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狼商道 (原创)-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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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时代有领袖吗，如果有，是邓小平吗？但为什么会议室挂的伟人像只有“马恩列斯毛”？

　　种了半年地，也沉下来思考了半年的问题。我很清楚，这些问题也许当时中国顶尖学者也无法回答，反正我当时可能接触到的区乡干部是麻麻咋咋的，放在一个小小山村，给谁诉说。

　　我必须走出去。

　　好在自学考试再考及格一科就拿文凭了，也算大专肄业吧。听说海南搞的是市场经济，私人请人不要城镇待业户口，有的甚至不要文凭。

　　1988年6月9日，又是个半夜子时，年迈父亲把家里损吃俭用积攒的100元钱送到我的手里，母亲与往常我出远门一样，再三叮咛“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为咱爸妈，为咱家，为咱总也苦不完的农民兄弟，我要再闯海角天涯！

　　可能有人认为：这人多低贱，人家“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愿为两斗米折腰”，似乎还很得意。

　　是的，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怎么值钱，何况我这类莫法评职称的“闲散科技人员”。就是跟不上市场，转不过观念，羞于谈钱的大学教授也不怎么值钱嘛。

　　毫不讳言，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已经从自然经济文明迈向商品经济文明时代。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不思变革的观念向“变化中求发展”的多变观念转变。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观念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开放经济与开放社会观念转变。

　　“官本位”观念向“个人价值通过社会多元实现”的平等观念转变。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观念向“效率优先，贡献优先，先进优先”的观念转变。

　　“名正言顺”的人治观念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转变。

　　“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观念向“对社会贡献大小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人的社会化”观念转变。

　　“人身依附”观念向自我独立、自我意识、自我负责的“人的解放与发展”观念转变。

　　总之，中华民族正由“生存模式”向“发展模式”大转变。

　　从《周易》阐释的“简化”和“变化”，和马克思关于事物是变化发展的理论，都向我们昭示：我们必须做好“变”的文章。

　　1980年代，尽管我的生存条件只有“两斗米”，但我依然在“变”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找到了农村、农民，特别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长期享受不平等待遇的症结——“二元社会”。

　　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后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我国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建国后，国家出台了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目标的户籍制度，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给农民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今天，城里骂人喜欢骂“你龟儿农民！”，表现出极端的丑化和蔑视。

　　咱们进城务工农民，即便做到我这样的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也只能叫“农民工”，也只能“愿为两斗米折腰”——实际上只要老子有饭吃，那个龟儿才愿为你那低人一等的“两斗米”折腰。此等现象与著名作家周克芹非得拿到“矛盾文学奖”才能“农转非”别无二致。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进程。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剥夺了咱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

　　建国后长期“伤农补工”，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大量吸取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来满足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原始积累。据统计，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就连我们生产队的红苕都晒干交公粮了——荒唐之极！

　　还有总也养不肥的各式各样“半截鞋”无休无止的搜刮。用与我同僚的地方干部的说法：“干竹竿都给老子把油熬出来”——超生个娃娃祖辈的钱都可能变为“民兵费”，打盘麻将“分分钱都给你搜出来”——那些龟儿子的干得出来——那个教的就不知道了——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不如当农民工。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限制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有权利吗？做“鸡生意”都要抓。197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门口看到对面山坳下来了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听说是来抓做鸡生意的，我吓得打抖。

　　农民问题的本质在于农民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基本权利的缺失。这种权利的缺失使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更加弱势化。比如，现行的户籍制定限制和剥夺了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收容遣送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就业制度使农民既不能在党政机关求职，也不能在国有企业工作，大量在非国有企业谋职的进城农民却连工人的身份都没有得到，更不用说基本的劳动保障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则明显属于少数城市市民的特权制度。这一系列二元性的城乡有别的政策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这种人为造成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在当今世界是十分罕见的——这一系列的政治政策经济导向培养的是数不清的“愿为两斗米折腰”——看不见，但实际存在的“饥饿和愤怒的双眼”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后来，我在凉山州金阳县撰写的“扶贫攻坚与‘257119’”是啥子概念——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250元——急死官员、气死知识分子——基尼系数算都无法算——直到2007年金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仍然只有2150元——为金阳城镇人均收入的1/4…1/5，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1/2，全国城镇人均收入1/6…1/7。

