利钦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叶利钦不仅威逼保守派势力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妥协，而且给了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党内激进改革派一次重新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机会，但同时却彻底粉碎了关心改革的知识分子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使党组织继续分裂。与此同时，叶利钦开始为俄罗斯共和国的独立而奋斗，这使几个要求独立的共和国领导人有了新的和强大的同盟者。立陶宛和格鲁吉亚挑战苏联制度的合法性是一回事，俄罗斯站出来挑战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一旦民族分裂运动拉上俄罗斯参与其中，苏联和苏军就注定要瓦解。1990年夏天，苏联的政治形势大大改变了。此后，戈尔巴乔夫极力挽救苏联的命运，阻止党组织的崩溃，而叶利钦则不屈不挠地要将两者都摧毁。
第9节。未完成的任务
未完成的任务
下面所述是有关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方面的情况，它关系到军队政治机关的命运。大会之前，总政治部投入巨大的精力为党内利加乔夫派争取尽可能多的代表。随着党内分裂趋势的加剧，地方党委及其组织变得越来越涣散，但总政治部相对还是统一的，至少在上层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保守派们利用总政治部参加莫斯科的一些反戈尔巴乔夫的活动，组织了反对改革的示威游行。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将军在党代会还在进行时就向媒体吹风，赞扬利加乔夫，并表明他是利加乔夫的同盟者。然而，总政治部内部在青年政治军官中也有自己的问题。洛帕京少校本人就是一位政治军官，他和与他一样的年轻军官都在为争取党代会的代表资格而奋斗。因此，利济切夫在挑选军队代表时就需要格外谨慎，最后他成功了。在269位军队代表中，170位是将级军官，93位是“高级校官”即上校，其余六位代表中有一位下级军官和两位军士，从而从组织上确保了执行保守派路线。这样，总政治部组成了利加乔夫及其追随者可以依靠的代表团，它属于保守派，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几名改革派人士也设法挤入了代表团名单，如建议废除征兵制的亚历山大察尔科上校。и米и花и书и库и ；www。7mihua。com
尽管戈尔巴乔夫劝说大会通过了决议，重申支持他的防御性军事学说，以合同兵役制补充义务兵役制，但他也被迫重申帝国主义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退，不得不在废除政治机关的问题上退让。政治机关保留下来了，但它变成了国家的机构，而不再是党的机构。它负责军队的教育、文化和行政工作，并将军队指挥权完全留给了指挥官们。尽管总政治部不再是直属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但苏共并未失去其在军队的巨大影响力。
除了总政治部之外，军队内还有党的组织，类似于地方政府机构中党的组织。党的组织系统，从基层党支部到各级党委，直至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都被保留了下来，但存在于政治机关之外。在军队党组织系统的顶端是“苏共全军党代会”，它选举产生了“苏共全军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组织党在全军的活动。不论从哪方面看，苏共全军委员会就是总政治部的翻版，唯一的实质性变化是苏共全军委员会失去了对旧的政治机关的直接控制，这些政治机关移交给了国家。政治机关虽然在军队各级指挥系统中失去了代表党说话的权威，但它们依然在军队内存在，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和各级委员会也仍然在军队内存在。
这一情况绝不是戈尔巴乔夫设想的结果，它对削弱政治机关的权力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然而，形式上的变化引起了公众对政治机关和党在军队中作用的激烈辩论。在党代会举行之前，洛帕京少校就以主张废除政治机关而引人注目，此外还有尼古拉图托夫中尉和维克托波德泽卢克上校。图托夫向媒体抱怨说，他所在单位的政治机关试图阻止他作为人民代表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波德泽卢克对政治机关的巧妙攻击则激怒了总政治部的领导。
党代会召开前不久，波德泽卢克上校与政治军官尼古拉彼得鲁先科上校在总政治部的刊物上进行了一场辩论，从而揭露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情况。波德泽卢克认为政治军官没有干多少正事，并举例说他们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社会主义竞赛”，而这些资源应该更好地用在军事训练上。他承认在俄国内战期间，红军在军事技能上严重依赖投诚的沙皇军官，那时政治委员制度是必要的，政治机关在提高农民官兵的文化素质上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但现在政治军官已退化到了无用的地步，对于军事指挥官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起到妨害作用。波德泽卢克主张实行真正的“单一首长制”——军事指挥官一人负责，结束政治军官作为其副手带来的混乱。