　　这样荒唐的“制度”在相当时期还有人为它唱赞歌，这样万恶的“规矩”居然保持了几十年——莫名其“土地堂”！　。。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五）
读书当为天下谋

　　——农村有志青年报国“撞门”

　　为了找工作，为了把工作干稳当，我们这代农民子弟必须苦学。但仅仅为混口饭吃，为做个官吏，即为“稻梁”，对得起自己的苦学吗，对得起同样生活艰难，精神郁闷，看不到前途而寄希望于来生的父老乡亲吗？

　　显然读书的目的除了自己的饭碗还有一腔报国热血。想想那些无所作为的庸官，想想那些蚕食公共资源的贪官，再比照狄仁杰、包公、海瑞，还有诸葛亮，你不觉得“肉食者鄙”，需要新一代明白人担当大任吗？

　　河南开封包拯祠内有一幅包拯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

　　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

　　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

　　勿贻来者羞”。

　　这首诗后来谱曲成了电视剧《包公》的主题歌。因为钟爱所以经常边唱边写，数百民众跪送“青天”的情景总是挥之不去。

　　还有电视剧《纪委书记》主题曲《淘尽人间是与非》：

　　一腔滚烫的血，两行酸楚的泪。

　　浸透世上情和爱，淘尽人间是与非。

　　天地悠悠，冬去春又归。

　　人世匆匆，有去没有回。

　　鞠躬尽瘁写春秋，

　　无愧也无悔，无愧也无悔。

　　数过多少年，轮回多少辈。

　　月亮累了天就亮，太阳累了天就黑。

　　沧海桑田，造就无数风流。

　　潮涨潮落，沉浮多少权贵。

　　谁说英雄都是梦，

　　正气千古垂，正气千古垂。

　　时间久了，我常附会为“一腔报国血，两行酸楚泪”，不失时机的表达报国无门之无赖心境——月亮已累了，苍天可曾亮？潮起又潮落，正气何时回？

　　尽管我们时代已经出现民主、自由、平等、科学、法制、和谐的政治局面；但我深知，中国太大，发展总难平衡，多元文化背景将长期存在，类似“一根筋”的知识分子还将继续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老百姓仍然期盼多一些“包公”，多一些“孔明”。

　　我像一位不在编的“守夜人”，眼睛睁得大大的，冷静的谛视着万象人生。

　　毛主席说：“解决土地就赢得农民”

　　对1970年代半工半读，吃着“大锅饭”走过来的新聘公社干部来说，“改革”就像是给咱家发“救济”——如大旱之望云霓。

　　比我们再老一辈的人知道，共产党红军打下一城一镇开地主老财的仓，放地主老财的粮咱农民是啥子感受；三年困难时期，“犯人”李铜钟开共产党的仓，放共产党的粮咱逃荒农民是什么感受——今天，邓小平主持“分田单干”咱们农民又是什么感受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深知农民需要什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可后来他老人家又把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统筹安排，像搞大工业一样，希望发挥规模效应。我作为这个“规模效益”的参与者，十一二岁就感到这是“空了吹”——泰勒那么厉害，能把工人操作的动作都作出规范的所谓工程师式的生产管理者，也没能把“规模化生产”扯伸展，何况我们刚学习军队式大生产管理。为此，我们这些大社员、小社员不知道开了多少“研讨会”，翻烂了多少“劳动定额”，最后翻出个“饥肠辘辘”。

　　如今“改革”要把过去收归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民，叫“包产”也好，“包干”也好，“单干”也好，总之，这一亩三分地归我支配了——至于是否作为“私产”卖给美国人，所有的农民做梦都不会这样做。

　　后来，上边说三十年不变，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还提出“100年不变”——就像英帝国宪法规定自由资本主义长期不变一样，自己认定好的东西就不要轻易摇摆——要不然，老百姓不知道跟“张大帅”，还是“王大帅”。

　　一句话，收我的地没有什么理由，放给我也不要什么理由，你以后还想收回去，也不需要理由——家你在当——对咱农民来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咱们听政府的——即便你是满清政府、军阀政府，也不见几个农民直接给政府对抗。

　　1980年9月，内江县史家区组织我们各公社的经营管理干部到龚家公社六大队搞分田试点，带队的是区领导门淮先，我们叫他门老师。

　　在与大队党支部袁书记等大小队干部及社员代表多次讨论商量后，我们决定：

　　一、“先划土”——理由是“田”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基础保留，万一联产承包责任制搞错了，社会主义的根基不会动摇——好像有理。