令人吃惊的是彼得鲁先科承认政治机关在军队普遍不受欢迎，但他驳斥了波德泽卢克的其他论点。他首先就国内战争后伏龙芝对军队的要求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单一首长制”会很快演变为“单一权力制”，没有政治军官对权力的制衡，军事指挥官会很快被权力所腐蚀。彼得鲁先科认为诋毁政治机关是不能接受的，而是要对政治机关的工作进行改进，改革就要求政治机关激发出更大的活力来，因为它们是改革事业的“先锋队”。波德泽卢克进行了答辩，表示希望彼得鲁先科的这种思想并不意味着恢复斯大林式的做法，并指出彼得鲁先科所举的政治军官工作效率高的事例，事实上只说明他个人的情况。他们俩的观点分歧很大，显然是无法沟通的。
党代会期间，主张废除政治机关的军官得到了一些公众的支持。会议还在进行时，7月4日的《共青团真理报》就发表了由47位自由派人士签名的公开信，提醒人们要警惕总政治部领导人的伎俩，告诫人们他们可能会与党内其他保守派联合起来发动一场政变。该信指出：“军队党的领导人正与党内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采取各种措施保住他们在陆军和海军的地位。”利济切夫的副手什利亚加上将在媒体上猛烈抨击了这一指责，虚假地表示他是代表党代会军事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讲话的。塔斯社（苏联官方通讯社）副社长在会上谴责将军们利用军队内部的问题实现他们自己的野心。党内改革派团体“民主讲坛”的一名成员也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谴责最高统帅部和党的机关勾结起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并声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内的年轻军官准备做出更加激进的反应。事实表明，党代会上总政治部领导人在捍卫政治机关方面并不孤立。亚佐夫元帅本人就反对武装部队非政治化，并对军队其他方面的许多改革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将军在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部队政治机关大加赞扬。当亚佐夫和莫伊谢夫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察尔科上校开始进行反击，对这两人被提名公开表示反对，称他们是改革的反对者，但察尔科、洛帕京、图托夫和其他改革派人士在这场斗争中都失败了。
党代会后仅几天时间，利济切夫就被解除了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受到这一事件的鼓舞，反对政治机关的人还在继续要求撤销政治机关。然而，利济切夫的继任者是什利亚加上将，这使他们没有理由表示乐观。什利亚加一上任就宣称武装部队非政治化是“不道德的”行为，会削弱军队力量。他坚持认为共产党在军队中依然具有最权威的影响。洛帕京少校的看法则正好相反。他认为自从苏联成立以来，军内政治机关就一直是破坏军队固有职能的主要因素，它将军队作为控制国内局势的工具，从而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被用于强迫农民实行农业集体化，镇压动乱，迫使少数民族俄罗斯化，以及帮助完成经济计划。官方的历史著作将1930年代末斯大林清洗军官队伍前的红军描述为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洛帕京不承认这一点。他也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情况有所变化，倒是认为党再一次使军官们对党阿谀奉承，军官们对自己前途和晋升的关心胜过对职业技能的关心。
党代会后，洛帕京、察尔科及其同盟者意识到，他们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或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内已不可能对军事政策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同支持“民主讲坛”的自由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一样，在党代会上遭到失败，于是他们加入了叶利钦的阵营，将他们的事业融入俄联邦政治集团的事业中。叶利钦在宣布他的政府的军事政策时，并未设立俄罗斯国防部，而是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年秋天之前，他一直将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空着，但他于1990年秋天任命洛帕京少校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此后，洛帕京及其同伙——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军队的——就开始死心塌地地为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效力。
第10节。以新面目出现的总政治部
以新面目出现的总政治部
直到1990年秋天，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改革方案才开始实施。9月，亚佐夫在一次政治军官会议上称，苏联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军官们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确保党仍然是军队的领导力量。他的讲话使政治军官们毫不怀疑他们的命运已危若累卵，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适应制度上的变化，以保持自己的生存。10月初，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进行重大改组，总政治部不再是其下属部门，政治机关的控制权转到总统办公厅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0月底，新的“苏联共产党组织在苏联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出台，规定“苏联共产党组织及其下属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此外，他们还指定“全军党代会”为党组织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实际上，“全军党代会”在五个月之后才成立。