　　二、“按劳动力承包”——理由是“责任制”是针对劳动者的管理制度，不应针对没有参加集体劳动的老人和孩子。

　　按照两个思路，我们开始作动员工作，同时也征求具体土地划分办法。结果多数农民希望：

　　一、“联系产量计算奖赔”的责任制说到底还是集体管理，你那个奖赔账越算越复杂，最后无法真正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按人口、按户头承包——包产到户——最后大家感到每户承包土地一样，上交标准也应该一样，那么就直接搞成“包干到户”——交够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

　　二、先划土后划田，到时候“土不如田”，一不做二不休，田土一起划。

　　最后，通过十个经营管理干部，加上门淮先十一个人给区上作了汇报——内江县史家区“大包干”就这样搞起来了。

　　龚家公社“大包干”试点结束后，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

　　我到当时的全安公社上班后首先接受由区上组织的农业经济管理方面的培训。几乎每天都在算“大锅饭”与“包产到户”的对比账。

　　什么“要用表嫂的钱办表哥的事”，即用较少的劳动耗费创造较多的经济效益。

　　什么“箍桶理论”，就是今天所谓的“短板理论”，即因一块短板影响一只水桶的容量。

　　什么“比较经济学”，比如一段时期农村流行说法：种粮不如种菜，种菜不如种树，种树不如养猪，养猪不如打工，打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当官。

　　还有享用一生的“典型调查加推算”的调查方法，农林牧副渔分类成本核算，记账、算账、报账与用账，用财务分析方法研究农村经济比较效益。

　　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与承包合同管理，包括农村土地经营承包制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村土地发包与承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法律、农村承包合同条款、农村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和兑现、农村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违反农村承包合同的责任、农村承包合同纠纷的处理等都做过一些初步研究。

　　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统计口径培训、土地承包后的生产队会计培训以及能够把手磨出茧子的统计报表填报。

　　当时，我还给广播电台投过一篇稿叫《抽签与搁平》。说的是好土孬土事先分类，编排次序事先约定，然后抽签排列各家各户序位，数到那里，那里就是你家的地，没得扯头。这样尽管不利于家庭承包地成片，多少会影响生产经营；但，只有这样小块小块的分，力求相对集中的分法才搁得平，群众意见才相对较少。我们全安这套办法很多乡都在用，大家都觉得“搁得平”是第一位的。

　　我们这十个聘用制公社干部通过四年努力，个人成了农经管理行家里手，顺利完成“第二次土改”任务，但自己却被内江县农林部全部解聘，回家种地——滑天下之大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组、到户，包干到组、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6年初，全国超过的农户实行“大包干”，从此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彻底告别饥饿。

　　学习力就是竞争力

　　我深知“学习力是最本质的竞争力”。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学习力的竞争。

　　多年的职业经历告诉我：

　　（品质＋敬业＋创新）X学习==人才

　　因此，要想成为优秀人才品质、敬业、创新都很重要，但不学习迟早都会落后，跟不上潮流。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有所思、学有所悟，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曾说：“作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除了掌握专业知识外，还要细读哲学、文学与历史”。为此，我将学习的范围扩大，按尼总统的治学要求：要有艺术家一样的激情，具有想象力，要有法律工作者的条理性，具有理性精神，要有哲学家一样的洞察力，善于分析总结。我现在学的是文学，还应该选学哲学、经济等更适合做行政管理的知识。

　　在学习方法上确立“学习为本、工学结合、注重能力”的先进治学理念，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和充沛的学习精力。

　　尽管1980年代十年间几乎每天都在学习，实际读书时间绝不低于当今天下最优秀的博士；但毕竟没有老师，没有师兄师弟，算是工作单位里的“象牙塔”，因此，要学着孔夫子那样走出去，向更宽广的社会学习。

　　为此，在对自身前途及民生忧患息息相关的政治变革如痴如醉的钻研，在对资本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青年的前途问题彻夜难眠的思索的同时，在内江参加了若干短期培训，还邀约几位同学，请了几位老师，搞了个“新竹”文学社。旨在相互切磋，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当然也少不了年轻人永远也改不了，实际上也无须改的“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给高中语文老师吕方杰写过一封信，下面转载他给我的回信，读来一定有所裨益。