┅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1991年3月29日，第一届全军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据说这是改革政治机关的一个步骤。亚佐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在会上讲了话，致开幕词的是总政治部撤销后大概已失去工作的什利亚加上将。什利亚加的开幕词与官方的路线保持一致，称政治机关改革的目标是确保军队中党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分离开来，但他坚持这一工作已经完成，党政分开的工作是成功的。然而，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抨击道：“党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敌人加紧活动，意在挑拨离间军队与社会的关系。”亚佐夫也痛斥那种“假冒民主人士的社会团体”。将军们愤怒情绪的背后，毫无疑问是对1991年3月中旬关于是否要保留苏联的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表示忧虑。每一个发言的人都称全民公决是对保留苏联的肯定，这是对投票结果的重大歪曲。不管怎样，他们的讲话为整个会议定了调。
与会的大部分发言者都对支持真正改革的人予以谴责。被选为“全军党委会”书记的米哈伊尔苏尔科夫声称：“目前，一些势力不仅利用这些（改革）口号削弱共产党在武装部队中的影响，而且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改变军队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反对从组织机构上将党政分开的原则，指出：“武装部队只应当听从一个党即执政党的指挥现在，共产党就是执政党。”反对改革的代表们在虚伪的吵嚷声中将他们自己打扮成维护军队利益的斗士，坚持认为民主派和改革派企图破坏军队的“一长制”。长期以来，政治机关和总政治部才是导致“一长制”出现混乱的源泉。只要苏联仍然致力于推进国际阶级斗争和埋葬资本主义，党在军官队伍中的影响就会存在。过去的四年里，推行国际阶级斗争和埋葬资本主义等口号已不再是苏联的政策，这样，党在军队中建立完备的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也就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将军队的控制权交给议会和国家行政部门，而不是交给某个政党。
第一届全军党代会使总政治部摇身一变，成为“全军党委会”，其领导地位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退党后被开除出列宁军政学院的政治军官维克托库兹涅佐夫上校公开指出，党依然控制着军队的指挥体系，其主要做法是党不按照关于社会组织的国家法律行事。苏尔科夫将军向媒体透露说，军队中新的党组织“并不是新成立的什么党，我们还是军队中的那些共产党员这些人在组织上都是政治机关的人”。
1991年“八月事件”后，人们已清楚地看到总政治部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如何有效地保护了自己。沙波什尼科夫空军元帅取代亚佐夫成为国防部长后，所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不仅要取消政治机关，而且要禁止党在军队中的一切活动。事实上，在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前一天，他就向国防部军事委员会会议建议（国防部军事委员会会议在未遂政变结束后也是这样向莫伊谢夫建议的，并请他转告戈尔巴乔夫）应实行“非党化”。莫伊谢夫同意了，但前总政治部主任什利亚加将军表示反对，他嘲讽沙波什尼科夫说：“你还年轻，年轻气盛啊！”
沙波什尼科夫是不会轻易上当的。“八月事件”期间，他拒绝了国务委员会要求实行紧急状态的请求，同时也鼓足勇气向党宣战。据他自己说，他的决定并不是机会主义行为，而是过去几年的感觉累积的结果，即认为必须实行包括结束共产党专制权力在内的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与什利亚加争吵后的第二天早晨，沙波什尼科夫就在空军司令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了他的退党决定。对他的这一做法，除一人反对外，大家都表示支持。那天沙波什尼科夫退出了苏联共产党。
沙波什尼科夫作为国防部长走马上任后，继续推行自1990年1月以来莫伊谢夫和亚佐夫就着手执行的军事改革计划。但他很快发现，尽管总政治部是激进改革的对象之一，但改革工作仅仅是表面上的，既没有达到实现非党化的目的，也没有实行非党化的有效手段。他很快就向部长会议提交了以彻底废除政治机关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部长会议通过了他的全部方案，但实施命令迟迟未见签署，他被告知实施命令还需经过最高苏维埃的同意。9月中旬，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总统法令，禁止任何党派或团体在国防部、克格勃和内务部从事政治活动，他还在国防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清理剩余的未改组的政治机关——当时已被改为正式的“国家组织”。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亚历山大列别德中将把委员会的工作描述得一塌糊涂，他只参加了三次会议后，就拒绝继续参加。洛帕京少校在会议结束后还与国防部副部长科切托夫将军辩论，而委员会主席沃罗比约夫上将则始终受到一个名叫杜布罗夫斯基的上校的冒犯，后者要求将“近98000名”政治军官召集到莫斯科来进行信任审查。列别德认为该委员会的这种粗俗和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法荒谬至极，所以退出了委员会。列别德自己对此事情的描述不免掺有感情成分，但他提供的年轻改革派与将军们斗争的情况却是可信的，该委员会最后一事无成。