　　正举：你好！

　　来信读后，十分欣喜，我已经看到“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了。

　　上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你被广播局招聘为记者，心里十分高兴，但一直未曾前来看你，请原谅！

　　你上高中时个子不高，像个孩子，但你的钢笔字却写得十分出色，文章也写得很好，我在后来的学生中，还夸过你这个当年带有浓厚乡土味的学生呢！当然，几年不见，想来一定是长高了，长壮了，成了漂亮的小伙子了；可能现在认不出了，但当年你的模样，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作为教师，除了教好现在的学生外，也常常叨念着过去的学生，为他们祝福。作为我一心只为学生是念，别无他求。

　　谈及写作，荒废多年，手笔生疏。但为了培养学生，组织几个业余的通讯员，我还是十分乐意效力的，更何况上半年我还组织了一个《浪花文学社》呢，只可惜工作繁忙领导又不十分支持，现在是搁浅了。如果我能借你这支东风，不知能否重新扶起这株幼苗，怎能说得上添麻烦之类的话呢？若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连感谢都感谢不尽呢！

　　关于你物色通讯员一事，如有闲暇盼早日光临！

　　致礼！

　　吕方杰　忙草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夜

　　我们办“新竹文学社”的宗旨就是吕方杰老师确定的，即如郑板桥的诗：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龙孙绕凤池。

　　老师的愿望很明确，他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但又提醒我们：新生力量的成长还须老一代积极扶持。

　　作为“新竹”联络召集人，我向老师同学们学了很多东西，甚至包括一些政治理论。我体会比较深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特别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排外心理的重炮。它是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因此，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来，西方列强总是以其实力作依托，以武力的，枪炮的，商品的，资本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即和平和战争的种种手段使中国屈从于他们，成为他们的附庸和奴隶。

　　人家韩国就学到西方经济竞争那一套。韩国负责统计、预测、计划、经济协调的经济企划院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资与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其很多产品以高质低价优势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甚至成为亚洲国家的偶像。

　　我感到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意识一般人都有了，1980年代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第一生产力的问题是解决了的，但对资本仍然讳莫如深。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工作的经验：科学和资本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两只翅膀，我想，它既然能够让资本主义的经济腾飞，为什么就不能在我们国家展翅呢？

　　当时，我们那批文学爱好者都很年轻，有些想法也近乎幼稚，其中有位仁兄的想法很大胆也很令人深思。

　　他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有多少好的东西我们的老师，包括老师的老师；我们的家长，包括家长的家长，一代传给一代，已经深入骨髓。你宣传它，它是存在的，不宣传它它也是存在的。我们不会连祖宗都忘了，就算大脑忘了，留存在血液里的中国情结也是抹不掉的呀！”

　　因此，他认为要摆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过分依赖，甚至迷信，从而影响到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学习吸收，建议“做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天常操作的公关活动——炸长城！

　　他还说：“不要一提到炸长城就好像挖祖坟一样，伤了你的尊严。我们只搞仪式，不破坏文化景点，不伤及文物，旨在警醒国民不能意味蜗居长城，囿于长城，要突破长城，敞开心扉，去吸收更适合人性，更适合发展的思想，去寻求更适合生存的出路”。

　　话虽有一些道理，但毕竟不合国情，不能矫枉过正。

　　不能像“左们”那样不喜欢传统文化就“炸孔家店”；不喜欢寄希望于来生就“破四旧”；毛主席说“以粮为纲”，也许“全面发展”还没有说完，我们十二队的人就把桃子树都砍了；还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领袖一出口，连我们小学娃娃都在寻找“路线”，为上街捡粪还是上坡割草争论不休。因此，我们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后来，内江市公安局派人向我了解情况，问起我们文学社那些事，我谈起来很轻松很诙谐。

　　我给内江市委书记傅运鸿写信抱怨我这个“百里挑一”的人才不如卖豆瓣的“小职员”，人家吃国家粮，我吃农村粮。难道你希望我也要像周克芹非得获得“矛盾文学奖”才能农转非吗，你不觉得周克芹到成都开会自带大米是“守夜人”的耻辱吗？

　　还有新竹文学社的事，一群年轻人以天下为己任，思考一些关乎国家命运的事情，又不影响你们家鸡生蛋、猪生仔，你们怎么这么上心？难道你让我们也像当年那些“好孩子”一样，叫你打人就打人，叫你批斗就批斗吗？你是不是应该把“脑子”还给我们了！

　　谈了半天没什么结果。最后还是我主动解扣，我说：“你们放心，我们好不容易才盼到邓小平这样有起码良知，敢说真话，办人事的干部当家，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至少不饿肚子嘛，至少你没有直接把我抓起来关‘鸡圈’嘛；所以我会好自为之的”。

　　的确，好在小平同志出山了，好在已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好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城市改革也已拉开帷幕，好在今天真理标准已经由理论推演变为“实践检验”，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好在有经济特区而海南搞的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路总是越来越宽，希望总是越来越大。我似乎已经看到远航归来的桅杆，看到了喷薄欲出的朝日，触摸到了一展才华的时机。

　　下面两段文字是我1986年下放到内江县四合乡当乡广播员时写的日记。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晴。

　　上午读了艾芜的《石青嫂子》，再一次加深了我对中国人求生本领的理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沉睡多病的巨人。正是我们民族曾经无数刀兵，无数干扰，无数懦夫统治，我们的人民才练出应对艰难的能力。

　　翻开两千年封建史，在我眼里就是一部求生存的历史：只有逆来顺受，很少奋起反抗，只有兵来将挡，从未主动进攻，面对西方小国和东方小岛的蹂躏，束手无策。

　　在漫长的岁月里，老百姓不是在生活，而是生命简单延续，他们只希望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

　　为了应对灾荒，妈妈把米糠煎成粑粑，为了应对肠堵家中得留一点清油，为了让我们吃上一小块红薯，妈妈需要挨饿一整天。还有总也数不清搞不懂的“对百姓的折腾”，母亲承受了，我们都活过来了。

　　难怪母亲总是说“气力干了是有的”，相信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小心奕奕的呵护着一个个羸弱的，瘦成藤藤的儿女。

　　我在想，如果唐山大地震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某些强调人权的地方，或者人性高度自由的地方，将会有多少灾民因精神崩溃铤而走险。《犯人李铜钟》如果不是乡亲饥荒外逃，他怎么也不会私开粮仓。

　　艾芜塑造的石青嫂子，在房被烧，菜被扯，丈夫离去，五个不到十岁的小孩都张口等饭吃的境况下，应该束手无策，可她照样坚强的生活。临去逃荒时，她告诉儿女：“等桔子红了的时候，我们还会回来的”。

　　遗憾的是，正是因为我们民族太过坚强，太能吃苦，间接的抑制了我们的进取。

　　今天我们说“富民升位”，如果我们的人民都安于现状，都觉得“穷”我不怕，继续逆来顺受，可想而知，这“位”怎么升？

　　该转变观念了，由“活下去”变为“怎么活下去”。

　　一孔之见，聊以自慰。

　　十月十三日，星期四，晴。

　　早上起床，见米无一粒，面无一根，便决定出门。究竟去哪儿呢？出了门再考虑，反正不能留在家里饿肚子，因为我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

　　我来到三推寺，检查到腰里还有两元钱，便上了去内江的班车。

　　我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哪儿是今天的去处。

　　——去买红纸写“丐帮成立大会”的横标

　　——去局长办公室借钱

　　——去向县长要官

　　——去家里再向父母伸手

　　——去亲戚家、去朋友家、去同学家？

　　不！不！不！抓了抓头皮想刺激安分守己的神经，终于我决定先去一个地方，因为只有这地方才能抑制我浪迹江湖的心理。

　　下了车，又上了车。

　　十点，我来到她的宿舍。她也是文学爱好者，对我这位有文人气质的男士无疑是欢迎的。

　　我们谈了一小时又谈了一小时，从三吏三别到诗仙诗圣，从古文八大家到大历十才子，从竹林七贤到初唐四杰，还谈到《荷马诗史》、《人间喜剧》，但该说的话却一句不敢说。

　　下午三点，告别主人乘车进城，又是一场关于去哪儿的内心矛盾。

　　——去艾国华处无车了（当时在复习参加高考）

　　——去刘万清处无车了（当时在靖民乡教书）

　　——去知荣哥家无钱了（姐夫在另一个县）

　　——去局长家无勇气

　　不！不！不！我抓了抓头皮想刺激安分守己的神经，终于决定还是回四合乡广播站，因为我