就在新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全力推动戈尔巴乔夫期待已久的改革进程时，推进改革的组织机构暴露出了自己软弱、涣散、难以胜任的问题，沙波什尼科夫发现短时间内遣散数以万计的政治军官并非易事。1992年夏天，因为政治机关作为国家机构保留了下来，大部分政治军官都陆续地转移到刚刚组建的俄罗斯军队中去了。
沙波什尼科夫对党和军队的看法对于揭示党…军关系的性质是大有帮助的。他在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年轻时深受党的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他深深地意识到，要在军营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加入党组织，因为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然而，当他成为一名高级军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虚伪的气氛笼罩着党的统治集团，高级军官在党的权威面前卑躬屈膝。人们对此现状只能顺从，别无选择。“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对所有师以上高级军官的任命拥有最终决定权。沙波什尼科夫举例说，他同他的副手们、集团军司令和空军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任命某军官为师长，并亲自找此军官谈话，指出了他的任何一点小毛病后，各级党组织还要按其规定的程序自下而上逐级审查他。有时，沙波什尼科夫会接到某个在行政机关部工作的政治军官的电话，这个人会说：“叶夫盖尼伊万诺维奇，这个人选不合适。”然后再没有任何解释，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每当这种时候，沙波什尼科夫都会将心中的怒火强忍下去，但对此种情况，他永难忘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改革政策，使广大军官对改变党的虚伪做法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实际情况却将他们的希望击得粉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退党行为对沙波什尼科夫和大批军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军官退党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洪流。
笔者在一次采访中直截了当地问沙波什尼科夫，他首先是一位元帅，还是首先是一位共产党员。沙波什尼科夫意识到其中的含义后笑了，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说他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只能讲述他在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感受。年轻时他义无反顾地献身共产主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做一名飞行员对他变得越来越重要。飞行时，他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远离了这个世界，他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给他带来越来越多的烦恼，然而，离开党组织又意味着他全部事业的终结。最后，沙波什尼科夫认为，不同的军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在技术密集型军种，如空军、海军和战略火箭军中，更多的军官并未将入党看作他们的主要理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自身发展所必需。而在地面部队，情况就不同了，许多军官将成为共产党员和事业上的发展这两件事看得同等重要。
当然，亚佐夫元帅和莫伊谢夫将军都是陆军军官，传统上军队最高指挥层是由所谓的来自陆军的合成部队的军官把持着。沙波什尼科夫是空军元帅，而不是合成部队军官，这意味着他永远都不能指挥某个方面军或高层次的战区部队，也不能当总参谋长，只能指挥空军部队。按照他的说法，“八月事件”期间，他认为海军和空军的军官对此次危机事件表示的异议比陆军军官要更放得开一些，这正是因为地面部队军官的党性更强。沙波什尼科夫的话和一些校级军官的类似说法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苏军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中，党及其意识形态对军官的控制要弱得多。然而，在主要指挥系统和整个地面部队中，军事职业和对党的忠诚依然结合得非常紧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第11节。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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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有关苏军总政治部的许多问题以及军队在政治上的表现都被西方曲解了，部分原因是西方普遍接受的关于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既不能预测未来，也不能解释现实。这些理论可能看上去深奥，但有两点例外。它们的理性基础简单易懂，是美国人普遍接受的信条：军官必然对民选政府构成威胁，民选统治者必然厌恶军官掌权，因而更有可能喜欢民主；高级军官和文职政治家必然发生冲突，即便不是公开的，也是潜在的，控制军队是任何政权面临的根本问题。当然，控制暴力手段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是普遍的和根本的问题，但什么是“军”，什么是“民”，在政治意义上，这两者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是不同的。苏联的制度有几个鲜明的特征，即作为战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战斗的政治组织”（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的称谓）的革命党以及战争动员经济。这使苏联制度下“民”与“军”在政治上的界限与西方有所不同。
一些学者在解释苏联的情况时，认为军人的职业化要求和损害这种职业化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军事军官们要从党那里争取更大的自由。另一些学者认为文职统治者让总政治部扮演支持军事指挥官的角色，帮助指挥官训练部队和整肃纪律，防止军民关系严重对立的潜在危险出现。党与军队的关系之所以不紧张，是因为党多多少少满足了军队的要求。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要面对军队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干预政治的危险。第三种解释不像前面两种那样广为人知，其解释的情况也与前面两种不一样，它强调的是列宁主义的党（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纪律严明的组织）和职业军官队伍（由“驾驭暴力的专家”组成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两者不仅在组织形式上惊人地相似，而且两者都要求其成员为完成指派的“任务”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解释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的几个理由。党致力于革命，革命是战争的一种形式，而红军是至少在一国范围内最终保证革命顺利进行的工具，要深入推动革命的进程，就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两者的这种密切关系表明，在苏联的制度下，军队与党的冲突并不是导致政策分歧的主要原因。苏联军事决策上的分歧是始终存在的，但对立双方的成员中都既有不穿军装的党的领导人，也有军官，而且这些军官也是党员。因此，军事政策上的分歧是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军民对立，或更准确地说不是军队与党对立的结果。
上述三种理论解释分别被称为“冲突论”“控制论”和“一致论”，分别由罗曼科尔科维兹、蒂莫西科尔顿和笔者本人提出。这三种理论尽管还有与现实不符的地方，但事实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第三种理论。其他许多学者提出的理论大致上是这三种理论的变种。
科尔科维兹“冲突论”的前提是苏军的职业化要求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水火不容。共产党对军队现代化程度的要求越高，它就必须满足军队职业化所需的更高的自主要求，其最终结果是军队日益扩大的职业化自主要求派生出了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自主要求，这便是苏联政治体系下制度多元化的萌芽。这种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与研究苏联政治的西方学者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减弱，苏联制度正处在向多元化过渡的初级阶段。科尔科维兹的著作是在1960年代末期完成的，此后的事实表明，这样的过渡并未发生。不仅如此，此后的20年中，我们很难找到党与军队冲突的证据，在军事政策上党内派系斗争的证据倒是随处可见。
1973年，笔者对科尔科维兹的理论进行了批评，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同苏联军队自己的战争哲学是一致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同苏联现代职业军官队伍的社会精神气质也是一致的。大量证据证明笔者的批评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所有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沙波什尼科夫提供的证据有力地证明，苏军技术密集型军种的职业化要求确实冲淡了党的意识形态对军官的束缚。此外，他还讲述了亲自经历的事例，即从专业要求角度选拔的空军高级指挥官被“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武断地否决了。这样，笔者不得不承认自己低估了军队职业化要求同军内党的机关之间开始出现的冲突。这些冲突是客观存在的，1980年代尤其如此，正像几位苏联军官（例如前面已介绍过的波德泽卢克上校）证实的那样。政治机关确实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们组织的活动与军人的职业无关，耗费了官兵们大量的时间。但这种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仰遭到侵蚀和党内腐败——按照沙波什尼科夫的说法是“虚伪”——造成的结果，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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